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Guo Moruo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汉族，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资料一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四川乐山人，原名郭开贞，号尚武。沫若是他1919年9月11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诗作时开始使用的笔名。1910年入成都分设中学，开始参加反清爱国运动。1916年赴日本留学，习医，同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在哲学上受到泛神论的影响。他的创作始于1918年。“五四”运动时期以收入诗集《女神》中的新诗开一代诗风，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精神。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1924年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倡导革命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大革命失败后，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抗日战争开始，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第一、四届常务委员和二、三、五届副主席。1978年6月12日病逝于北京。
郭沫若学识渊博，著述很多，涉及到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生前已有《沫若文集》行世。去世后由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新编的《郭沫若全集》共38卷，分为《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历史编》（人民出版社出版）、《考古编》（科学出版社出版）。
郭沫若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独特的贡献：（1）1928年在日本从对殷代甲骨文字和殷、周两代的青铜器铭文研究入手，首开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之先河，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中国社会也曾经存在奴隶制，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普遍真理同样符合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历史和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2）抗日战争期间所著《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的重要著作，这两个内容相辅相成的关于先秦社会和学术思想的研究文集，对先秦“社会的机构和它的转变，以及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理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对先秦诸子的哲学、政治、伦理等各方面的思想及其源流和演变进行了探讨，并对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和著作做了考辨和评价，自成一说，颇多创见。同时自我修正了过去在中国古代史的具体分期等问题上的一些论断。这些书对中国古代史、思想史，尤其是先秦哲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历史、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所著《奴隶制时代》等书，提出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见解，为多数中国史学工作者所接受。此外，在其他文史论著中涉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也不少，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广泛影响。
资料二
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娥乡沙湾镇。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1944年，郭沫若歌颂明末女军事家秦良玉《咏秦良玉》。
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他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在这期间，郭沫若写了许多迎合时代的文字，因此受到后人诟病，理论专著《李白与杜甫》一书更是令人齿冷。因此郭沫若其人在中国文化界成为人格方面的反面例证。曾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5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
郭沫若是著名的浪漫主义大诗人，他的爱情与婚姻也富有浪漫的情致。张琼华、佐藤富子、于立群三位女性，先后与郭沫若结为夫妇，其间有着诉不完的悲欢离合。
资料三
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乳名文豹，学名开贞，号尚武，1919年首次发表新诗时取笔名沫若。1892年11月16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生于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今四川乐山沙湾区）一个中等地主兼商人家庭。祖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今福建宁化）。1907年秋至1913年夏，先后在嘉定府中学、四川省高等分设中学堂、成都高等学校理科就学，曾多次带头参加反抗旧教育制度的学潮，并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1914年7月，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次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8月，往福冈，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五四运动爆发后，和几位留日学生组织“夏社”，搜集日本各报章杂志有关列强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投寄国内各学校、报馆，并撰写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宣传的文章。1921年6月，与郁达夫等人建立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1923年3月，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1924年5月，译完〔日〕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从此初步倾向马克思主义。1926年3月，经瞿秋白、林伯渠等推荐，任广东大学（次年改为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等职。“四·一二”政变后，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旅居日本十年（1928年2月至1937年7月），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1930年至1939年间，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金文余释之余》、《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殷契粹编》、《石鼓文研究》等著作；并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曾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皖南事变后，主要从事历史剧的创作和史论的著述。1941年12月至1943年3月，写出《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剧本；（见彩图）并继续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和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系统研究，主要史学论著有《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历史人物》等。他这一时期写的许多历史剧和大量诗文，起到了打击敌人、激励革命人民斗志的作用。抗战胜利后，他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1947年11月，领导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1949年8月，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历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届常务委员，二、三、五届副主席。同时，继续从事著述，出版了《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等论著和整理古籍的著述《管子集校》、《〈盐铁论〉读本》，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等书，并写了《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等历史剧。
郭沫若是博大精深、才华卓具的学者，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他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开拓了一代新风。诗集《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作品。《屈原》等历史剧独树一帜，为中国新型历史话剧的发展开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他对甲骨文进行分类整理和考释，对两周金文进行断代和国别研究，把零乱的考古资料加以综合分析，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代表作为《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和《卜辞通纂》。他的古史分期主张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于北京。郭沫若著作宏富。由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的《郭沫若全集》，收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著作共三十八卷，其中《文学编》二十卷，《历史编》八卷，《考古编》十卷。此外，还有不少未编辑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等。
