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iandai wenxue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现代文学的起端和发展阶段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早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即在西方新思潮、新文学的启迪下，产生了改革文学以唤起民族觉醒的启蒙要求，在理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各个领域进行了文学改良的初步尝试，为“五四”文学革命作了思想与文学的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中国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新的民主势力──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十月革命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带来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这样的经济、政治、思想背景下，触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突破口，“五四”文学革命以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旧教条，提倡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旗帜，向封建旧文学展开了猛烈进攻，锋芒所及，从内容到形式，无不引起巨大的变革，开始了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个新的文学运动，发韧于北京、上海等少数文化发达的城市，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深入全国各地；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省和以后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东北地区以及香港、澳门等地，也都发生了并且进行着同样的或者类似的文学变革。
现代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60多年发展过程中，随着中国革命与社会性质的演变，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转折，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两个历史阶段。两个阶段的文学既有各自的历史面貌，显示出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又具有共同的传统与特点，存在着内在的连续性。新民主主义文学中所孕育的社会主义因素，保证了文学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便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洪流。
现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征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
人民的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的历史性变革，集中地表现为大大加强了文学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文学与进步的社会思潮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运动的自觉联系。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点与传统。“五四”文学革命由倡导白话文开始，就体现了文学必须能为最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历史要求。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并提出了“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以表现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会人生为文学的根本任务。在创作实践上，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彻底反封建的新的主题和人物：普通农民与下层人民，以及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式知识分子，取代封建旧文学中常见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文学的主人公，展示了“批判封建旧道德、旧传统、旧制度”、“表现下层人民的不幸”、“改造国民性”与“争取个性解放”等全新的主题。
“五四”以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与历史的这一发展相适应，20年代中后期起在文学上提出了以“农工大众”为主要服务对象与表现对象的要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更明确规定以大众化作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中心。在创作实践上，进行了正面表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斗争和塑造觉醒中的工人、农民形象的艺术尝试；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获得了新的开掘；从知识分子与人民、革命的关系的角度，探讨与展示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指出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的道路。这时期革命作家与进步作家还作了文学形式通俗化、大众化的实验，显示了文学与人民结合的新发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难使作家与人民有了共同命运，推动着许多曾经有过脱离人民的倾向，“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走出个人小天地。“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成为抗战初期不同政治艺术倾向的作家的共同要求。在抗战中期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作家与人民的关系成为理论家与作家关注、思考的中心。在创作实践上，爱国主义成为文学的重大主题。作家们热情地表现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新人的诞生和新的民族精神面貌的形成；抗战中后期，又转向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入思考，着力于暴露破坏抗战、阻碍民族进步的现实黑暗势力，进一步探索民族传统文化与传统性格的优劣得失，充分显示了作家对于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与祖国、人民休戚与共的血肉关系。民族解放战争也带来了文学形式的新变化：抗战初期小型、通俗作品的大量出现，中后期长篇小说、多幕剧、长篇叙事诗的繁荣，都促进了文学艺术与人民群众和时代更密切的结合。
1942年，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在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实践中，锻炼出一支熟悉工农兵生活并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新型文艺队伍；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特别是从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新人，成为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与歌颂对象；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他们的语言受到了作家们高度重视，并得到创造性的运用；新文学作品开始为普通工农兵群众所接受，新文学自身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为文学向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为文学与人民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的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作家获得了深入工农兵和表现工农兵的自由及各种物质上的保证。随着人民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不仅充分享有欣赏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而且从直接参加体力劳动的工农群众中不断产生出有文学才能的专业和业余作者。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和团结，促进了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先后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了新文学的创造，如老舍（满族）、沈从文(苗族)、纳·赛音朝克图（蒙族）、黎·穆塔里甫（维吾尔族）、李乔（彝族）、李準(蒙族)、玛拉沁夫（蒙族）、饶阶巴桑（藏族）、陆地（壮族）、金哲（朝鲜族）、晓雪（白族）、康朗甩（傣族）等。现代文学成为多民族的文学，获得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兵群众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所建立的功绩，塑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形象，在50、60年代的新中国形成强大的文学潮流，给文学的题材、主题、艺术表现方法与形式、风格带来深刻的影响。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曲折，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解放思想、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作家自觉地与党和人民一起思考、探索振兴中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文学主题的演变和现实的发展取得基本相同的步调;描写时代风云中普通人的历史命运和人生道路，展示“四化”建设中的时代英雄──改革者丰富的精神世界，塑造各种各样人物的典型形象，成为许多作家共同的艺术追求。作品题材趋向多样化的发展：除传统的农村题材继续受到一些作家的重视，并获得了新的表现角度外，知识分子题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工业题材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和平时期的军事题材有了新的开拓，历史题材的作品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文学作品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显示了文学与时代、人民更加紧密与广泛的结合。
