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Wang Guowei
王国维，中国近代学者。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早年应乡试不中，从此放弃科名。1898年就学于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1901年在武昌农务学堂任译授。同年留学日本，不久回国，为罗振玉主持的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执事。兼《教育世界》杂志主笔。1903 ～ 1904年先后任通州和苏州师范学堂心理学、伦理学教习。1921年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通信导师，1925年又受聘为清华学校研究院专任教授。他介绍的西方哲学、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在近代中国是比较早的;并主张教育学和心理学都应列为经学等科所当授的科目。他的主要教育言论有《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学小言》、《教育小言》、《教育普及之根本办法》等，《教育世界》发表的第一部教育学，就是王国维翻译的日本立花三郎的著作。他于1907年重译了丹麦H.赫夫丁著《心理学概论》，列为师范学堂课本。他作为德国A.叔本华哲学的信奉者，也介绍过叔本华的教育思想。
资料一
[拼音]：Wang Guowei
中国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美学家。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生于光绪三年，清秀才，曾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光绪十八年补博士弟子员。1898年到上海，为《时务报》司书记校讎。他利用公余到罗振玉(1866～1940)在上海办的东文学社就学。1901年赴日本东京求学，始读康德哲学。次年因病辍学回国，继续研究I.康德和A.叔本华哲学。发现康德哲学有“不可恃处”，便从哲学转向文学、史学、考古学和金石、音韵学方面。在此期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清华研究院教授等。后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廷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常以清朝遗老自居。1927年当国民革命军北上时，因避所谓“再辱”，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其著作有60余种，大部收入《观堂集林》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哲学思想王国维是康德特别是叔本华的信徒。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他在30岁之前，用西方的观念来解释中国哲学史上的“性”、“理”、“命”等问题，作《论性》、《释理》、《原命》三篇哲学论文。他用康德的不可知论解释“性”，认为性超乎吾人的知觉之外。只有超经验的性是真性，而真性是不可知的。在经验之内论性，则善恶“矛盾随之而起”，是“无益之议论”。他认为理有广、狭二义。他用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给“理”下定义；广义上的理，即理由，以宋人陈淳的“理有确然不易底意”等等作证明；狭义上的“理”，即理性，是从直观概念中制造出来的抽象概念。他认为，无论广义之理还是狭义之理，都“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莫暗昧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在“命”的问题上，他完全接受叔本华因果律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的意志中的观点，认为没有什么自由意志，意志受动机支配，意志是不自由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命”如“死生有命”的“命”，同“理”一样，是只存在于观念而不存在直观中的幻影，而这个幻影支配着人生，因此人生没有什么自由。“命”，是王国维悲观主义哲学的基础。
美学思想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把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方近代美学观点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戏曲方面，卓有贡献。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他的美学思想由游戏说、天才说、古雅说、境界说构成，境界说是其精华。这几部分都贯穿一个根本观点：美和文学艺术是超利害的。
王国维的游戏说来自康德的超功利说和席勒的游戏说，他认为美的性质“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认为美不具有物质利害性质，文学艺术和审美不是“道德政治之手段”。“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努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王国维还接受了叔本华的观点，认为艺术的根本作用在于解脱人生苦痛，“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尤其作为“美术之顶点”的悲剧，解脱的意义更大。总之，他把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观点集中在一起，认为美超利害，根源是游戏冲动，目的是解脱。
王国维一方面接受了康德关于艺术都是天才之作的观点，认为文学是天才的游戏事业，而天才是“旷世而不一遇”的。另一方面他提出古雅说，是对康德天才说的一种补充。所谓“古雅”，指的是和自然形式的美不同的艺术形式的美。前者是“第一形式”，后者则是“第二形式”，但第一形式的美即自然形式的美必须通过第二形式的美即“古雅”方能在艺术上得到表现和完成。而且，本来不美的第一形式还可以通过第二形式而取得美的价值。由于“古雅”是由人制作的“第二形式”即艺术形式的美，因此王国维认为对“古雅”的判断不同于对自然形式的优美和宏壮的判断。它不是先天的、普遍的、必然的，而是后天的、经验的、偶然的。王国维的“古雅”说肯定了艺术形式所具有的美的价值，并且认为这种美的创造不完全依赖于天才，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和修养而达到。古雅与优美、宏壮，虽有如上的区别，但其根本性质──超功利，又是完全一致的。
