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Wang Shifu
元代杂剧作家。大都(今北京市)人。名德信。生卒年与生平事迹不详。根据其作品和有关材料推断，他的创作活动大致在元成宗的元贞、大德年间。王实甫《西厢记》第4本第3折《收尾》：“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出自马致远〔寿阳曲〕:“四围山一竿残照里”句。马致远元贞年间恰在大都活动，是元贞书会成员。又，王实甫在《丽春堂》杂剧第 3折曲文中两处引用白无咎的〔鹦鹉曲〕。据冯子振的《〔鹦鹉曲〕自序》，〔鹦鹉曲〕是元成宗大德年间在大都流行的散曲。可见，王实甫的活动年代不会早于马致远、白无咎。
明贾仲明在增补《录鬼簿》时，写〔凌波仙〕曲吊王实甫说：“风月营密匝匝�徐浩欤夯ㄕ黠M颩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指元代官妓聚居的教坊、行院和上演杂剧的勾栏。显然，王实甫是熟悉这些官妓生活的落拓文人，因此擅长于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
明万历甲辰（1604）刊行的《北宫词纪》录有题为《退隐》的散曲〔商调·集贤宾〕一套，是作者60岁自寿之词，署名王实甫。这一套曲又见于明嘉靖丙寅(1566)刊行的《雍熙乐府》，不注撰人姓名。是否能据以推断剧作家王实甫的生平，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王实甫的创作
王实甫著有杂剧13种：《西厢记》、《双蕖怨》、《丽春堂》、《进梅谏》、《明达卖子》、《贩茶船》、《于公高门》、《丽春园》、《七步成章》、《多月亭》、《陆绩怀桔》、《芙蓉亭》、《破窑记》。其中，《西厢记》为代表作，与《丽春堂》均有存本传世。《贩茶船》、《芙蓉亭》各传有曲文一折。《丽春堂》写金章宗时丞相完颜乐善和监军李少圭因赌射引起争端，被贬官到济南，终日钓鱼饮酒，流露对朝廷信任谄佞、疏斥忠良的不满。后被召回京，在丽春堂置酒庆贺。全剧略仿唐传奇小说《集异记》中写狄仁杰和张昌宗赌双陆的故事，曲词中颇有清丽之作，但剧情未免松弛。
现传《破窑记》杂剧，写刘员外的女儿月娥抛彩球招亲，选中穷书生吕蒙正。刘员外要她另选，月娥不从父命，甘随吕蒙正在破窑中度日。后以吕蒙正中状元，父女和好结束。此剧，天一阁本《录鬼簿》列为关汉卿作，曲词朴质，与《西厢记》差别较大，有人怀疑它不是王实甫的手笔。
《贩茶船》全名《苏小卿月夜贩茶船》。写书生双渐与合肥妓女苏小卿相恋，茶商冯魁乘双渐科举应试之机，买通鸨母，把小卿骗至贩茶船上，同去江西。中途，船泊金山寺，小卿上岸在寺壁题诗诉恨而去。适双渐中进士后授官江西临川令，在泊舟金山寺时看到小卿诗句，一路追寻到江西，经官断为夫妇。《雍熙乐府》卷 7有题名《思怨》的〔中吕·粉蝶儿〕一套，写苏小卿在双渐别后，接到冯魁伪造的双渐的信，说要与她决裂，引起她满腔愤恨。全套用“帘纤”韵，与孟称舜本《录鬼簿》王实甫《贩茶船》注文正合，曲词风格也与《西厢记》近似。《芙蓉亭》全名《韩采云丝竹芙蓉亭》。李开先《词谑》选录了《芙蓉亭》第 1折的曲词。从词意看，韩采云是个婢女，爱上了主人的内侄，乘月色到他客寓的书斋去相会。曲词绮丽缠绵，与《西厢记》第4本第1折相近。
此外，《多月亭》别本《录鬼簿》作《才子佳人拜月亭》，可能是跟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同一题材的作品。据王国维考证，《双蕖怨》是因当时大名地方有青年男女相恋不遂，双双投荷塘而死，后来塘里开的荷花都是双头并蒂，王实甫遂据以写剧，但没有流传下来。
王实甫的代表作《西厢记》，明代中叶有人认为是关汉卿所作，或说王作关续，即第 4本以前为王实甫所撰，第 5本为关汉卿所续。至明代中叶以后，学者渐多根据元末明初的历史资料，确认《西厢记》为王实甫所作。都穆《南濠诗话》：“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或以为汉卿不竟其词，王实甫足之。予阅《点鬼簿》（按：即《录鬼簿》）乃王实甫作，非汉卿也。”王世贞的《曲藻》也根据《太和正音谱》确认《西厢记》为王实甫作。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唐元稹的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小说叙述唐贞元年间寄居蒲州普救寺的少女崔莺莺和书生张生恋爱、终被遗弃的悲剧故事。莺莺的悲剧形象概括了中国历史上受封建礼教约束和被轻薄少年遗弃的善良少女的共同命运。可是元稹却诬莺莺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妖孽”，而把张生对莺莺的始乱终弃说成是“善补过者”。这就未免颠倒黑白，文过饰非。
