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ang Hongyang
西汉政治家。洛阳（今属河南）人。出生于商人家庭，13岁选入宫廷做汉武帝的侍中。后任治粟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职。汉昭帝时因参与燕王旦等人策划的谋反事件被处死。
桑弘羊持法家观点，为汉武帝时实行的严刑峻法辩解。他以朝廷代表身份出席盐铁会议，同与会儒生文学、贤良60余人进行辩论。参加会议的儒生认为，法律是一种制止邪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国家的最好办法。他们强调“德治”，认为“治民之道，务笃其教而已”；主张“德主刑辅”，斥责武帝以来实行“废仁义之术，而任刑名之徒”的政策，必然招致亡国之祸。桑弘羊反对上述论点，认为治国必须用法律镇压“抚弊之民”，强调只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才能“寇止奸禁”；讥讽儒生提倡“教化”，“欲废法以治，是犹不用隐括斧斤欲挠曲直枉也”。儒生认为，治国“务和而不务威”，“政宽则下亲上，政严则民谋主”，依靠“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是不会长久的；主张适用法律应该“轻重各服其诛”，“刑罚中，民不怨”。桑弘羊不同意上述论点，竭力赞扬商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轻罪重刑论，认为“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百姓公然犯法，是因为“罚罪之轻也”；“千仞之高，人不轻凌；千钧之重，人不轻举”，只有实行“轻罪重罚”，才可以收到“累其心而责其意”的效果，从而制止犯罪。
资料一
中国西汉政治家、思想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出身于商人家庭，曾任大司农中丞、搜粟都尉、治粟都尉和御史大夫等职，长期参与财政经济政策的制订与推行。汉武帝病危时，他与霍光、上官桀等受遗诏辅少主。在长期任职中，他推行盐铁、酒类的官营专卖，设立平准、均输机构控制全国商品，从富商大贾手里夺回了盐铁经营权。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召开盐铁会议，讨论是否罢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官问题。以桑弘羊为一方，以霍光为后台的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展开争论。次年，因被指控与上官桀等谋废昭帝、立燕王旦，被杀。关于盐铁问题的争论，涉及一系列治国原则，争论的记录被西汉桓宽整理为《盐铁论》一书，该书是研究桑弘羊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
桑弘羊主张盐铁官营、酒类专卖，认为这种作法不仅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补助边防费用，而且可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盐铁论·复古第六》。他反对私家经营盐铁，认为这会造成邪恶群聚，私门成党。他尊崇法家，歌颂申、商，认为秦国用了商鞅，实现并吞六国、统一天下的大业。他强调以法治国，主张严刑，认为礼让不足以禁邪，而刑罚可以止暴。他排抑孔孟，认为“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盐铁论·论儒第十一》）。桑弘羊重视国家边防，主张对经常入侵的匈奴采取强硬政策，反对和亲。他认为匈奴不可怕，以汉朝的文德和武备来讨伐匈奴，如同秋霜振落叶。他抱怨汉廷的和亲政策代价太大，鼓励了匈奴的侵略野心，造成更大的祸害。他提倡强权立国，赞赏汉武帝讨伐匈奴的武功，誉之为“功勋粲然，著于海内”(《盐铁论·结和第四十三》)。他反对重农轻商，认为农、工、商三者对国家均有好处。
桑弘羊的政治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一些主张法治、强调中央集权的政治家多引证他的言论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辩护。
资料二
中国西汉时期杰出的理财家。洛阳人，商人家庭出身。他13岁入宫为侍中，善“以心计”，“言利事，析秋毫”（《汉书·食货志》）而深得汉武帝宠幸。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出任大农丞，掌管岁计事务。元封元年（前110）升任治粟都尉，后任大司农、御史大夫，长期执掌西汉中央财政大权。
汉初，西汉王朝对匈奴一直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武帝即位后，为了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军费支出浩繁，加上汉武帝本人的糜费，造成封建财政上的严重困难。当时有关国计民生的冶铁、煮盐、铸钱等重要经济事业，却仍操纵在富商大贾和地方豪强手中，他们“财过王者”、“富埒天子”（《食货志》）而不佐国家之急。桑弘羊掌管中央财政大权后，为了从经济上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富商豪强，扭转财政困穷的局面，巩固封建统一政权，全力辅佐汉武帝制定和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统一铸币、均输、平准（见均输、平准论）和屯田戍边等一系列重大的财政经济政策，对汉武帝一代文治武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桑弘羊在政治思想上祖述法家，崇尚“法治”；在经济思想上则主要继承了《管子》以及范蠡、白圭等先秦思想家的观点，并运用于实践而有所创新。