中国现代文学是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体并包有多种
创作方法、流派的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的另一个历史性变革，是大大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打破“瞒”与“骗”的封建文学原则和方法，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去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现代中国社会真实的矛盾运动，以激发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热情，这一历史要求贯串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使革命现实主义成为现代文学文艺观和创作方法的主流。“五四”文学革命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之一(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以后鲁迅又进一步提出了“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论睁了眼看》），“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要求。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充满着反封建传统的批判精神，强调了文学清醒地揭露、批判黑暗现实的功能，显示了启蒙主义的特色。“五四”时代是一个历史的开放时期，先驱者以恢宏的气魄，进行了多种创作方法与艺术流派的开拓。鲁迅和他所支持的文学研究会等社团的作家，在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又汲取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艺术流派的某些艺术手法，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鲁迅的短篇小说《呐喊》、《彷徨》达到了时代、民族思想艺术的高峰，《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不但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对中国现代作家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引起国际文坛的注目，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之林的代表作。与鲁迅同时出现的叶圣陶、冰心、朱自清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作家，也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社，以田汉为代表的南国社等社团的作家，主要从浪漫主义文学汲取艺术营养，同时也受到西方现代主义不同程度的影响，《女神》、《沉沦》、《死水》等作品开创了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传统。
20年代末与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得到了有力的倡导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向文学的现实主义提出了加强与工农大众实际生活的联系、自觉地揭示历史发展趋向、表现无产阶级理想等要求，并有了“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介绍与提倡。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面临着全新的课题：如何把无产阶级的思想要求即倾向性，与作品的艺术真实性的要求统一起来；如何认识与解决无产阶级文学必须表现工农兵的历史要求与作家对工农生活不熟悉之间的矛盾。革命文艺界为从理论与艺术实践上解决这一历史课题作了巨大努力，同时产生过理论的失误与背离现实主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正是在不断克服自身错误的过程中日趋成熟，在创作实践上获得了新的突破，产生了茅盾《子夜》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出现了巴金、老舍、曹禺、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吴组缃、李劼人、叶紫、萧红、萧军、殷夫、蒲风、艾青、臧克家、夏衍等一大批有着鲜明艺术个性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们都以具有反映现实的深度和艺术上比较成熟的力作，为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沈从文、戴望舒、施蛰存、何其芳等作家各自为吸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艺术养料，发展多种艺术流派，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讨，其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得与失，都对现代文学丰富多样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解放战争进一步加强了作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出现了各种流派、创作方法的作家向革命现实主义归依的趋向，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革命现实主义向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向的发展。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沙汀、老舍、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代表着这一时期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所达到的新的水平。以郭沫若的《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则是继《女神》以后革命浪漫主义艺术的另一高峰。
同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作家长期地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参加实际斗争，初步解决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所面临的表现工农兵的历史要求与作家不熟悉工农兵生活的矛盾，获得了创作上的新成就。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在表现工农兵，并努力达到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的统一上，为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作品则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趋向。
新中国成立带来的巨大历史变革，人民当家作主、创造历史的自觉努力，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新中国的作家坚持真实地、历史地、在现实的变革和发展中反映生活，自觉地把革命现实主义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根本的创作原则与方法。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代表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的主导性风格与特征，即注重题材与主题的重大性与时代性，自觉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的史诗性，对民族性格进行具有历史的纵深度的开掘，创造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以及从历史进程中所汲取的昂奋的战斗精神。思想上艺术上的这些特点，在《红旗谱》、《创业史》、《红岩》、《茶馆》等优秀作品中，都表现得相当鲜明和突出。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多样性发展上有所不足，并存在着粉饰现实的偏差，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及时代特色的主导性风格的初步形成，无疑表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日见成熟的趋向。