资料四
郭沫若，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字鼎堂。四川省乐山县人。生于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
生平事迹郭沫若1923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早年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后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并于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郭于1928年旅居日本，进行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开拓者，对古文字学有划时代的重要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继续进行先秦时期社会形态和诸子思想的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以及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并坚持进行学术研究工作。在考古学方面，他不仅将30年代的旧著一一修订重版，而且不断进行新的研究和探索。他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工作，关心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对考古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卓著，对学术文化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被誉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甲骨文字的研究郭沫若于1928年开始进行甲骨文字的研究。1929年夏，先后写成互为表里的《甲骨文字研究》和《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前者是通过对一些已释未释的甲骨文字的阐述。来了解商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如古代婚姻发展。天神上帝观念起源，商代奴隶的名称、来源、逋逃及身份、升迁，以及天文历数方面的问题，还论及农耕生产、贸易货币及音乐艺术。后者则对商代的生产状况和社会组织，进行了理论性的概括。
1933年，郭沫若编辑出版《卜辞通纂》一书，选录已见著录和部分未见著录的甲骨精萃。全书除《别录》部分收录他在日本征集到的129片外，正编所收800片分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略游、杂纂 8项，逐片进行简明考释，还在每项之后作一小结。1937年编辑出版的《殷契粹编》一书。则从善斋所藏甲骨中选录1595片，按与前书大体相同的类别编排和考释。两书集中了殷墟科学发掘以前出土甲骨的珍贵部分，所作考释又有很多创获，能够帮助读者由浅入深地系统了解甲骨文字的全面情况，因而迅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重视，至今仍对甲骨学和商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郭沫若在这两部书中的研究成果很多，例如，从卜辞中辨识沃甲和阳甲，使殷先王世次中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解决；通过断片缀合，为王国维提出的先王上甲之后世次应为匚乙匚丙匚丁说增加了确证；释帚为妇，以妇某为人名，进而推定为武丁之妃。他与董作宾同时注意到甲骨文的分期断代问题，对董列举的贞人曾有所补充:在进行较多断片缀合的同时，又提出残辞互补问题等。在甲骨文的卜法、文例和书写方面，他也作了深入的研究。郭沫若晚年，还担任集成性大型甲骨资料汇编《甲骨文合集》的主编，为甲骨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
金文和青铜器的研究郭沫若关于商周金文和青铜器的著作较多，在学术上作出的贡献也最大。他在1929年初步研究西周金文写作《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以后的一段时间接连出版了六部专著：《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金文丛考》（1932）、《金文余释之余》（1932）、《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等。在《古代铭刻汇考》(1933)和《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4)二书中，也收入了相当一部分金文研究的论文。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写了《青铜器时代》一文，并对陕西新出土的西周铜器作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对各地出土的许多重要商周铜器，也曾有专文论述。
郭沫若根据可靠资料，科学地概括了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发展，进行了初步分期。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将中国青铜器时代按铜器形制、花纹、文字（包括文体和字体）三方面的特点，划分成 4期。他认为商代末期青铜器制作“已臻美善”，中国青铜器的滥觞时期“尚必在远古”。所分其余3期，相当于商代后期至战国末年，对其发展作了概括的论述。1945年所作论述，又另加战国末年以后的“衰落期”。这样，便使青铜器研究在发掘资料甚少的时候，突破金石学和古器物学的范畴，走上考古学的轨道。
郭沫若还创造了标准器断代法，对两周时期的有铭铜器，特别是西周铜器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根据标准器断代，就是先选定从铭文可知年代的器物，以这些铭文中的人名事迹线索、文辞体裁、文字风格和器物花纹形制为标尺，对未知年代的器物进行断代。这种开创性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把现代考古学方法应用于商周铜器研究，从而取得较大的突破。例如，参考甲骨文资料，考定戊辰彝（）为帝辛二十年之器，使商代末年从此有了标准器；推断商代铜器中的图形文字为古代国族的名号，即所谓“图腾”的孑遗或转变。又如，根据器物形制和花纹的对比，否定毛公鼎作于周初的成王或昭穆时期等旧说，将其年代改订为西周晚期的宣王；判定众说纷纭的秦公钟和秦公作于春秋中期偏晚的秦景公时期等。增订后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共收西周之器250件，东周之器261件，分别按王世和国别编次，并且附以适当的考释（除附见之器外，全书实收324器）。这就把“一团混沌”的传世铜器，第一次变成完整的体系，成为可供古史研究利用的科学资料。郭沫若创立的标准器比较法，至今仍为金文研究者所沿用。
郭沫若特别强调图象学的重要意义，指出研究商周铜器的当务之急是对花纹进行分类和断代。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中，按照器类和年代顺序，罗列当时能够找到的图象资料，第一次作成两周铜器的参考图谱。该书的序说《彝器形象学试探》和《青铜器时代》，又曾举例说明铜器形制和花纹的演变情况。
其他方面的研究郭沫若还对秦刻石等铭刻资料的研究作出一定的贡献，著有《石鼓文研究》（1936）、《诅楚文考释》(1947)等。另外，又曾根据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时期王、谢等家墓志，重新提出王羲之《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以《兰亭序帖》为唐人依托之作，曾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热烈讨论。
资料五
中国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生平
1892年11月16日出生在四川乐山一个中等地主家庭。原名开贞，字鼎堂。5岁入学家塾，喜读唐诗。1906年进入乐山高等小学。1907年升入嘉定府中学堂，后因参加学潮被开除，转入成都府中学分设中学，又因领导罢课于1910年被校方开除。这期间他除熟读中国古典文学《庄子》、《楚辞》、《史记》等之外，也爱读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崇拜秋瑾、徐锡麟、邹容等革命家。辛亥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在失望苦闷中为寻求真理，于1913年赴北京，年底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10年。其间他在R.泰戈尔、惠特曼、J.W.von歌德等人的诗歌影响下，开始写一些新诗。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先后爆发，激起了郭沫若反帝反封建的强烈革命要求，使他进入“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产生了《凤凰涅槃》、《匪徒颂》、《晨安》、《天狗》等著名诗篇。郭沫若从此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新诗的奠基人。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的出版，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从1919年秋开始，郭沫若尝试以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题材写诗剧，先后创作了《女神三部曲》（《女神的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和《三个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聂嫈》)等一批诗剧片断和诗剧。
1921年夏，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发起成立创造社。
1923年春，郭沫若结束在日本的学习，回国在上海定居。他一方面参加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一方面研读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参加社会调查。1924年夏，他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同年初冬又去宜兴调查了浙江齐燮元与卢永祥之间的军阀之战。这使郭沫若从理论上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又在实践上深入了解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与阶级状况。1925年，郭沫若目睹“五卅”惨案，于激愤中写出《为五卅惨案怒吼》一文，号召国人外察仇国内察当局，并在“五卅”惨案的抗议高潮中，改写《棠棣之花》为《聂嫈》，突出了反抗暴政、勇于牺牲的精神。他自述这出戏是“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
