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kejuzhi
隋唐之际新兴起来的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魏晋以后，封建政权利用九品中正制品第人才，录用官员，清要官职被门阀世族垄断。南北朝时期，寒门庶族政治势力逐渐扩大。北周时，“选无清浊”。隋朝建立后，九品中正制废弛，但以秀才、明经等科课试选士的做法仍沿袭下来，隋炀帝杨广又置进士科，科举制逐渐形成，并在唐代获得进一步发展。这一制度，被唐以后各代封建王朝所承袭，并为古代朝鲜和越南所仿效。科举制在清朝末期被废止。
唐唐初历高祖、太宗、高宗、武后各朝，科举制日益趋于完整。唐制取士分制科和常科。制科由皇帝特旨召试，以待“非常之才”。制科主要试对策，科目繁多，比较常见的有直言极谏、贤良方正、博学宏词、才堪经邦、武足安边等科。应制科对策及第，高者授以美官，其次仅予出身。现任官吏也可应制科，而且可以一再应试。常科的科名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比隋代有所增加。此外，唐玄宗时还一度置道举（试《老子道德经》、《庄子》，还有童子（限十岁以下）举等。常科以明经、进士二科最为重要；玄宗以后，进士科占突出的地位。唐中叶以后，官僚虽位极人臣，如果不是进士科出身，“终不为美”。因为这种新的选举制度是分科举人，故名之为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的特点是不再以家世，而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它的产生为寒门庶族地主开辟了仕途。
除间或因事停举外，唐代一般每年都设科取士。报考的人来自各级学馆者，称生徒，由学馆荐举学成者，送尚书省参加考试；未入学馆而直接来自州县者，称乡贡，他们首先自己在州县报名，经州县考试及格后，举送到尚书省参加礼部（开元二十四年以前则为吏部）主持的考试（亦称省试）。
明经科主要试帖经，即择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仅露一行，用纸贴遮掩其中部分字句，以测试应考者记诵经书的能力。此科主要试记诵，易于应付，三十岁考中的人已经被看作“老明经”了，因此地位不如进士科。隋朝的进士科仅试策，唐太宗时曾加试经、史，唐高宗末又加试贴经、杂文。杂文最初是指箴、铭、论、表之类，天宝年间始专试诗赋，并作为录取的主要标准。每年应举者少则八九百人，多则一二千人，而其中能及第者不过十余人以至三十人左右。考试分上、中、下三等，中等以上为及第，下等即落第。由于举子多而录取名额少，终身不第的居大多数。因为考中进士非常难，一旦登第就闻名士林，所以进士及第被社会称作“成名”，亦比作“登龙门”，意味着可以在仕途上飞黄腾达。
明法科试律令，明算科试《九章》、《夏侯阳》、《周髀》等数学著作，明书科试《说文》、《字林》等字书，这三科是选择专门人才，录取后只在和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唐代应考秀才科者极少，及第者屈指可数。
唐代科举考试并不糊名。应考者姓名对主司是公开的。进士科的应试者，多在礼部试之前，把自己的文学作品编录成卷轴，投献给主考官及有地位的人物，以表现自己，并争取有力者的推荐。唐初以吏部的考功郎中主持贡举。贞观以后，则由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所责骂，玄宗以员外郎位望较轻，遂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考，以后成为定制。也有由其他官员来作主考官的，称为“知贡举”。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同时及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彼此互称“先辈”。礼部试一般是正月考试，二月放榜。开元中，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但详覆有时于放榜之前进行，有时于放榜之后进行。放榜之前礼部将录取名单进呈宰相征求意见，称“呈榜”，宰相如不同意，可以改动。详覆之制屡兴屡废。若遇科场生事，皇帝即令覆试。录取者覆试不中，主考官往往因此被贬官。
贡士如科举考试通过，仅取得进士及第或明经及第的出身，尚不能正式入仕。只有再通过吏部铨试，才能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吏部铨选主要以身、言、书、判选人。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辩正，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则先以德行取；德行一样，则先取才能。
武则天执政时期，曾进行殿试，并创立武举；吏部试一度糊名。武举之制始于长安二年(702)。州县以下习艺者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选送于兵部，进行课试。所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上述各科考试通过，兵部即可除官给禄，不必如文官须再经过吏部试才能释褐任职。唐代武举亦为常选，但远不如进士、明经等科重要。
