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jingpozu
[外文]：Jingpo nationality
中国的少数民族。（见彩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通称为“山头”，建国后，根据本族意愿统称景颇族。有景颇（大山）、载瓦（小山）、喇期（茶山）、浪莪（浪速）等支系。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瑞丽、陇川、盈江和梁河等县山区；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片马、古浪、岗房，临沧地区的耿马傣族自治县，以及思茅地区的澜沧县等地，也有少数景颇族散居。 人口为93008人(1982)。主要使用景颇语，属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 景颇语支；也使用缅语支的载瓦语。喇期和浪莪的语言与载瓦语较近。有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景颇文。
族源及其历史
据历史传说和汉文史籍记载，景颇族先民最早居住在康藏高原南部名为木转省腊崩（意为“天然平顶山”）的山区，约自唐代始沿横断山脉南迁。南迁后，东部景颇族分布于澜沧江以东、金沙江及东泸水地区；西部景颇族则分布于当时属于南诏的永昌节度管辖地区以及丽水节度辖区内的片马、古浪、岗房一带。这一地区史称寻传，“寻传蛮”即包括景颇族先民在内。元、明时期东部“寻传蛮”亦称峨昌。元代，景颇族地区属云南行省的金齿宣抚司。15世纪初，明设置的茶山长官司曾任命景颇族山官为长官，颁发了铜印和金字红牌。至明末清初，始大批迁入永昌府和腾冲府，即今德宏地区。
反帝斗争历史上，景颇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进行过英勇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1875年在有名的马嘉里案件中，景颇族人民截杀了窃取中国情报的英帝国主义特务A.R.马嘉里，狙击了英国军官H.A.柏郎(布朗)率领的侵略军，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1898年中英两国勘定陇川边界时，景颇族山官早乐东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据理抗击，粉碎了英帝国主义者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1910年英国侵略军二千多人侵占中国景颇族聚居的片马、古浪、岗房三地，激起景颇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进而在云南全省掀起了反英运动，组织“中国保界会”，终于迫使英政府承认片马、古浪、岗房是中国领土。抗日战争时期，景颇族人民积极参加游击队，用长刀、斧子、铜炮枪打击侵略者，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立下了功劳。
社会经济建国前夕，景颇族社会已发展到农村公社趋于解体和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在保留了较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同时，产生了阶级分化，并因地区而有所不同。景颇族一方面受中原封建王朝所委封的傣族封建领主──土司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制度──山官制。一般说，前者的统治是通过后者实现的，所以山官制是解放前大多数景颇族地区的主要政治制度（见景颇族山官制）。其特点是：有固定的辖区，一个辖区就是一个农村公社；山官即是村社首领，对外代表本辖区，对内是生产、习惯法、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领导者；山官职位须按幼子继承制的原则世袭；辖区内，社会成员一般划分为官种、百姓、奴隶三个等级；山官享有一定特权，这种特权是一部分山官后来向剥削者转化的手段。在近代，部分地区爆发了推翻山官制度（贡萨统）的贡龙起义，废除了山官的辖区、特权和社会的等级，实行了民主选举头人的新制度（贡龙统）。
景颇族居住于海拔1500～2000米的亚热带山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早期，各地均习刀耕火种，经营旱地农业。收获的谷物一般只有种子的50～60倍，生产力水平低下。与此相适应，土地实行村社公有制。凡辖区内的荒山荒地(包括熟荒地)，村社社员均有权通过“号地”方式开垦、占有和使用，但一丢荒即失去占有权和使用权。近百年来，水田农业出现后，生产力水平有很大提高。由于有了剩余劳动，加上水田能长期占有使用的性质，便产生了水田的租佃、典当、抵押和买卖等剥削关系；土地私有制便从水田开始逐步确立起来了。从而，原有的三个社会等级发生了新的阶级分化，在总户数中分化出1％的地主和2％的富农，占有20～30％的水田和20％的耕牛；除15％的农户占有部分水田和耕牛外，其余80％以上的农户都是无田少地、缺乏耕牛、农具的贫苦农民。16世纪以前，山官蓄有奴隶，社会上官种（贵族）、百姓、奴隶三个等级之间有严格的界限。16世纪以后，大量景颇族移居于德宏地区，其社会内部封建因素发展起来，奴隶不断反抗与逃亡，加之自然死亡、来源枯竭等原因，景颇社会没有发展成较发达的奴隶制，大部分地区在数十年或百余年以前就很少有或完全没有奴隶了。