在这个时期的理论研讨和与社会接触中，郭沫若实现了从泛神论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他对自己和创造社前期的“纯文学”思想也进行了批判，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主张“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
1926年3月郭沫若离沪赴粤，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与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共产党人时常接触，深受影响。同年7月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升为中将军衔的政治部副主任，从广州打到武昌城下，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也敏锐地觉察到革命潜在的危机，即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的叛逆。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撰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及时揭露了“三·二三”安庆惨案的真相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两面派，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预见性和坚定性。“宁汉”合流后，郭沫若毅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并在革命军南征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为躲避国民党的通缉，于1928年2月携眷旅居日本10年，其间从事古史考证和金文甲骨研究，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石鼓文研究》等10多部专著出版，对中国史学和古文字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秘密逃离日本，于7月27日抵上海，并赋诗明志，一时广为传诵。他的民族气节和文化艺术及社会科学等方面的高深造诣，使他成为文艺和学术界的抗日救亡领袖。“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他为抗日救亡奔走于江浙前线和后方，领导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开展抗日宣传及慰问工作，并接受中国共产党委托，筹办《救亡日报》，自任社长。
1938年郭沫若赴武汉，任国共二次合作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他团结文艺界知名人士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共赴国难，组织了抗敌演剧队和战地文化服务站，动员后方，慰问前方，使武汉三镇一时成为抗日宣传的大本营。
1940年政治部改组，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为主任。
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为了反击逆流，郭沫若以历史剧为武器，连续写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等6部话剧。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才思敏捷，气势磅礴，是继《女神》诗集之后的又一次“火山爆发期”。
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总结农民起义历史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在延安读到此文后，指定为中共党员必读的“整风文件”。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积极领导、参加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发动内战的阴谋，为此曾遭特务殴打。1946年5月回到上海，同年7月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特务暗杀，郭沫若奋笔疾书《祭李闻》一诗，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行为，歌颂李、闻二公“为人民作前驱的精神”。
1947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地下组织护送郭沫若去香港，1948年底离港赴解放区，后进入北平。
1949年7月，郭沫若在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同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职。当选为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委、副主席，中共中央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在政务、外事活动浩繁的情况下，郭沫若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其中写有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
戏剧创作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有诗剧、话剧，除一个剧目是现代题材外，均为历史剧。他的戏剧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诗剧
共有10多部。是一些篇幅比较短小的诗剧、诗剧片断和对话形式的诗，如《女神的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女神的再生》取材于“女娲补天”的神话，其主题是创造光明、让残暴与黑暗同归于尽。后两部诗剧分别取材于屈原的身世和刺客聂政的故事，40年代创作的多幕剧《屈原》、《棠棣之花》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收集在《三个叛逆的女性》中的《卓文君》、《王昭君》和《聂嫈》。《卓文君》描写汉代孀居才女卓文君不从父命，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歌颂卓文君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和爱情的精神。《王昭君》根据历史上汉代女子王昭君被选入宫，后又遣嫁匈奴的身世写成。但作者将王昭君的“命运的悲剧”改写成“性格的悲剧”。王昭君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敢于冒犯帝王淫威，自愿出嫁匈奴。这两部剧作写于1923年，曾多次在女子学校上演。《聂嫈》着重表现聂嫈、聂政姐弟舍身除暴的侠义精神。此剧是郭沫若于“五卅”运动中在《棠棣之花》基础上写成，7月1日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公演。这3部诗剧，不仅体现了时代精神，而且也初步显示了郭沫若历史剧豪放、热情、诗情迸发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的戏剧创作抗日战争时期是郭沫若戏剧创作的高峰。他在1941年冬到1943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连续写了6部剧作，不仅产量惊人，而且，以《屈原》为标志，思想艺术也达到了他戏剧创作的顶峰。郭沫若是浪漫主义诗人，又是历史学家，他在历史剧的创作上，使史与戏、戏与诗达到了和谐的统一。他的历史剧在内容上以古鉴今，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在艺术上则发挥激越的诗情和丰富的想象，从而产生出巨大的感染力量。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郭沫若认为：“……现实，最迫切地，要求文艺须作为反纳粹、反法西斯、反对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力而发挥它的作用。”于是重新加工几经改动的《棠棣之花》，突出了“主张集合反对分裂的主题”。此剧于1941年11月20日为“纪念郭沫若诞辰50周年和创作25周年”在重庆首演，由石凌鹤导演、舒绣文、张瑞芳、周峰、江村、孙坚白主演，影响很大。一时，以历史剧形式参与现实斗争的剧目活跃于大后方的舞台，形成了历史剧创作的高潮。
1942年1月，郭沫若继《棠棣之花》之后，以10天时间完成了他的杰作《屈原》。《屈原》取材于战国时代诗人屈原的事迹，但剧本并未拘泥于实事，而是把屈原与楚怀王为首的统治集团的矛盾集中在一天之内，以南后对屈原的引诱不成，阴谋陷害为主线，以屈原的弟子宋玉变节攀附权贵，而侍女婵娟却代屈原误饮毒酒而死为陪衬，生动地表现出伟大诗人忧国忧民、不畏强暴、磊落坚贞、大义凛然的崇高品质。屈原在暴风雨中的悲愤呼号“雷电颂”，作为“道义美的化身”和“诗的魂”的婵娟之死，控诉了旧中国的黑暗，道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引起当时观众的强烈共鸣，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的光辉一页。1942年4月，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剧院演出此剧，由陈鲤庭导演，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己、孙坚白、施超等人都参加了演出，引起轰动。其后，《屈原》曾多次演出。1953年9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重新上演《屈原》，仍由陈鲤庭导演，赵丹饰屈原，白杨饰南后，王蓓饰婵娟。《屈原》曾在日本、苏联上演。1979年第四次在日本公演时，演出500余场。1980年11月，河原崎长十郎率演出团来华演出，自扮屈原，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1942年2月，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虎符》，通过信陵君和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歌颂了维护正义和团结、反对侵略和投降的信陵君以及为了求得“人”的权利、“不惜杀身以成仁”的如姬。1943年，中国万岁剧团在重庆抗建堂演出了《虎符》，导演王瑞麟，由舒绣文、江村、孙坚白等主演。
1942年6月17日，郭沫若完成了历史剧《高渐离》。此剧以《史记·刺客列传》中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的故事为题材，抨击了专制主义者的凶狠残暴，表现了反抗者舍身取义的英勇无畏精神。