北宋初期，《莺莺传》被收入官修的小说总集《太平广记》里。这部类书是当时编撰话本小说或说唱故事的重要材料来源，也引起一些文人的注意。赵德麟说唱《莺莺传》的《蝶恋花鼓子词序引》说：“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北宋苏轼曾在诗词里多次引用《莺莺传》的材料。秦观、毛滂都写过莺莺故事〔调笑转踏〕词。赵德麟的说唱鼓子词还在篇末表示对张生始乱终弃的不满。宋、金对峙时期，南戏里出现《张珙西厢记》，没有流传。北方出现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一般称为《董西厢》（又称《西厢?弹词》或《弦索西厢》）。它在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等方面，都已经越出了《莺莺传》的窠臼，为后来王实甫《西厢记》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基础。
《董西厢》从根本上改变了元稹《莺莺传》的思想倾向，把莺莺受张生引诱失身的悲剧故事改变为莺莺和张生为争取自愿结合的婚姻、共同向封建家长斗争、终于取得胜利的喜剧。这一改变，赋予崔、张故事以新的主题思想，使它具有明显的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为了有效地表达这一主题思想，它自张生游普救寺偶见莺莺为之倾倒始，至老夫人酬宴拒婚止，就逐层深入地描写张生对莺莺的一往情深和莺莺心中爱情的觉醒。后来又在崔张暗通情信中引起种种矛盾纠纷，突出双方不同的性格特征，增加了许多喜剧性的情节。同时把《莺莺传》中莺莺与张生的泣别及别后的梦魂颠倒、感咽离忧，通过长亭送别，以及别后莺莺对张生的怀思，作为他们后来美满结合的铺垫。董解元把轻薄文人张生改变为用情专一的青年；把深受封建礼教压抑的莺莺塑造成为能够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少女；加上对正面人物如红娘、法聪、白马将军和反面人物如郑恒、孙飞虎、老夫人等的刻画，初步完成了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改造。
《董西厢》是说唱艺术，它以六分之一篇幅叙述孙飞虎与法聪、白马将军的战斗，不免偏离篇末提出的“才子合配佳人”的主题。至于对张生、莺莺、老夫人等人物性格的塑造，虽已扭转了《莺莺传》的思想偏颇，但有些地方为了耸动听众迎合小市民的情趣，在着力描摹书中人物的情态时，不免有过火的地方。唱词说白的生动、泼辣，是说唱家的长技，但通俗有余，优雅不足，未能充分显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张生和莺莺的性格特征。这些地方，只有到了杰出戏曲作家王实甫手里才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从而完成了崔张故事由说唱诸宫调到杂剧的重新创造。
《西厢记》的艺术特色
1．结构与艺术处理围绕着《西厢记》的主题思想而展开的有三对戏剧矛盾。首先是老夫人和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老夫人要把莺莺许配当朝尚书之子郑恒为妻，不许外人窥视；而莺莺、张生不仅一见钟情，还在此后一连串或明或暗的交往中加深了解，互相爱慕，不顾封建家长的反对，坚持自愿结合的婚姻。红娘则是积极帮助他们结合的人物。这就在封建家长所极力维护的礼教与青年一代所全力追求的爱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构成一条贯穿全剧的主线。
老夫人作为相国遗孀、封建家长，在家庭内部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她在跟莺莺、张生、红娘的矛盾冲突中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但她虽则道貌岸然，却背信弃义、口不应心，为了维护封建礼教，不惜牺牲爱女纯洁的爱情和终身的幸福，严酷地设置了几乎难于跨越的障碍，从而激起了莺莺强烈的反感，和张生、红娘联成一气，一步步走向背叛她的道路。在当时，剧作家如此大胆地（较《董西厢》更跨进一大步）处理这一对尖锐矛盾，无疑是对封建思想的极大震撼，也无怪会引起后世数百年剧评家们的纷纭聚讼。这正是《西厢记》典型意义之所在。