封建国家控制经济的思想桑弘羊认为盐铁等经济事业是封建王朝的“霸王之资”，“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盐铁论·刺权》）。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复古》），即一切自然财富，都应属国家所有，并由国家经营，而不能放任让富商豪强专利。因此，他在积极推行盐铁官营、统一铸币的基础上，又首创了均输、平准和酒类专卖等政策，从而把生产和流通的主要部门和大量经济利益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他指出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抗御匈奴；有利于打击富商豪强兼并势力，巩固封建中央政权；有利于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备荒；有利于平抑物价，安定民生；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之间的差别;有利于稳定币值，百姓乐于其业。桑弘羊的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及其具体措施，适应了当时封建王朝的财政需要，不仅为西汉政权开辟了可靠的财政来源，而且出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书·食货志》）的局面，从而巩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重视发展官营工商业桑弘羊把商业看作是攫取货币财富的源泉，认为孔丘的弟子子贡之致巨富，就是由于“运之六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盐铁论·贫富》），即经商贱买贵卖的结果。他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从事商业经营，也可以发财致富。他还十分强调商业在流通中的作用，认为当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的原因，就在于“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因此，必须通过商品交换，促进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才能使“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通有》）。
农工商之间的相互关系桑弘羊提出了“农商交易，以利本末”（《通有》），农工商并利的重要思想。他虽然说“富国何必用本农”（《力耕》），但并不否认农业是封建经济的根本，与手工业、商业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大力发展手工业，就能为发展农业提供足够的农具；大力发展商业，就能使各地的物产畅通和得到充分利用，增加社会财富，从而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因此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本议》）。但是，他重视发展官营工商业，认为工商业必须由政府控制，而对私人工商业，则主张加以排斥。所以，他在重视工商业的同时，也提出了“建本抑末”的主张（《复古》）。
货币和价格在货币问题上，桑弘羊提出“币与世易”的思想，即货币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他还认为货币应由国家统一铸造，货币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错币》）。在价格问题上，他继承《管子》的价格观，提出“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力耕》）的观点，主张由国家运用价格政策，以平衡轻重关系（见轻重理论），调剂物资余缺，使“贵贱有平而民不疑”（《禁耕》），反对那种贵贱无常的市场价格。
此外，桑弘羊还对大量移民戍边屯田、发展对外贸易以消费刺激生产，减轻农民赋税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
资料三
汉武帝时大臣。生年有二说，一说生于景帝五年(前152)，一说生于景帝后三年(前141)，前说似较近史实。卒于元凤元年(前80)。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人。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以此十三岁入侍宫中。
桑弘羊，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在改革政治制度，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同时，接连发动了对匈奴、越、西南夷等边境少数族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加上汉政府安置流民的巨额费用和武帝个人的挥霍，使西汉初年积累的财富趋于枯竭，财政发生危机，而大工商则乘国家之危，牟取暴利。武帝为了摆脱财政方面的困境，巩固中央集权，除卖武功爵和募民入粟、入奴婢拜官以增加收入之外，还加强了封建国家对重要经济部门的干涉和控制。桑弘羊是制订和推行这一经济政策的主要人物。他自元狩三年（前120）起，终武帝之世，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搜粟都尉、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与担任大农丞的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二人并称“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武帝宠信。元狩年间以后，在桑弘羊的参与和主持下，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此外，还组织了六十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史称当时“民不益赋天下用饶”。桑弘羊以此赐爵左庶长。
武帝后元二年(前87)，桑弘羊由搜粟都尉迁任御史大夫，与霍光、金日、上官桀四人同受遗诏辅佐昭帝。始元六年（前81），昭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至长安，会议盐铁等国家大事（见盐铁之议）。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与民争利的政策，力主改弦更张，桑弘羊与之展开辩论。由于桑弘羊的坚持和封建国家财政方面的需要，当时除废止酒类专卖改为征税外，盐铁官营等各项重要政策仍沿袭不变。次年，桑弘羊因与霍光政见发生分歧，被卷入燕王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谋反事件，结果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