王国维的“境界说”概括了诗词、小说以至戏曲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审美经验，认为“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其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他指出“境”是对“自然人生之事实”的客观描写，“意”是对这种“事实”的主观态度，所以意境是主客观的统一，“境界”则是意和境的统一共名。在他的美学代表作《人间词话》中，崇尚自然和真实，反对矫揉造作，认为这是意境创造的根本要求，也是“隔与不隔”的根本区别。他将“造境”与“写境”分属理想与写实二派，但指出二者颇难分别。因为“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他还把意境区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壮美也”。境界不仅是指景物、喜、怒、哀、乐，也是人心中的一种境界，所以能够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境界说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思想，并吸收了近代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涉及艺术和审美本质。
王国维美学思想属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范畴，要求文艺摆脱封建主义桎梏，具有启蒙意义。
资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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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金石学家。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于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
王国维出身海宁州学。1898年入罗振玉在上海创设的东文学社半工半读。1901年随罗任职武昌农校，由罗资助去日本留学。1902年回国后，因罗的推荐在上海、南通、苏州任教，讲授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旅居日本京都，在罗的影响下转治经史金石之学。1916年回到上海，在英商哈同所办仓圣明智大学编辑《学术丛编》。1922年应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1923年在退位清帝左右任南书房行走。1924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讲授《古史新证》及《尚书》、《说文》、《仪礼》等课程。
王国维治学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新发现，采取新方法。他在治学方法上，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方法，同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考据方法，成功地结合起来，创立和提倡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强调要将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材料并重，古文字古器物之学要与经史之学相互表里，“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同时，又以阙疑的态度，谨慎地对待学术问题，对甲骨文、金文所作考释，力求形、音、义都能说通，因而有较多的创获。这样，他便取得了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所无法比拟的成就。
王国维早年进行文学研究，所著《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书，即有相当的贡献。转治经史金石之学以后，有关考古学的贡献主要是在甲骨文、金文、简牍及度量衡等方面。
王国维研究商代甲骨，最早突破文字考释的范围，将其作为原始的史料，用以探讨商代的历史、地理和礼制，所著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周制度论》、《殷礼征文》及《古史新证》等。他第一次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并根据卜辞加以纠正。又提出商周之际礼制截然不同的独到看法。他还是从称谓判断卜辞年代和进行甲骨缀合的第一人。
王国维为进行金文研究，从编辑《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入手，对宋代以来著录的金文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又作《两周金石文韵读》和《两汉金文韵读》，以期“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他不仅先后撰写数十篇重要器铭的跋语，而且将金文资料用于西周历史和有关问题的研究，著有《生霸死霸考》、《明堂庙寝通考》、《古诸侯称王说》、《鬼方、昆夷、狁考》等。同时，他还进行古器物的研究，曾撰写《古礼器略说》，订正一些器物的名称，辨明它们的用途。
在简牍研究方面，他根据文献记载作《简牍检署考》，讨论古代的简册制度。后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一书，曾撰写长序论述敦煌和西域所出汉晋木简的学术价值，考证汉长城和玉门关等历史地理问题，又作屯戍丛残部分的考释；他通过英国的A.斯坦因的著作，注意到法国汉学家E.┵.沙畹(1865～1918)原书标有每支木简的出土地点，因作序后重新考定候官、烽燧次第，并绘图列表附之书后，以供进一步研究。
王国维还进行古代度量衡的研究，曾对宋代著录的晋前尺、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尺、鉅鹿古城出土的宋尺，以及新莽嘉量等撰有跋语。《记现存历代尺度》一文，根据17种古尺的实物拓本或摹本，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得出尺度之“由短而长”以魏晋至唐增长最快的结论。
另外，王国维作《明堂庙寝通考》和《胡服考》，考证古代的建筑制度和服饰制度，虽然主要根据文献记载，但对考古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作《魏石经考》，首先讨论汉、魏石经的经数和石数，也和考古学有关。
王国维早年所作学术论文，多收入本人自编的《观堂集林》一书(1921)。他逝世后，罗振玉选编其42种著作为《海宁王忠慤公遗书》(1927)，商务印书馆又辑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两部全集均将《观堂集林》列为第一种，但内容不尽一致。
