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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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Sun Zhongshan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又名帝象，化名中山樵，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了《五权宪法》。他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原在香港学医，并成为西医医师。孙中山目睹中华民族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孙中山早期受郑观应的改良思想影响，后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决心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决定当天晚上起义。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癌症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

资料一

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866年11月12日生。中国同盟会总理，1911年12月29日辛亥革命成功后，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又是力主改革封建主义的教育、效法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教育的倡导者。

1894年，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指出:“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是因为他们教育发达。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人才之众多者”是由于“教养之道”。孙中山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所以日新月异，除了国家奖励、 社会重视外， 在教育方面则是广泛设立各种专门学校，培养各门各类的专家。他说：“泰西治国之规，……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学院；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学堂。若其他，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达练者为监工，商情讲习者为商董，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总之，凡学堂课此一业，则国家有此一官，幼而学者即壮之所行，其学而优者则能仕。且恪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夫久任则阅历深，习惯则智巧出。”对比之下，他抨击中国封建主义教育及其使用人才的制度是“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结果必然产生“智者无以称其职，而巧者易以饰其非”的流弊，并造成“野有遗贤，朝多倖进”的恶果。

同时，孙中山特别强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采取机器生产，发展生产力。他把发展自然科学提到了“生民根本之务”的高度。他认为：“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鉴于当时中国农业的落后，他提出必须发展农业科学，“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他还建议开设农师学堂，培养农业技术人才。

孙中山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之后，紧张而繁忙的革命活动，使他很少有时间发表有关改革教育方面的言论。但是辛亥革命后，以他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时间里，就颁布了不少改革封建主义教育、发展资本主义教育的法令。当时所制定的《壬子癸丑学制》及其设置的课程，除注重发展普通教育外，还重视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课程改革则以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来代替灌输“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课程；同时还增加了自然科学的课时，加强了生产技能的教育。

在1912年以后，孙中山在中国南北各地的一些学校和教育团体的欢迎会上发表了不少热情洋溢的演说。在北京教育界的欢迎会上，他说：“盖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讲演时指出：“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惟必有学识，方可担任教育。盖学生之学识，恒视教师以为进退，故教师之责任甚大。”

从中华民国成立一开始，孙中山就主张普及教育，关心贫穷儿童及劳苦大众的教育问题。他在1912年所发表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一文中，完全同意当时社会主义者有关教育平等的主张：“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非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孙中山抛弃了辛亥革命后曾经有过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不切实的想法。在他一生的最后阶段，当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后毅然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随之他的文化教育思想也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1924年9月的《 北伐宣言 》中，明确地指出了：只有打倒封建军阀及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的统治，国民的“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于空谈”。同时他还阐明：只有民族经济获得发展，国家的财富增加，才“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知识阶级之失学问题、失业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病逝。他的主要著作合编为《孙中山选集》。

资料二

图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优秀代表。名文，字德明，号逸仙、中山。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2岁后连续10余年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接受西方式的学校教育。孙中山领导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学说。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他领导人民推翻了清王朝政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以后，他又同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各派军阀势力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屡经挫折和失败。晚年，他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孙中山的著作，除了单行本以外，辑为各种版本的选集、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中山选集》。1981年开始，中华书局编印了《孙中山全集》，分卷陆续出版。

民生主义的经济学说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集中表现为他的民生主义学说。民生主义包括孙中山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制订的经济纲领和他对这些纲领所作的理论解释和论证。

孙中山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他认为要解决民生问题就要实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经济纲领。这两个纲领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其实质是要解决土地和资本两个问题，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扫清道路。可是，孙中山却从理论上把这两个纲领解释为社会主义的。他看到当时已进入垄断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日益激化，担心中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因而企图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就采取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发展，在中国一举建成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他受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把自己所理想的“大同”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故而宣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孙中山的经济地位，他并不可能真正提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把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种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解释为社会主义的，这表明孙中山的理论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的理论。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和主观社会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的一个突出特点。

平均地权　平均地权的纲领和理论，是民生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只有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因此，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十分强调土地问题，认为“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则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

