农业

农业是人类的社会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 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它们都是有生命的有机体,都依赖一定的环境条件而生长繁殖。人类通过社会劳动,对它们的生长繁殖过程及其所处的环境条件进行干预,从而取得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和其他物质资料。

早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国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在其所撰《汉书·食货志》中,就有“辟土殖谷曰农”之说。这反映了古代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以种植业为主的朴素的农业概念,亦即当今所称的“狭义农业”。其实,原始农业是从采集、狩猎野生动、植物的活动孕育而产生的。后来,种植业和畜牧业也相依发展,至今仍以种植业和以它为基础的饲养业作为农业的主体。天然森林的采伐和野生植物的采集、天然水产物的捕捞和野生动物的狩猎,主要是利用自然界原有的生物资源;但由于这些活动后来仍长期伴随种植业和饲养业而存在,并不断地转化为人工的种植(如造林)和饲养(如水产养殖),故也被许多国家列入农业的范围。至于农业劳动者附带从事的农产品加工等活动,则历来被当作副业。这样,就形成了以种植业(有时称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副业为其结构的广义农业概念。

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专业分工和相互依存,同时也促进了农业与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密切联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从而形成了多专业、多方面联系的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体系。生态学的发展,还揭示了农业的每一构成部分实际上都是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循环、转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说明,随着社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农业的认识还必然会进一步拓宽、深化。

在人类的一切生活资料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食物。中国有句古语,叫“民以食为天”(《汉书》郦食其传)。马克思的论断是“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按营养学的基本知识,人只有从食物中摄取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才能维持生命、从事劳动和繁衍后代。而历史上的饥荒和当今世界部分地区的缺粮危机,则从反面说明了食物生产的重要性,它的不足,势必导致社会动乱,产生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可以认为,在人类尚不能用化学方法合成比农产品更为廉价优质的全部营养物质以前,农业作为最基本、最主要的食物生产部门的职能,将不可能被别的生产部门所取代。

当然,人类的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除了食物以外,还需要衣着、住房等等。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的生活需要不但更趋多样化,而且要求优质、方便、舒适。手工业和商业,以及现代工业和可称之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等的发展,适应了人类生活的多方面的需要。同时,除了物质资料之外,各种“精神产品”的生产也日益发展起来。然而,不但许多工业,如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等的原料直接来自农业,而且工、商业赖以发展的市场和一部分资金来源,也离不开农业。从历史上寻根溯源,只是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食物除了满足自身需要之外逐渐地有了剩余,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其他生产活动。这是手工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科学文化卫生事业以及其他一切社会上层建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十分精辟地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产生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世界的现实也仍然表明这一论断的无比正确。当今的经济发达国家,几乎都是农业技术比较先进、农业生产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也有少数发达国家农业并不发达,但它们都必需进口农产品,才能满足发展本国经济的需求。这种情况说明,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都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不是以本国农业为基础,就必然要依赖他国农业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而赢得独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的曾经一度把发展工业放在优先地位而忽视农业;或者仅仅注意发展经济作物,用以出口换取工业品,而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却依靠进口。这些国家在国际保护主义和不等价交换的情况下,不但本国的农村经济不能振兴,工业也难发展,有的甚至负债累累,一遇天灾人祸,便饥荒频仍。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如果依赖外国农业为基础,是很不牢靠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1亿人口的大国里,农业的极端重要性更加显而易见。建国近四十年来的经验证明,只有实现农业的稳定发展,才会有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才会有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又怎样逐步迈向更高的水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农业的性质和特点。

农业生产,如同一切社会生产一样,也是一个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产品由结成一定生产关系的社会成员,凭借一定的生产手段和劳动对象生产出来;然后通过交换和分配,部分投入消费领域,部分又重新成为劳动对象而回到下一个生产过程,如此周而复始。就这一方面来说,农业生产具有一切社会生产的共性,即按照经济再生产的客观规律而发展。

