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yuyanxue
[外文]：linguistics
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语言学迅速发展，引起了整个学术界的注意。法国人类学家 C.列维 - 斯特劳斯(1908～ )把语言学家提出的结构主义运用于人类各种习俗和行为（包括舞蹈、恋爱和宗教）的研究，因此有人说语言学是先行科学。但是语言学与许许多多别的东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牵涉到生理、物理、心理、数学、地理、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工程学各方面的问题，范围既广，头绪又多，而且不能完全用实验方法来解决，所以，虽然某些学者对语言学评价很高，不少人还感到，语言学本身仍在成长中，并没有成为精密的科学。
语言学的性质和任务
语言学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语言学专指19世纪以来的语言研究和语言理论，广义的语言学包括语文学。语文学以研究古代文献和书面语为主，而现代语言学却以研究近代、现代语言和口语为主，兼顾其他方面。本条所说的语言学，是广义的语言学。
瑞士语言学家F.de索绪尔把“语言”（即语言的体系，如汉语或英语的体系）和“言语”（即语言的运用，如用汉语或英语说的话）区别开来，以为前者重要，后者不重要。美国语言学家N.乔姆斯基把“语言表现”和“语言能力”区别开来，以为后者重要，前者不重要。本条所说的语言学，把这几方面都归入研究范围之内。
研究语言在某一时期的情况，叫做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变化，叫做历时语言学或历史语言学。共时语言学也叫描写语言学，这是与历史语言学相对的；但是因为描写语言学要对语言习惯如实描写，不加任何褒贬，所以有时又被当做是与传统语法或规定语法对立的学科名称。
除研究个别语言外，人们还对多种语言作综合研究，试图找出其中的共同规律，这叫做普通语言学。由于普通语言学是讲一般性理论的，所以又称为理论语言学。如果想要把语言学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那就是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本来多指把语言原理应用于教学方面，但是随着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发展，应用语言学的领域越来越广，已经包括文字创制、语言政策制订、语言疾病医疗、通信技术研究乃至人工智能研究等等。
人们对多种语言进行比较，所抱目的可能不同。19世纪的欧洲学者想通过语音和词形的比较追溯某些语言的亲属关系，这叫做历史比较语言学。后来有人想要用比较方法发现人类各种语言的某些共同现象，这叫做类型语言学。近来还有人为了解决教学或翻译问题而对勘两种语言不同之处，这叫做对比语言学。
从古到今，语言学者们视线逐步转移，视野逐步扩大，探索逐步深入，雄心也越来越大：从古代语言转向当代语言；从书面语转向口语；从个别语言项目转向整个语言系统；从一种语言的某些配置转向多种语言的共同特征；从语言的表面形式转向语言的深层意义；从语言的结构转向语言的功能；从语言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转向语言与社会、语言与人脑的关系；从人们如何说出和听懂语言到如何利用机器来分析、辨识、模拟和翻译语言。如果过去的语言学只是一家小商店，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为百货公司，千门万户，五光十色，叫人眼花缭乱了。
语言学的起源和发展
公元前 600～前300年，语言学有3个中心:中国、印度和希腊。 8世纪以后，阿拉伯语言学勃然而兴，那是较为后起的流派，并且受到希腊和印度语言学的影响。19世纪以来的西方语言学，主要是希腊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在某些方面也是古代印度语言学乃至阿拉伯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语言学在周秦时代独树一帜，汉代以后音韵学受到外来影响，近代和现代的中国语言学者又从国外摄取了更多的营养。对于西方语言学，中国学者所产生的影响不多， 但是中国语法学家提出的 "虚字”、“实字”的区别，也曾引起欧洲学者 G.von der加布伦兹(1840～1893)、O.叶斯泊森等的注意和讨论。
中国语言学
中国语言学史大致可以分为 3个时期：古代期（公元前 3世纪～公元17世纪初，约为先秦至明末），近代期（17世纪初～1898年），现代期（1898年至现在）。
先秦时代，孔子只偶尔谈到语言问题。他说，“辞达而已矣。”墨子、 荀子谈得多些。荀子（约公元前298～前238）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 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正名篇》）这里正确地指出，语言有社会性，事物的名称不决定于它的本质属性，而决定于社会习惯。墨子（约公元前480～前420）多谈语言与逻辑的关系，这既是古代希腊哲学家所注意的问题，也是现代语言学家所常常讨论的问题。