孙中山批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论证了土地国有的合理性。他认为土地是自然物，不是劳动产品，而地主占有土地，不过是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和霸占，是对社会所有物的侵吞和盗窃。因此，土地不应该归任何人私有；其次，他认为地租和地价暴涨是“社会进化”的结果，而不是“地主之力”，地主获取地租及地价增长的利益，完全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不过，孙中山把地租、地价的增长看作是将来革命后才会出现的事情，故而把平均地权视为“防止”未来贫富不均和私人垄断的“社会主义”政策；再次，他认为大垄断资本家都是由地主变来的，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就可以“防止”大垄断资本的产生，因而“社会主义”就可以通过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办法实现。

孙中山的土地国有化，不是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是主张通过将地租收归国有的办法实现土地国有化。其具体措施是：在革命胜利后，由地主向国家申报自己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和价格，国家每年则按其申报价格征收一定比例的地价税（约1～2％）；申报以后的土地价格的增长部分则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国家有权随时按申报价格收买其土地。

土地价格是资本化的地租，如果把土地增价归公，也就是把地租的绝大部分收归国有，这实际上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土地的私有权，所以，平均地权是一种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的理论和措施，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土地纲领。

但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平均地权主要是着眼于城市土地问题；着眼于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它只是反映了城市资产阶级的要求，而没有明确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办法。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土地理论和纲领措施方面的一个严重缺陷，也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和农民被剥削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农村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和不合理性，认识到残酷的封建地租剥削是农民生活贫困的根源，认识到封建生产关系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作用。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孙中山为平均地权明确规定了“耕者有其田”的内容，正式公开地宣布：“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这是他的土地思想和理论的一个质的飞跃。

节制资本

民生主义的另一项经济纲领是“节制资本”，早在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孙中山就已经有了节制资本的思想。但是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才正式把它和“平均地权”一起列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节制资本的基本内容是：一方面对国内凡具有垄断性的企业，不论其属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所有，一律收归国家经营，以防止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另一方面，“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亦即给予私人资本的活动和发展以种种便利条件。所以，节制资本实质上是借助国家力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它是把发展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是一种既要迅速发展资本而又要防止垄断资本出现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理想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纲领，都是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以便使中国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迅速发展生产力，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抱有高度的热情和宏伟的理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著成《实业计划》一书，主张利用战后的有利时机，大规模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实现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是一个规模宏伟、内容详尽的工业化方案。孙中山把解决民生问题看作是振兴实业的目的，指出中国的问题是“患贫”，是“受贫穷的痛苦”。因此，“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他指出振兴实业的重点和主导部门:一是交通运输、原材料等先行工业部门;一是广大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部门。关于振兴实业的资金和人才问题，他力主利用外资和外国人才来解决大规模振兴实业的需要。孙中山主张借外资的前提是必须建立在独自主的原则基础之上，借外资要不碍主权，“惟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此外，孙中山还认为，振兴实业必须要有一个根本的政治前提，即坚持通过革命来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条件。

民生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进行革命，就是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他在1894年着手建立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宣布兴中会的宗旨是要在列强的“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威胁下，挽救祖国，振兴中华。但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没有明确地阐述解决民生问题和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关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对这二者的关系有了更深刻、明确的认识，认为中国国家贫穷、民生困苦的最大原因，是“受外国经济压迫”，因此，要实行民生主义，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侵略，“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而后“实行保护政策”，“来抵制外国的洋货，保护本国的土货”。

参考书目
  1. 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79。

资料三

[外文]：Sun Yat-sen (1866～1925)

图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名文，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为中山樵，故名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1878年到檀香山求学，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1894年创建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组织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1911年在他的引导和影响下爆发辛亥革命，次年元旦建立了中华民国，担任临时大总统。接着又相继领导了反对袁世凯和各派军阀统治的运动，并在晚年促成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其著作辑为《孙中山全集》。

基本政治思想

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于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他发起民主革命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振兴中华”，认为中国贫穷落后，面临灭亡的危机，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腐败的清朝政府无力抵御外来侵略所致。因此，他主张首先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势力的羁绊，以实现独立、自由和富强。他提出“反满”口号，要求倾覆由满族贵族所把持的清朝政府;主张用民权代替君权，以民主立宪政体代替君主专制政体，建立由全体国民掌握主权的国家;并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以避免随着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贫富不均现象。孙中山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来概括他的政治主张，这就是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孙中山还指出，帝国主义为了扩展殖民地以及争夺亚洲和世界霸权，必然会把中国作为主要角逐场所，具有瓜分中国的野心；而西方资本家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决不会真诚援助中国革命。他认为可以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它们互相牵制，以减轻对中国革命的压力。然而，他又对帝国主义抱有一定的幻想。