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生活的逆转，人为地遏止了正在发展着的上述文学趋势，粉饰与歪曲现实的文学逆流却获得恶性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的艰苦努力，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获得了恢复与发展，以题材的广阔性、揭露生活矛盾的深刻性与塑造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与歌颂功能得到了辩证的统一；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揭露与鞭挞阻碍民族振兴的腐败和消极的事物和现象，歌颂和赞美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中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人物。作家倾心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独特性，在历史的纵深运动中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根源及发展趋向；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陆文婷（谌容《人到中年》）等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显示出了作家们的这种追求，表现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王蒙等一批作家还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流派中吸取艺术养料，以丰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作品的表现手法、艺术形式有了新的开拓，进行了多方面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充分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活力。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吸收外来文学营养使之民
族化、继承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的过程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近代中国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这一文化背景下，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直接关系着现代文学的发展。现代文学在发展初期，为打破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的思想统治，进行文学的彻底革新，曾对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包括各种文学形式、表现手法，作了全面介绍与广泛吸收，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学遗产进行重新评价。这对打碎封建旧思想、旧文学的枷锁，促进思想与艺术的解放，促进文学的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曾经指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他自己开始进行创作时所仰仗的也“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但由于中国现代作家自身与中国人民生活，特别是与民族解放、人民革命运动的天然联系，对民族心理、习俗、语言的熟悉，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的修养，外来文化必然经过有意识地借鉴、汲取、消化的过程，逐步实现民族化。中国现代文学各个领域的早期开拓者，无论是小说领域的鲁迅、郁达夫、叶圣陶，诗歌领域的郭沫若、闻一多，散文领域的周作人、朱自清、冰心，戏剧领域的田汉、洪深，他们的创作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现代化与民族化兼而有之的特征。与此同时，作为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也曾经出现过对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都缺乏分析的形式主义偏向，一部分作家提出了在文化（包括文学）上“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一些创作存在着脱离群众、脱离民族传统的“欧化”倾向。
20年代末、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进一步传入及其与中国文艺运动实践结合的结果，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同时，苏联及西方左翼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日益明显的影响，使中国左翼文学成为世界“红色的三十年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进步文艺界又进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确认文艺的大众化方向的前提下，这次讨论涉及了文学语言的通俗化、旧形式的利用等问题。鲁迅所提出的必须“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以促进现代文学自身创造与发展的主张，即是这次讨论的理论成果。在创作实践上，则出现了鲁迅的《二心集》、《伪自由书》等杂文，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日出》，老舍的《骆驼祥子》，艾青的《大堰河，我的褓姆》等中外影响熔为一炉，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艺术个性的现代作品，标志着现代文学艺术上的日趋成熟。左联时期为克服创作上的“欧化”现象，促进现代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作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左联本身所带有的“五四”形式主义向“左”发展的成分，也妨碍它去彻底克服同是根源于形式主义的“欧化”倾向。
40年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现实突出了新文学运动与普通工农兵群众生活仍然存在着距离的矛盾，更为迫切地提出了文学民族化与群众化的历史要求。毛泽东在理论上首先明确提出必须“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并由此展开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见民族形式问题论争）。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见延安文艺座谈会）对“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中所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文学教条主义与艺术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理论上的批评和研讨。在解放区小说、诗歌、戏剧创作中，出现了深入群众生活，研究群众（首先是农民）艺术趣味，学习群众语言，批判继承民族传统，特别是民间艺术传统的文学潮流，出现了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鲜明地民族化、群众化的作品，也出现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深深扎根于农民群众和民族文化传统之中的人民艺术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政权的建立，为更广泛地吸取与借鉴中外文化遗产提供了精神与物质的可靠保证。50、60年代，曾有计划地广泛介绍了东西方古代和18、19世纪的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由于复杂的内外原因，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则相对隔膜。对50、60年代新中国文学创作起着重大影响的仍然是俄罗斯、苏联和西方进步文学。由于作家贯彻党的文艺方向，长期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从理论到创作实践上都努力追求文学的民族化与群众化。批判地吸收与借鉴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包括民间文学艺术）的精华，反映中国人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成为许多作家艺术探索的中心，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以及贺敬之、郭小川等的诗歌，巴金、杨朔等的散文，显示了新中国的人民艺术家为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所达到的水平。40年代在延安抗日根据地开始的戏曲改革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了新的发展；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大量传统戏曲剧目经过整理、改编，获得了新的生命，运用传统戏曲形式反映现代新生活，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70年代中后期，在摆脱了思想与文化的10年禁锢之后，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和深入：不仅包括西方现代派在内的各种创作方法、流派、风格的作品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也越来越为世界文坛和各国人民所关注。在现代文学面向世界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中一切好的内容和形式，溶化到本民族文艺的血液之中，以丰富和提高本民族的文艺，成为新时期作家艺术探索的重要课题。历史的发展正在纠正这种探索中出现的选择不慎和消化不力的现象，使之走上健康、积极的道路。与此同时，作家在探索文学民族化道路时，较多地注意了深入开掘由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所决定，在民族文化长期熏陶下形成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描绘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民生活、风物习俗，在选择与吸收民族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创造民族风格时，也表现了多样化发展的特色，民族风格与个人风格得到了更好的结合与统一。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积极的思想斗争中向前发展的
