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u Wei
明代剧作家、文学家。字文长，一字文青，号天池，晚号青藤，别署田水月。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才能兴趣极广，诗文、书画、音乐、戏曲，无不擅长。
资料一
徐渭少年时即以文名享时誉，但自20岁中秀才后，在科举方面却一直很不顺利，又性气高傲，蔑视传统，不为“礼法”所拘，故每为道学家们所摈斥。37岁时，应浙江总督胡宗宪请，居幕下为书记，兼参机要。后胡宗宪因事被治罪，徐渭精神失常，自杀未遂，又因杀妻入狱；赖友人张元忭奔走回护获免。此后绝意功名，放情山水，鬻诗文书画度日，穷困以终。
徐渭一生，虽然潦倒，在文学艺术方面，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影响深远。明代一些进步文学家如汤显祖、袁宏道等，都受过徐渭的熏陶。徐渭论诗与前、后七子异趣，主张独创，反对拟古。他认为诗歌“不出於己之所自得，而徒窃於人之所尝言”，不过是“鸟之为人言”（《叶子肃诗序》）。他的诗歌创作以七古、七律为优。如《观猎篇》、《正宾以日本刀见赠歌以答之》、《杨妃春睡图》等七古，兼有李白的飘逸和李贺的险怪风格，读来富有气势。他的七律长于炼句，用词精警，诸如《清凉寺云是梁武台城》、《寓穿山感事》和《孙忠烈公挽章》等都是较好的篇章。徐渭的散文写得潇洒自如，颇受苏轼的影响。至于杂剧，更备受推崇，其代表作为《四声猿》。王骥德说《四声猿》“高华爽俊，秾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曲律》卷四）；汤显祖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令自拔其舌！”（王季重清晖阁评本《还魂记·序》）
《四声猿》是四部杂剧的总称，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
《狂鼓史》写祢衡被曹操杀害后，受阴间判官的敦请，面对曹操的亡魂再次击鼓痛骂，历数曹操全部罪恶的故事，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抒发作者积郁在心间的愤恨。作品通过酣畅淋漓的曲词，把封建社会奸相的蛇蝎心肠和丑恶嘴脸，揭露得穷形极致，语言辛辣而协律，本色之处，堪拟元人。《翠乡梦》本民间传说“月明和尚度柳翠”的故事，写玉通和尚持戒不坚，致被临安府尹柳宣教设计破了色戒。他出于报复而转世投胎为柳家的女儿，又堕落为妓女败坏柳氏门风，最后经师兄月明和尚点醒，重新皈依佛门的故事。此剧旨在宣扬轮回报应，但也揭露了官吏的阴险毒辣和僧侣们奉行禁欲主义的虚假。作品写玉通和尚两世轮回，从僧到俗，从男到女，情节曲折，关目的组织，甚见机杼。《雌木兰》本北朝乐府《木兰诗》，叙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建功立业，但增添了嫁王郎的情节。《女状元》写五代时才女黄崇嘏改扮男装应科举、中状元的佳话。这两部杂剧都以女子为主人公，有意识地从文、武两方面讴歌她们的才能智慧与魄力情操。
徐渭的杂剧，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体现了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阶段反抗封建压迫与礼教束缚的民主主义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从理想出发，希望变革不合理现实的美好愿望。如把对残暴者的惩罚放在“阴间”，把正义的伸张寄托于“天上”，虽然虚无缥缈，却也反映了作者对他所处时代的官场的绝望。徐渭蔑视传统的精神，在突破杂剧一本四折，纯用北曲的陈规旧律方面，也充分地反映出来。《四声猿》所包括四剧，长短不全相等，从一折到五折都有。其中五折的《女状元》，全用南曲，其他三剧，并用北曲。徐渭实际上开创了以南曲作杂剧的新写法。他的剧作从内容、精神到形式，都给当时和后世的剧坛带来了积极影响。此外，《四声猿》在语言上还具有清新活泼、流畅优美的特点。曲词宾白，感情饱满，机趣横生。
徐渭在戏曲史上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撰著了《南词叙录》。这部著作篇幅虽然不长，却是宋、元、明、清四代专论南戏的唯一著作，内容涉及南戏起源与发展史、南戏的风格特色、声律，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对于戏曲中常用的术语、方言与脚色，也作了简要的考释。篇末附录宋元南戏剧目65种，明代南戏、传奇目录48种，共113种。不仅保存了有关南戏历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对研究宋元话本及南戏与元杂剧间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南词叙录》除对若干作家作品作了中肯的评价之外，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看法，主要表现在下列三点：