但农业生产又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生产的特殊性质,即它是有生命物质的再生产。它的经济再生产过程总是同自然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所谓自然再生产,是指生物有机体通过同它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物质、能量的交换、转化,而不断生长、繁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绿色植物依靠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和水、矿物质养料转化成为有机物,用于自身生长,并繁殖后代,由此构成自然界的“第一性生产”,构成生生不息的植物世界。种类繁多的植物产品又可为动物提供它们赖以生长、繁殖的食物,由此构成自然界的“第二性生产”,构成生生不息的动物世界。植物、动物的残体和排泄物回复到土壤中以后,可以再一次成为植物的养料来源,如此循环不已。这个自然再生产的过程,按照自然界生命运动的客观规律而发展。

显然,单纯的自然再生产过程构成自然界的生态循环,但并不是农业生产。作为农业生产,还要有人类生产劳动对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干预。这种干预必须既符合生物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又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干预的有效性,一方面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生命运动规律的认识程度和干预手段的先进程度;另一方面又必然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这样就构成了农业生产的二重性。把握了这种二重性去观察农业,就可以发现:农业的经济再生产的规模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人类对农业的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干预能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提高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农业生产正是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二大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不断地由较低水平上升到较高水平的。

从农业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看,农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大体概括为原始农业—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4个阶段。

在距今约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当原始农业在亚洲西部肥沃的新月形地带(即今伊拉克、叙利亚一带)、中国的黄河流域以及其他一些被誉为古代文明起源的地区开始形成的时候,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能力是极其微弱的。凭借的生产手段,只是石刀、石铲、木棒等最简陋的工具。单个劳动者力量不足,就靠许多人集合劳动。他们砍倒并放火烧掉地面的植物,将种子播到地里,靠草木灰和土壤中固有的肥力而生长发育。这里的地力耗尽了,就易地栽种,到另一块土地上再放火烧荒。这种所谓“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比起纯粹依靠从自然界采集现成生物资源的活动来说,虽有所进步,但生产力水平相距不远。因为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各种自然因素。在原始农业时期,在更为广泛的地区还产生了从捕猎动物到驯养动物的原始畜牧业,有许多民族部落开始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农畜等产品多在氏族公社内部分配和消费,很少有剩余可用以进行商品交换。

到了古代农业(也称传统农业)时期,人类对自然条件如季节变化、土壤肥瘠等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农产品由于因时因地种植而获得增加。但初期受奴隶制的束缚,生产的发展是缓慢的。在奴隶制解体并进入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铁制农具的出现和畜力的使用,促使生产力发生了质的变化。凭借铁犁、畜耕等新的生产手段,人们有了改善动植物生育环境的较大能力。长期生产经验的积累,又使人们有可能摒弃“刀耕火种”而采取新的耕作方法。在欧洲,出现了以休闲轮作为主要内容的二圃制或三圃制农业;在中国,则较早地形成了以耕、锄、选种、施肥、浇水、轮作、复种等措施紧密配合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与之同时,在有的地区还出现了以放牧或游牧为主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剩余农畜产品的增加,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商品交换逐渐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要求农业提供更多可供交换的农产品,从而推动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的继续进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古代农业突破了原始农业的局限,导致了农业生产力的一次飞跃。

但古代农业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作为基本动力来源的人畜力,是靠农业生产的食物所提供的能量维持的;施入土壤的自然肥包括绿肥和动物排泄物等,也来自农业本身。因此,在生产过程中,物质和能量主要是在农业系统内部周而复始地循环着。这种半封闭式的循环由于不能从其他物质生产部门取得更多的物质和能量补给而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同时,封建地主阶级对农业劳动者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更是严重地束缚了农业生产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仍很缓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古代农业的这种局限性,只是由于18世纪60年代的产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勃兴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才得以被打破,从而促成了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使生产力出现了又一次飞跃。