风俗习惯与文化景颇族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小家庭（见一夫一妻制家庭）。在家庭里父亲是家长，妇女地位较低；有女无子时可招赘，但赘婿不改其姓；无子嗣时可收养子，权利义务与亲生子一样；对财产实行不严格的幼子继承制（见幼子继承权），幼子地位高于长子。在现行的一夫一妻制婚中，基本上仍必须遵循传统的单向姑舅表婚的原则（少数情况下有突破），即姑家男子必须娶舅家女子，但舅家男子不能娶姑家女子，形成丈人种嫁和姑爷种娶的相对固定的多角联姻关系(见姑爷种和丈人种)。女子婚后不落夫家，在婚姻关系中有保留。亲属称谓保留了若干准普那路亚婚的残余， 如母方诸姐妹同称“母”， 父方诸兄弟同称“父”等。在实行山官制的贡萨社会中，通行等级内婚制，官种、百姓、奴隶不同等级间一般不允许通婚；但在推翻山官制的贡龙社会中，则无此限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旧的婚姻关系也发生变化。青年男女虽有恋爱和社交的自由，但结婚并不自由，一般由父母包办，实行买卖婚姻，聘礼昂贵。在买卖婚姻制度下，社会上盛行转房制（见夫兄弟婚）和妻死续妻妹（见妻姊妹婚）的习俗。
景颇族没有成文的法律。习惯法──“通德拉”对维护社会秩序具有很大的约束力。执行习惯法的方式是“讲事”，一般由山官、头人主持，请有威望的老人参加，双方各自陈述理由，一条理由记一颗豆，以豆多者为胜；纠纷解决了便将一根木棍刻上刀痕，剖为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以作凭证，并将柴头之火浇灭以示了结。同姓男女通奸被视为大逆不道，可将男女双方处死，或将男方处死，将女方赶出村寨。此外一般不判处死刑。杀人通常不偿命，但须根据起因和情节轻重赔偿命金──1～10余头牛， 钱数百元；同时采取原始同态赔偿形式，头颅赔葫芦一个，头发赔黑线一团等。一般案件对输理者均罚以赔偿实物的几倍至十倍。案件无法调查判明时就采取神判。常用的神判方式有赌咒、鸡蛋卦、斗田螺、煮米、捞开水、闷水等。随着阶级分化，这些原始的习惯法已逐渐被歪曲利用来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发生战争时，山官是当然的军事首领，每个青壮年男子都是士兵。没有单独系统的军事组织。各辖区可结成临时性的军事同盟。战前，先由大巫师主持杀牛祭鬼、饮血酒盟誓，动员各寨兵力。作战时，擅长猛烈的袭击战和伏击战，冲锋陷阵，英勇顽强。早期武器是刀、弓、弩、盾，19世纪中叶后传入火药枪和铜炮枪，抗日战争期间传入步枪和机关枪。
文学艺术，有创世纪、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等丰富的口头文学作品，并与音乐相结合，又说又唱，词曲优美动听。乐器有木鼓、牛角号、笛子、箫、口弦以及从外族传入的铓、锣、钹、象脚鼓、小三弦。擅长集体舞，有的上千人参加，跳起来通宵达旦，气势豪壮。绘画大多与原始宗教相结合，雕刻仅有比较简单的圆雕和竹木雕。各种棉毛织品图案精美，富有民族特色。各种银饰物构形、花纹均达到较高水平。
过去，有刻木记仇和“吃新谷，话旧仇”的习俗，一家一户之仇会酿成辖区间、村寨间的仇杀械斗。随着阶级分化，山官间、山官土司间的矛盾加剧，原始血族复仇变为近代的武装械斗、抢牛，对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破坏很大。
服饰方面，男子喜裹白或黑包头，着黑色衣裤或白衣黑裤，外出佩长刀，背挎包。妇女一般着黑色短上衣和枣红自织羊毛花围裙，戴黑红色藤制腰箍和腿箍，裹毛织护腿，并佩戴各种银饰物。但建国之前贫苦农民衣着简陋，多着单衣向火过冬，男女均赤足。
多数地区群众以大米为主食，少数地区的以食玉米为主。过去仅以芭蕉叶包饭，平均分配，以手抓食。主要饮料是山泉和水酒。 杀牛祭鬼时， 牛肉全寨人分食。猎物见者有份。对客人均热情招待饭食。景颇人喜嚼沙枝（一种用草烟、芦子、熟石灰等配成的嚼料），见面互赠沙枝是传统的礼节之一。
住房为竹木结构的茅屋，只有个别地方少数山官头人住瓦房。茅屋呈长方形，屋顶为双斜面。整个建筑分上下两层，上层住人，底层圈养家畜家禽。门从两头开，前门供客人进出，埋鬼桩、拴牛马，后门禁止外人出入，更不允许穿室而过。屋内每间设一火塘，四周铺篾席，晚间即席地而寝。房屋通常七、八年重建一次，建房时全寨换工互助，数日即成，并举行隆重的新房落成仪式。
丧葬除凶死者火葬、幼殇者天葬以外，正常死亡者均行土葬。
景颇族群众过去曾普遍崇信万物有灵的原始多神教（见原始宗教），迷信禁忌很多。大巫师和一般巫师除祭鬼外，还给人看病，能记诵本民族的创世纪、史诗、历史传说和大量民间故事。祭祀活动有祭官庙（一年一度的破土仪式）、吃新谷、献谷堆、叫谷魂等，大多与农业生产有关。遇婚丧、疾病、械斗等都要杀牛祭鬼，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很大。最大的祭祀活动是目脑，现已发展成为景颇族一年一度的节日──目脑节。近几十年来有少部分群众信仰基督教。（见彩图）
建国后的新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景颇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3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成立，景颇族代表参加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景颇族干部参加了自治州领导工作。各地区发电、灌溉、碾米、榨油、磨面等中小型工厂企业已开始为景颇族日常生活服务。景颇族有了自己的第一代工人、技术员和大学生。由于下坝生产，水田进一步发展，加上农田水利工程不断兴建，粮食有了较大增产。公路、驿道已将山区和坝区连成一片，不少村寨装上了电灯、电话。许多景颇族家庭住上了崭新的瓦房，购置了收音机。山区普遍办起了小学，各县都有了中学，中央和地方民族学院培养了一批批景颇族干部。各地还办起了卫生院、卫生所，建立了卫生员制度。各种烈性传染病得到控制或根除，人民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贫穷落后的景颇山已出现初步繁荣兴旺的景象。（见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