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_人文社科_百问中文

[拼音]：zhanlüe

[外文]：strategy

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即战争指导者为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依据战争规律所制定和采取的准备和实施战争的方针、策略和方法。

战略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对国内外形势的估量和对敌对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分析；对战争可能爆发的时机、战争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战略方针、战略任务、战略方向、战略阶段和主要作战形式的确定;战区划分;战场准备；武装力量的建设；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的研究；战略资源的开发、储备和战略后方建设；国防工业的布局和武器装备的研制、更新；动员体制的确立；国防工程的计划和实施；战略指挥系统的组建和完善；作战序列的确定；战略协同的组织；战略预备队的使用；战略后备的调配，以及如何抓好有关全局的枢纽和环节，适时实施战略转变，夺取战略主动权，等等。

战略作为驾驭战争的艺术，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常称之为谋、猷、韬略、方略、兵略等。西晋曾出现司马彪以“战略”命名的历史著作。英语中与“战略”相对应的词“strategy”，源于希腊语“stratēgos”，原意是“将兵术”或“将道”。近代，战略在世界各国先后发展成为军事科学的专门领域。现代战略涉及的范围日趋扩大，西方国家陆续提出了“大战略”、“国家战略”、“全球战略”等一类概念。他们认为，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国家战略，则指在平时或战时使用武装力量的同时，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所谓全球战略，一般用于国际斗争的场合。有时专指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现在，“战略”一词已被各个领域所借用，诸如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外交战略，人口战略，资源战略，体育战略，等等。

战略是同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依赖于社会物质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人的觉悟程度，为国家或政治集团所规定的基本政策服务。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主观指导，对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起决定作用。战略同国家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面积、人口、资源、交通运输，以及作战地区的地形、水文、天候等，也有密切关系。

战略和战役、战术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战略对战役、战术起指导、制约作用。同时，战略企图的实现，又有赖于战役、战术的胜利。

战略的基本类型是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许多国家，把正确确定战争目的和作战目标，以及主动权、灵活性、统一指挥、集中兵力和节约兵力、机动、突然和快速反应等问题，当作战略的一般原则。这些都反映了战略思想的某种共同性。但是由于战争的性质不同，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民族、宗教、军事传统等条件的不同，以至统帅个人素质的差异，又使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战略，具有不同的特色。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和民族、不同性质的战争的战略，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古往今来，有过各种各样的战争和战略。尽管在一个个的战争场合中，战略的优劣成败，具体的战争发展的道路，情况复杂纷繁；然而，综观历史的发展进程，各个时代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些阶级，其战略思想一般比较先进，较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反动没落阶级的战略思想则往往因其违反客观实际，最终在战争实践中遭到失败。

简史

古代战略

中国古代一些较大的部落联盟间战争，如传说中的涿鹿之战，以及进入奴隶社会之后的许多战争，如夏启伐有扈的甘之战、汤灭夏的鸣条之战、周灭商的牧野之战等，有关战争谋略的运用已略具雏形。诸如乘势待时、合众击寡、伺隙击弱、机动进退等，在《尚书》、《周易》及其他不少中国古籍的记述中多有反映。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日趋频繁，规模不断扩大。同武器、战阵、兵制等方面的改革相适应，各种作战方略应运而生。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军的“退避三舍”、后发制人；吴国破楚入郢之战的疲敌误敌、乘隙远袭、“半渡而击”;越灭吴战争的生聚教训、乘虚待隙;齐魏桂陵之战的“围魏救赵”、马陵之战的减灶诱敌；秦、六国战争的“合纵”与“连横”、远交近攻等，都是显例。战争实践促进了军事思想、战略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孙子兵法》就是这个时期的一部杰出的代表作。孙武把道、天、地、将、法等五事、七计，列为战争制胜的根本；强调伐谋、伐交、“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及庙算、先知，知彼知己，审己量敌，以策先胜;首倡“兵者，诡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论证了因敌制胜、因利制权、示形、任势，以及机变、用间等一系列用兵之法；对利害、巧拙、众寡、虚实、劳逸、勇怯，以及奇正、迂直等的相生相发的辩证关系，作了精辟的阐述。孙武前后的管仲、司马穰苴、吴起、孙膑和尉缭等人，都有著述传世，对作战理论和方法多有增益。这是中国古代战略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孙、吴等人的军事思想，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战略理论和实践，并流传在世界上，受到许多国家的推崇。