其次是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他们都是剧中的正面人物，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但由于各自的身份、教养、处境、性格的不同，随着剧情的发展，也不时引起矛盾冲突。它是在前一对矛盾的制约之下时紧时弛地出现的。他们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闹简》、《赖简》等几场戏里。这一对矛盾不是以一方失败，一方胜利告终，而是由于彼此猜度、误会，引起冲突，表面剑拔弩张，实则心心相印、同舟共济，到误会消除，彼此释然，主要矛盾也就被推向高潮。
如《闹简》中红娘传书，作者采用了巧妙的艺术手法，红娘先是让莺莺自己去发现张生的来信。莺莺正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不料被红娘窥见。后写莺莺回信约张生幽会，瞒骗红娘。待到真情被张生说破，红娘意识到受了愚弄，转而对莺莺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又在剧情上引起新的转变。在处理这一组矛盾时，王实甫还成功地运用了旁白和独白，使观众清楚地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纯属误解，只有剧中人各怀心腹事，惟恐对方知，收到了良好的喜剧效果。
最后是孙飞虎的叛军跟崔莺莺一家、张生以及普救寺僧人之间的矛盾。它爆发为半万贼兵跟白马将军之间的一场战斗。在这一戏剧矛盾中，显示了张生的才能，满足了莺莺的心愿，也转变了红娘的态度。孙飞虎的兵围普救寺，恰好对崔张的月下私期，从反面起了促进作用。由《寺警》到《赖婚》，既直接刻画了老夫人，又把莺莺对张生的爱慕由一见钟情向心心相印发展，大大加快了剧情的内在节奏。
2．人物塑造《西厢记》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典型人物的塑造。张生、莺莺都出身于贵族，又有着父死家破的共同经历和文艺素养。张生怀才不遇，湖海飘零；莺莺闲愁万种，无可倾诉。正是这些思想上、感情上的共同基础，使他们一见倾心，彼此情意缠绵，难分难解。但莺莺早已许配郑恒。她要违背母命，撇开郑恒，另择佳偶，就困难重重。在小心谨慎，处处提防老夫人严酷的家法和小红娘随身的监视中，莺莺的性格表现为聪明机警和深沉不露两方面，它跟张生的憨厚、红娘的心直口快，形成鲜明的对照。
《董西厢》中的张生虽初步改变了《莺莺传》中张生的浮薄性格，仍不免有点轻狂，在斗争中还有动摇，甚至在关键时刻，想把莺莺让给郑恒。王实甫笔下的张生首先是以清新的诗句和杰出的才能赢得莺莺的好感。他经常能以乐观的态度对待斗争中的种种挫折，给全剧带来了浪漫主义的气氛。他另一个性格特点是对莺莺的痴情，为了争取莺莺的爱情，他可以向红娘下跪，向莺莺的简帖叩头。这些处理给舞台形象增添了浓厚的喜剧色彩。
红娘是崔家的家生婢女，她对背信弃义的老夫人、仗势欺人的郑恒是反感的;对张生的不幸遭遇是同情的，对莺莺、张生的恋爱是全力支持的，这是她性格的主要特征。红娘又是老夫人身边得力的侍婢，具有胆识和才干。她在《董西厢》里是个次要人物，但在王实甫的《西厢记》里，她被塑造成另一主要人物。全剧21套曲子，她主唱了 8套，比莺莺、张生都多。她不仅为莺莺、张生出谋献策，传书寄柬，表现了她的热情；还在剧情发展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维护莺莺和张生的幸福，表现了她的勇敢。《拷红》这场戏所以700年来屡演不衰，正是由于作者成功地塑造了红娘这一典型人物。
处在莺莺、张生、红娘对立面的老夫人，是一个贯串全剧的人物形象。为了严防莺莺有越轨行径，她不仅不许莺莺潜出闺门，还要红娘行监坐守，是个典型的封建家长的形象。通过这个人物，体现了封建礼教对青年一代的束缚，暴露出封建婚姻的不合理。王实甫在《寺警》、《赖婚》、《拷红》等几场戏里，一层层撕下她庄严、华贵的面纱，揭示出她冷酷、虚伪的真面目。
3．文学语言《西厢记》是一部抒情诗剧。剧中三个正面人物的唱词，各自带有不同的感情色采。张生的唱词给人们一种爽朗、热烈的感觉，跟他热情而乐观的性格相一致。莺莺的唱词则表现出封建时代大家闺秀聪慧而又深沉、优雅的风度。红娘的唱词特别泼辣、爽快，充分表现她勇敢而机智的性格特征。在《闹简》、《赖简》、《拷红》等折子里，人们不仅从唱词里看到她的嗔容笑貌，还感受到她在这几场戏里的心理变化，感情起伏。
