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ima Xiangru
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商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乐，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以卖酒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武帝即位，读了他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后被指控出使受贿，免官。过了一年，又召为郎，转迁孝文园令，常称疾闲居，有消渴疾，病免，卒。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收入《文选》的《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品。这两篇赋内容前后衔接，《史记》将它们视为一篇，称为《天子游猎赋》。《子虚赋》假托楚国子虚先生，在齐国乌有先生面前夸说楚国云梦泽之大和楚王畋猎之盛，乌有先生则批评他“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但同时也把齐国的土地之广、物类之丰夸耀了一番。《上林赋》写亡是公听了子虚和乌有谈话后，一方面批评他们“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另一方面又在“君未睹夫巨丽”的名义下，把汉天子上林苑的富贵壮丽及天子射猎时的盛况大加铺陈夸说，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最后则以汉天子翻然悔悟，觉醒到“此大奢侈”，“乃解酒罢猎”作结。作品的主旨在于歌颂大一统王朝的声威和气魄，同时对统治者的过分奢侈也作了委婉劝戒。但因为作品的主要部分是夸张帝王的排场和享乐，末章的一点所谓讽谏之意，正如扬雄论赋所批评的那样，“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而已。在艺术表现方面，《子虚》、《上林》两赋结体宏大，描写场面雄伟壮观，富有气魄。但终以过分夸奇炫博，内容比较空洞；而且僻字连篇。《文心雕龙·练字篇》说：“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谈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他的《长门赋》、《美人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均为骚体作品。其中《长门赋》比较有名，据叙中说，是为武帝陈皇后失宠而作。赋中写失宠女子的心理，委婉曲折，悲悽动人，是一篇别具风格的抒情小赋，对后代宫怨一类题材的诗歌有很大影响。但后世的研究者对作者和本事都提出过怀疑。
司马相如在作赋理论上，提出“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和“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葛洪《西京杂记》所引）的主张，说明他在作赋时比较重视资料的广博、辞采的富丽，相对忽略思想性。尽管如此，他在赋史上仍有重要地位。他的《子虚》、《上林》，为汉代铺张扬厉的散体大赋确立了比较成熟的形式，后来的一些描写帝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无不受影响；而论规模、气魄，则难与相如之作齐肩。司马相如的文学创作活动，丰富了汉赋的题材和描写方法，使汉赋成为一代鸿文，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鲁迅也高度评价了司马相如对汉赋变体创新的贡献，说他“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越汉代”（《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是他出使西南时为安抚巴蜀百姓而作。《难蜀父老》是一篇辩难文字，假托蜀父老非难“通西南夷”，而引出作者的正面意见，阐明“通西南夷”的重大意义。文章议论风发，说理透彻，也有一定文采，刘勰称后者“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文心雕龙·檄移》）。它们对后世政论和告谕文体，也有一定影响。另外还有散文《上书谏猎》和《封禅文》。诗歌则仅存《琴歌》和《郊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