隋朝和唐朝前期初行科举制时，曾经起了抑制门阀、奖拔寒庶的进步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举子趋附奔竞的风气，这种风气随着全国吏制的普遍趋向败坏而日益严重。甚至发生过漏泄考题、冒名顶替的科场舞弊现象。尤其严重的是座主、门生、同年相互援引，结为朋党，大大败坏了宦风。如李宗闵与牛僧孺就是同年进士，并且同年登制科，两人即牛党之魁（见牛李党争）；又如令狐楚、萧俛与皇甫镈亦有同年之谊，三人遂成穆宗朝的牛党中坚。随着科举制弊端的产生，其为中小地主广开仕途的作用亦大大降低。有的时候，“榜出，率皆权豪子弟”，出现了“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的严重情况。为克服这些弊病，宋代科举考试采取了糊名、誊录等作法。
唐穆宗和敬宗时，都下令“名登科第，即免征徭”。唐武宗时，更明确规定进士科出身的人称“衣冠户”，有免除差科色役的经济特权。唐代“衣冠户”是宋代官户的前身。
五代时，中原列朝都承袭唐朝的科举制度，惟“偏方小国，兵乱之际，往往废坠”。
宋宋初太祖、太宗、真宗等朝，在革除唐代科举制弊病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当完整、严密的科举制度，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熙宁四年(1071)前，有贡举、武举、童子举、制举等。贡举又设进士、明经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传、三礼、学究、明法等科）。熙宁四年，废罢明经、诸科，命诸科举人改应进士科，又另设新科明法。后又废制举。元祐后，进士科分为诗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科，一度设经明行修、八行、宏词等科。南宋时，进士一般仍分诗赋进士、经义进士。另有武举、制举、博学宏词科等，但应举及登科人数都很少。终宋一代，科目呈现逐步减少趋势，进士科愈益成为最主要的科目，士人皆以进士科登第为荣。
宋代实行解试、省试、殿试等三级考试制。解试又称乡贡，由地方官府考试举人，然后将合格举人贡送朝廷。解试包括州试（乡试）、转运司试（漕试）、国子监试（太学试）等几种方式，每逢科场年，在八月十五日开考，连考三日，逐场淘汰。举人解试合格，由州或转运司、国子监等按照解额解送礼部，参加省试。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管，在春季选日考试各地举人，分别科目连试三日，合格者由礼部奏名朝廷，参加殿试。自开宝六年(973)开始，由皇帝亲临殿陛出题考试礼部奏名合格举人，并重定名次。从此，每次省试后，必定举行殿试，殿试所定名次与省试有所不同，举人殿试合格才算真正“登科”。除解试、省试、殿试外，南宋四川还举行与省试相当的类省试，以照顾远离临安的四川举人。为了防止各级考试的考官作弊，规定有关官员的子弟、亲戚、门客应试时必须回避，另派考官设场屋考试，称“别头试”。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科目和身分的举人，实行不同的考试方式，有牒试、帘试、附试、同文馆试、锁厅试、比试、拍试、刑法试等。
各级考试的考试程式逐步完备。如省试，在开考前数日，考官全部同时进入贡院，开始进行考试准备工作，在考试期间不得私自外出或会见亲友，称锁院。举人向贡院交纳试纸和家状，加盖官印。在考场内，举人按座位榜对号入座，座位上标明举人姓名；官府刻印试题及注解，分发举人，举人纳卷后，封弥院负责密封试卷卷头，亦即将举人姓名、乡贯糊住，或截去卷头，编成字号；誊录院负责誊写出试卷副本，对读所校勘副本使无脱误。考官根据副本批分定等，再送复考官及知举官复审并最后决定名次。
省试时，朝廷委派权知贡举一员，主持该次考试。为分割事权，又委派权同知贡举二至三员协助。另外，选派贡院监门官数员，巡察院门，谨视出入；编排试卷官、封弥卷首官各数员，负责编排试卷字号、密封卷头及考官所定等第；誊录官、对读官各数员，负责誊写和核对该卷副本；每五百名举人又设点检试卷官一员，按课题（经义、诗、赋、论、策）分房考校试卷，批定分数，初定等第；参详官负责复查点检试卷官所定等第和批分。殿试时，增派详定官数名，负责详审初考和复考官所定试卷等第。
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科士人，通称“举人”。举人登科便授官，不再称举人，应试不合格则须再次应举。举人没有出身，只享有免除本人丁役、身丁钱米的特权；曾赴省试的举人，可以赎免徒以下的公罪和杖以下的私罪。举人殿试合格，按五甲授予本科及第、出身或同出身等身分。前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殿试放榜，举行唱名仪式，皇帝临殿，由知举官依照甲次、名次宣唤中第举人姓名，当殿授予出身，并各赐绿袍、笏、靴等。新及第人选日期集，赴闻喜宴，编同年小录等。