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在革命成果被袁世凯及其后继者所篡夺的严峻情势下，他为维护民主共和原则进行不懈的斗争。他在多次利用大小军阀反对北洋军阀当权派遭到失败后，于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要“彻底消灭造成国家一切混乱的主要根源──军阀主义”。他对帝国主义国家坚持敌视中国革命、支持军阀的立场也表示强烈不满。同时，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正义的和成功的，在组党、建军、革命方法和宣传教育等方面都是值得效法的榜样；并对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勇气和明确的革命思想表示钦佩。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于1924年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民主革命新纲领，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实现了改组国民党和国共合作。关于民族主义，他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中国军阀，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内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他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外国租界和租借地、废除领事裁判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等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并主张在国际上建立反帝国主义联合阵线。关于民权主义，他在多次演说中批判西文代议政体的弊端，阐明直接民权、权能区分、五权分立等原则，主张实行普选制，以县为实施地方自治的单位。关于民生主义，他坚持实行平均地权，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由国家负责开发自然资源、经营管理垄断性的生产事业和大型企业，并曾为此制订了发展民族经济的建设计划。此外，他还主张将来在中国和全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战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影响

孙中山的思想与民主革命实践紧密相连，并随着民主革命发展过程而不断发展。他的思想渗透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战斗的民主主义精神。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国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和建立共和制度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对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也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他逝世后，其政治思想遗产仍为中国和世界各国所重视。

参考书目
  1. 张磊著:《孙中山论》，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86。
  2. 李时岳、赵矢元合著：《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81。

资料四

图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原名文，字德明，号日新，1886年改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故名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领导了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提出了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等学说和政策主张，在近代中国有巨大影响。在人口思想方面，他把人口看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实力，认为人口的增减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存亡；人口兴旺则国力强，人口众多的民族不易被异族征服和同化。如果中国人中了T.R.马尔萨斯学说的毒，百年以后，中国人口停滞而外国人口增加很多，中国就有亡国灭种之祸。他既反对盲目减少人口，更主张增强中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以抵御列强的侵略。他亲自制订实业计划，宣称：“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民主主义与社会革命》），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同时，他主张从沿海、沿江人口稠密的省份，移民到土旷人稀、急待开发的蒙古和西北地区；为了移民垦荒，国家应当给移民以政治与经济的种种优待，并发展交通事业，特别是兴建铁路。此外，他强调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并举，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水平，增强全民族的人口素质。

资料五

[拼音]：Sun Zhongshan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袖，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别号中山。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青年时期曾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读书，接受了资本主义科学文化的教育。在清朝专制主义极端腐朽的统治下，决心实行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以欧美资产阶级国家为模式的民主共和国。1894年12月，孙中山于檀香山华侨中建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倡议成立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同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基本内容的三民主义。(见彩图)

孙中山(1866-1925))

孙中山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

三民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孙中山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

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余年的清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北洋政府时期，孙中山为保卫民国，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23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的联盟，并将旧三民主义改造为以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主要标志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作出了伟大贡献。其主要著作有《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

孙中山的法律思想是在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是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法律思想。资产阶级法律观曾经使他迷信法律的效力，忽视政权对法律的保障作用，直至晚年经过斗争的实际教育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才在法律与政治、法律与民众等基本问题上产生了认识上的飞跃。

揭露清王朝残暴的司法镇压

孙中山从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相结合的立场出发，揭露了清王朝法密刑残，除公开的律例以外，皇帝随时颁发的诏谕，甚至“官场一语”都等于法律。人民被困于重重法网之中，没有任何自由。清王朝还用诛连九族的酷刑，禁止人民造反，企图永远保持专制皇位。在清王朝的法庭上，官吏操纵审判大权，滥施刑讯。人民虽身受冤枉，却告诉无门。清王朝法律极力“堵塞人民的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凡政治书多不得流览，报纸尤悬为厉禁。是以除本国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所知。”因此孙中山主张全部废除清王朝的法律。但是在他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曾经下令有条件地暂时援用清末修订的某些法律。