第一，重视从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戏，要求把南戏提到与杂剧并列的地位，改变从传统观念出发歧视俚俗艺术的错误观念。在《南词叙录》中，徐渭批评那些“酷信北曲，至以伎女南歌为犯禁”的人们感情的狭隘、思想的偏颇，义正辞严地提出“中国村坊之音独不可唱？！”的质问。他公允地指出:杂剧与南戏，二者各有所长：“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
第二，倡导天籁，在尊重戏曲内在规律的同时，反对过分强调形式而造成的人为束缚。徐渭赞赏“从人心流出”的戏曲，认为它既自然，又感人，能取得最好的艺术效果。他指出，创作戏曲的用意，“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而南戏恰巧就是这一类戏曲。当时南戏在音乐上尚未经过戏曲音乐家的整理，某些人多从宫调上加以非难，徐渭独为南曲辩护，称赞南曲系统中兴起的昆山声调“字虽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但他也尊重内在的法则，指出：“南曲固无宫调，然曲之次第，须用声相邻以为一套，其间亦自有类辈，不可乱也。”
第三，反对戏曲创作中的雕琢风习，推崇本色。批评以《香囊记》为代表的传奇，在曲中填塞时文故事、用文语写宾白的弊病，指出这种做法，背弃了宋元以来南剧惯从本色的优良传统，并导致南戏步入毁灭的厄运，要求人们在看到宋元南戏形式粗糙的同时，注意本色给它们带来的艺术生命力。
徐渭的著作除《四声猿》及《南词叙录》外，有《徐文长集》30卷，《逸稿》24卷。《四声猿》版本，最早有万历间陶望龄校刊《徐文长三集》附刻本及万历间刊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即据后者影印。《南词叙录》的版本，现存最早的有何焯（义门）批补的壶隐居钞本。
资料二
[拼音]：Xu Wei
中国明代画家、书法家、 戏曲家。字文清、文长，号天池，晚号青藤；别字很多，有田水月、天池生、青藤道士、漱仙、山阴布衣、鹅鼻山侬等。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幼年丧父，20岁时考取秀才，以后屡试不第。37岁在闽总督胡宗宪府中任幕僚，在讨倭等军务中多有筹划。嘉靖四十四年(1565)胡宗宪被弹劾为严嵩同党，入狱自杀，徐渭惧怕牵连，一度发狂，自杀未遂，失手杀死妻子张氏，入狱7年。晚年生活贫苦，靠卖书画度日。
徐渭在诗文、戏曲、书画等方面，均有深厚的造诣，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的诗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与当时文坛上最有势力的“前后七子”那种拟古主义文风大相径庭，因而受到具有革新精神的唐宋派古文家唐顺之、公安派首领袁宏道等人的赞赏。他对戏曲也有杰出贡献，所著《南词叙录》，叙述南戏的源流体派，为研究明代戏曲的重要著作。杂剧《四声猿》所写4个短剧，都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受到著名戏剧家汤显祖赞许。他的书法也颇有特色，擅长行书，出自米芾，而更加放纵，不拘成法，人称书中“散圣”。存世著作有《徐文长全集》。
徐渭中年以后才开始学画，山水、人物、花鸟、走兽、鱼虫无不精妙，尤其是水墨写意花卉，完成了写意花鸟画的重大变革，推动了大写意画派的发展和盛行。
徐渭的水墨花鸟画受林良、周之冕、陈淳等人影响，在此基础上，融合前人的泼墨、简笔、写意之法，并结合写生，加以变革创造，遂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发展了文人画以感情驾驭笔墨、以笔墨抒发感情的传统。作品往往缘物抒情或借题发挥，表露出他傲岸倔强的性格和愤世疾俗的心绪。所绘题材常常突破对象本身的局限，而强调主观的感受。因此，在他的笔下，清淡幽雅的梅兰竹石一变而为狂怪奇拙、激荡难平的心态表现。对客观物象的描绘，他常常是随兴所至，信手拈来，横涂竖抹，不求形似，不拘成法。因此，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震撼人心的感染力。在笔墨运用方面，徐渭也有重大创新。他根据生宣纸的晕渗性能，充分发挥水墨之长，尤其是能综合泼墨、破墨、积墨之法，以迅疾奔放的笔调，随意点染，使画面既水墨交融，又富有层次变化，形成淋漓尽致的特色。他那大刀阔斧、纵横睥睨的笔法，更使其作品具有磅礴的气势和豪放的格调。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也恰当地表达了他激昂、郁愤的思想感情。他的花鸟画，对后世大写意画派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画史将他与陈淳并称青藤、白阳，清代的朱耷、石涛、郑燮、李鱓、李方膺、高凤翰以至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都继承和进一步发扬了他的传统，形成声势浩大的大写意花鸟流派，雄踞画坛数百年不衰。
