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ixing
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知指知识、知觉、思想、认识；行指行为、行动、践履、实践。古人讨论知行问题，多从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关系立论，但也包含着一般认识论意义。直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特别是近代的孙中山，才逐渐赋予知行以比较纯粹的认识论意义。毛泽东则在科学意义上规定了知行范畴的确切内涵，使之成为辩证唯物论认识论中的主要范畴。
在中国，知行范畴出现很早。《左传·昭公十年》(公元前532)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说法。《古文尚书·说命中》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思想。到近代，孙中山有“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的唯物知行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知行统一观。知行学说在中国经过了20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有独特风格的中国哲学的认识理论。
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知行问题，本质不在于“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和“行易知艰”，而在于知识的来源问题及同它相联系的求知的途径、方法和检验知识真伪的标准问题。
先秦知行观知识的来源问题，春秋末期的孔子首先作了回答。他认为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生而知之”的观点表现了割裂知行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倾向；“学而知之”的观点，又表现了重视后天学习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倾向。 孔子所谓 “学”，实兼“知”、“行”二义。他认为“行”比“知”重要，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但他讲的“行”，主要是指统治阶级要求的道德修养活动，没有把行看作知的来源。
战国初期的墨子把认识的来源归到“闻之见之”的感觉经验，认为概念是客观实在的反映。他说，判断一个人能否辨知白黑，“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贵义》）。以行测知，这是有合理因素的知行观，不过他这里说的“行”只是一种简单的选取活动，还不是科学的实践概念。
先秦道家的老子提出“不行而知”的观点，说“不出户，知天下”（《老子》四十七章），否定感觉和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庄子彻底发展了老子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人们认识世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否定真理的客观标准，从相对主义走向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
孔子之后，先秦儒家发生了分化。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生而知之”的唯心先验论方面，认为人天生就有“不虑而知”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荀子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知行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强调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官对外物的接触，系统的知识来源于学习和经验的积累。荀子还把“行”引进认识论，对知行关系作了深入探讨。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荀子的知行观是先秦认识论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两汉隋唐知行观两汉时期，董仲舒宣扬唯心主义的天意决定论，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内容都是天赋的，认识的目的就是知“天意”。东汉的王充则尖锐地批判了所谓圣人“不学自知”、“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先验论观点，强调“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圣贤不能性（生）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王充已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的知识和技能来源于“日见日为”的亲身实践，并主张用效验来考察各种知识、言论的虚实和真伪。
隋唐佛学关于知行问题的论述，在中国知行观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佛教各派为使人们超脱尘世，从精神上皈依佛国乐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修行理论与方法，体现出具有特殊形态的知行学说。佛教哲学中的知行问题，离不开宗教义理和宗教实践的关系，教人如何逃避现实生活。不过其形态各有不同，有的偏重领悟宗教义理，表现出重知轻行的倾向，如华严宗；有的主张止观兼习、定慧双修，表现出知行并重的倾向，如天台宗；有的主张“定慧等学”，表现出知行合一的倾向，如禅宗。佛教哲学中的知行观对宋明以后的各种唯心主义知行学说产生了深刻影响。
宋元明清知行观宋元明清时期，出现了各种系统的知行理论，知行问题成为当时哲学斗争的一个重要侧面。 宋代程朱学派首先提出了知先行后说。 如程颐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程氏遗书》卷二十五）。知不依赖于行，“人力行，先须要知”，“须是知得了，方能乐得”（《程氏遗书》卷十八）。他始终把“知”放在决定性的地位。朱熹发展并完善了这种知先行后的理论。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朱熹虽然说“论先后，知为先”，但毕竟较多地注意到了知行互相依赖和互相促进的关系，认为二者相须互发。明代王守仁在认识路线上和程朱并无二致，但是他反对“将知行分做两件去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他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和闻恶臭属知，好好色和恶恶臭属行，二者是同时发生的，知和行不过是观念上的不同层次而已。他把好恶的感情也叫做行，这就混淆了知和行的界限。以致以知代行，抹煞了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活动的行。王守仁“知行合一”说的宗旨是，“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传习录下》）。和程朱一样，王守仁的知行学说最后也是一种道德修养论。
明清之际，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王夫之，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了宋明以来的各种唯心主义知行观，建立了“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比较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学说。他批评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认为它割裂了知和行的统一，在二者之间“立一划然之次序，以困学者于知见之中”；又批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认为它抹煞了知和行的界限，“以其所知为行”，“销行以归知”，实质上也是一种知先说。他认为，一切唯心主义知行观“皆先知后行，划然离行以为知者也”，都是以知和行、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他明确提出“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的思想，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突出地论述了行优于知、行高于知的思想。他还注意到知对行的反作用，认为二者既有“先后之序”，又“互相为成”，把知和行的同功并进描述为一个“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则知之”的循环往复、无穷发展的过程。王夫之的知行学说达到了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但有把认识论问题伦理化的倾向，而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
近代知行观知行问题在中国近代哲学斗争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资产阶级改良派 “贵知不贵行”，“必先求知而后行”；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恃革命开民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鲜明地表现了两条认识路线的对立。这一时期对知行学说贡献最大的是孙中山。他提出的知难行易说，旨在破除“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的畏难苟安心理，激发人们“无所畏而乐于行”的积极奋斗精神;在理论上肯定行先知后，行是知的基础和来源，又十分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自觉地运用“因知以进行”的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
孙中山知行学说的特点，是把知行当作认识论问题来探讨。他所说的“知”，是指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他所说的“行”，包括科学试验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这对中国传统的知行学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他的知行学说也有把知难行易绝对化和主张“知行分任”的形而上学错误。
2000多年来，中国的哲学家们对知和行的关系，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依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建立起真正科学的知行观。毛泽东的《实践论》深刻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问题作了科学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