资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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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文史学者、戏曲史家。字伯隅，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幼入私塾，15岁入州学，曾两次应乡试，皆落第。1898年到上海，在康有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当书记校对，从此开始接受西方文化。1901年游学日本，翌年因病回国。1903～1906年，曾先后担任南通师范学堂、江苏师范学堂教习，1907～1912年，从事词曲和戏曲史的研究，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即《宋元戏曲考》）都完成于此时。1913年以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字的研究。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1927年自溺于颐和园昆明湖。生平著述甚丰，现存《静庵文集》、《观堂集林》、《王忠慤公遗书》等。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集中他的戏曲论著编印了《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王国维的主要贡献，是对中国戏曲历史的研究。中国戏曲艺术，以辉煌灿烂的宋元南戏和元杂剧揭开了它的历史画卷。在他之前，还没有人专门对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形成的原因及其艺术成就作过系统的研究。王国维首先看到了元杂剧的艺术价值，认为元杂剧“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感慨昔人“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于是用了近 5年的时间，专心致力于元杂剧、宋元南戏历史的研究。先后写出了《曲录》、《唐宋大曲考》、《戏曲考源》、《优语录》、《古剧脚色考》等专著，最后写出了《宋元戏曲史》一书，填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白，开辟了一门新学科。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一书中，揭示了戏曲艺术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他认为戏曲这一综合艺术，“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因此对形成戏曲艺术的各种艺术因素，从古优、巫觋，汉、唐歌舞百戏、滑稽戏到宋金院本、各种乐曲、说唱文学、小说、傀儡戏、影戏等，逐一考证它们的来源、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特点，从各种艺术的继承发展联系中，阐述了戏曲艺术孕育形成的过程。
王国维认为，汉、唐以来的歌舞戏，还不是“纯正之戏剧”，因为“其事至简，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之为当也”。对于唐、宋以来的滑稽戏，他肯定了唐代滑稽戏已见脚色之端倪，也肯定了宋滑稽戏的“进步”，“然不能被以歌舞，其去真戏剧尚远”。他主张只有宋元南戏和元杂剧才具备了“真戏剧”的条件，得出了中国戏曲艺术形成于宋元的结论。关于元杂剧的历史分期问题，元钟嗣成《录鬼簿》，曾把元杂剧作家分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方今已死名公才人”、“方今才人”三代人。据此，王国维旁征博引，考证了那些尚可考查的杂剧作家的生卒年代，把这三代人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并勾划出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即：第一期是杂剧的繁盛时期，参与杂剧创作的作家，是不得志的下层文人和受压迫的民间艺人，杂剧流布的范围是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第二、三期，杂剧活动的中心逐渐向以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方迁移，由此逐渐衰落。王国维这样分期是符合杂剧历史的实际的。
王国维高度评价了元杂剧的艺术成就。他认为:“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取胜”，而元杂剧则是“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在他具体分析元杂剧的艺术成就时，说元杂剧的“最佳之处”，在于它有“意境”，“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从这一美学评价出发，在评论元杂剧作家的成就时，他反对了明代宁献王朱权等人对关汉卿的贬抑，认为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他还从元杂剧揭示的广泛社会生活和描写各阶层人物的真实性，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认为是研究元代历史极可珍贵的材料。
资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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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历史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出生于一个有读书传统的地主家庭。戊戌时，他放弃举业，到上海《时务报》馆充校对，并入日本人执教的东文学社学习外文及近代科学。他的才能受到学社主办人罗振玉的赏识。1901年秋，赴日留学。不久，以病归，相继在南通师范学堂及江苏师范学堂任教，并编译《农学报》与《教育世界》杂志。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次年，经罗举荐任学部总务司行走。这期间，他对哲学、文学有浓挚的兴趣，醉心于叔本华、康德等人的哲学，又潜心词曲，作有《人间词话》传世。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随罗振玉逃亡日本，专事甲骨文及汉简的研究，并与日本学者多有往还。1916年回到上海，编辑整理旧籍，并继续致力于甲骨文及考古的研究。他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开创性著作。他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实物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方法，对近代史学的进步颇有影响。1923年，被召为废帝溥仪充“南书房行走”。1925年被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除研究古史外，兼作西北史地和蒙古史料的考订。1927年，在革命势力逼近北方时，于6月2日在颐和园投昆明湖而死。王氏一生著述甚丰，其主要著作结集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资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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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静安，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幼年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1898 年入上海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 哲学、文学等新学。 