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Cao Cao
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
资料一
曹操“擥（揽）申、商之法术”，其思想受先秦法家影响极大，十分重视刑法这一统治工具的作用，曾下令说：“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又说：对士兵“恩信已洽，若无刑罚，则骄惰难用也。”不但统军，在治国上他也强调：“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由于他认为当时“天下尚未定”，所以把“刑”放在首要地位。在他的影响下，社会上“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所以西晋傅玄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
曹操还强调严格执行法律和制度，而不论违反者的身份、地位如何。他的儿子曹彰为将出征，临行，他告诫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有一次行军，他下令官兵践踏麦子者处死，后来他自己骑马不慎跑入麦田中，便说：“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于是割发代头。这当然只是象征性的惩罚，但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能做到这一步，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要求严格执法的决心。所以史载“汉末政失于宽”，而曹操“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所谓“宽”，主要即指对犯法的贵族、官僚、豪强放纵不管。所谓“猛”，主要即指严格执法，对这些人毫不容情地给予打击。当时曹操手下涌现了一批司法官吏，如高柔、满宠、司马芝、赵俨、王脩等，敢于和犯法的贵戚大臣、豪强势力作斗争，抑强扶弱，都和曹操这一思想紧密相关，有的就是直接在曹操的支持下进行的。但曹操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执法。如老部下丁斐屡次贪污，被夺官送狱，司法官请求依法“重治”，曹操却说：“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遂复斐官，听用如初。”可见，当他权衡利弊，觉得严格执法对自己统治不利时，也可以放弃这一原则。这正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
为了提高判案质量，曹操重视司法官吏的选拔，下令说：“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因而提出“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在另一命令中他又选拔了“清识平当，明于宪典”的高柔为丞相府理曹掾，掌管司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后来魏国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了“律博士”，教授法律。曹操还认为在东汉末年大变乱动荡中，由于风气使然，普遍存在某些不符合道德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对此不应深究。他下令说:“丧乱已来，风教彫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因而规定:“自建安五年(200)已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当然，这实际上主要只适用于统治集团中的人， 但是体现了不咎既往、 重在现实表现的精神。为了收买人心，曹操晚年曾主张恢复肉刑，以代替某些死刑。他认为这是一种“仁恩”。当时大臣钟繇、陈群均建议恢复肉刑，曹操“深善繇、群言”。但因全国尚未统一，有人认为肉刑残酷，“非悦民之道”，所以未行。
在中国历史上，强调并严惩“腹诽之谤”罪，曹操是最突出的一个。名士孔融被杀，罪名是“有讪谤之言”。得力部下崔琰因为信中的话被认为“意指不逊”、“腹诽心谤”，下狱罚为徒隶。后曹操又下令说崔琰“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意即继续怨恨不满，于是赐死。曹操另一得力部下毛玠，人告他有“谤毁”罪，曹操也认为他“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赖人援救，证据又不足，方得不死，但仍免官，终身不用。曹操旧友娄圭，“军国大计常与焉”，但因言语不慎，曹操“以为有腹诽意”，处死。这些都对后代有十分恶劣的影响。
资料二
汉魏间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父曹嵩，是宦官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曹操自幼机警有智计，好游荡任侠。20岁时，举孝廉为郎，授洛阳北部尉，执法严厉、不避豪强。黄巾起义爆发后，拜骑都尉，参与镇压起义军。初平元年(190)，参与关东州郡讨伐董卓，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此后与陶谦、吕布、袁术等连年互相攻战，实力逐渐壮大。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于洛阳，又奉帝迁都于许昌，拜司空，封武平侯。自此建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建安五年，官渡一战，击败袁绍，此后即逐步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结束了中原地区持续达20年之久的战乱。建安十三年，拜丞相，南征荆州，在赤壁被孙权、刘备联军击败，三国鼎立形势初步形成。建安十八年，封魏公，二十一年，进封魏王。二十五年正月，病逝于洛阳。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征高幹时，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河朔寒”，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诗人的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