自秦、汉迄清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王朝的更迭，民族间的相互攻伐，农民的武装起义，各种战争绵延不绝。继秦始皇之后，一些新兴封建王朝的帝王将相，如刘邦、韩信、曹操、诸葛亮、李世民、成吉思汙、朱元璋、努尔哈赤等大都是深谋善算，战略上高人一筹，其中多数又都利用农民反抗运动所造成的形势，结联盟好，治军整武，进而积极进取，各个击破对手，奠定新王朝统治的根基。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诸如汉王朝对匈奴，唐王朝对突厥，蒙古诸汙对夏、金、南宋，清康熙、乾隆帝对三藩、准噶尔部、大小金川地方土司的大举用兵等，在战略的运用上，强调军事和政治并用，实施远距离的迂回、奇袭和分进合击，曾取得过重大成就（见清平定三藩之乱，清廷与准噶尔部之战，大小金川之战）。从陈胜、吴广到王仙芝、黄巢，再到李自成、张献忠，历代农民战争的领袖，在作战中除暴安良，趋利避害，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在战略上也多有建树。他们的正义斗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却广泛得到人民的同情和赞颂。两千多年间，战略运用在战争中不断获得继承和发展。在这期间的兵书，如《三略》、《将苑》、《李卫公问对》、《武经总要》、《筹海图编》、《武备志》、《洴偽百金方》、《读史方舆纪要》，以及众多的史书和专集中，对战略的运用，均有丰富的记述。世代相传的以安邦定国、富国强兵为谋，而广揽人才，筹耕教战；重视战争准备，注重军工军技；讲究出奇制胜，敢于以弱敌强；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等等。这些都具有中国古代战略运用的一些传统特色。

在外国，古代埃及、亚述、腓尼基、波斯以及希腊、罗马、马其顿、迦太基等奴隶制国家，都拥有大量的军队，长期间战争频繁，在战略运用上也各有其特点。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罗马统帅G.J.凯撒等，对西方古代战略战术的形成和发展，有过较大的影响。当时战略所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训练和装备军队，组织远征，组织协同，规定作战线，实施机动，争夺交通线，以及筹集人力物力，以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

欧洲从公元 5世纪进入封建社会之后，战争长期在骑士制度支配下进行，战略的发展缓慢。15～16世纪，一些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形成。由中国传去的火药，逐渐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战争进入了火器时代，战争形式和战略战术也发生变革。意大利政治理论家N.马基雅维利对军制改革和战略上“权变”、“智勇”以及对会战的注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对炮兵和机动作战的成功运用，通常被看作是西方近代战略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开端。

近代战略

由于工业革命导致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一些国家确立，国际争端空前加剧。从18世纪迄20世纪初，对战争和战略的科学认识和系统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一系列被迫处于内线的战争中，善于有节制地使用兵力，运用频繁的机动和翼侧攻击的战法。英国军事理论家H.H.E.劳埃德论证了基地、作战线、地形、战场面积、军队数量等的相互关系及其在战略上的运用。普鲁士军事理论家A.H.D.von比洛区分了战略和战术，认为战略是“关于目力和火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并阐述了战略从属于政治的观点。

拿破仑一世是资产阶级出众的军事人物。他一贯实行的战略是：集中优势兵力，选定进攻方向，突然、猛烈地实施进攻，给敌军以致命的打击。他认为统帅的艺术就是永远做到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上比敌人强大。军事理论家A.-H.de若米尼和普鲁士军事理论家C.P.G.von克劳塞维茨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拿破仑一世进行的战争以及这个时代欧洲其他战争的经验。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1838)，论证了战争种类、战争的基本原则、军队建设、军事训练等问题。他认为在战略上的确有原理存在，把战略归结为“进行战争的科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论述了战争的性质、战略的要素、战斗的目的，以及防御和进攻的原理原则等，认为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他提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著名论断，以及有关民众战争、积极防御的一些见解，得到В.И.列宁的较高评价。