1907年与罗振玉同在学部任职。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避居日本京都，开始进行古文字研究。1916年回国，在上海英人哈同所办仓圣明智大学任教授。1922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1925年至北京，任清华研究院教授。1927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平生著述宏富，成就甚多，而且能开风气之先。他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超卓的是甲骨文。因为罗振玉藏有两三万片甲骨，王国维利用这些材料考释出不少文字，而且他能以地下出土的这些实物材料跟史书相参证，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系统地考明商代的先公先王的名号、世系和称谓，立论精确，为学者所叹服。又为哈同作《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 诠释文字也多有发现。 对甲骨学贡献极大。
王国维在金文研究方面也是成绩超卓的。所著《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清朝)金文著录表》是检索宋代和清代书中所著录的有铭文的铜器的重要参考书。他还写了10多篇考释青铜器铭文的单篇文章，收入《观堂集林》。王国维解释文字极为矜慎，不知者则阙而不论，不为穿凿附会之说。他在《毛公鼎考释序》里说：“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这一段话就是考释彝器铭文的方法论。由此可见王氏研究古文字深得三昧。他还提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也为学者所承认。
王国维除对古史、古文字研究有贡献外，对古音和训诂也有许多重要论著。如《补高邮王氏说文谐声谱》、《联绵字谱》、《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书郭注方言后》等都是信今传后之作。总之，王氏治学贵在闳通，实事求是，不固守前人成说，能精心比证，以实物与史书参验，决定是非，所以所得独多。
资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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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词人。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亦号永观。浙江海宁人。清秀才。屡应乡试，未中，乃放弃举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去上海，在改良派报纸《时务报》任书记、校对，接受新学和西学的影响。同年六月，又以业余时间，入罗振玉主办的上海东文学社，从日本人学外文及理化等知识；并自此与罗振玉结成终生依托的关系。
光绪二十七年(1901)，王国维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次年夏，因病辍学回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三十自序》），开始研究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著作。光绪二十九年起，先后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并致力于文学研究。三十二年（1906）入京，专力治宋词元曲。次年起，历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等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于当年12月携眷随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集中精力研究甲骨文、金文和汉简。1916年，应犹太富商哈同之聘，回国至上海编辑《学术丛编》杂志，并继续甲骨文的研究。1918年，兼任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
1922年，王国维受聘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次年，由蒙古贵族升允举荐，应召为清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视为奇耻大辱，与罗振玉、柯绍忞相约一同投御河自杀，因家人严密监视未遂。次年，任清华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讲授经史、小学等科，并从事西北史地及蒙古史料的研究整理工作。1927年6月，在北伐战争向北推进中，王国维写就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自投于北京颐和园内之昆明湖，“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
在历史急剧变动的年代，王国维是一位比较复杂的人物。他的政治立场，由前期的比较同情资产阶级改良派，日渐堕落为顽固不化的封建主义保皇派。而在学术上，他却在哲学、教育、文学、史学、文字学和考古学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中国近代罕见的杰出学者。他是近代学术界最早地把乾隆、嘉庆以来朴学大师们的治学传统和资产阶级的近代治学方法，融会贯通，从事创造性的研究工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大都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王国维毕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史学研究，成就也最高。他是中国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前的资产阶级史学主要代表人物。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利用甲骨文资料探求、论证历史的本来面貌，创获极大，突破了传统的封建史学，从而被认为是“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在文学领域里，较早地吸收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及其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在文学的界说、文学的特质、作家论、创作论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新开拓，新贡献，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发生过重要的启蒙作用。他的文学创作，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当然，由于受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濡染太深，王国维的文学理论的局限也十分明显。如他提出的距离美学、超功利主义、文学起源于游戏论等，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与文艺观点。