游仙诗有《气出唱》、《秋胡行》等。曹操是不信方士神仙之说的，所以他写这些诗当别有所寄，不�芫荽税阉肭鼗省⒑何涞那笙傻攘科牍邸�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的散文多是应用性文字，大致可分表、令、书三大类。其代表作有《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这些文字的共同特点是质朴浑重、率真流畅，写出了曹操的独特声口。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大半生奋斗经历，分析当时形势，剖析自己的心志，其中“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等语，写得极其坦率而有气魄。从东汉以来，散文出现了骈化的趋势，至汉末而渐显；一般散文作者开始讲求对偶、注重用典。而曹操以其平易自如、质实明练的文体，在当时独树一帜。鲁迅曾称赞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有关曹操作品的注释，主要有黄节《魏文帝魏武帝诗注》，北京大学出版组1925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校正重排，改称《魏武帝魏文帝诗注》。
资料三
[拼音]：Cao Cao
中国汉魏之际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官至丞相，封为魏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帝。
东汉熹平三年(174)，曹操以孝廉推举为郎，始入仕途。东汉王朝在黄巾农民起义打击下摇摇欲坠，董卓趁机入朝专权，各地豪强纷纷拥兵割据。处于乱世的曹操，参与过镇压黄巾起义，后致力于中国的统一，勒马疆场30余载。
中平六年(189)，曹操拒绝董卓拉拢，聚兵5000对抗。次年参加讨董联军。10余万联军观望不前，曹操孤军奋进，战败而还，遂决意发展自己的力量。先是诱降青州黄巾军30余万，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成为他后来统一北方的骨干力量。接着，采纳荀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三国志·魏书·荀彧传》）的谋略，巩固了兖州地盘。建安元年(196)，曹操率军至洛阳，得封建德将军、镇东将军，任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参与朝政。不久，迫献帝迁都许（今河南许昌东），任大将军，封武平侯，总揽军政大权。此后三年，运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相继击败张绣，擒杀吕布，困死袁术，赶走刘备，占据豫、兖、徐等州，为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
五年，袁绍统兵10万进屯黎阳(今河南浚县境)。曹操鉴于敌强己弱，先以声东击西战法挫袁军锐气，继而回师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境），采纳部属建议，坚意拒守，并相机袭烧袁军屯于乌巢的粮草，乘其动摇之时发起攻击，歼袁军7万余。袁绍惨败逃回，从此一蹶不振（见官渡之战）。十二年，曹操挥师击败与袁氏残余势力勾结的乌桓蹋顿单于（见曹操攻乌桓之战），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十三年，挥军南下，夺取荆州，以图进占江东。由于他骄傲轻敌，加之时疫流行，曹军不习水战，以致败于孙权、刘备联军，被迫退回北方（见赤壁之战）。此后，虽在北方取得关中，但南征一直未能成功，逐渐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曹操深谋远虑，雄才大略。他实行屯田，发展生产，丰足军用，减轻了民众负担。利用汉室影响，争取人心，扩充实力，为进行统一战争取得了政治上的有利地位。他治军严整，驭众有方。长于选将，有治国用兵才能者，均予重用。严格训练，赏罚分明，其坐骑惊入麦田，当场割发代首以肃军纪。体恤将士，爱护部卒，赢得了军心。曹操好兵法，善韬略。其行军用师，“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成功地指挥了官渡、柳城、当阳、渭南等重大作战。他重视总结用兵的经验教训，又集录诸家兵法为《兵书接要》，注释《孙子》，“自作兵书十万余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曹操的军事著作大部亡佚，中华书局辑校的《曹操集》，汇集有《〈孙子〉注》及存世的用兵文书。
资料四
[拼音]：Cao Cao
中国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人（今安徽亳县）。20岁以孝廉举为郎，任洛阳北部校尉。因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而迁济南相。董卓之乱时，起兵讨伐，逐步扩充军力。192年，收编青州黄巾军30万人，势力大增。196年，至洛阳朝见汉献帝，任司隶校尉、录尚书事。迁都于许（今河南许昌东），他用献帝名号削平大部割据势力。200年官渡之战大败袁绍后，逐步统一中国北方。203年任丞相，后晋封为魏国公、魏王。220年1月病卒于军中。同年其子曹丕称帝，追谥其为“武帝”。著作有《曹操集》。
曹操的基本政治主张是：
（1）力主统一。他利用汉王朝的名义，“挟天子而令诸侯”，打击豪强割据势力，努力争取全国的统一。“挟天子而令诸侯”，是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号召天下，团结内部，铲平割据，实现全国统一的重要政治策略。运用这个策略，使他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争取了许多愿意实现统一的政治势力，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曹操通过不懈的斗争，统一了北方，为全国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主张以法治国。他认为，“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以高柔为理曹掾令》）。曹操主张执法如山，强调法不阿贵。他说，法令“设而不犯，犯而必诛”（《孙子注·计篇》）。他要求严格法令规章，赏罚分明，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他重视执法者的人选和执法者以身作则的作用，认为这是贯彻法令、实行法治的保证。