1942年9月和1943年3月，郭沫若又相继完成了描写元代大理总管段功与梁王女儿阿盖相爱的悲剧《孔雀胆》和以明末青年爱国诗人夏完淳慷慨殉国事迹为题材的《南冠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担负着繁重的政治和文化领导工作。同时，他开始着手武则天和蔡文姬的艺术形象塑造。对于如何表现这两个历史人物，他早在20年代就曾经酝酿，几十年的丰富经历使作者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理解，因此当她们再现于舞台上时，已不同于原先的设想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剧作也有了新的主题。作者在《蔡文姬》序中声明：“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着重歌颂曹操的爱惜人才。”同时，作者在蔡文姬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把自己的体验融化在剧作中，曾说：蔡文姬“抛儿别女，一心以国事为重”，与他1937年回国时的“别妇抛雏断藕丝”的感情是相通的。1959年5月21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蔡文姬》，导演焦菊隐，朱琳饰蔡文姬，刁光覃饰曹操，蓝天野饰董祀，朱旭饰左贤王。
1960年初，创作了剧本《武则天》。写武则天“最成熟的时代──即60岁前后的6年”，以平息徐敬业策动叛变作为剧情的中心，塑造了一个胸怀大度、才识过人的女政治家形象。《武则天》是郭沫若最后的一部剧作，1962年7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公演，导演焦菊隐、梅阡，朱琳饰武则天，郑榕饰裴炎，童超饰太子贤，郭莘华饰上官婉儿。
郭沫若一生创作了10多部历史剧，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就是为革命服务。《棠棣之花》3次随形势需要进行修改，是其典型。
郭沫若不仅是历史剧作家，而且是史剧创作的理论家，他有许多精辟见解，如主张“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精神，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史剧创作则要‘失事求似’。”根据这一原则，他放弃了为屈原作传的计划，而用屈原的一天，概括了他的一生。《屈原》的成功，正是在“失事求似”这一原则下使创作获得“自由”的结果和收获。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中，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剧作者与被描写对象的融合。从20年代始，他的剧作都是他的感情迸发的产物，都有他自己的声音。而《屈原》更是主客一体、高度融合的代表。他的剧作是作者作为政治家、史学家、诗人三位一体的产物，有他独特的个性与特点，是自成一派的历史剧作家。
资料六
郭沫若，现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人（见下彩图）。原名郭开贞，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郭鼎堂、石沱、麦克昂、高汝鸿、杜衎、易坎人等。
生平事略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父亲郭朝沛，是一个有实业家手腕的精明商人。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资质聪明，嗜好文学，平时读弹词，说佛偈。郭沫若童年时，母亲就教他背诵唐诗。郭沫若说：“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了我以决定的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他把幼时暗诵的唐人绝句称作是他“所受的诗教的第一课”（《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
1897年春，郭沫若开始受家塾教育，白天读经，晚上读诗。在唐诗中，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和韩愈。1900年庚子事变后，家塾教育逐渐有所革新，于四书五经及唐宋诗文外，还讲授新学课本和笔算数学。这时大哥郭开文（橙坞）在成都东文学堂读书，不断把《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刊寄到家塾来。这些书刊开阔了他的视野，培植了他的民主意识。郭开文后来还给他灌输了一些“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的思想，并且动员他东渡日本去求学。
1906年春，郭沫若到嘉定府乐山县高等小学读书。虽然学校当局昏庸腐败，但帅平均的《读经讲经》课，通过对古文、今文《尚书》真伪的辨析，激发了他对旧学的喜爱，养成了他日后爱考证、好翻案的脾气。1907年秋，郭沫若升入嘉定府中学堂。这期间除读梁启超翻译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外，开始大量阅读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林译的英国作家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通译《艾凡赫》）的浓厚的浪漫主义精神，给予他很大启示，对他后来的文学倾向有重要影响。此外，阅读《史记》也给予他丰厚的思想营养和文学营养。
1910年2月，郭沫若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读书。那时成都已弥漫着革命空气。1911年初，成都学生界发起国会请愿风潮，郭沫若被选为丙班代表参加了号召全市罢课的斗争，曾一度被学校开除。同年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为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的政策，掀起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郭沫若目睹了保路同志军武装斗争的情景，受到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斗争精神的鼓舞，这场保路运动成为他民主主义意识萌发的契机。接着，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郭沫若分外欣喜，剪掉辫子。他以为大家都剪去辫子，“中国就可以一跃而为世界上天字第一号的头等强国了”。但辛亥革命很快失败了，他感到失望和痛苦：“中国哟！你究竟该到那儿去？”（《反正前后》）
1912年初春，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率完婚，第5天又返回成都念书。1913年10月，郭沫若走出夔门，先是考取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因不满于学校当局而不愿入学。在他大哥资助下，于同年年底赴日留学。
1914至1923年，郭沫若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初到日本时，异国生活中所受的民族歧视，个人婚事的失意，使郭沫若陷于消沉苦闷之中。他因此读《王文成公全书》，深受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同时，王阳明学说又把他导引到老庄哲学、孔子哲学和印度哲学。此时郭沫若接触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感受到清新恬淡的风味，由泰戈尔进而接触印度古诗人伽毕尔。后来他又喜欢德国诗人海涅、歌德，由歌德又导引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对于泛神论的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我的作诗的经过》）。“五四”时期，他还喜欢过康德、尼采，并接受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以及当时颇流行的新罗曼派和德国新起的表现派的影响。中外诸家的多种影响，使郭沫若前期思想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况。
1916年夏秋之际，郭沫若与日本少女安娜(本名佐藤富子)恋爱并结合。在泰戈尔式的无韵诗的启迪下，激发了他创作新诗的欲望。《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Venus》、《别离》等爱情诗，是郭沫若最早的新诗创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居异邦的郭沫若，受到这股突起狂飙的猛烈冲击。6月，他在福冈发起组织反日团体“夏社”。9月11日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这时他由追随泰戈尔转而喜欢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惠特曼的诗风和诗形，使他找到了“喷火口”和“喷火的方式”（《序我的诗》）。1919年下半年和1920年上半年，是他新诗创作的爆发期。《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等名篇，便是这时写成的。当时的创作除收入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外，还有许多集外佚文。
除创作新诗外，郭沫若于1919年夏始译歌德的诗剧《浮士德》第一部(未出版)，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的论诗与文艺的通信合集《三叶集》。1921年译德国史托姆的《茵梦湖》（与钱君胥合译），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同时，经他与成仿吾、田寿昌、郁达夫、张资平等人的努力，于1921年6月下旬成立创造社，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
1921年4月，郭沫若决计放弃医学，另谋出路，与成仿吾一同回上海。他想象中的“五四”后的祖国是新鲜、华美的；然而踏上国土后，所见所闻是无涯际的黑暗，理想被现实击碎，工作也无着落，于同年9月复返日本继续求学。诗集《星空》即1921年和1922年诗人心灵受到创伤而又渴望继续奋斗时留下的诗作。
1923年4月，郭沫若大学毕业后与安娜及三个孩子回上海。这时我国工农运动出现新的高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使郭沫若的思想情绪有较显著的变化。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他提出了“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的主张。这年他写了历史小说《鹓》、《函谷关》，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收在诗集《前茅》里的《留别日本》等新诗，以及《梦与现实》等散文。作者决心向《星空》时期那种“低回的情趣”、“虚无的幻美”告别。
1924年春夏之交，郭沫若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此书的翻译，是他克服留日阶段所接受的泛神论思想影响的开始，也是他实现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变的重要转折。自此他“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序》）。这年11月，他去宜兴参加调查江浙军阀之间的战争实情，于了解战祸之外看到了江南农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他决心从先前的“昂头天外”转而面向“水平线下”。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发生。郭沫若在上海目睹了工人、学生英勇斗争和惨遭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屠杀的情景，为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起草了《五卅案宣言》（后改题为《为“五卅”惨案怒吼》）。在“五卅”高潮中，他还创作了二幕历史剧《聂荌》。