中国的文字学和词典学(包括字典学)起源最早，地位也特别重要，因为汉字形体各异，数目也多。远在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间，就陆续编出了《史籀篇》、《仓颉篇》、《急就篇》等识字课本，拿来教学童。到了公元 121年，更有许慎的巨著《说文解字》出现 。这书分析字形，考究字源，注出字音，解释字义，是一部系统严密，包罗宏富的词书，当时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不着眼于字形部首，而以字义为纲的是《尔雅》，约在公元前 2世纪编成 。这部汉语训诂学名著是中国最早的类语词典。汉代扬雄的《方言》也是一部开山的著作，为了积累这本世界上最早的方言词典的材料，他花了27年工夫，总共写成9000字。
中国的音韵学随文字学、训诂学而兴起，因为汉字有形、有义也有音。许慎《说文》已经讲字与字之间的语音关系。汉代末年（ 3世纪），孙炎在《尔雅音义》中开始讲反切，把字音分为声母韵母。魏代（3世纪）李登著《声类》，晋代（3～4世纪）吕静著《韵集》，开了韵书的先河。按四声分韵，大约始于沈约(441～513)的《四声谱》。以后各朝陆续有重要的韵书出现，如隋代陆法言等的《切韵》（约 601），宋代丁度等的《集韵》(1037)，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应当指出，从汉代开始的音韵研究，后来由于佛学东渐，梵语拼音字母传到中国，这就更加发展。因为许多音韵学古籍流传至今，所以我们对1000多年来汉语语音的演变能画出一个清楚的轮廓。
古代汉语单音词多，一个词儿不像印欧语那样有标明语法特点的屈折形式，因而在组词成句方面，虚字就特别重要。西汉《诗毛传》注解《诗经》，许慎《说文》讲文字，都谈到虚字的语法作用。远在1800年前，这些书的作者已经注意到汉语的语法特点了。
中国语言学的近代期有两项重要发展：一是清代经学复兴，周秦音研究、隋唐音研究、训诂研究、文字研究都突飞猛进，超过了宋、明两代。1899年后，还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甲骨文研究。二是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官写了一些谈汉语语法、音韵、方言的书，懂得外语的中国人也逐渐增加，从外国著作得到某些启发。例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就得力于拉丁语法的学习，它是第一部有系统的汉语语法书，既采用西方传统语法观点（当时在欧洲占主导地位），又摸出了一些汉语所有而拉丁语所无的特征。
中国语言学的现代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由1898～1949年，第2阶段由1949年至现在。
在第 1阶段，中国语言学有了很可观的发展。由于考古资料的发现，古文字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峰。由于西方语言学的启发，语音研究的成绩超过了乾嘉以来的学者。在语法方面，也试图摆脱印欧语系的羁绊，探索汉语自身特有的规律。
在第 2阶段，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实用方面，如制订正确的语言政策，推广汉语普通话，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合理地简化汉字，广泛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并为某些民族制订或改进文字。以上工作，有一部分仍在进行中。在音韵学、语法学、汉语史、汉语教材编写方面，已有显著的成就。关于现代和古代汉语，已出了几部有分量的词典，并正在编印其他词典。汉语方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研究虽仍在试验阶段，也取得了初步成绩。
古代印度语言学
印度语言研究发源很早，约在公元前6～前3世纪已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波你尼约在公元前4世纪就写成了8卷本的梵语语法，描写古典梵语。20世纪的美国语言学家L.布龙菲尔德说，此书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之一”，因为现代描写语言学所注意的许多问题这本书已谈到了。这书有两个长处：一是语音描写准确而有系统，二是把一个单词切分为词根和词缀，并列出了详尽的构词规则。全书文字极其简括，这可能是为了便于记忆和背诵，但是从现代读者看来，如没有注解便很难懂得。英国R.H.罗宾斯说，这是供语法专家用的语法书，而不是供教师或学生用的，因此与下文所说的希腊语法书不可同日而语。
古代至18世纪的欧洲语言学及阿拉伯语言学
远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哲学家就讨论语言的起源问题。有的说语言是自然产生的；有的说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派提出“整齐论”，认为词形和语法结构都有规则，语法形式与语义是平行的；斯多葛派则提出“参差论”，因为词形的单复数往往与语义的单复数不对应，语法性别也往往与自然性别不一致。