现代农业是以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市场条件为前提的。纺织和其他工业的发展,工商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促使农产品市场不断扩大,对农业生产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刺激。率先出现的,是畜力牵引的改良农具和化学肥料,这是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的成果。相应发生的是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或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这可以说是现代农业的先行阶段,也可以说是农业发展的近代阶段。随着内燃机的发明、石油等矿物能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化学工业的进一步发达,人畜力农具为动力机械所取代,多种化学肥料和农药被广泛使用,农业中投入的物质能量大大增加。农业同工业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从而打破了古代农业的半封闭式循环。尤其重要的是,各门自然科学纷纷被引入农业领域,形成了栽培、饲养、育种、病虫害和兽疫防治、农业工程以至生物工程等应用学科。这不仅使人们在调节控制作物和畜禽的生产环境方面逐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权,而且获得了“改造”动植物本身遗传特性的能力。再加上电子计算机、原子能、遥感等先进技术手段在农业中的应用,人们对农业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干预能力,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农村经济向发达的商品经济转化,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更加提高;农业生产同农产品的加工、销售以及同农业生产资料的制造、供应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又促进了各种农、工、商一体化的经济形式的产生。所有这一切,都为农业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使现代农业的生产水平远远超越了古代农业。

在当今经济发达的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以美国为例,每公顷玉米的产量在1800~1940年的140年间,始终停留在1.5吨的水平上,而1941~1981年的41年间却增加了近4倍。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1870~1910年和1910~1950年的前后两个40年间,分别增长0.5倍和1.4倍,而1950~1975年的25年间增长了2.4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供养的人数,1840年为 3.9人,1910年为 7.1人,1975年增加到54人。农产品的商品率1910年为70%,1979年已达到99.1%。再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农业也在加速发展。1950~1981年的世界谷物总产量增加了1.5倍,已经超过了同期世界人口增加77%的增长速度。农业加速发展的事实,否定了 180多年前马尔萨斯关于粮食的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预言。

然而,世界农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仍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中,而且不同国家转化的程度和所需条件的完备程度还相差悬殊。1981年世界按人口平均的谷物产量达 368.5千克,但占世界人口74%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谷物产量只有 243.5千克。营养不良还在影响着广大人民的健康,饥荒还在剥夺许多人的生命。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则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而不断地出现危机、停滞和农产品的大量浪费;而过度地使用矿物能源和化肥、农药,还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加剧。社会主义制度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新的条件,但它也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社会主义农业都还处在改革的进程之中。这都说明,已经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的农业,还将继续按照其经济的和自然的规律性,不断前进,迈向新的高峰。

农业生产的进步和自然科学、经济科学的多方面的渗透,已使农业科学成为一个多门类、多层次的知识系统。

曾经有过这样一种错觉:似乎人可以靠“天”吃饭,务农不用科学。但实践却告诉人们靠“天”吃饭并不容易。于是自古就有人不断总结经验,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改进耕作、饲养方法等方面下功夫。这些经验和方法,用文字记载下来,形成了光辉灿烂的古代农业文化。然而,生产实践经验只是产生科学的源泉。它本身不等于科学。

现代农业科学是现代自然科学和经济科学被应用到农业生产实践并与之相结合的产物。农业生产,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统一过程,实际上包含着3个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生物有机体,一个是生物赖以生长、繁殖的环境,再一个是人的生产劳动等社会经济活动。其中每一方面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有独特的运动规律。农业生产不能依靠任何单一因素的作用,它需要 3个方面因素的协调统一。这就决定了农业科学不仅包含的学科门类繁多,而且具有从微观到宏观的多种层次。

农业科学首先是一门技术科学,它提供人工控制生物有机体的生命活动、从而取得所需产品的技术知识。主要的内容可以概括为:

