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Dong Zhongshu
中国西汉政治思想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家。广川(今河北枣强广川镇)人，以研究《公羊春秋》著名。汉景帝时任博士。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下诏选“贤良之士”，他应诏对策，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曾任易王刘非的国相。元朔四年（公元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后因讲说灾异，触犯武帝，被撤职下狱。不久获释，晚年居家著述，此时仍受武帝尊重，朝廷如有大议，常派人到家中请教。现存著作有《春秋繁露》，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记有他的《举贤良对策》。
资料一
基本政治思想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以儒家学说为骨干，兼收阴阳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他的政治哲学是为巩固当时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服务的，他强调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
在世界观上，他提出“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和人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是最高的人格神。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创造了人，人要按照天的意志行动，即所谓“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他认为天有暖、暑、清、寒四种气候，与之相对应，人间有庆、赏、刑、罚四种政令。“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认为君权是神授的。他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祐而子之，号称天子。”(《三代改制质文》)又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皇帝是天之子，是奉天的命令来统治人世的。皇帝处于最尊贵的地位，掌握着生杀大权，人民应该无条件地忠于他们。但董仲舒又恐君权太大，危害社会，因而臆造了阴阳灾异之说警告皇帝。指出皇帝如果不行仁政便会受到天的谴责，小则降灾，如旱灾、水灾之类，大则出现怪异，如山崩地震之类，以示警告。经过灾异的警告仍不悔改，大难便要来临。
董仲舒吸取阴阳家学说加以牵强附会，臆造出阳尊阴卑论，并由此推出三纲五常说。董仲舒指出，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阳气温暖，阴气寒冷；阳气是给予，阴气是夺取；阳气宽厚，阴气严厉；阳气喜爱，阴气厌恶；阳气主生，阴气主杀……。由此可知天贵阳而贱阴。董仲舒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是按照阴阳之道安排的。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他把人世间的封建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神圣化。为了调整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董仲舒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汉书·董仲舒传》）。经过董仲舒的阐发，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学说构成了完备的体系，它统治中国社会几千年之久。
董仲舒师承儒家学说，主张以德治国，以刑辅之。他认为天任德不任刑，治国应以教化为主，通过教化使民众逐渐习惯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他主张赏罚分明，提倡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大者赏大，罪大者罚重。他警告统治者要重民爱民，并提倡“什一之税”，主张“不夺民时”，宣传“使民岁不过三日”，等等。他反对秦王朝“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同前）的暴政。
在经济政策上，他主张相对平均，反对大贫大富，主张小贫小富。董仲舒认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春秋繁露·度制》）。
影响董仲舒的政治思想适应巩固统一封建国家的需要，为汉武帝所接受，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董仲舒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三纲五常”说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毛泽东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页）。董仲舒是这“四大绳索”的理论制造者。
资料二
西汉思想家、文学家。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景帝时为博士，治《公羊春秋》，发奋读书，三年不窥园。武帝时，被举为贤良文学，其对策深得武帝赞赏。曾任江都王和胶西王相。后托病辞官，“以修学著书为事”，卒于家中。
董仲舒适应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需要，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被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以儒学为正宗的局面。其学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取阴阳五行说，进一步把殷周以来的天命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并根据天人感应说来论证天道与人事的关系，为封建统治的合法性和永恒性制造理论依据。
董仲舒的著作主要有《春秋繁露》82篇，是研究其思想的主要材料。语言直朴平易，与汉初政论文严峻、铺排的风格颇有区别。又有《举贤良对策》 3篇，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文章纲目清晰，首尾一贯，后世散文家、理学家如真德秀、朱熹都极称道。另外，有赋、颂数篇。其中《士不遇赋》，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是汉代同类题材中较早的作品之一。《山川颂》以山水比拟人的品德，虽不是模山范水之作，但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审美观点。
《春秋繁露》有清抱经堂刻本、《四部丛刊》影印聚珍本。明人张溥辑有《董胶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资料三
中国汉代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家。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著作很多，据《汉书·董仲舒传》称：“凡百二十三篇”，外加说《春秋》的《玉杯》等数十篇十余万言。现在尚存的有《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天”的学说在董仲舒哲学体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即西周以来传统宗教神学所说的“百神之大君”，是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苍苍的天，使其神秘化、伦理化。
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认为阴阳四时、五行都是由气分化产生的，天的雷、电、风、霹、雨、露、霜、雪的变化，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说：“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旋，朝夕不息”。“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则薰蒿歊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董子文集·雨雹对》）。董仲舒又把天体运行说成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目的的体现。在《对策》中，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认为天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四季的变化体现了天以生育长养为事的仁德。董仲舒给天体加上了道德的属性，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识的体现，说：“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春秋繁露·王道通》）。
天人感应说董仲舒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天人关系问题。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他颠倒自然和精神的关系，构造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唯心主义体系。
天人感应说有两个要点：
（1）神学的灾异谴告说。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惕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对策》)。灾异谴告，被认为是天对君主的爱护和关心。
（2）“天人同类”、“天人相副”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召》）。上述两点往往交错或一道出现。天人感应说牵强附会，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有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社会。他宣扬这一学说，也包含着限制君权、维护封建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目的。
人性论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是宇宙的缩影，是天的副本。他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人，人的性情禀受于天。他比附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他还指出，人与禽兽不同，具有先天的善质，但这种善质是潜在的，要经过教育才能转化为人道之善，说：“循三纲五纪，通人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董仲舒将性划分为“三品”，认为“圣人之性”是善性，“斗筲之性” 是下愚者，都不可以名性。只有 “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大多数属于“中民之性”，需要统治者加强道德教育。
伦理学说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他说“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把人性看成是人“受命于天”的资质，并明确指出人性包括“性”与“情”两个方面。他认为，性表现于外则为仁，可以产生善；“情”表现于外则为贪，可以产生恶。因此，必须以“性”控制“情”，“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人性虽然体现了天，可以产生善的品质，但这只是就其可能性而言，只有接受“圣人”的道德教育，然后才可以为善。所以必须以道德教化的“堤防”，阻止“奸邪并出”。董仲舒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义利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张，强调义重于利。在志与功的关系上，他强调志，主张“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认为动机（志）不善就可以惩罚，不必等到酿成事实。
董仲舒所建立的伦理思想体系，反映了加强君权、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客观需要，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体现在他的伦理思想中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却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条极大的精神绳索，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董仲舒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后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万古不灭的僵死教条，起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剧烈。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种种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他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因而被尊为群儒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理论家。
董仲舒所处的时期，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上升的阶段。他的哲学思想适应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随着封建地主阶级趋于保守，他的哲学 -神学理论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见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