现代中国面临一个动荡的大变革的时代，处于这样历史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不同阶级、不同趋向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纷然杂陈，彼此冲突而又互相影响与吸收的复杂面貌。这种情况决定了现代文学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取得自身的辩证发展。在现代文学的历史发轫期，新文学即是通过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在对封建传统文学的猛烈批判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此后，新文学每前进一步，都遇到旧文学的顽强反抗。从20年代封建主义的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鸳鸯蝴蝶派文学，到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直至40年代的战国策派、“勘乱文学”，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文学，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逆流。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与上述形形色色的文学逆流的斗争，决定着新文学的命运。
新民主主义文学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性质，决定了其内部各种成分的文学之间，存在着既团结又斗争的关系。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文艺思想同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之间，展开过反复的讨论和斗争。从20年代的现代评论派，到30年代的新月派、“第三种人”、论语派，直至4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学，尽管政治倾向十分复杂，就其文艺观而言，则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通过这些讨论和斗争，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从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获得了更健康的发展，为文学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流；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首先是“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的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作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现代文学史上的多次论争都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曾经发生过否定或贬低小资产阶级作家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也有过混淆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性，放弃或削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右的偏差，这两种倾向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消极影响。正是在纠正上述错误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渐渐团结了大多数小资产阶级作家，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小资产阶级作家仍然作为可靠同盟军，与无产阶级作家一起组成了新中国的文艺大军。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同时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斗争呈现着更加复杂的情况：既有在历史转折时期由于对客观形势认识的不同而产生的革命战略、策略问题的争论，更有为克服因对马列主义掌握的偏差而产生的革命幼稚病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这种革命幼稚病在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主要表现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以及忽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否定艺术规律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坚持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展开必要的内部思想斗争，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日益密切的结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在旧的基地上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任务。历史的发展要求文学界从思想上澄清对于旧事物、旧文化与新事物、新文化之间界线的认识。但一些片面性、绝对化的观点，也带来一些偏颇和失误。1955年错误地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进一步发展了极左倾向。60年代又进行了一系列过火的错误的学术批判和文艺批判，终于由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所谓“批判”构成了爆发“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艺界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经验，针对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及其影响，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同时实事求是地批判了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右的倾向，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为新时期文学的健康发展廓清了道路。
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与评价
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已有了60多年历史，却还比较年轻。对这种年轻的文学作出真正系统的历史考察，开始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及其他理论著作，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及他为一些现代文学作品所写的序言及有关论述，茅盾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及一系列作家论，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以及冯雪峰稍后写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等，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文学的最初尝试。在此以前发表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同时期出版的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著作，在学术界也产生过一定影响。40年代初，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文学的一系列论述，更为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是最初的成果。50年代后期与6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由于受政治上“左”的思潮影响，普遍存在研究范围缩小、用政治结论代替历史评价与艺术分析的倾向。1978年以后公开出版的多种集体编著的现代文学史，分别由唐弢与严家炎、林志浩、田仲济与孙昌熙等主编。同时出现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发展历史的专著，如张钟等的《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10所高等院校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等。这些著作力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现代文学史上纷纭复杂的文学运动、思潮、流派、作家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并着力于揭示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历史线索，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达到的新的水平。
70年代，台湾与香港曾先后出版了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 参考书目
- 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9～1980。
-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上册1980，下册1981。
-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