徐渭存世代表作有《墨葡萄图》(故宫博物院)，以饱含水份的泼墨法，点染出纷披错落的藤条和透明欲滴的葡萄。笔墨奔放淋漓，随意挥洒，状物不拘形似，神韵自在。画上自题七绝诗一首：“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抒写了他郁郁不得志的心绪（见彩图)。画法与之相近的作品还有《牡丹蕉石图》(上海博物馆)。另有一幅《榴石图》（台北故宫博物院），以简劲峭利的笔法绘出石榴和枝叶，在水墨中加胶，使渗晕有所控制，墨色显得浓淡分明，富有光润。画法与前者有所不同，比较收敛。画上题诗云：“山深熟石榴，向日便开口，深山少人收，颗颗明珠走”。用石榴比喻自己的怀才不遇。近似此种画法的作品有《黄甲图》（故宫博物院）等。《杂花图》（南京博物院），水墨绘牡丹、石榴、荷花、南瓜、紫薇、葡萄、芭蕉、梅、竹等，用笔纵横，墨色淋漓，形象简逸，气势豪放，为画家逸笔草草、泼墨写意的代表作。故宫博物院藏的几卷《墨花图》也都属于这类横涂竖抹的佳作。
资料三
[拼音]：Xu Wei
徐渭，明代戏曲作家、诗人、书画家。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或署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1521.3.12)，生在浙江山阴县（今绍兴市）大乘庵东边的榴花书屋。父徐兩是个举人，长期在贵州教书，并担任过多年的州县官，后因病回到山阴原籍。徐渭一生在科举和仕途上都不得意。20岁考取秀才后，曾8次参加乡试。直到40岁仍未考中举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应聘到浙闽总督胡宗宪幕下当幕客，曾亲临前线参加抗倭战斗，屡出奇谋，建立战功。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四十二年(1563)春，胡宗宪被捕入狱，徐渭不但报国无门，而且清名受污，又加上夫妻不和，以致精神失常。四十五年(1566)，写《自为墓志铭》，连续9次自杀未遂。又因误杀继妻而入狱，7年后才被友人营救出狱。晚年，以鬻书卖画谋生。
徐渭的坎坷终生，跟他具有不合封建世俗的叛逆性格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而徐渭却“不为儒缚”(《自为墓志铭》)。他“眼空千古，独立一时”（袁宏道《徐文长传》）。在政治上，他支持张居正，谴责严嵩，积极参加抗倭战争。在文学上，他强调独创，反对复古摹拟，斥之为鹦鹉学舌，“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叶子肃诗序》）。对于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而对卑贱者，他却深表同情，亲如家人。“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袁宏道《徐文长传》）他的这种思想性格，自然不能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容纳。
《四声猿》杂剧是徐渭的戏曲代表作，系由《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4部短剧组成。
《狂鼓史》与祢衡死后，阴司判官把曹操鬼魂召到阎罗殿上，祢衡击鼓骂曹。作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曹操狠毒虚伪，借刀杀人，“哄他人口似蜜，害贤良只当耍”，无恶不作，残无人道，狡诈奸险，死不悔悟的丑恶面貌，徐渭写这部剧本可能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他曾在《哀沈参军青霞》诗和《与诸士友祭沈君文》中，把当时的严嵩目为曹操式的奸相，把历数严嵩十大罪状因而被迫害致死的他的姊丈沈喻为祢衡。前人称赞此剧足以使奸雄裂胆。
《玉禅师》取材于《西湖游览志》，描写临安府尹柳宣教因玉通和尚不赴庭参便对他施行报复，派遣妓女红莲前去勾引，玉通和尚因犯色戒而羞愤自杀。死后投胎为柳太守女儿柳翠，沦为娼妓。玉通的同门月明和尚指出柳翠的前生因缘，引度她出家为尼。剧本带有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官场与佛门的尔虞我诈，并批判了禁欲主义丧失人性的虚伪本质。它使人们看到，纵欲破戒照样可以得道升天，只有伪善者才永远被拒于天国的门外。此剧和元代无名氏的《月明和尚度柳翠》杂剧不同，主要是削弱了宗教迷信思想，加进了柳太守设计陷害玉通和尚的政治内容。