王实甫在描摹环境、酝酿气氛方面，是元人杂剧作者中的高手。象“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风静帘，透纱窗麝兰香散”、“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等曲子，往往在剧情一开展的时候，就把读者的心情带到作品的典型环境里，跟剧中人分享那一份月色与花香、风声与雁影。王实甫熟练地运用前代文学作品里许多为人传诵的诗词，来传达主人公热恋的心情和优雅的风格。这便是“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等佳句特别赢得读者爱好的原因。
《西厢记》的演出和流传
王实甫创作活动的年代，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当时全国统一的局面，使他有可能兼融南北戏曲的长处，吸收各种演唱崔张故事本子的优点，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西厢记》在大都（今北京）舞台上演后，逐渐流行全国。明中叶后，王实甫的原本渐少演出，用南曲改编的本子又纷纷出现。李日华的《南西厢》由于保存王实甫原词较多，在舞台上逐渐取代了王实甫的地位。到明末清初，王本原词除《惠明送书》、《长亭送别》等少数折子外，已很少整本演出。清末民初，以昆腔演唱的《南西厢》又逐渐为京剧及其他地方戏所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剧、越剧与其他各地方剧种又改编《西厢记》上演。田汉改编的京剧《西厢记》，在结局部分接受了《董西厢》的处理，莺莺张生听法聪劝告，双双出走，是别开生面的本子，曾多次在北京演出。越剧《西厢记》曾到苏联和东欧演出，受到当地观众的欢迎。
在王实甫《西厢记》的流传过程中，从郑德辉的《?梅香》（被称为《小西厢》）到高濂的《玉簪记》、李渔的《风筝误》，在关目安排、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可以看到《西厢记》的影响。《幽闺记》的《招商谐侣》，《玉簪记》的《弦里传情》（即《琴挑》）、《词里私情》(即《偷诗》)等轻喜剧场子，都是沿着王实甫《西厢记》的路子安排的。
最可看出《西厢记》积极影响的范例，莫如《牡丹亭》和《红楼梦》。汤显祖不仅对《西厢记》艺术的评价十分精到，而且继承了它的思想倾向。在《牡丹亭》里，汤显祖着意描写杜丽娘怎样为崔张故事深深感动而自叹。曹雪芹在《红楼梦》第23回里，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赞赏《西厢记》，加强了对这两个青年男女要求自由结合反对科举仕进的叛逆性格的塑造。
《西厢记》现传明、清刻本不下 100种。其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现的弘治戊午（1498）本为最早，它有图像，有注释，还附录了不少后人题咏的诗词（近年还发现《新编校正西厢记》残页 3页，从刻工、版式、字体看，应是元末明初的刻本，见彩图）。徐士范、王骥德、凌濛初诸家刻本还有评语、考证，是今天研究《西厢记》的重要本子。但明刻本中有些题名汤显祖、徐渭、沈璟等的评语，大都是坊本借以自重，不大可靠。应当指出的是清初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即传世的《第六才子书》)，高度评价《西厢记》的成就，认为它可与《离骚》、《庄子》、《史记》等古典名著并列，对作品的思想艺术分析，也比较细致，因此流传较广。但他固执地认为第5本为关汉卿之作，肆意贬斥，又往往妄改原文以强就他的主观评语，因此近代以来，渐少流传。
外文译本书目
拉丁文A.佐托利(汉名晁德莅)翻译的金圣叹批本《西厢记》（Occi-duae Diaetae Memoria）第 1本的楔子和第 1折 《惊艳》以及第 2本的第 2折 《白马解围》，收入佐托利编著的《中国文化教程》 (CursusLitteraturae Sinicaeneomissionariis accomodatus，1879～ 1882)。英文
G.T.坎德林(汉名甘淋)编译的《中国小说》(ChineseFiction，1898)是最早提到《西厢记》的英文著作，书中附有《西厢记》的一段原文。