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加快了发展步伐，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铁路和电报线路的修建，大大方便了军队的动员、集中、后勤供应和战略机动，并为依靠司令部进行的作战指挥提供了有利条件。海军在这个时期有了相应的发展：具有强大舰炮火力和机动能力的蒸汽装甲舰队，不仅能在海洋上独立作战，而且能在濒海方向配合陆军作战，保障了战略性远征的实施。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战争的演进，出现了一些新的战略理论。例如：德国军事家H.K.B.von毛奇强调速战速决的进攻战略;德国军事家A.von施利芬提倡歼灭战略，制定了有名的“施利芬计划”；美国海军理论家A.T.马汉提出以“海权论”为中心的海军战略。他们是帝国主义早期战略理论的代表。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把重新瓜分世界作为战略目标，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交战双方都信奉速决进攻战略，企图通过强大兵团的机动作战，迅速结束战争。然而，在战略的通盘计划和统一指挥，以及战争的经济、人力后备和战略资源的筹划等方面，都显得缺乏远见。战争陷入绵亘的阵地攻防，长期僵持，互拼消耗。战略指导落后于战争现实的情况至为明显。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兴起。K.马克思和F.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战争和战略的决定作用。他们着眼于无产阶级为挣脱资本枷锁而进行的暴力革命，深刻地总结了革命武装斗争实践的经验，提出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战略，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游击战争等的指导原则。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口号，领导俄国工人、农民，实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统治，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1918～1920年的国内战争和粉碎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战争伟力，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工农红军，在四面受敌的危急情况下，正确规定战略方向，实行各个击破，粉碎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巩固苏维埃政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它的战略战术理论和指导原则，从此成为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有力武器。

中国在鸦片战争（1840～1842）后，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许多人士群起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开始引进外国的武器装备，筹议海防边防，倡办兵工船务，建立新军，移用外国的操典、教范、条令。几十年间，屡经挫折，各种“师夷制夷”的理论，始终不得实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前期战略指导正确，故能乘虚击弱，长驱湘鄂，直取南京，据为根本；后期由于内讧分裂和战略上犯了冒险、保守、力量分散等错误而失败。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等，虽有许多爱国人物提出过不少积极的战略主张，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实行妥协政策而不能实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为目的，团结了海内外爱国力量，筹集款械，联结会党，组织多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由于复辟势力继之而起，国家又陷入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以孙中山、廖仲恺等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先驱们，提出要“以俄为师”，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同致力于唤起民众，建立国民革命武装，发动了北伐战争，正确的战略使革命形势得以发展。

现代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军备竞赛步步加剧。资产阶级的各种战略理论应时而生：意大利G.杜黑的“制空权论”，英国J.F.C.富勒的“机械化战争论”等，对不少国家都发生过影响。1933年A.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承袭了施利芬、E.F.W.鲁登道夫等人歼灭战、总体战的战略思想，形成了以闪击战为核心的进攻战略。法国仍然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地战经验，认为防御比进攻有效。英、美继续实施其“海权论”的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由德、意、日等轴心国发动的规模空前的世界战争。侵华日军猖狂进攻，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德国法西斯军队接二连三的战略闪击，席卷了除英伦三岛以外的整个中、西欧国家。1941年，希特勒发动了侵苏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苏联在И.В.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下，实施积极防御，扭转了初期的被动局面，并进而组织战略反攻和进攻，逐次围歼了德军的重兵集团。美国正式参战后，坚持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整个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联合作战，迫使德国法西斯处在两面作战中，陷入战略上的绝境。中国人民长期坚持的抗日战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使日本侵略军主力深陷泥淖，对远东和欧洲两大战场都起到巨大的战略配合作用。德国的无条件投降（见彩图），使美英军队能够在太平洋战场发动强大攻势，苏联乘时出兵，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欧、亚、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法西斯占领军的解放斗争，对整个战争的胜利起到巨大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战场辽阔，各主要交战国都大量使用坦克、飞机、火炮、新型舰艇和各种先进技术装备。战略面临着许多复杂而困难的课题，诸如：在最高领导层对同盟战略，以及军事、经济和政治战略的总体谋划；陆、海、空军的作战协同和不同战略方向联合军事行动的组织配合；对战争的转折和结局，以至战后的军事政治格局等问题的探讨和研究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使现代战略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空军、海军和许多技术兵种在现代战争中的战略运用更显得突出。战争末期，原子武器开始使用，也给战略注入了新的因素。与此同时，战争前、战争中尤其是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等一系列国家和地区人民革命战争的实践，创造了异常丰富的经验，使现代革命战争战略得到巨大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步形成了三个世界。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它们为争夺世界霸权，不断加紧军备竞赛，成立条约组织，缔结军事同盟，激烈争夺战略要地、战略通道和战略资源。受它们操纵以至直接参与的一些局部战争不断发生。第二世界的许多国家，为着维护本身的利益与安全，谋求摆脱控制、独立于超级大国的倾向在持续发展。第三世界国家这一广大新兴力量日益壮大，成为反帝、反霸、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主力军，有力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随着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发明和不断更新，现代战争将具有更大的突然性和破坏性。许多国家正在改变着原有的战争和战略的概念。超级大国由于掌握和积聚了大量的毁灭性武器，因而设想在未来全球性战争中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求得初期决胜，成为它们战略思想的核心。核攻击、核反击和核防护的战略研究，对化学战、生物战、生物战，特别是天战、电子战等领域的战略研究，都倍受重视。由于核垄断的被打破，核僵持局面的形成，也促使他们在注重核战争的同时，对常规战争越来越重视。未来战争可能是常规战争，也可能是核战争，或由常规战争发展为核战争。既准备打核战争，又准备打常规战争，已成为一些国家军事战略发展的一般趋势。