宋代科举向士大夫广泛开放，除严禁有“大逆人”近亲、“不孝”、“不悌”、“工商杂类”、僧道还俗、废疾、吏胥、犯私罪等人应试外，对于各科举人，不重门第，只要文章合格，就可录取。每次殿试录取的举人总数，比唐代礼部试要多十倍左右，大多数举人出身于一般地主和殷富农民，还有部分工、商子弟，世代官宦的子弟居于少数。
朝廷还禁止及第举人与知举官结成“座主”或“师门”与“门生”的关系，防止考官为非作歹，与举人结成朋党；禁止台阁近臣在知举官入贡院前，“公荐”自己所熟悉的士人，或“嘱请”知举官录取某一举人；禁止举人在试场夹带文字、暗传经义或点烛等，严防作弊。
宋代科举制曾经起过一些积极作用。许多杰出的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均由此途选拔出来，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文化教育育的发展。
辽金元辽王朝取得燕云十六州以后，即曾在汉人聚居区开科取士。圣宗统和六年(988)起，辽政府参照唐、宋之制，逐渐将科试制度化。科目以词赋为主。考试分乡试（州县试，中式者称乡荐）、府试(中式者称府解)、省试(礼部试)，亦尝用殿试之制。在推行科举制的最初二十年中，每科不过取数人；后来逐次增加，多至一百数十人。辽代后期三年一试基本成为定制。辽代政府禁止契丹人应试。但从西辽德宗耶律大石举天应五年(1115)进士一事可知，到辽末，上述禁令实际上已经废弛。
金代采取科举形式擢用汉士，始于灭辽之前。初无定数，亦无定期。天会六年(1128)定“南北选”制。辽朝旧土儒士试词赋，北宋旧土儒士试经义，分别称为“北选”和“南选”。未久又定三岁一试之制。考试分为乡试、府试和会试（礼部试）三级。金熙宗时，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王时，增设殿试；并南、北选为一；并曾一度罢废经义科。章宗时取消乡试。府试地点，最初有三处，后来逐次增加为六处、九处、十处。取录进士人数，1160年后，每次都在五百人以上，最多时达到九百余人。取士科目除正科（即词赋和经义）外，还有制举、宏词科以及杂科(经童、律科、策试等)。此外还有武举。世宗时又设立女真进士科，以女真文字试策、诗，同汉人进士三年一试之制，称“策论进士”。
元朝前期曾多次议行科举，但都未实行。至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才正式宣布恢复科举制度，次年即举行考试。此后每三年一次(至元年间曾停科两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全国共设十七个乡试科场，分布在京城、中书省直属行政区以及各行省的省治所在地。总共录取三百人，其中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各七十五名。会试在乡试次年举行，定额一百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名。次月举行殿试，分两榜公布，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各分三甲，赐进士及第（右、左榜各一人）、进士出身及同进士出身，并授以官职。考试时的命题答卷，基本上以程朱理学（见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为依据。蒙古、色目人必须以汉文应试，但试题较汉人、南人为易。元朝科举所取录的人数和进士的地位，都要低于前代。
明明代选拔官吏，虽以岁贡、荐举、进士分为三途，但偏重进士。朱元璋即吴王位后不久，即下文武二科取士之令。洪武三年(1370)诏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四年，定三年一举。六年旋令罢去，改行荐举。十五年复设科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十八年廷试，擢一甲进士为翰林院修撰，二甲进士为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进士入翰林自此始，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其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衙门者，称庶吉士，进士之为庶吉士，亦自此始。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者仍称进士。观政进士之名亦自此始。英宗天顺二年(1458)起，规定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明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进者，十居其九。