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法治

孙中山阅读了大量关于西方法律的书籍，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实由政府有法律，民众得保障所致”，“国家除了官吏之外，次重要的是法律”，因此他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立即进行立法工作，设立法制局，编订各种法律法令，“巩固共和基础”。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建设，以“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图谋民生幸福”为方针。为了保证立法权的统一，孙中山命令“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同时要求吸收中外学者参加法典的编纂工作。为了贯彻法治的原则，他主张严肃制裁违法的官吏。在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前夕，还通告各省都督，对侵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官吏，要立予尽法惩治。

图

提出五权宪法的学说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法律思想的核心。他明确提出了宪法的概念：“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又说：“政治上的宪法，就是支配人事的大机器……讲民治就是要把机器给予人民。”由此得出结论，“要有良好的宪法，才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家”，才能使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的自由权，因此他在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时，急于制定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他还主张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以实现地方自治，贯彻中央与地方的“均权主义”原则。

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认为中华民国的宪法应当确认‘五权分立’，即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另立中国固有的考选权和纠察权，执掌对官吏的考选和监督弹劾，以克服三权分立的缺点，补充代议政治之不足，矫正选举制度的弊病。他把五权分立的政体称之为“破天荒的政体”，而以五权分立为基本内容的宪法，就是五权宪法。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都是基本的内容。

五权宪法的学说，是以人民掌握政权，政府实施治权的权能分治理论为根据的。孙中山提倡直接民权，认为人民拥有直接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政权，才能保证行使立法权和对官吏的监督权。政府则执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种治权。他强调司法为独立机关，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为了保证司法官熟悉法理，胜任称职，他命令“所有司法人员，必须应法官考试，合格人员，方能任用”。

孙中山晚年，总结了护法运动失败的教训，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认识到“宪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使只有白纸黑字之宪法，决不能保证民权，俾不受军阀之摧残”，因此，他以民众的拥护作为推行宪法的先决问题，同时强调不以武力彻底消灭封建军阀势力，即使颁布了宪法，也无异于一张废纸。他说:“宪法之成立，唯在列强及军阀之势力颠覆之后耳”，并且说：“中国之法律”只有在不平等的条约废除之后，才“能普及于全国领土”，只有取消一切租界，才能使“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借”。

确认主权在民、保障人权及其他自由权

主权在民是孙中山一贯奉行的民权主义原则。他曾表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条文，是他坚持主张的，并多次阐明“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在主权在民的思想指导下，他还提出中华民国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

孙中山还曾以临时大总统令的形式保障人权和自由平等权。他宣布人民一律享有选举、参政等公权和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自由等私权，即使在清朝专制主义统治下名列贱籍的“蛋户”和“惰民”，也一体享有公权、私权，“毋稍有歧异”。他还确认男女平等的法定权利，说：“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主张女子享有参政权。

针对清王朝法律公开认可买卖人口以及帝国主义贩卖华工等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孙中山颁发命令严加禁止，同时宣布清王朝统治时期买卖人口的契约悉予解除，不得再有主奴名分，以贯彻博爱平等之义。

根据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孙中山通令内务、陆军两部切实保护人民的财产。如受到侵害，准许向有关机关陈诉或控告。

孙中山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维护国权，保护公安”，不是私人的报复手段，郑重下令一概不准刑讯，对从前的不法刑具，悉令焚毁。鉴于封建时代的审判专以口供为根据，致使刑讯合法化，他宣布：“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他还在有关的批文中，肯定了人民的上诉权和诉讼当事人的辩护权，主张建立律师制度与司法独立相辅为用。

资料六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1866.11.12）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翠享村。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逝世于北京。幼名帝象；稍长名文，字德明，号日新。1886年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因名孙中山。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兴起反帝反封建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剧变时代，孙中山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振兴中华，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建立了丰功伟绩，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生平和著作