古代希腊学者只注意本族语，不注意外族语。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才是纯正的希腊语，因为他们所讽诵的荷马史诗等古典著作，在语言方面和当时的口语已经差别很大了。再说，他们虽注意语法，可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语音。
约在公元前100年，狄奥尼修斯·斯拉克斯编成了第一部希腊语法书，名为《语法艺术》。这书把希腊语词类分为8类，但是只讲词法，不讲句法。到了公元2世纪，阿波罗尼奥斯才写了一些讨论希腊语句法的书。他把句子分为主语、述语两部分，2000年来这是传统语法分析句子结构的基本原则。
继希腊语法学者而起的是拉丁语法学者。拉丁语是罗马人的语言，可是拉丁语法著作却以希腊语法为蓝本，因为这两种语言有不少地方相似。最有名的拉丁语法书是多纳图斯的《语法艺术》（约 400年写成）和普里西安的《语法规范》（约 500年写成），这些是中世纪长期奉为经典的著作。
在普里西安之后约 200年，阿拉伯语言学者异军突起。 8～12世纪，他们在巴士拉和库法两地（都在今伊拉克境内）先后建立了学派，编出了有名的阿拉伯语词典；并研究了阿拉伯语特有的三联辅音词根和发音方法。他们所下的词根、词缀的定义，对19世纪欧洲语言学者，尤其是对F.博普很有影响。他们还有个长处──非但研究阿拉伯语，也研究土耳其语、蒙古语、波斯语。他们受希腊语言学的影响，但是比希腊语言学家的眼界要开阔得多。
与阿拉伯人相反，欧洲人在普里西安之后长期止步不前。直至过了1000年，才出现一部值得注意的语言学著作，这就是17世纪法国巴黎附近波尔瓦罗亚修道院所编的《普遍唯理语法》。17～18世纪，这书一直被广泛采用。在编写时，作者以R.笛卡儿(1596～1650)的唯理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认为一切语言都是表达思想的，虽有民族之别，可都有共同特征。作为这一主张的证据，这书从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欧洲近代诸语言引了许多例子。作者把词分为9类，其中6类与人们的思维客体有关（如名词）， 3类与人们的思维形式有关（如连词）。他们还按逻辑来分析句子，说“看不见的神创造看得见的世界”这个句子就包含着3个命题：
（1）神是看不见的；
（2）神创造世界；
（3）世界是看得见的。这种语言哲学， 300年后美国学者乔姆斯基又重新倡导并加以发展。
由16世纪至18世纪末，欧洲人的视野逐渐扩大了:他们重新发现了古希腊语;学习了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认识了欧洲各国近代语言的重要性；接触了与欧洲语言大不相同的亚洲、非洲、美洲语言，也接触了与基督教传统大不相同的多种文化。尤其重要的是，18世纪末发现了亚洲的古梵语竟与欧洲的古希腊语、拉丁语等同出一源，又把波你尼的梵语语法翻译了过去。
19世纪的欧洲语言学
欧洲中世纪的语言学家心窍很窄，19世纪的人天地已大得多。他们利用当时的条件，大力开展历史比较语言研究（那时叫做“历史比较语文学”），同时语言类型研究、民族语言心理研究、方言研究、语音研究也有很大进步。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工作，18世纪末年已经开始。1786年，英国W.琼斯证明，亚洲印度的古梵语与欧洲古希腊语、拉丁语有共同的祖先。1799年，匈牙利人沙穆艾尔，G.(1751～1830)又证明匈牙利语与芬兰语同出一源。到了19世纪，从事这种研究的就更多，如R.K.拉斯克、F.博普、J.格林、A.施莱歇尔等等都做了许多工作。他们考释历史音变，验证词项对应，给印欧语系编出了一个族谱。有的学者还根据梵语和欧洲古代语言构拟出原始印欧语的形态来。
施莱歇尔设想， 一个语系正如一棵树， 亲语是树干，子语是树枝，构成一个谱系树。他的学生J.施密特（1843～1901）则提出“波浪说”，认为语言变异以一个地区为中心，像波浪一般范围逐渐扩大，首先强烈地影响邻近诸语言，距离远些，影响就来得迟些、小些。
除语言的历史演变外，有的学者还注意到语言与民族的关系问题。远在18世纪，德国哲学家 J.G.von赫尔德(1744～1803)就指出，民族语言与民族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到了19世纪，这个思想就由W.F.洪堡特来加以发挥。
洪堡特认为，语言有“外部形式”和"内部形式"。外部形式是语音，无民族之别；内部形式是语义和语法结构，因民族而异。他还说，人会说话，这是他所不可缺少的心智能力，这种能力使语言能适应环境，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不管你怎么分析语言，总有一些东西分析不出来。他还说，思想与语言是互相依存的，一个词儿非但是某一事物的名称，还把这一事物纳入一定的范畴之内。他这些思想，给20世纪美国语言学家 E.萨丕尔和B.L.沃尔夫开辟了道路。
洪堡特最有名的理论也许是他的类型语言学。他跟德国学者F.von施列格尔(1772～1829)都认为语言有3种类型：孤立型（如汉语），粘着型（如土耳其语），屈折型（如拉丁语）。他觉得屈折型最好，可是又说，汉语虽然没有用形式表现出来的语法类别，却自有其优胜之处。
20世纪的西欧、北美语言学