这时郭沫若的文艺思想也开始有所转变，他逐渐清算了唯美派和精神分析派等文艺理论的影响，强调“今日的文艺”应是“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他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把革命文学称作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文艺家的觉悟》)。他要求进步的文艺家把握住时代的精神，认定文艺的主潮，“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革命与文学》）。但他不恰当地夸大文艺的作用，在分析西方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时，把浪漫主义与个人主义等同起来，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立起来，认为“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革命与文学》）。
1926年3月，郭沫若离沪到广州，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在此期间，曾应邀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演。7月，郭沫若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27年3月初，蒋介石在江西、安徽制造了一系列镇压工农群众运动的事件。3月31日，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著名的檄文，披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疯狂杀人的罪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恩来等人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郭沫若于8月4日从九江赶到南昌参加起义，他当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他随起义军经临川、瑞金、汀州，到达潮汕。在南下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他经香港到上海。诗集《恢复》是他这时的诗作，此外，还改译了《浮士德》第一部。
1928年初，郭沫若等后期创造社成员和太阳社成员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郭沫若写了《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等文，指出“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文艺”，“我们的文艺是要为大多数的人们”，即“产业工人和占人数最大多数的农民”，作家要“多多接近些社会思想和工农群众的生活”。但他这时的文学主张也有某些偏颇和错误，如宣扬“文艺是应该领导着时代走的”；把作家的世界观转变看得过于简单容易；把鲁迅等作家排斥在革命文艺队伍之外，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太浓厚了，所以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等。
1928年2月下旬，郭沫若化名吴诚离开上海去日本，同先期到达日本的安娜及孩子们避居于千叶县市川市。流亡日本10年间，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四种》、《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等，成为中国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在这以后，他一直以很大的精力从事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并且在多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在旅居日本期间，他还写了自传、历史小说、杂文、散文等许多作品，而且始终关心国内的左翼文学运动，为中国左翼文学家在日本创办的刊物《质文》撰稿。
1937年芦沟桥战事发生后，7月25日，郭沫若只身离日潜奔祖国。《归国杂吟》7首，是他归国前后随兴感奋之作，吟咏归国请缨之情，真切感人。郭沫若一到上海，立即投入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筹办《救亡日报》，组织战地服务团，动员许多文艺工作者到前线作宣传鼓动和慰问工作。他自己还迅速地写了一个以抗战现实为题材的四幕话剧《甘愿做炮灰》。
上海沦为孤岛后不久，郭沫若离开上海，经香港、广州，于1938年1月抵武汉。始与于立群同居。在武汉，郭沫若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0月下旬，郭沫若撤离武汉，经长沙、桂林，于12月底赴重庆。1940年9月，政治部改组，郭沫若辞去第三厅厅长职。11月初旬，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担任主任，继续领导文化界抗日宣传工作。
1941年11月16日，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文化界在重庆、成都、延安、香港等地，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活动（见彩图）。这是在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以后，为了号召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反抗法西斯统治而开展的一次重大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周恩来在重庆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我要说的话》的讲演，赞扬郭沫若的革命热情、研究精神和战斗生活，称他是继鲁迅之后“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郭沫若自己编写了《五十年简谱》。
“皖南事变”前后，郭沫若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历史剧。这些剧本，取材史实，包孕古今，在遵循符合历史真实原则的基础上，紧密为现实斗争服务，很好地发挥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1944年3月，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郭沫若写了长文《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于同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1945年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草拟的《文化界时局进言》，在“进言”上签名的达300余人，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重视。1945年6月，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邀请赴苏访问，写有《苏联纪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对国民党当局不抱幻想，坚持同国民党独裁统治及其发动内战的阴谋作斗争。1946年2月10日，郭沫若前往校场口参加重庆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惨遭毒打，他因劝阻也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校场口事件”。这一时期，国民党当局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郭沫若不断进行生命威胁，他却坦然自若，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表达了他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斗争到底的决心。1946年5月，郭沫若离重庆去上海，次年11月由上海去香港。在香港期间，他写了《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等。1947年3月底始，郭沫若用一个月时间译出《浮士德》第二部。1948年冬，郭沫若与30余人北上，经安东(现丹东)、沈阳，于1949年2月25日抵北平。郭沫若坚贞不渝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冲破浓云密雾，走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7月，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文化科学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文化交流等事业。1951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利用公余之暇，他还写了不少诗文和著作。如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东风集》、《骆驼集》等;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史学论著《奴隶制时代》等。“文化大革命”期间，郭沫若受到迫害。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他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一词，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传诵一时。1978年，他抱病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发表题为《科学的春天》的演讲；随后，又在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作书面发言《衷心的祝愿》，欢呼中国科学和文艺的春天的到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期里，郭沫若一直热诚地、勤奋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他对中国科学文化所作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立的功绩，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尊敬。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于北京。
文学创作