(1)由育种学提供的有关动植物品种改良的技术知识。其目的是通过改变动植物的遗传特性,使产品更加符合人们的经济需要。包括植物育种学、动物育种学等。

(2)有关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的技术知识。其目的在于通过人工控制动植物的生长、繁殖过程,以取得更多更好的产品。与此相应的有农艺学、林学、畜牧学、水产学以及植物保护学和兽医学及其所属的分支学科等等。

(3)有关农产品收获、采伐、捕捞和贮藏、加工的技术知识。这方面知识涉及的过程,有的是栽培和饲养等主要生产过程的延伸,有的如林业采伐和水产捕捞,本身就是主要的生产过程。

(4)有关改进农业生产手段和生产环境的技术知识。这就是农业工程学。包括的学科有农业机械、农田水利、土地开发、农业建筑和农村能源等。

经验性的农业生产技术,早在现代农业科学产生以前就有了。作为科学的技术不同于经验性技术的一个根本点,在于前者是以科学原理为指导的。因此,农业科学还必须提供与之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由于各种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都是以生物有机体为对象的,阐明生命运动规律的生物学在农业基础学科中居于首要地位。如育种技术就主要是以遗传学为理论基础而发展的。但农产品的栽培、饲养及其贮藏、加工、运输等技术除了需要生物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的知识外,还需要有关环境条件变化规律的知识,这就涉及更多的学科,诸如土壤学、农业化学、农业气象学、农业工程学,以及植物病理学和昆虫学等。而农业生态学则有助于揭示农业生产中生物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条件之间宏观联系的规律。离开了这些基础理论知识,一切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与创造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所有这些,构成了农业的自然科学的基本内容。它是多门类的:学科范围涉及生物、环境和人所凭借的生产手段,涉及三者之中每一方面的许多因素。它又是多层次的:从应用技术到专业理论、基础理论;从生物有机体及其环境条件,到影响它们的发展变化的微观的物质运动和宏观的生态联系。事实上,除此以外,农业科学的研究还必须借助更为基础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

然而,自然科学还只能说明农业自然再生产的规律。而对农业经济再生产规律的说明则需要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于农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规律的研究,提供有关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经营形式、农产品交换、农业收入分配、农业资金信贷和农业税收等方面的知识;二是对于农业生产经济以及农业技术经济的研究,提供农业资源开发利用、农业的合理结构和布局、各种技术措施的合理组配及经济效果评价的知识;三是对于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原则和方法的研究。农业的经济再生产由于受自然再生产的制约而产生的某些特点,例如土地的特殊重要性,自然条件对生产的影响和生产的不稳定性,以及生产的季节性、地域性,生产周期长和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一致,设备利用率较低等等,要求农业经济学提供能够反映农业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的知识。

农业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农业整体,也可以是某种农产品的生产或某一生产过程;研究的范围,大至一国或一个地域的宏观发展战略,小至一个生产单位的微观经济活动或某项技术措施的经济效果,因而也是多门类、多层次的。

除此以外,有关农业历史的研究,包括农业科学技术史和农业经济史的研究,对于阐明农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规律,也有重要意义。

以上,只是农业知识系统的一个简单轮廓。分类未尽完善,概括可能也有欠全面。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深入,学科之间还必然会相互渗透,出现各种交叉学科。例如正在发展中的农业系统工程学就是在自然科学与经济科学相互渗透的过程中产生的。可以预见,在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农业科学不仅将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出现更多的门类和层次分化,而且将出现不同学科之间的综合,从而使它的研究和应用达到新的深度和广度。

中国是世界农业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农业大国之一。在距今七千多年之前,中国人民的祖先已经摆脱了采集、狩猎经济,开始从事农业生产。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朝代更迭,沧桑变化,但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农立国”。