王国维在文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以及《观堂长短句》等。
《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和《红楼梦评论》，作于1904年。前者非文学专论，有关部分反映了他吸收叔本华美学思想而形成的对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后者是王国维最早的一篇文学论文，也是红学史上一篇重要的专著。它第一次对《红楼梦》的“精神”和“美学上之价值”等重要问题，作了认真的、比较系统的探讨和评价，较之先前旧红学派的随笔式的评论和牵强附会的考证，是一个明显的突破。它批评了旧红学派的“影射”说和“自传”说的荒谬，提出“夫美术（谓文艺）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虽然他所谓“人类全体之性质”还建立在叔本华“实念”的基础上，但这种论述中已包含了典型化的思想和文学的形象化特质，在当时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全篇理论以叔本华的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观为“立脚点”，宣扬人生即痛苦悲观的人生观，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以“解脱为理想”的“宇宙之大著述”，虽意在赞誉《红楼梦》之伟大，并且具有理论高度，实际上仍是歪曲了《红楼梦》，直接或间接地给新红学派以影响。
作于1912年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的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在此前4年间，他曾先后完成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馀谈》和《古剧脚色考》等著作，对历来认为“文格卑俗”的戏曲作了高度的评价，对有关戏曲专题发表了独卓的见解。而在这部著作里，则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戏曲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对现存的元杂剧作家和作品，作了重点而又精到的论断。这些，都是前人所未曾做过的工作。故郭沫若称之为“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鲁迅与王国维》）。作者在此书中强调元曲之佳处在“自然”，作家“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其推崇元曲之文章在有“意境”，则是与《人间词话》中之“意境说”相呼应的。
《人间词话》，最初发表于1908年。后人又辑有《人间词话删稿》、《人间词话附录》。这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代表作，影响很大。它熔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哲学、美学于一炉，而以发挥前者为主，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文艺理论体系。它虽为论词而作，但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不限于词，“可以作为王氏一家的艺术论读”（夏承焘《词论十评》），它突破清代词坛浙派、常州派的门户之见，独标一帜。
《人间词话》在探求历代词人创作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自己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的切身经验，提出了“境界”说，为王国维艺术论的中心与精髓。《词话》第一条即指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全书提到“境界”有十余处之多。作者阐释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有境界的作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即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量。围绕境界这一中心，《词话》又进一步提出和论述了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景语与情语、隔与不隔、对宇宙人生的“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内容，广泛接触到写实与理想化的关系、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景与情的关系、表现上的白描与“务文字之巧”的关系、作家观察事物与表现事物的关系等文艺创作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包括了作家修养、创作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但是，这部著作同样表现了叔本华等西方唯心主义美学的某些影响。其过于推重唐、五代、北宋词人作品，贬抑南宋作家，也有失之偏颇之处。
王国维词，有自定稿《观堂长短句》 1卷，存词仅23阕。又有《苕华词》（一名《人间词》），收词92阕。他对自己的词作，自视甚高，自言“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实际上，他的词虽然讲究意境，锤炼字句，艺术上多有借鉴价值，又“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有其独自的风格，但内容则多抒发孤臣孽子的哀怨之思，表现了对时代变革的格格不入的态度以及悲观主义的情绪。如〔摸鱼儿〕《秋柳》、〔浣溪沙〕“掩卷平生有百端”、〔清平乐〕《况夔笙太守索题香南雅集图》等。
王国维的著作有《观堂集林》24卷、《观堂别集》4卷、《静安文集》1卷、《续集》 1卷，合其他学术著作，刊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共43种，104卷。其中包括词学研究方面的著作:《清真先生遗事》1卷、《唐五代二十一家词》20卷、《后村别调补遗》1卷。
-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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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艾：《王国维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 张舜徽：考古学者王国维在研究工作中所具备的条件、方法与态度，《中国史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 周传儒：史学大师王国维，《历史研究》1981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