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一
[拼音]：Huang Zongxi
中国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哲学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黄竹浦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父黄尊素，明天启间官至御史，因与魏忠贤阉党斗争，于天启四年被捕，死于诏狱。时黄宗羲17岁。崇祯元年，阉党遭禁，黄宗羲赴京讼冤，以铁椎伤仇人宦官许显纯。崇祯十一年(1638)，阉党余孽阮大铖在南京图谋再起，黄宗羲与复社领袖顾杲为首签署《南都防乱揭》，揭露阮大铖等人的罪恶。清兵入关后，阮等在南京拥福王监国，对复社进行镇压，黄宗羲被捕。清兵攻陷南京，黄宗羲得以逃回家乡。时明吏部给事中熊汝霖等举兵抗清，黄宗羲集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响应，号“黄氏世忠营”。抗清失败后，感到复明无望，乃隐居家乡，总结明亡教训，著述终生。
黄宗羲学识渊博，对天文、算学、地理等等均有研究，尤长于史学，创浙东史学派，开清代史学研究新风。他一生著作70余种，1000余卷，重要的有：《明夷待访录》、《易学象数论》、《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南雷文定》、《南雷文案》、《南雷文约》等。
哲学思想黄宗羲的哲学思想比较复杂。在理气关系上，他基本上坚持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气是第一性的，理是第二性的。他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一本也”，“无气则无理”、“理为气之理”。他反对程朱理学把理作为独立存在的实体，说：“世儒分理气为二，而求'理于气之先'遂坠入佛氏障中。”认为理只是气运行变化的条理，只存在于气中。在心物关系上，则倾向于王守仁心学，持唯心主义观点。他说:“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把气与心、理与性等同起来，混淆了心同气的原则界限，得出了“心即气”的错误结论，把心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盈天地皆心也”，“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
黄宗羲哲学上的这种深刻矛盾，表明他既已走上了冲破理学的道路，却又无力摆脱理学的羁绊。这是时代对哲学家影响的结果。
社会政治思想黄宗羲对中国思想史的最大贡献和他思想的最精彩之处，是他对封建主义君主专制进行的批判，以及在批判中表现出来的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认为，上古时代，天下人民是主，君是客。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这种关系被颠倒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君主为一人之私，可以“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他认为如此不如无君。黄宗羲在《原臣》中明确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爱乐”，认为君主应该以“天下万民为事”。在君臣关系上，他严厉批判君把臣作为奴仆的隶属关系，认为君、臣对天下万民的事，要共同负责。他反对君把臣作为奴仆，也反对臣对君尽愚忠。黄宗羲在《原法》中区别了“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认为“三代以上之法”是为天下立的，而封建专制主义的“三代以下之法”，只是为君主“一己而立”，他呼吁废除“一家之法”，恢复“天下之法”。
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上，黄宗羲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构的设想。他特别重视学校的作用，认为一切大政方针，都应出于学校。学校应该是决定是非的最高机构，“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黄宗羲所设想的学校，有议政的职能和监督的作用，服从舆论，决定是非，有近似议会的性质。
黄宗羲反对传统的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陈旧观点，明确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黄宗羲的思想，是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体现出明清之际唯物主义思想高涨和出现近代民主思想萌芽的特点，而且成为近代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清廷曾列为禁书，但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它复印、散布。黄宗羲的思想在中国初期民主运动中起过积极作用。
资料二
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人。他少年时，“阉宦”之害甚为炽烈。其父黄尊素，天启间御史，东林党人，曾上书弹劾阉党魁首魏忠贤，死于诏狱。黄宗羲自幼随父在京，“尽知朝局清流浊流”，为国事家仇，积极参加反阉斗争。明亡，清兵南下，他抱着反清扶明的目的，参加了八年之久的抗清武装斗争。失败后，约于40岁时，便“正襟讲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著述，据说“大江南北从者骈集”。