中国革命战争战略

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是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人民对国内外敌人的长期斗争中，不断地总结战争的丰富经验，并汲取古今中外战略理论的积极成果创造出来的。它是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体系，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长达20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宏伟的战争。伴随着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战略也经历了形成、充实和丰富的发展过程。

北伐战争（1926～1927）

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进行的战争。当时的战略，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目标，以广东革命基地为依托，采取长驱直入、夺取大城市以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和分进合击等作战方针。在广大工农群众支援下，战争进展顺利。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以及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使这次战争遭到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

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红军，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许多地区，中国共产党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实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设根据地三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总战略。中国工农红军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就是红军初期作战经验的理论概括。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红军实行了由游击战向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提出并成功地运用了“诱敌深入”的方针，运用预有准备，后发制人，慎重初战，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作战原则。建立红色政权，组织和武装群众性的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和补充红军，以及实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经济工作等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对于战争的坚持和作战的胜利，起了极大的作用。上述战略方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各次反“围剿”斗争以及后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长征是对工农红军的一次生死考验，由于纠正了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者错误的战略指导，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重兵集团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1937～1945）

是全民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从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研究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基本特点，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实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作战，以挫败敌人的战略进攻；经过相持阶段，逐步转变战争形势，创造条件，实施战略反攻，打败日本侵略者。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曾对日军进行过一些英勇的抗击。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执行片面抗战、单纯防御的方针，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遭受了很多损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以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为具体的战略方针，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顺利地实施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运动战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敌后军民，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中，对日、伪军进行殊死搏斗，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消耗和削弱了敌人，保存和壮大了自己，积蓄了反攻力量。在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与苏联和其他国家反法西斯力量互相支援，互相配合，终于取得最后胜利。

解放战争（1945～1949）

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分析了战争的形势，为了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总目标，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在全国组成强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取得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持。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夺取和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总结出十大军事原则，无论实施战略防御还是战略进攻，都取得丰富的经验。诸如：大踏步地进退，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歼灭战；到敌人深远后方创建新的根据地，实行战略外线作战；进行阵地攻坚和阵地坚守作战；以及决战方向和决战时机的选择，逐次决战、就地歼灭的方针的实施，“天津”（武力解决）、“北平”(和平改编)、“绥远”(暂时保留，待后改编)三种不同方式的采用；各野战军的战略协同、战略阻隔、战略包围的运用，战略追击中采取大迂回、远距离堵歼逃敌的部署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显示出高超的指挥艺术。司令部工作和各兵种的建设，新式整军运动、杀敌立功运动和改造俘虏等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后勤保障和人民支前等，也有许多创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更趋成熟和完善。

1950年，美帝国主义者派兵侵略朝鲜，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在此严重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战争前期，充分发挥了战略突然性，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附近，稳定了战局。以后又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实行以坑道为骨干的阵地坚守和反击作战。在政治、外交等各种斗争配合下，终于迫使美国签字停战。这场战争的特点，是在现代条件下，运用运动战、阵地战紧密结合的作战形式，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人民解放军还先后进行过几次边境地区的自卫反击作战。所有这些，都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现代战争战略指导方面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基本理论原则