中国幅员辽阔,气候条件复杂,既有大片温暖、湿润气候条件下的沃土,也有不少严寒、酷热和患旱患涝、土壤瘠薄的地方。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彩的自然资源。中国是水稻、大豆、粟、黍等重要栽培作物的起源地,多种果树、蔬菜、花卉、药材和茶树的故乡。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栽桑养蚕,创造了多种耕作制和多熟制的栽培技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野生种和中国人培育的许多动植物品种,早已成为世界优良动植物品种的种质资源宝库。总之,在较早的历史年代,中国人民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了农业生产的累累硕果。

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遗产也是闻名于世的。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已经知道农业增产之道在于调节好“天”、“地”、“人”三者与农作物的关系(《吕氏春秋·审时篇》);到北魏时,贾思勰又提出了“顺天时、量地利”,因地因时因物制宜的原则。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充分挖掘生产潜力,历来实行精耕细作,注意“用地”和“养地”的结合,以使“地力常新壮”(《陈旉农书》)。这实际上反映了农业集约经营的早期思想。中国历代有关这些思想、经验的文字记载,除散见于各种古籍以外,专门的古农书有数百种之多。其中,北魏的《齐民要术》和明代的《农政全书》被誉为古代世界最完备的两部农业百科全书。至于民间的“农谚”,更是简练生动,家喻户晓,广为流传,充分反映了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积累之丰富和普及之广泛。

由此可见,中国农业的过去是十分光辉灿烂的。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是世界传统农业发展的先驱。来源于历代农业的生产经验和文献,至今犹有珍贵价值。

然而,在长期闭关自守的过去,封建社会停留了特别漫长的时间。资本主义虽萌芽较早,但迟迟不能发展。两千多年的封建剥削,加上近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使中国农民的生活十分贫困,农业生产手段极为落后,农村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所分析的;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这是近代中国农业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农业大大拉开了差距的根本原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终结,从而为农业的振兴和现代化提供了可能。完成于1952年的土地改革,使中国农业从半封建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生产迅速上升。接着进行的农业合作化,又使中国农业解脱了小生产所有制的局限,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轨道。从建国起到1978年止的近30年间,中国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设,使历史上极为严重而频仍的水、旱灾害大为减轻。农用拖拉机和机电排灌动力的大幅度增长,化肥、农药和优良品种的推广使用以及耕作制度的改革等等,使农业的单产和总产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30年中农业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1955年夏季以后,由于指导思想上对合作化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原因,农业的发展速度曾受到影响。随后,在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更使中国农业遭受了重大损失。农业中集中统一的经营体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的提高,使中国农业长期未能摆脱自给、半自给性传统农业的落后状态。

中国共产党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是建国以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转折点。全会制定的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对于我们党领导农业的经验作了科学的、精辟的总结。全会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集中精力使目前还很落后的农业尽快得到发展,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高速度发展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条件。”并指出:“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调动我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这说明了正确地对待农业,正确地对待农民,是我们党领导农业的经验中特别重要的内容,对现在和将来都具有指导意义。正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抓住了振兴农业这一环节,就把整个国民经济带动了起来。从1979年开始,逐步推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普及了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了一系列搞活农村经济的政策,包括提高农产品价格、取消对农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等等,使农业中过去集中统一的经营体制得到了改变。广大农民群众由于有了经营自主权而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各种乡镇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为随着农业生产水平提高而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出路,为发展农村中多种经营、引导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积累资金、推进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能。不断完善的农村经济政策,加上随着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而日益增强的物质技术条件,正在使我国农业走上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

当然,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还是很低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仍然需要经历长期、艰难的过程。几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的改变,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资金的积累,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及其与中国传统技术的结合,农业中传统的细小经营规模向适度经营规模的过渡,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向现代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以及农民文化技术素质的提高等等,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不仅需要农村经济和农业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需要整个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当前,中国农业还面临农村人口增长快,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严峻形势。这说明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将是一个需要几代人努力的伟大事业。但近十年来改革的成效证明,前进的方向已经指明,航道已经开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依靠适用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进一步发挥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坚持改革,继往开来,在辽阔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农业,将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