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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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故称。

节度一词出现甚早,意为节制调度。东汉安帝永初二年(108),梁懂受命主持西方军事,为诸军节度使。曹魏景元四年(263),魏军伐蜀,由司马昭指授节度。唐代也很早就用此语以明确指挥权限,如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蒲城河北诸道总管及东讨诸府兵均受其节度,但尚未用作职衔。唐代节度使渊源于魏晋以来的持节都督。持节都督出征时是一军统帅,屯驻时是军区首脑,对所统将领及州郡长吏都有节制以至生杀之权。南北朝时,刺史大都加持节都督,辖区既狭,权任亦轻,北周及隋改称总管。隋荆、益、并、扬四大总管辖数十州,事权很重,但只管军事。隋炀帝杨广废总管,唐初恢复,仍称都督,而自贞观以后,内地都督府并多省罢,惟军事活动频繁的地区尚存,以统州、县、镇戍。

镇戍是经常性的防御据点,比较分散,兵力单弱,故每遇战事发生,必须由朝廷另行调发府兵、兵募,派遣大将统率出征或备御。这些大将称为行军总管;规模较大的战役,又设置行军元帅或行军大总管统领诸总管。早在唐初,已在军事要地留驻部分征行军队,并每年派遣士兵轮番戍守。唐高宗、武后时期,突厥、吐蕃、契丹强盛,屡次入掠内地,战事频繁。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和改变临时征调的困难,这类屯戍军设置愈多,并逐渐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驻地和较大兵力的军、镇、守捉,各自置使。军、镇、守捉使是差遣的,还保留征行的组织。与此同时,行军大总管也逐渐演变成统率诸军、镇、守捉的大军区军事长官,原来有“行军”含义的“道”,如葱山道、交河道、崑山道,也演变为大军区的道,如朔方道、陇右道等。于是长驻专任的节度使应时出现。高宗以后,由中央派出的行军总管或经略大使,常受敕节度诸军,因而渐获诸军节度大使的名称,但还不是固定职衔。节度使成为固定职衔是从睿宗景云二年(711)四月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开始的。至玄宗开元、天宝间,北方逐渐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八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十镇,始成为固定军区,各有受其统属之州、军、镇、城、守捉。节度使为差遣职名,例以所驻州都督、大都督长史或都护为其本官。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节度使例兼管内调度军需之支度使及管理屯田之营田使。天宝后,又兼所在道监督州县之采採访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于是外重内轻,到天宝末酿成安史之乱。安史乱起,唐廷为了平叛,内地也相继设置节镇,增至二十余道,不置节度使处亦置防御使,防御使不赐旌节,多以采访使兼领。其后,采访使改名观察使,例兼都团练使或都防御使,兼理军民,成为地位略低于节度使的地方军政长官。

节度使的僚佐有副使、支使、行军司马、判官、推官等,将校有押衙、虞候、兵马使等。由于观察使是采访使的改名,故唐代后期节度使例兼所在道的观察使。节度使的僚属,都由节度使辟举,然后上报朝廷批准。所统州县长吏虽由中央任命,而实际则听命于节镇。遇刺史位阙,节镇常遣上佐摄职,然后报请朝廷正授。地方财政收入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送使部分常占最大份额,对朝廷保持独立状态之河北三镇,甚至全无上供。内地节度使辖区虽是藩卫朝廷的军镇,但实际上往往对朝廷保持不同程度的离心状态。

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后,朝廷进一步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节度使林立,他们拥兵自雄,互相兼并。其中武力最强、在唐亡后建号称帝者,先后有五代;其余割据一方,立国改元(也有未改元者)自传子孙者为十国。而五代十国境内之节度使亦多桀骜跋扈,节度使部下更多悍将骄卒,逐帅杀使之军变事件不断发生。

宋辽金

宋初承五代旧规,节度使除本州府外,还统领一州或数州府,称为支郡,辖区内的军、政、财权,由节度使独揽,实际上是个半独立的小王国。

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炅采取各种政策,削弱节度使的军、政、财权,以加强中央集权。乾德三年(965),令各地赋税收入除日常军费所需外,全部运送中央,剥夺了节度使擅自处理地方赋税的财权。同年还命令诸州府选送精兵给中央,削弱了地方的兵权。宋太祖在平定湖南时,便命令湖南各州府直属中央,不再隶属于节度使。太宗又于太平兴国二年(977)诏令所有节度使属下的支郡都直属中央,节度使所领只是一州府,宋政府又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此后,节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治理政事,而成为一种荣誉性的虚衔,授予宗室、外戚、少数民族首领和文武大臣,对武将更是晋升的“极致”,多者可带两三镇节度使,礼遇优厚。而节度使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等虚衔,或宰相罢官到地方上带节度使虚衔,谓之使相,尤为荣耀。

辽、金分别于大州或节镇诸州置节度使,掌管军民两政。此外,辽圣宗耶律隆绪亦将统领上京、中京地区契丹及奚族的五十一部首领令隐改称节度使。金于胡里改等路亦设节度使,管辖部族事务。元代废。

参考书目
  1.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 2,科学出版社,北京,1957。
  2. 张国刚:《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北京。
  3. 〔日〕日野开三郎:《支那中世の军伐》,《东洋史学论集》第1卷,三一书房,东京,1980。
  4.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商务印书馆,上海,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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