郭沫若在新诗、历史剧、散文、小说等方面的著作十分丰富。尤以新诗和历史剧的创作，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重大贡献。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不仅确定了郭沫若作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形象，而且成为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纪念碑式的作品。
《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在这以前，中国已出现不少写新诗的人，也已有新诗集问世。但不少新诗“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想象”，着重“说理”而“缺少余香与回味”，在形式上旧的气味较浓，“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女神》却以崭新的思想内容、豪放的自由诗体以及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了新的诗风，为自由体诗开拓了新的天地。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56首，包括1916至1921年的诗作。“五四”以前的诗，诗人心中郁积着个人的、民族的忧伤和疾愤，诗的格调哀婉低沉;“五四”以后，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给诗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诗风变得雄浑豪放，爱国主义是《女神》的诗魂，对于“五四”以后的祖国热情歌赞，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的殷切期望，是郭沫若呈献给五四运动的最美好的诗情。他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创造十年》)诗人以“火一样的心肠”，思念着新生的祖国──他所心爱的“年青的女郎”（《炉中煤》）。他向年轻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向扬子江、黄河，向俄罗斯和伟大的先驱者们，深情地问候晨安，召唤人们“醒呀！Mesame呀！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晨安》)《凤凰涅槃》是郭沫若新诗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庄严的时代颂歌，是充满彻底反叛精神和热切向往光明的诗篇。诗人赋予凤凰以巨大的象征性；凤凰自焚，象征着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凤凰更生，象征着古老的中华民族和一代青年在烈火中获得新生。
在十月革命的阳光照耀下，郭沫若十分景仰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对于这新社会生出了作进一步了解的要求”（《郭沫若选集·自序》）。在《女神·序诗》里，他宣布自己“是个无产阶级者”，“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在《匪徒颂》里，他颂扬一切“社会革命底匪徒”，也向列宁高呼万岁。诗人赞颂在地球上为人类造福的工人、农民，称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全人类的保姆”;诗人表示要学习工农大众，不停地劳动，来报答大地的深恩(《地球，我的母亲！》)。这些诗篇，反映了作者在思想上的某些社会主义因素，它给整个诗章带来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火花。
郭沫若是一个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女神》许多篇什，塑造了一个强烈追求个性解放并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的抒情形象。在“五四”时期，张扬个性，歌唱自我，不独郭沫若一人，但他与一般诗人不同，他在诗歌中那种反叛一切既成的道德观念和传统势力的尊重自我的呼声，那种提倡创造的热情，在封建宗法制度全然扼杀个性、禁锢人们思想的旧中国，可以说是生命穷促时全力叫出来的一种革命，渗透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和飞扬凌厉的朝气。郭沫若这时醉心于泛神论的宇宙观，对大自然怀着深情。他赞美山岳海洋、日月星辰、风云雪雨，给大自然以生命，人和自然取得了和谐的统一，表达了他对社会人生的美好期望；但是当理想幻灭时，他就要返归自然，寻求“无”的世界，大自然成了他的逋逃薮。
继《女神》之后，郭沫若第二本诗集《星空》于1923年出版。他自认这是“潮退后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序我的诗》)。在集首《献诗》里，诗人自喻是“一只带了箭的雁鹅”，是一个“受了伤的勇士”，偃卧在沙场上感受着“沉深的苦闷”。诗人困惫了，想找一个酣睡的乐土，他想用北斗星的斗柄斟饮。“要饮尽那天河中流荡着的酒浆，拼一个长醉不醒”（《星空》）。诗人有时追怀“自由纯洁的原人”，仰慕寥寂的首阳山，低吟着“丁东，琤琮，玲珑，一声声是梦，一声声是空空”（《孤竹君之二子》）。这些诗流露了浓重的虚无主义情绪。《星空》虽然仍保持诗人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某些诗篇仍吐露了诗人积极探索与追求光明的心情，但《女神》那种热烈奔放的诗情减退了，狂热浪漫的理想追求冲淡了，神奇美妙的诗意诗境也少见了。比起《女神》，《星空》的艺术技巧趋于圆熟，结构比较严谨，诗行比较整齐，语言也更加凝练、含蓄，一些写景抒情的小诗，感情缠绵，诗风淡雅。
诗集《前茅》于1928出版。除《序诗》写于1928年外，收入作者1921年至1924年的22首诗。它反映了作者思想情绪的变化。诗人力图摆脱泛神论的消极影响，去正视人世间的不平。某些诗篇生动地描绘了工农革命的光明前景，诗人希望正在“鼓荡出雷声”的中国革命，能“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盘推翻，另外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为悼念列宁逝世而写的《太阳没了》，诗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表示要沿着列宁的道路，秉着“赤诚的炬火”，继续做“逐暗净魔”的工作。《前茅》的一部分诗，内容空泛，存在概念化的毛病。郭沫若承认“《前茅》并不高妙，只有点历史的意义”（《海涛集·离沪之前》）。
在1925年写爱情组诗《瓶》以后，大约近三年时间，郭沫若没有写诗。他“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盲肠炎〉题记》）。诗集《恢复》是作者1927年11月避居上海于大病初愈后所写，共24首，1928年3月出版。这是一个革命战士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保持态度的彻底，意志的通红”的诗的宣言。诗人公开宣布他的诗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要为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重新到来而怒吼（《诗的宣言》）。这些“声浪喧天”的战斗诗篇，印记着诗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征北伐和奋发前进的足迹，显现了工农群众的觉醒和力量。在“眼前一望都是白色”的历史氛围中，它起到激励斗志和抗击逆流的作用。郭沫若在实现其世界观转变过程中，曾经批判与否定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并表示他要从《女神》时代的浪漫主义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然而《恢复》以及后来的《战声集》、《蜩螗集》等诗集说明，勉强转变自己的艺术风格，对他的创作是不利的，其客观效果便是诗人降低了对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作品存在着概念化的毛病。
郭沫若是以诗人著称的，但他也写了许多小说。自1919年11月在北京《新中国》发表第一篇小说《牧羊哀话》至1947年1月发表《地下的笑声》，写了近40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大致分为“身边小说”与“寄托小说”两类。“身边小说和他的诗很相近，主观的燃烧强烈地吸引读者”（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漂流三部曲》是郭沫若“自叙传”体小说的代表作。这些“身边小说”，仿佛是信笔写来，一览无余，结构比较散漫，不耐咀嚼。但在主人公真率的内心告白里作者所喷涌的炽热情感，在那时还颇能激动读者的心。历史小说集《豕蹄》于1936年出版，收《孔夫子吃饭》等1935、1936年的6个短篇。这些小说贯穿着历史批判的精神，带有明显的讽喻现实的意味。《司马迁发愤》借司马迁《报任安书》演化成篇，是《豕蹄》中最能表现郭沫若亡命日本时的精神世界的一篇小说。郭沫若在失去行动自由时，仍自励坚贞，潜心治史，提笔称赞司马迁身受屈辱而发愤著述的博大精神，就是有意识地在学习司马迁的人品和文品。这些历史小说带有作者浓厚的主观色彩，在古人身上铸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美学理想，保持了作者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
此外，为读者所称道的郭沫若的传记文学，如《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北伐途次》、《洪波曲》等，在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具体地描述了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文化学术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真实地记录了郭沫若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潮流中不断前进的生活道路。这些传记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的珍贵文献，在艺术上也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郭沫若写于抗战时期的历史剧，是继《女神》之后在他的文学道路上出现的第二个高峰。郭沫若“是中国新史学研究方面最有成绩的学者，又是杰出的新文学作家，因此也是最具有写作历史剧的完满条件的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他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6部剧作，在历史剧领域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注意历史剧创作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效果，是郭沫若一贯坚持的史剧观。早在20年代初期，他就说过：“我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孤竹君之二子·幕前序话》)不过他前期的历史剧，只借历史的影子来驰骋自己的创造，而不是严格地根据历史文献对古人的精神面貌作深刻的理解和切实的描绘。