孙中山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幼年参加过农业劳动，读私塾时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向往“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1878年到檀香山读小学、中学，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1883～1884年间，先后入香港拔翠书室、皇仁书院学习。1885年受中法战争失败的刺激，立志“倾覆清廷，创建民国”。1886年学医于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次年转入香港雅丽医院附设西医书院。此时，他努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和有关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孙中山企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榜样改造祖国，拯救同胞。1894年，他组织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揭起“振兴中华”的大旗，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亡命欧美，在华侨中宣传革命。1896年10月刚到伦敦即遭逮捕，脱险后，留居伦敦近一年，考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风俗，博览群书，并受到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的影响，比较其得失，初步形成民族、民权和民生的思想雏形。

1905年他在“革命风潮”的推动下，成立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政党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并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主张“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奠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基础。这个纲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但它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设想，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1903～1908年，孙中山亲自领导民主革命派同改良主义的保皇派展开大论战，撰写《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和《论惧革命召分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等著名论文，成为民主革命派的旗手。

为了实现革命三民主义，孙中山多次举行革命武装起义，经历了多次的失败，最终通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建立了伟大历史功绩。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1859～1916）窃夺后，孙中山积极进行反袁斗争和护国运动，但迭遭失败。1917～1919年，写成巨著《心理建设》，提出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和战略。其中《孙文学说》，对中国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教训从哲学上加以概括和总结，奠定了三民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但这时的孙中山从理论到实践都还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之内。

孙中山在彷徨苦闷中，遇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18年夏他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21年底，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他开始认识到：“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并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以及《三民主义》著作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政治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普遍平等的民权，经济上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这种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新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同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孙中山此时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蓬勃发展。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但他敢于宣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敢于反抗帝国主义，坚决站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阵线一边。他鞠躬尽瘁为此奋斗到最后一息。临终时，他坚信和热烈希望中华民族和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在共同奋斗中取得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的著作，过去编集的有:《总理全集》、《中山全集》、《中山全著》、《中山丛书》、《国父全书》、《国父全集》等；1949年以后新编有《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孙文学说》、《三民主义》、《军人精神教育》、《知难行易》等是他的主要的哲学代表作。

进化哲学

孙中山在总结概括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吸收19世纪、20世纪初的自然科学新成果，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近代特色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神的哲学体系。

物质进化

孙中山以C.R.达尔文的进化论为自己哲学的基础。他认为，世界是进化发展的，它经历了“物质进化之时期”到“物种进化之时期”再到“人类进化之时期”的过程。物质进化时期，“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以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他把进化论和I.康德的原始星云说结合起来，认为照进化哲学的道理讲，地球本来是气体，和太阳是一体的。始初太阳和气体是在空中，成一团星云，万物和人类都是由星云进化而来的。他认为，继康德星云说之后，法国天文学家 P.-S.拉普拉斯、英国地质学家C.赖尔、法国生物学家 J.-B.de拉马克都以他们的科学发现开进化论之先河。孙中山根据19世纪自然科学的革命，特别是镭的发现，认为“前之所谓元素者，更有元素以成之，原子者，更有原子以成之”，承认物质元素、原子可变可分。他接受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认为电与光、热，“可互相变易”。他概括19世纪无机化学到有机化学的发展，指出“化学之技术，已能使无机体变为有机体”，从而论证生物有机体由无机体进化而来，“物质进化之时期”必然发展为“物种进化之时期”。

孙中山接受19世纪的细胞理论，认为整个动植物有机体的物种，以至于人类，都是由细胞进化而来的。他把细胞看作是生物的“原子”，称之为“生元”。他认为，“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

他的生元说认为生元有知：“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对于这种理论，学术界一向评价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生元”也就等于神秘的灵魂，从这里滑向了二元论和唯心论，表现出“物活论”的倾向。另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明白地说细胞即“生元”，是一种“物”，而不是神秘的灵魂，问题在于他把物质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和人脑才具有的“知觉”、“思为”、“计划”等属性赋予了细胞本身，把细胞拟人化了，在他的唯物主义生元说中加进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因素，但他基本上坚持了进化论和唯物主义路线，认为人类进化时期是物质进化时期的更高阶段。