科试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分乡试、会试、廷试三级。乡试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南、北直隶由京府，各省由布政司主持。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庆典加科为恩科。考期在八月，故乡试亦称秋闱或秋试。凡国子学生员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入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由有司保举，均可应考。学官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隶卒之徒，与居父母之丧者，俱不许应试。中式者为举人，其第一名通称解元。嘉靖五年(1526)，乡试除录取正卷外，另取若干名，谓之副榜。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明初只两京乡试简派翰林官主考，各省则由教官充任。万历以后，始定翰林或科、部官派往。提调一人，在内学官，在外布政司官。乡试之额，洪武十七年诏不拘额数，洪熙元年(1425)始有定额，其后渐增。隆庆、万历、天启、崇祯间，南北直隶增至一百三十名，他省无出百名者。(见彩图)
会试于乡试次年在京师举行，由礼部主持。逢辰、戌、丑、未年为正科。若乡试有恩科，则次年亦举行会试，称会试恩科。考期在二月，故会试亦称春闱或春试。各省举人均可应考。中式者为贡士，其第一名通称会元。永乐四年(1406)起，会试有副榜。正统后，中副榜者不参加廷试。举人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会试主考二人，初由礼部临期具奏，于翰林内钦命简任，天启二年(1622)后，以二辅臣典试，成为常例。同考初为八人，正德六年(1511)增至十七人，后增至二十人，其中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至明末不变。会试之额，初无定制。成化十一年(1475)后，定为三百名(题请及恩诏加取者不在其中)。礼部会试考房，称礼闱。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洪熙元年，南人北人分房取中，名额有定，谓之南闱、北闱。宣德、正统间，又分南、北、中闱。南闱，包括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闱，包括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闱，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三闱取中的比例，南取一百六十五名，北取一百零五名，中取三十名，自弘治二年(1489)从宣德、正统间旧制起，除正德三年一度更动外，嗣后相沿不改。
廷试即殿试，紧接会试后举行。初为三月初一，后大都定为三月十五。会试中式者均可应考。以一、二、三甲为名次。一甲止三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翰林院编修。第二、三甲各若干人，均赐进士出身，其第一名通称传胪。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廷试由皇帝主持，用翰林及朝臣文学之优者为读卷官，共阅对策，拟定名次。
乡试、会试均分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后三日考第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又三日考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四书》、《五经》所用注疏起初各有规定，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廷试只有一场，试策问。科试命题必须出自《四书》、《五经》。其文略仿宋经义，但必须以古人的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八股一说始于明初，一说始于成化），通称制义。乡试、会试之所，亦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试卷之首，书三代姓名及本人籍贯、年龄，所习本经，所司印记。文字中回避御名、庙号，不许自序门第。试卷弥封编号。
明代重文轻武，但亦始终设武科取士。初只有乡试、会试，崇祯四年(1631)，始有殿试。弘治六年定武科六年举行一次，十七年改为三年一次。正德十四年规定，初场试马上箭，以三十五步为则；二场试步下箭，以八十步为则；三场试策一道。子、午、卯、酉年乡试。嘉靖初定制，各省应武举者，巡按御史于十月考试，两京武学于兵部选取，俱送兵部。次年四月会试，翰林二员为考试官，给事中、部曹四员为同考。乡试、会试场期均固定为月之初九、十二、十五。万历三十八年(1610)规定会试之额，取中进士以百名为率。
此外，还有宗科。明代宗室旧无就试者。万历二十三年，郑世子载堉请宗室得儒服应试，始诏奉国中尉以下可入试，辅国以上爵尊不得与。天启二年始开宗科，朱慎鋆成进士，崇祯四年朱统钸成进士，任庶吉士。
清清于顺治二年(1645)实行科举取士。其制既承明制，又有所发展，是科举制的最完备的形式，包括有文科、武科、制科和翻译科。