黄宗羲著述有百余种，近千卷。现存者，计30余种，200 多卷。后人编有《梨洲遗著汇刊》。所著《明儒学案》，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学术思想史。至于他所著《明夷待访录》一书，成于公元1663年；是比法国启蒙思想家J.-J.卢梭《民约论》(1762)发表早100年的一部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专著，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它明显地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一般市民的要求，对近代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民权的宣传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谭嗣同等曾将此书节抄，印数万册，秘密散布。
黄宗羲在讨论关于教育和学校问题时，激烈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制发展到明清，妨碍人才培养，遏抑社会进步，使学术日衰，学风日坏，人才日绌，士心陷溺，而“庸妄之辈充塞天下”。他慨叹：“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
黄宗羲依据限制君权施行民主政治制度的理想，设计了一套学制体系。他认为，作为最高学府的太学，应当保存，不过要实行民主管理，继承东汉太学“清议”的学风。全国郡县均设立学宫、置学官。太学祭酒和郡县学官，均得由诸生“公议”推选或罢免。其地位应尊于政府官吏。学官下设五经师，及兵法、历算、医、射各专科教师，皆由学官自择。其学官条件，在政治方面，最要者是“不干清议”，若“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在业务方面，教师必须有真才实学。他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矣。”乡村“民间童子十人以上”者，则设小学，由蒙师教之。其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由大学、小学和书院构成一个学校体系。
黄宗羲说：“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学校教育，除了培养实用人才和传递学术文化，还应当成为“公其是非”、监督政府、指导舆论的机关。他说:“天下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他提倡“实学”，规定在学校中开设自然科学的课目，反对空论性理、高谈仁义。特别反对鬼神迷信风水之说，倡议用学校教育的手段，扫除“万民”的迷信，改变社会的风气。
资料三
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余姚（今属浙江）人。父黄尊素，东林党中重要人物，因揭露魏忠贤罪恶，为阉党诬陷，冤死狱中。黄宗羲深受家庭影响，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磨砺风节，疾恶如仇；反对宦官和权贵，成为东林子弟的著名领袖。清兵南下，黄宗羲组织同志，起兵抗击，不利，走入四明山，结寨自固，又依鲁王于海上。抗清斗争失败后，从事著述。他坚决反对明末空洞浮泛的学风，倡言治史，开浙东研史之风，为清代史家之开山祖。史学之外，对经学、天文、历算、数学、音律诸学都有很深造诣。清廷多次企图罗致他，威逼利诱，终不为所动，坚不赴征，表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他为保存史料而编选的《明文海》，600卷，未及刊行。
黄宗羲著作宏富。《明夷待访录》是他进步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其纵横恣肆、宏伟浑朴散文风格的鲜明表现。书中突出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带有鲜明的民主思想色彩。书中明确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又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揭露封建皇帝以天下为私产，“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其“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乐”，并“视为当然”。对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也予猛烈抨击。
黄宗羲论文主张言之有物，反对那些“徒欲激昂于篇章字句之间，组织纫缀以求胜”，讥刺内容“空无一物”的作品（《陈葵献偶刻诗文序》）。他也反对复古派专求“诗準盛唐，流于剽窃”的作法（《董巽子墓志铭》）。
黄宗羲的传状、碑志文，涉及人物的方面很广，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明清之际大变动的社会面貌。他身为史学大家，对明朝历史典故极为熟悉，且多身历见闻，又善于叙事，故写来都逼真传神。其中尤着力表彰忠臣义士的坚定节操和壮烈行为。张煌言坚持抗清19年，不幸被俘，从容就义；陆宇12年保藏义士头颅；明末遗民余若水隐姓埋名，清苦自持；周难一投老穷荒，“出没瀑声虹影之间”，黄宗羲都为他们写墓志。在《子刘子行状》中，对刘宗周诤臣兼学者的形象，倔强鲠直的性格，刻画得很成功。明末东林、复社的反宦官斗争、南明政权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的斗争，也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黄宗羲诗的成就不及散文，但也留下了一些可诵之作。他的诗直抒胸臆，不事雕饰，多故国之悲，怀旧之感。如《感旧》的“可怪江南营帝业，只为阮氏杀周镳”，讽刺了南明弘光朝的马士英、阮大铖的倒行逆施。《山居杂咏》中：“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充分表现诗人对抗逆境的顽强意志和乐观精神。
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律吕新义》、《易学象数论》、《黄梨洲文集》、《黄梨洲诗集》、《行朝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