物质与精神

孙中山认为，自然界的本原是物质，生物和人类都是由物质进化而来的。他从这一观点出发，明确解释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他说“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物质是“体”，精神是“用”。孙中山还进一步指出：“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者，必非人类”，只有人类这种高度进化的物质之“体”，才具有精神的作用；而精神一旦从物质中产生就能“制驭”物质。他说：“革命救国，非有革命精神不可”，“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在论述国家问题时，他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说：“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关于孙中山对物质与精神的论述，也有人认为是反映了二元论思想。

知行学说

知行学说是孙中山哲学思想中最宝贵的部分。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和革命队伍中的妥协动摇分子，把古文《尚书》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话作为他们反对和取消革命行动的根据，成为革命继续前进的极大思想阻力。于是，孙中山力辟“知易行难”说，倡导“知难行易”，并进而广泛论述知行问题。

先有事实，才发生言论

这是孙中山知行学说的基本出发点。他认为，宇宙万物及其进化都是人类认识“智”的范围和对象。他还认为，宇宙万物是可以被“明白了解”的，人具备能“明白了解”客观事物的“聪明”之“智”。人的认识的“是非之别，即在合乎道，不合乎道？”这“道”就是“社会进化的事实”。合道即是“是”，反之，则是“非”，表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特点。

“先行后知”

孙中山根据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论证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从“行”中得来的。他指出:“先行后知，进化之初级也;先知后行，进化之盛轨也。”人类获得知识的过程是由“行”到“知”，再由“知”到“行”的过程。他把“行”提到认识论的突出地位，论证“行”是“人类之进化”的必要门径。他说：“生徒之习练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这里所论的“行”，已经不只是个人修养和道德践履，而触及到了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试验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他论述“先行后知”时曾说过，维新变法是国家大事，“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认为行是知的“先”决条件和出发点。

“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

孙中山说：“能实行便能知”，不去实行，只“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读死记”，就不会有进步，就不会获得真知和新知。他强调，求知的途径是“要靠实地去考察”。“考察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观察，即科学；一种是用判断，即哲学”。先通过科学实验、观察，获得知觉，然后由浅而深，由简而繁，对知觉进行过细研究，形成判断，循此前进，进行推理，就能发现事物的“理哲”，即规律，获得科学的“真知特识”。

孙中山认为从“行”中获得之“知”，还必须进而见之于“行”。他说：“能知必能行”，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人们掌握科学知识就“人事可以胜天”。他特别强调科学理论对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认为拒绝科学理论的指导，必然“不能鼓吹舆论、倡导文明，而反足混乱是非、阻碍进化”。

孙中山在强调以“知”促进“行”的能动作用的同时，还明确提出，“实行”是试验学理“真”与“假”的证明。他根据人类科学史证明，“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象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

孙中山认为“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是一个相生相长、不断前进的进化过程。他说：“知”和“行”“进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宇宙事物的进化没有止境，因而人的知识的进步也永无止境。他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论证人类的认识史是“由无知识而进于有知识，脱离旧观念，发生新观念，脱离旧思想，发生新思想”的历史。

历史局限

孙中山以知行观为核心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其中还包含有不少辩证法因素。它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由古代唯物主义知行观通向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孙中山没有能够解决行与知的唯物辩证的统一关系：

（1）他虽然把“行”提到认识论的突出地位，但他对“知”和“行”的理解是狭隘的、片面的。在阶级社会里，他脱离人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去观察人的知行问题，所以没能超出旧认识论的范围，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

（2）他把人类的进化硬性地划分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和知而后行等三个时期，割裂了知行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3）他把人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三类，并由先知先觉者支配人类进化，从而陷入了唯心史观。

（4）他的知难行易学说片面地强调了难易的对立，忽视了它们的统一。在强调科学真知的艰辛时，忽视了“行”的艰苦过程，即忽视了知行的难与易也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民生史观

孙中山把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物种进化”而来的。它本身又在不断进化着，即由“洪荒时代”到“神权时代”，到“君权时代”，再到“民权时代”。这种用政治制度为标准划分历史时期的观点是不科学的。但它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含有合理因素。孙中山因此论证了民权革命、民族革命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世界进化潮流。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手段实现立宪民主，才符合“进化之理”。社会历史进化论被赋予了“革命”、“突驾”的内容。