熊式一翻译的《西厢记》(The Romanceof The Wes-tern Chamber)，1935年由伦敦梅休因出版公司出版。
H.H.哈特翻译的 《西厢记，一部中世纪戏剧》 (The West Chamber，a Medieval Drama)，1936年由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伦敦米尔福德出版社及牛津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洪曾玲的改写本《西厢记》( The Western Chamber)，1958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
Lai T. C. 与E. 加马雷基安合译的 《西厢记》(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1973年由香港海涅曼教育书局出版。
法文S.朱利安（汉名儒莲）翻译的《西厢记，16幕喜剧》 (Si-siangki;or l’histoire du pavillon d’occident，comédie en seize actes )1872～1880年由日内瓦米勒出版社出版。
德比西翻译的《西厢记》 (Histoire du pavillon occidental) 第1本楔子、第1折《惊艳》以及第2本第2折《白马解围》是根据佐托利的拉丁文转译的，1891年在上海徐家汇出版。
曾仲鸣翻译的一折《西厢记》，收入其编译的《中国诗歌史论文集》 (Essai historique sur la poésie chinoise，1922)一书。
S.德莫朗选译的 《西厢记》第 1本第 3折 《墙角联吟》，收入其译著的《中国文学论集》(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1912)一书。
德莫朗翻译的全译本《西厢记》，题为《热恋的少女，中国13世纪的爱情故事》(L’Amoureuse Oriole， jeunefille， roman d’amour chinois du XIIIme siècle) ，1928年由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出版。
徐仲年翻译的 《西厢记》第 4本第 3折 《长亭送别》，收入其编译的《中国诗文选》(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1933)一书。
陈宝吉的博士论文《西厢记》(Si Syang Ki)的第4章为《西厢记》20折的全部译文，1934年由里昂博斯克兄弟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
德文W.格鲁贝翻译的 《西厢记》第 1本第 3折 《墙角联吟》，收入其所著 《中国文学史》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1909)一书。
V.洪德豪森（汉名洪涛生）翻译的 《西厢记》 (Das Westzimmer)为21折全译本，1926年分别由北京和莱比锡的北京出版社出版，1954年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爱森纳赫的勒特出版社再版。意大利文
M. 基尼转译朱利安的法译本《西厢记，16幕喜剧》，1916年由意大利兰恰诺出版社出版。
俄文Л. Н. 明希科夫翻译的《西厢记，崔莺莺待月西厢》 (Западный флигель， Где Цуй Ин-ин ожидалалуну)，1960年由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日文
金井保三和宫原民平译的《西厢歌剧》，1914年在东京出版。冈岛献太郎译述的《西厢记》，1894年在东京出版。
宫原民平译注的《西厢记》，收入《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第 9卷内，1920年由东京国民文库刊行会出版。
岸春风楼译的《（新译）西厢记》，1916年由东京文教社出版。
深泽暹译的《（全译）西厢记》，1934年由东京秋丰园出版部出版。
盐谷温译的《西厢记》，1948年由东京昌平堂出版。
盐谷温译编的《（歌译）西厢记》，1958年由天理养德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