（1）文科考试。分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
童试，为最初级的考试。清代的学校，和明代一样是科举的必由之路。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未取得生员资格的知识分子，不论年龄大小，都称为儒童或童生。童生要取得生员的资格，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总称童试。
经三级考试，录取的生员留州、县学者称州、县学生员，拨往府学者称府学生员。此外，清代的最高学府称为国子监。国子监的学生分为贡生和监生两大类。贡生和监生都要在监肄业，并由国子监的官员定期进行考核。每逢乡试之年，在国子监肄业的贡生和监生，经国子监考试录科，即可参加乡试。各府、州、县学的生员，则参加学政主持的科试。凡名列一、二等及三等之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就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其他三等的生员或因故未参加科试的生员以及在籍的监生、贡生，在乡试之年的七月，可以参加学政主持的录科考试；录科未取或未参加科试、录科的生员，还可以参加一次录遗与大收的考试，考试及格，也可参加乡试。
乡试，三年一科。亦分正科、恩科，主持乡试的官员称为主考，由皇帝选派。乡试除直隶不派考官，参加顺天乡试之外，其他各省都在省城举行。
乡试沿明制，例于秋八月举行，考试分三场，初九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考试内容，虽以《四书》、《五经》为主，但在清中期以前，并不要求应试者遍治群经，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论题就曾专用《性理》，后乾隆帝（即清高宗弘历）认为考生各治一经，于他经并不旁通博涉，非敦崇实学之道，分经阅卷，又容易产生弊端，决定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戊申科乡试开始，在五科之内，按《诗》、《书》、《易》、《礼记》、《春秋》的顺序轮流命题，考完《五经》；然后将第二场论题裁去，以《五经》各出一题，一并进行考试。此后成为定制。乡试中额，各省多少不一。如顺治二年时多者一百六十八名（顺天），少者四十名（贵州）。后来，各直省的乡试中额，有分有合，有增有减。中额者称为正榜，正榜之外，还有副榜。名列正榜者称举人，正榜第一名称解元。名列副榜的称副贡。副榜要取得举人资格，还必须在以后的乡试中取入正榜。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的考试，称为礼闱。举人须经资格审查或复试，才能参加会试。会试的日期，清初定于二月，乾隆十年改为三月，此后成为定例。会试场次、考试内容等和乡试略同。会试主考官称为总裁，下有同考官，俱由礼部题请皇帝选派；一经宣布，立即前往贡院，不与外界往来，其职责等亦与乡试略同。会试中式，没有定额。最多的一次是雍正庚戌科，录取了四百零六名，最少的一次是乾隆己酉科，仅录取了九十六名。会试中式，称为贡士。前十名名次，由皇帝钦定，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在会试之后举行。清初是四月举行殿试；乾隆二十六年定于四月二十一日，从此成为定制。殿试的内容是经史时务策一道。每策包括三至五题。出题时严加保密。殿试对策以一日为限，试卷弥封后，收掌官用箱盛储送读卷官评阅。殿试策题，是以皇帝的名义发问，所以评阅试卷的官员称为读卷官。评阅完毕，以前十卷进呈，由皇帝亲定名次。皇帝亲定进呈十卷的甲第名次之后，由填榜官填榜。填榜后一日，皇帝亲临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宣布殿试结果。王公百官和全体贡士届时参加。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见彩图)。传胪后，新进士还要在保和殿参加朝考。内容是论、疏、诗各一道，试题由皇帝亲命，当日交卷。朝考试卷，由阅卷大臣拟定一、二、三等进呈，前十卷的名次，亦由皇帝亲定。一等第一名称为朝元。按照清代的规定，一甲三人，在殿试揭晓后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他进士，则按复试、殿试、朝考三次所得等第的数字，分别授以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至于在殿试、朝考时文字谬误或犯规的进士，则以知县归班，不予分发。进士是科举的终点，也是仕途的起点。在清代的政治舞台上，许多飞黄腾达的人物，均是进士出身。