他认为社会历史进化的原动力不是英雄人物。他说：“华拿（即华盛顿、拿破仓）二人之于美法之革命，皆非原动者”，“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者也”。孙中山这种群众心理创造历史的观点，对于英雄智力创造历史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他并没认识到“群众心理”的客观动力。他认为，“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他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同情被剥削者，力图从民众经济生活寻找历史进化的动力，有进步意义。但他把动力归结到抽象的人类“求生存”的“本性”和“欲望’，抹煞了欲望背后的社会物质条件，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他从超阶级的人类求生存的本性出发，认为抽象的“互助”是人类的“天性”，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途径，以抽象的人性论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作论证，把阶级斗争看成违反社会发展常规的一种“病症”。这是错误的观念和幻想。

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的经济理论。他称这种理论为“社会主义”。为了避免重蹈欧美的覆辙，使中国“预防”资本主义，他提出了避免贫富不均的“平均地权”的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平等社会的渴望。但是，实际上并不能真正避免贫富不均，而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他的民生主义，以客观的革命民主主义为真实内核。

伦理思想

孙中山的伦理思想是其三民主义思想在伦理道德上的运用。孙中山反对为帝国主义侵略作辩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接受和修正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Π.A.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用以解释道德的本原和作用。他提出“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认为人类为了求生存，就得互助，这是人类“天性所趋”，道德是这种“天性”的表现，其作用在于使人类“减少兽性，增多人性”，消除竞争，扩大互助，促进社会的进化。他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武器，揭露封建君主专制及其纲常名教是为了“堵塞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把人民“降为牛马”。他指出三民主义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主义”，唯有自由、平等、博爱才是“人类之福音”，并要求建立一个以此为普遍原则和一贯精神的社会。他还提出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固有道德”的主张。在人生观上，孙中山强调信仰和立志在人生中的意义，认为革命者应该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努力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必须不怕困难，百折不回，具有牺牲精神，把“真理和名誉”看得“比死还要贵重”。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人格高尚，生活得有价值；自私自利、损人利已的人格“非常卑劣”。他还提出了“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

孙中山的伦理思想，充满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伦理思想的集中表现。但它没有彻底摆脱封建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孙中山哲学的基本性质与历史地位

关于孙中山哲学的性质，中国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孙中山的哲学是唯心论或二元论；有的则认为是唯物论。在唯物论的观点中，又有“唯物的进化论”和“进化的唯物论”两种评价。

80年代以来研究的成果表明，更多的人趋向于认为孙中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看法，认为这种哲学不但超出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18世纪机械唯物论的局限。他提出的民生史观，虽然属于唯心史观，但其中包含有历史进化论和关注民众生活等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孙中山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哲学的集中代表，在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见彩图)

《建国方略》 孙中山（1866～1925） 中山陵（江苏省南京市） 孙中山纪念堂（广东省广州市）
参考书目
  1. 艾思奇：《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见《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

资料七

图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名文，幼名帝象；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孙中山幼时即参加生产劳动，了解人民的深重疾苦。在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

投身民主革命

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当时他的长兄孙眉已成为该地一个华侨资本家，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激起了孙中山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他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联络有志之士，准备创立革命团体。1894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

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为挽救危亡，振兴中华，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1895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并决定在广州起义的计划。兴中会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的建立表明孙中山正式走上革命的道路。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走日本，赴檀香山，后又游历美国、欧洲。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事后用英文写成《伦敦被难记》。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看到西方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孙中山由英国经加拿大转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1898～1900年，为支援菲律宾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作过努力。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在孙中山同意下，部分兴中会员曾通过港英当局与李鸿章的代表商谈两广独立问题，但未成功。与此同时，孙中山又积极组织一次新的武装起义。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今惠阳 )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

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在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卖国腐败的本质进一步暴露，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爱国激情不断高涨。孙中山认识到改良派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于是同它划清界限并开展斗争。1904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越南、暹罗（今泰国）、美国等地对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1905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

创建同盟会与改良派作斗争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小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他要求推翻清政府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设想实行某些社会改良政策以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祸患”。但孙中山设想的社会改良政策恰恰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方案。列宁曾称赞孙中山的纲领“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也增强了孙中山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信心。