（3）主张唯才是举，这是曹操政治主张独具特色的地方。在汉末选官偏重门第、不问才德的情况下，他主张突破门阀界限，实行唯才是举。他认为，天地间，人为贵。要建功立业，只有靠人的智慧和才能，“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魏志·武帝纪》）。他重视才能，鄙视德行礼教，认为遵守封建礼教的人不一定有开创事业的能力，有开创事业能力的人未必肯遵守礼教，所谓“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他主张起用那些果敢英勇临阵力战的人，出身地位低微但有高才异质的人和“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要求下属“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举贤勿拘品行令》），不拘一格选官用人。
曹操的政治主张在当时统一北方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特别是他的唯才是举主张，不仅网罗了大批有才干的文臣武将，增强了他的政治军事实力，而且突破了汉末的腐败门阀界限，促进了人们对于用人制度和才德关系的思考。
资料五
[拼音]：Weiwudi Cao Cao
东汉末权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父曹嵩，宦官曹腾养子，虽官至太尉，仍为士族所鄙。二十岁以孝廉为郎，向以骑都尉，参与镇压颍川黄巾起义军，被命为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中平六年(189)，因董卓专权，逃离洛阳，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散家财，聚兵五千人，与袁绍为首的东关州郡军一起讨伐董卓。当时诸军畏卓，莫敢先进，唯操出战，董卓西逃，袁绍表操为东郡太守。初平三年(192)，青州黄巾起义军攻入兖州，杀刺史刘岱，州吏拥曹操领兖州牧，率兵打败黄巾军三十余万，收其精锐为部下，号“青州兵”。在随后几年的兼并战争中，表现出杰出才能：打败袁术，攻破陶谦，平定张邈，消灭吕布，逐渐壮大成一支与袁绍相对抗的力量。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打败袁绍十万大军，乘胜追击，陆续攻占原属袁绍的冀、青、幽、并四州。十二年，又消灭曾收留袁绍二子、以辽西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为根据地的少数族乌桓势力，基本统一北方。
曹操根据毛玠、荀彧谋划，于建安元年将处于困境的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作为傀儡，并迁都于许。从此，他“奉天子以令不臣”，政治上主动，号召力增强。
他采纳枣祇建议，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许多州郡，史称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从物质供应上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见曹魏屯田）。
他精通《孙子兵法》，是今存为此书作注的第一人。著有兵书十万余言。善于运用古代军事学说和战略战术，“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他多次下令求贤，要求“唯才是举”。与东汉重视德行、门第不同，只要才干杰出，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出身微贱，不懂儒家经术，不仁不孝，名声卑污，他都考虑予以重用，甚至拔为大将、牧守。豪强大族率众投奔者，也极力笼络，崇以官职。因此，他又不完全否定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部下对他如不竭诚效忠，一经发觉，立即清除，毫不容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手下人才济济。
曹操“揽申、商之法术”，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很大，不官不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强调“拨乱之政，以刑为先”。在此思想指导下，他残酷镇压农民反抗。同时对豪强大族的不法行为也往往给予严厉打击。平定冀州后立即下令，加重对豪强兼并的惩罚。
建安十三年，曹操进位丞相，率军南征。荆州刘表适病卒，子琮归降。操进军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与孙权、刘备联军会战于赤壁。其时南北统一条件远未成熟。北方军队长途跋涉，不服水土。兵多疾病；荆州降军心有顾虑，未肯力战。加上曹操骄傲轻敌，在联军火攻之下大败而归（见赤壁之战）。他从此转向巩固北方的统治，镇压朝廷中异己力量包括皇后伏氏的反抗，并继续消灭北方残余割据力量。建安十六年讨平关陇地区马超、韩遂；四年以后又征降汉中的张鲁，为代汉作了充分准备。在此期间，曾数次进攻孙权、刘备，无功而还。
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公、建魏国，都于邺。魏国拥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以下百官。三年后曹操进爵魏王，用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他名义上还为汉臣，实际上已是皇帝，子曹丕代汉，追尊魏武帝。
曹操诗歌造诣极高，所作《薤露行》、《蒿里行》、《步出夏门行》等，皆悲凉雄浑，气势磅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句传诵千古。在他奖掖、提携下，周围聚集了一批优秀文人，出现了著名的建安文学。
对曹操的评价历史上自来是毁誉掺半。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史学界围绕曹操的功过及是否应为他翻案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集中在：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功过；统一北方的评价；他代表的是哪一社会阶层的利益。有人认为，曹操的形象受到后代学者的歪曲，而其历史功绩远远超过过失，应为其翻案。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倾向于认为曹操是一个在历史上作出过多方面贡献的杰出人物。
-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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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论集》，三联书店，北京，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