清代文科，沿袭明代的制度，以八股文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专取《四书》、《五经》命题；由于题目来源不同，又分别称为《四书》文和《五经》文。这种用于科举考试的特殊文体，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在内容方面，作者必须代圣人立言，不仅要依据《四书》、《五经》等儒家的经典，而且要遵守一定的注释。《四书》主朱熹集注；《易》主程颐传、朱熹本义；《书》主蔡沈传；《诗》主朱熹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后来，《春秋》改用《左传》本事，参用《公羊传》、《谷梁传》。在形式方面，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或收结等部分组成。在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部分，各有两股互相对应的文字，共有八股。八股文名称由此而来。全篇的字数也有一定。顺治二年规定：每篇限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增为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又增至每篇七百字，违者不录。《四书》文和《五经》文，虽然同是八股文，但是，在科举考试中，《四书》文比《五经》文更为重要。八股取士，既禁锢人们思想，亦抑制科学文化发展，流弊甚大。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下诏改革科举；乡会二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程式。”在中国资产阶级兴学校、废科举的革命舆论压力下，慈禧太后根据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于1905年9月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结束（见清末“新政”）。
（2）武科考试。亦分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武童试，三年一次，于学政到任的第一年举行。它和文童试一样，先经县试、府试然后院试。武童考试分三场:头场马射，二场步射，三场原试策论，后改默写《武经》。合格者为武生。武生举优者，准予参加乡试；乡试亦三年一次，于十月举行，中式者称为武举人。次年九月，各省武举人会集北京进行会试，中式者称为武进士。武殿试，于会试后一月举行。先试中式武举人策题于太和殿，再于西苑（今中南海）试马、步射及弓、刀、石。由皇帝亲定甲第，再行传胪典礼。一甲三名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武进士出身；一甲三名，分别称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传胪后，武进士分别以武职录用。
清代的武科，虽更加完备，但不过旧制相沿，对封建政治的影响远不如文科。光绪二十七年下令废武科。
（3）制科由皇帝特诏举行。清代的制科，有博学宏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保举经学和巡幸召试。但是，孝廉方正科仅在皇帝即位之年举行，重在品德；保举经学和巡幸召试仅在个别地区和特定范围内偶一行之。人们常常谈到的，只不过康熙、乾隆年间的博学鸿词科和光绪年间的经济特科而已。制科程序简单，一般由皇帝下诏开科，文武内外百科各举所知；被举者到京进行廷试，考试内容为制策或诗赋，然后从中择出合格者，分别授以官职。
（4）翻译科。是清统治者为八旗子弟特设的科目。有满洲翻译和蒙古翻译。满洲翻译，满洲、蒙古、汉军均可报考，蒙古翻译，则只限于蒙古人。所谓“翻译”，即将满文或蒙文的《四书》、《五经》中的一段文字译成汉文；或将汉文译成满文、蒙文，此科亦分童试、乡试、会试，然无殿试。乡试中额，初无一定。乾隆十三年规定:满洲翻译举人中三十三名，蒙古翻译举人中九名。后因应试人数减少，中额亦相应减少。道光八年(1828)，翻译乡试，满洲、蒙古分别减为七八名和两三名。十七年又分别减为四五名和一名。二十年，蒙古翻译乡试的应试者仅有六人，因此谕令暂停。翻译会试中式人员俱赐翻译进士出身，但不分甲第，无状元、榜眼、探花等称号。满洲翻译，优者以六部主事即用，次者在主事上学习行走或归进士班照例选用。蒙古翻译进士在理藩院补用。
- 参考书目
-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2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 韩国磐：《唐代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科举制和衣冠户》、《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北京，1979。
- 金中枢：《北宋科举制度研究》，《宋史研究集》第11、12、13、14辑，台北。
- 徐规、何忠礼：《北宋的科举改革和封弥制》，《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 张邦炜:《论北宋取士不问家世》，《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