他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他自己也在1905～1906年间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他继续领导批判改良派的斗争，革命党人驳斥改良派反对革命的各种错误论点，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革命。孙中山在这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孙中山领导的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见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推翻封建帝制，捍卫共和制度

1911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和同盟会影响下的革命党人领导的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为争取欧美各国支持革命和切断清政府的外援，在美、英、法等国进行外交活动。因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并不希望中国革命成功，外交活动没有取得预期成果。12月下旬，孙中山回国，即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见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经过斗争后被迫接受与袁世凯妥协的条件，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代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其组织成分益趋复杂，孙中山虽被推举为理事长，但实际上并未负起领导责任。1913年2月，孙中山赴日本访问，3月，得知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立即返回国内，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但很快失败，再度出亡日本。

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发动“三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但它的纲领仅注重反袁、而没有提出符合人民切身利益的主张以发动群众，在组织上又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和会党习气，所以在全国反袁斗争中未能取得主导地位。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率部分海军南下，号召国会议员赴广东，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9月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护法”的旗帜并不鲜明，在人民群众中没有受到重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经日本赴上海。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从1918～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感到人类产生了伟大的希望，他对俄国革命发生了极大的兴趣，1918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表示愿和俄国革命党团结共同斗争。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评价和支持学生运动，从此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孙中山从1920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年12月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1922年4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会见，从幻想向帝国主义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

1919年8月，在新形势的要求下，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并在《民国日报》上开辟《星期评论》，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月，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但当时掌握广东军队统率权的陈炯明，受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怂恿，于1922年6月发动叛乱。孙中山脱险后率海军反击叛军，奋斗五十余日，因待援无望，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中国国民党的会议，指定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改进案起草委员会。1923年1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表示要依靠人民群众完成革命事业，提出要修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同月，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1923年1月，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为了巩固广东根据地，与沈鸿英、陈炯明等叛军进行了艰苦的军事斗争，他本人多次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委派廖仲恺、李大钊等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部分守旧的国民党人反对联俄、联共，反对改组国民党，遭到孙中山的批驳。11月，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党章草案，在孙中山领导下完成了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各项准备工作。

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共产党人在这次大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会吸取苏联建党的经验，通过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出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在经过新的解释的三民主义中，在民族主义方面，主张在国内实行民族平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获得民族独立；在民权主义方面，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个人及团体都可享受自由民主权利；在民生主义方面，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改善工农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纲领。大会期间，列宁逝世的消息传来，孙中山建议休会三天志哀，并向苏联政府发出唁电。孙中山称誉列宁是“革命中之圣人”，亲自书写了“国友人师”的祭幛。从大会后期（1月27日）开始直到8月，孙中山连续演讲三民主义十六讲。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此后，中国革命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反帝反封建的高潮。

孙中山总结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革命必须要有武力，而这个武力又必须与国民相结合，成为国民的武力。1924年5月，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培养军事干部，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见黄埔军校）。

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支持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与工农日益接近，他参加工农群众的集会，称赞工农是革命的先锋和基础，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孙中山继续进步。

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

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决不同情中国革命，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扫除中国革命之最大障碍。在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直接的斗争。1923年12月，帝国主义各国因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余(见关税自主)和要求收回海关主权，集中大批军舰到广州河面对孙中山进行恫吓。孙中山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关余事件中态度果断坚决，迫使帝国主义各国在1924年5月应允照付广东政府应得的关余。1924年10月，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由买办阶级操纵的广州商团发动武装叛乱。在处理商团事件的过程中，孙中山一度有过犹豫动摇，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孙中山不畏帝国主义干涉的威胁，终于下决心镇压了这次叛乱。

1924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来电邀孙中山北上商量解决时局的办法。孙中山为宣传革命以争取和平统一中国，决定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在《北上宣言》及在上海、日本的演讲、谈话中，孙中山严正申明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12月底，孙中山扶病到达北京。由于段祺瑞、张作霖对解决国是毫无诚意，孙中山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反对段、张维护不平等条约及召开军阀、政客分赃的“善后会议”。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留下了“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见彩图)

南京中山陵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珍贵遗产。他的主要著作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比较重要的有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1981年再版的《孙中山选集》，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完毕的十一卷本的《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

参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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