后来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强调作家要研究历史、熟悉历史，“史剧家对于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必须是研究的权威”，“优秀的史剧家必须得是优秀的史学家”（《历史·史剧·现实》），因此他所强调的历史剧要灌溉现实的蟠桃这一创作意图就有了可靠的基础。代表作《屈原》便是在当时抗日民主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是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历史加以新的解释，发挥了“古为今用”的战斗效能的新型历史剧。40年代初期，作者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他“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于是决定“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剧本通过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天的生活和斗争，概括了他的悲壮战斗的一生。剧本结尾，屈原出走汉北，继续坚持同黑暗势力斗争，表现了作者对黑暗世界的愤懑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据《史记·魏公子列传》创作的历史剧《虎符》，主人公信陵君不复是一个礼贤下士的“贤公子”，他的“宽厚待人”已被赋予积极的思想内容，通过“窃符救赵”这一典型情节，展现了他的热爱国家、团结民众，目光远大、见义勇为的品质。如姬的形象，在剧中尤其显得突出和鲜明。如姬是一位有见识、重义气、贤淑而又刚强的女性。她反对国王的专横暴戾，主张联合抗秦，拥护信陵君的政治主张。她的窃符与自杀，构成了一幕壮烈的历史悲剧。这些剧作虽以悲剧结束，却摒弃了在悲剧文学中常见的哀婉凄凉、悲观绝望的情调，更多地注入了作者那种彻底反叛的精神，它的目的是号召人民起来作斗争。在历史题材中蕴含着严峻的现实，力图在实质上写出历史的精神而又能针对现实，给现实人生以温暖和希望，这显然是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现。
郭沫若的历史剧，以豪放、热烈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戏剧含有丰富的情感，如同他的热情奔放的诗歌一样。他的戏剧，可以作为抒情的散文诗来读，清新瑰丽，荡漾着感情的微波。他在塑造古人形象时，从不采取客观描写的态度，在不违反人物特定的历史和阶级内容的条件下，往往在历史人物身上注入了更多的主观性，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融化在艺术形象里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大体保留了他过去历史剧创作的风格，坚持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具有作者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且在历史剧如何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上，作者作了新的有益的探索。历史剧《蔡文姬》，通过文姬归汉的故事，着力渲染曹操在统一北方以后，为发展民族文化而广罗人才、力修文治的大业，也赞美了蔡文姬为继承父亲遗业、决心撰述《续汉书》而离别儿女归来的宏大志向。蔡文姬这个艺术形象饱含着郭沫若的生命和血泪。作者说过，蔡文姬就是他，是照着他自己写的，“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了在里面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蔡文姬·序》）。剧本用《胡笳十八拍》来表现蔡文姬悲楚的经历和归汉途中的矛盾心情，这不仅加强了戏剧的历史气氛，而且也使全剧增添了浓郁的抒情色彩。在历史剧《武则天》里，郭沫若根据自己的史学观点和美学观点，对历史人物和既成史实作了新的解释和阐发，使剧中主要人物以一种新的面目和姿态出现。剧本以徐敬业叛变这一中心事件来安排人物和情节，地点局限在洛阳，时间局限在调露元年(679)至光宅元年(684)的6年间，把武则天写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有理想、有抱负，一心辅助皇帝管理朝政的明敏果断的女性统治者。郭沫若说，武则天作为封建王朝的皇后，而且做过皇帝，“她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人，特别是在她的晚年，她的缺点很难掩盖”；但是“她以一个女性的统治者，一辈子都在和豪门贵族作斗争，如果没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她便不能取得胜利，她的政权是不能巩固的”（《我怎样写〈武则天〉？》）。为了替武则天翻案，作者入情入理地去体会人物的心理和时代的心理，在顾及历史本质真实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了一些艺术想象与虚构。在这些剧作中，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自己的研究心得，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大胆地进行新的评价，作出新的描绘和塑造。尤其是为曹操翻案，完全改变了千百年来曹操在舞台上的形象。郭沫若历史剧的主要缺点是人物语言有时过于现代化，因而某些人物或情节给人以失真的感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郭沫若的诗作，数量相当可观，但如作者自己所承认的，“诗多好的少”。这些诗多是配合政治运动、生产任务或外出游览访问即兴写下的，缺乏严密的构思和艺术的锤炼，有时不免流于概念化。不过有些诗篇仍保留着《女神》的气韵，显示了诗人的浪漫主义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骆驼》一诗，虽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倾注了诗人丰富的感情。诗人热情地赞颂了在沙漠中导引着旅行者从黑暗走向黎明的骆驼，字里行间氤氲着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的强烈气氛。在《新华颂》等诗里，诗人讴歌新中国的成立，期望在中国能出现一个百花满地开放、百鸟弥天翱翔的新天地，期望社会主义文艺园地能够出现一个百花齐放、争妍斗丽的新景象。“雕刻刀从此会更加灵活地运用，指挥杖会洒出无比雄浑的乐音”。
郭沫若还写了许多旧体诗词。一些诗词，意味隽永，寓意深长，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写于1955年12月的《访日杂咏》(十首)，写于1960年的《重庆行》（十六首），以及《黄山即景》(1964)、〔水调歌头〕《题卧蕉图》(1966)等，诗人追忆往事，含有无限亲切的情味，描写眼前风光，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些旧诗，有的以婉约见长，有的以豪放著称，有的抒发诗人的情怀，有的侧重于表现人民的高昂情绪和雄伟气势。他的旧体诗词，在成规中敢于大胆创造，有守成也有突破，不过有些诗词，同样存在堆砌标语口号的毛病。
在文艺理论方面，郭沫若写的《读随园诗话札记》(1961)，除批评袁枚诗论所反映的封建意识外，对于文艺创作规律、文艺的特性以及文艺家审美意识等有许多精当的论述，它是郭沫若前期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写于60年代末期的《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的最后一部学术专著。围绕李杜的评价，郭沫若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他的扬李抑杜，颇受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机械地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评价古人；当然扬李抑杜也反映了郭沫若早年就已形成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倾向，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在学术上值得重视的见解。
作品集和研究资料
郭沫若是一个喜欢不断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因此同一作品往往有不同的版本。如诗集《女神》、《前茅》，文艺论著《文艺论集》，及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和《武则天》等等，后来再版的版本都程度不同地有所改动。
自1957至1963年，郭沫若将自己的文学、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的著作结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沫若文集》17卷本。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于1982年开始出版《郭沫若全集》，分文学编、历史编和考古编，共38卷。各编卷序目自为起讫。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全集》先收集整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文学、历史和考古三个方面的著作；作者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等，于38卷之后将陆续整理出版。
关于郭沫若及其文学创作的评论研究文字，自20年代初期即已出现。论文主要有:郑伯奇《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1921年8月21、22、23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1923年第4号）;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创造周报》1923年第5号）;沈从文《论郭沫若》（李霖编《郭沫若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朱湘《郭君沫若的诗》（见《中书集》，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周恩来《我要说的话》（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1941年11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冯乃超《发聩震聋的雷霆──纪念郭沫若先生二十五年创作生活》（《抗战文艺》1942年第7卷第6期）；张光年《论郭沫若早期的诗》（《诗刊》1957年1月号）；陈瘦竹《论郭沫若的历史剧》（《戏剧论丛》1958年第2辑）；王瑶《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等。
年谱和研究资料，主要有：《郭沫若学生时代年谱(1892～1923)》（李保均编），《郭沫若年谱》（龚济民、方仁念编），《郭沫若著译书目》(上海图书馆编)，《郭沫若著译系年目录稿》（〔日〕中岛碧编），《郭沫若著译系年》（苏川、倪波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郭沫若专集》、《郭沫若著译系年目录》、《郭沫若评介目录》（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编）。