《雌木兰》写花木兰女扮男妆，替父从军，为国立功的故事。歌颂了花木兰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它取材于乐府民歌《木兰辞》，但在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上都有重大发展。不仅添上木兰的父亲花弧，并描写木兰乔装和出征的经过，以及征战12年，凯旋回家以后嫁王郎的归宿，使故事情节更加合理丰满，而且剔除了《木兰辞》中“忠孝两不渝”的说教，突出了英勇爱国和男女平等的思想。作为一个巾帼英雄的形象，花木兰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从杂剧到昆曲，从京剧到许多地方戏，一直活跃在中国戏曲舞台上。
《女状元》写五代时黄崇嘏女扮男装，考中状元，被授予成都司户参军，周丞相欲招为婿，当她不得不说出真情时，周丞相便娶她为媳。此剧抒发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摧残人才的不满和牢骚，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的现实。黄崇嘏才华出众，当她乔妆成男人时，可以中状元，做官断冤狱，但在她暴露女儿身份以后，却只能弃官成婚，使她的文学造诣和政治才能葬送于闺阁之中。作者深为封建社会妇女的受压迫而抱不平，他在剧中大声疾呼：“裙钗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
徐渭的《四声猿》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影响较大。明代的澄道人说，它“为明曲之第一”（《四声猿引》）。袁宏道说：“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徐文长传》)它正是以这种“绝异”的崭新面貌登上当时剧坛的。它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诸如由阳骂曹改为阴骂曹，和尚可以破戒，妓女能够得道升天，女扮男装，妇女照样可以干出武能安邦建勋、文能状元及第等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打破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洋溢着狂傲的反抗思想。想象之丰富，情节之离奇，被称为“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王骥德《曲律》）。它对汤显祖有着直接的影响，汤显祖说过：“《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四声猿》在杂剧的音律、体制、表演等艺术形式上也有一些创新，为清代杂剧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而在思想和艺术上却不无局限，它所表现的民主思想毕竟是很朦胧的，封建的色彩依然十分浓厚，人物形象比较单薄，粗犷豪放有余，而丰满细腻不足。
《歌代啸》杂剧相传也是徐渭的作品。它是讽刺剧，分为4折。素材取自市井琐事，主要是揭露僧侣禁欲主义的虚伪、荒唐，张冠李戴，嫁祸于人；鞭挞封建官僚的丑恶和专横，“州官放火，禁百姓点灯”。其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战斗风格，比《四声猿》更为辛辣犀利。但写得浅薄显露，失于剪裁提炼，趣味也不免庸俗。
徐渭的《南词叙录》是研究宋元南戏的重要文献和理论批评著作。它记录了宋元南戏60种、明初戏文47种，并对南戏的渊源、声腔、脚色、常用俚语以及戏曲改革和创作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发表了宝贵的意见。徐渭提倡本色，认为戏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晓，乃为得体”。他对当时戏曲创作中惯用经子语、典故、作对子的“时文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其弊起于邵灿的《香囊记》，经“三吴俗子”竞相效尤，“遂至盛行”。他对这种脱离舞台、脱离一般观众的创作倾向，发出了振聋发聩之言：“南戏之厄，莫甚于今！”针对当时人们对《琵琶记》的不同评价，徐渭热情地肯定了《琵琶记》中《食糠》、《尝药》、《筑坟》、《写真》诸出，是从“人心中流出”的真情，“句句是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石成金，信是妙手。”他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徐渭还评点过《西厢记》，修改过梅鼎祚的《昆仑奴》杂剧。
徐渭的诗文集《徐文长初集》、《阙编》、《徐文长三集》、《徐文长全集》、《徐文长佚稿》、《徐文长佚草》以及《四声猿》杂剧，都有明清刻本传世。《歌代啸》有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精钞本。《南词叙录》现存旧钞本，并有《读曲丛刊》本、《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