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统一战线，依靠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它经过长期战争实践的检验，具有丰富的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和战略的原理、原则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1）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指导战争，使战争指导符合于客观实际。这是革命战争战略的立足点。人民军队在同国内外敌人的长期作战中，所以能够以弱敌强，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就因为它的全部作战方针和指导原则，都是建立在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人民军队“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朱德选集》第168页）。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以客观现实条件为转移。善于根据部队的武器装备、敌情和地形、时间等客观条件来定下决心，确定战法。重视别国、别人的经验，但决不呆板移用；即使是自己成功的经验，在变化了的条件下也不因袭固守。依靠对敌、我、友各方面情况的全面熟悉，把握其行动规律，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使人的自觉能动性在各项战争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都是制订和实施战略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方法。

（2）军事战略服从和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以解放人民、建立和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为目的，这是革命战争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指挥枪”。把无产阶级的政治，看作是最主要的作战要素。军事上的一切作战原则和方针、计划，牢固地建立在政治基础之上。把打军事仗同打政治仗紧密结合起来，使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同政治上的战略战术密切配合，成为完整的一套，这是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克敌制胜的根本。

（3）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这是革命战争战略的基础。人民是革命战争的主体，战争力量的源泉。依靠人民战争取胜，这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人民战争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方针和方法，诸如:党政军民“一齐军事化”和实行一元化领导；人民子弟兵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政治工作当做军队的“生命线”，团结人民、团结友军、瓦解敌军，实行官兵、军民、军政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一致，保证作战的胜利；实行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种武装体制的结合，使军队与各种人民斗争的全面配合一直贯彻到战略、战役、战斗中去。凡此等等，都为人民战争战略的运用，提供了巨大的活力。

（4）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分析和认识了国内外一切敌人虽然貌似强大，然而内在腐朽、虚弱的反动本质，坚定了新生力量能够依靠战争的正义性和正确的主观指导，由小到大、最后战胜强敌的信心。毛泽东曾经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这些都是充分得到了历史验证的科学预见。一方面，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斗争，在每个战争场合、在每个具体的作战行动中，高度地重视敌人，讲求指挥艺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研究敌情，善于保存和集结自己的有生力量，捕捉战机，决战歼敌。藐视敌人和重视敌人是辩证统一的。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弱的终可胜强，小的终能克大。通过强弱、优劣的转化赢得胜利，是人民革命战争的一条重要指导规律。

（5）积极防御，持久作战。这是统管革命战争全局的指导方针。国内外敌人挑起战争，总是依仗其优势的军力发动进攻，妄图短期内消灭人民的武装力量。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者，无论所处环境和情况如何严重，都要坚持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努力做到洞察敌人，预有准备，机动灵活地运用作战形式，在持久作战的过程中，把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结合起来，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挫败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转换战局。积极防御战略，深刻地体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和本质。它是攻防手段巧妙的交替运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这些指导原则和“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等传统战法的战略运用，加之人民战争所具备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根据地、群众等条件，在战争实践中，就总是成效卓著，使反动军队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6）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实施积极防御战略的主要方法。“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 326页）。兵力的集中，是至关紧要的一项指挥艺术。通常在同一时间内，集中主要兵力于一个战略方向，力求分割敌人，以便能够以绝对优势的兵力，逐个围歼敌人。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正确地选定作战方向，保存和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就能从全局的劣势中取得局部的优势，化全局的弱者为局部的强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积小胜为大胜，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人民革命战争制胜敌人的一条重要法则。

革命战争战略的全面实施，还有赖于其他许多指导原则的正确运用，诸如巧妙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适时正确地实施战略转变；掌握决战时机；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和稳定、高效能的战略指挥，以及按照“平战结合”、统筹兼顾等原则，周密而充分地作好战争准备，等等。革命战争战略这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必须按照不同的历史条件加以具体的发展和运用，依据新的情况，制定战略行动的具体指导方针，才能引导战争走向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坚决地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制定的方针原则，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分重视军政素质和战斗力的提高，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不断改革部队的编制、体制和教育训练，加强军种、兵种建设，发展科技和研制新式武器，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十分注重现代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力求有效地解决战争指导上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使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作好一切准备，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沈阳，198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沈阳，198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斯大林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北京，198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部，北京，1961。
C.von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78。（Carl von Clausewitz， Vom Kriege， Verlag des Ministeriums für Nationale Verteidigung，Berlin，1957.）
小戴维·佐克、罗宾·海厄姆合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简明战争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82。（David H.Zook，Jr.and Robin Higham，A Short History of Warfare， Twayne Publish-ers，New York，1967.）
小山内宏著，吉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现代战略论》，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1975。（小山内宏，《现代战略论》，株式会社产报，日本东京，1972。）

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