郭沫若的许多著作，已被翻译成日、俄、英、德、法等多种文字。位于日本东京都三鹰市的亚非图书馆，设有沫若文库，收藏了郭沫若1928至1937年流亡日本期间的书籍与资料。
资料七
中国文学家、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字鼎堂，四川乐山人。平生著作极多，对古文字的研究功力极深，所著有《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书。他研究古文字不是只注重于识别文字，而是结合古代社会的发展，从文辞上考查其时代所反映的事实内容，由文字以证史，由史以证文字，所以发明甚多。《卜辞通纂》是在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以后又一部有系统的按卜辞的内容分门别类进行研究排比材料的书，是学习甲骨文首先必读之作。两周铜器数量众多，散见在不同金石书内，他能广泛搜集按时代和地区国别来排列，进行解释整理，贡献很大。郭沫若还写过一些有关金文的论文，收在《文史论集》中。晚年还主编《甲骨文合集》。这是一部甲骨文资料的总汇，所收甲骨近5万片，分期分类，编纂成册，为研究商代社会文化和甲骨文字的资料宝库。
资料八
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领导者。四川省乐山县人。生于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五四”时期，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出版中国新诗歌奠基之作《女神》，建立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后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北伐战争时期投笔从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继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旅居日本，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继续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郭沫若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等职。1954年起，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在担负繁重领导事务的同时，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不断进行新的探索。郭沫若对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许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沫若从1928年着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开始，即注意分析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讨中国古代史问题的划时代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便包含《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两篇以及其他有关内容。为了更深入地进行探讨，他在中国田野考古方兴未艾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尽最大的可能占有所知甲骨文、金文资料，作一番较为全面的整理研究。其间陆续出版的专著有:《甲骨文字研究》(1929)、《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金文丛考》(1932)、《金文余释》(1932)、《卜辞通纂》(1933)、《古代铭刻汇考》(1933)、《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4)、《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石鼓文研究》(1936)和《殷契粹编》(1937)等12种。
郭沫若在20世纪30年代编撰的甲骨学著作，其主要贡献是：根据商代社会历史研究的需要，精选殷墟发掘以前出土的甲骨，按照一定的类别汇编成书，并进行简明的考释和适当的归纳，借以考察当时的生产状况、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从而把零散的甲骨文变为系统化的商史研究资料。他在30年代所作金文和青铜器研究，更具有开创性意义。他根据颇为有限的可靠资料，率先论述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发展，并作了初步分期。同时，又创立铜器研究中的“标准器断代法”，即选定铭文内容表明确切年代的器物，以其中的人物事迹、文辞体裁、文字风格及器物的形制、纹饰为标尺，对未知年代的器物进行断代分析。这实际上是将现代考古学方法应用于铜器研究，使之走上科学的轨道，第一次形成完整的体系。所谓“标准断代法”，经过后辈学者的补充、修正，至今仍是商周铜器研究的基本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郭沫若对文物考古工作的发展十分关心，经常给予极大的支持。他参与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文物管理机构和考古研究机构的决策性安排，支持采取短期培训的方式扩大考古工作队伍，以适应国家大规模建设形势下保护古代文物的迫切需要。他不止一次地指明考古工作的方向，强调田野考古工作与历史研究工作不能分离，从事田野考古工作者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便将优秀遗产“挹之以益今”，决不能为考古而考古。郭沫若在各地视察时，走访过西安半坡、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洛阳龙门、陕西乾陵以及其他重要的古代遗迹。又曾为众多的博物馆、纪念馆写匾额和诗作，对文物考古工作中的许多问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郭沫若在工作之余，不仅将自己30年代编撰的甲骨文、金文著作一一修订重版，而且对新出土的殷墟甲骨、商周铜器、侯马盟书和其他铭刻资料随时撰文考证。他还根据东晋时期墓志书体等方面的论据，重新提出王羲之《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文化大革命”期间，郭沫若对文物考古工作更有特殊的贡献。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于1968年派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业人员，会同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进行满城汉墓的大规模发掘，并前往发掘现场视察，使发掘工作得以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顺利进行。70年代初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时，他也曾细致地审查发掘方案，密切注视发掘工作的进展情况，尤其对清理棺椁和解剖女尸的工作都有所指示。这两项重要考古发掘的丰硕收获，引起了世界上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1971年7月，当故宫重新开放并举办新近出土文物展览的时候，郭沫若受周恩来的委托，主持《故宫简介》的编写和修改工作。他还亲自写报告向周恩来总理请求举办出土文物出国展览，复刊《考古学报》、《文物》、《考古》3种杂志。这使遭到严重破坏的文物考古工作，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资料九：作品
1、诗集：《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
2、剧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聂莹》；
3、回忆录：《洪波曲》
4、评论集：《雄鸡集》
5、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文集》(38卷)等。
6、翻译书目：
《菌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年，泰尔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年，泰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年，商务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年，泰东
《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年，创造社
《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年，创造社
《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年，上海乐群书店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年，神州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托尔斯泰著，1935年，光明书局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年，群益
7、著作书目年份及出版社介绍
《女神》(诗集)1921年，泰东
《瓶》(诗集)1927年，创造社
《前茅》(诗集)1928年，创造社
《恢复》(诗集)1928年，创造社
《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1928年，创造社
《我的幼年》(自传)1929年、光华
《漂》
- 参考书目
-
- 夏鼐：郭沫若同志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考古》，1978年4期。
- 《文物》编辑部：德业巍巍，典范长存──回忆郭老在文物考古战线的事迹，《文物》，1978年9期。
- 楼栖：《论郭沫若的诗》，文艺出版社，上海，1961。
- 黄侯兴：《郭沫若的文学道路》（修订本），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83。
- 王瑶：《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 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郭沫若剧作全集》，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1982～1983。
- 卜庆华：《郭沫若评传》（修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6。
- 胡厚宣：郭沫若同志在甲骨学上的重要贡献，《考古学报》1978年4期。
- 王世民：郭沫若同志和殷周铜器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82年6期。
- 龚洛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82～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