现代国外语言学有3个主要区域──西欧、北美和苏联。自20世纪初期至中期，西欧各派陆续建立，各有其独立的传统。30～7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一些学说，对西欧有影响。苏联的语言学者受西欧、北美的影响较少，他们的学说在西欧、北美也没有广泛传播，因此西方学者对它还没有详细而具体地加以评论。
从20～70年代，西欧、北美语言学有4项突出的发展：一是前半个世纪结构主义占统治地位；二是50年代生成语法异军突起；三是50～70年代数理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应运而兴；四是类型学研究和语言共性研究引起了广泛兴趣。与此同时，语言学与哲学、逻辑、心理学、神经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物理学、工程学打交道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密切。有些交叉性学科变得十分专门，一般人已经觉得难以了解了。
一般认为，欧洲结构主义的鼻祖是瑞士学者索绪尔，但是他自己并没用过“结构主义”这个名称。他的理论见于《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这是他的学生根据听课笔记编成的，并不是他亲自写成的书。他研究语言采用3个二分法：
（1）把“言语”(个人的话语)与“语言”（语言的系统）分开。
（2）把栅性的“聚合关系”（如在“快走”、“慢走”中，按语法“快”“慢”可以互相替换）和线性的“组合关系”（如在“快走”中， 按语法“快”修饰“走”）分开。
（3）把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分开，而且认为共时研究比历时研究更重要。这些理论，大部分已为语言学界所接受。
索绪尔说，语言是一个大系统，其中有词汇、语法、语音三个小系统，这三个小系统中又各有其许许多多彼此有联系的成分。在语言这个大系统中，无论给哪一个成分下定义，都必须考虑与其他成分的关系。这正如在一盘象棋里，要知道任何一个棋子的作用，都必须考虑与别的棋子的关系一样。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语言是形式，不是实体。
在索绪尔的间接影响下，并且通过自己的摸索，欧洲好些学者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与索绪尔相似的结论，因此都被认为是结构主义者。但是他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成绩大小、影响大小也各不相同。一般分为如下几个学派：
（1）法兰西学派，也叫社会学学派，以A.梅耶、M.格拉蒙(1866～1946)、J.房德里耶斯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与社会、文化二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既是社会事实，又是文化的一部分。
（2）布拉格学派，以H.C.特鲁别茨科伊、V.马泰休斯、R.雅柯布逊为代表。他们在音系研究方面有特殊贡献，并且着重语言的句法功能和风格特点。
（3）伦敦学派，以J.R.弗斯、韩礼德为代表。弗斯提出语言的“多系统论”，他还指出语义与上下文以及说话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并强调词的搭配方式。韩礼德提出“系统语法”，最近还进一步提出“功能语法”，研究社会方言、规范语言、文章风格以及句子和篇章中各成分如何互相联系等问题。
（4）哥本哈根学派，以V.布伦达尔(1887～1942)、L.叶尔姆斯列夫为代表。他们充分发挥索绪尔的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的理论，注重语言成分的相互关系，并且认为语言是人类所用的符号系统之一，其特征要与其他符号系统(如逻辑、舞蹈等)比较才能说得清楚。
美国的结构主义的兴起，差不多与欧洲的同时，但是背景不同，目的也不同。它的创始人是F.博厄斯，他所写的《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出版于1911年，比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还早几年。但是一般认为，美国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是L.布龙菲尔德和E.萨丕尔。前者的《语言论》出版于1933年，后者的《语言》出版于 1921年，都是这一派的奠基之作。不过，布龙菲尔德和萨丕尔的兴趣和主要倾向并不完全相同。
美国结构主义在20世纪初期勃然而兴，这是由于人类学研究的需要。当时美国的人类学者并不像欧洲的语言学者那样，要发现什么语言的共性；相反，他们觉得弄清美国土著语言（印第安人的各种语言）的特性才是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应当首先关心的不是语言的一般原理，而是处理陌生的语言的方法。碰到一种自己不懂的语言，必须设法分析它的结构，做出正确的记录。
萨丕尔对洪堡特在19世纪提出的民族心理与民族语言的关系深感兴趣，布龙菲尔德所崇信的却是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在布龙菲尔德看来，语言不外乎刺激和反应，只有那具体的、可以观察到的刺激和反应才是实在的，至于意义，那是空灵飘渺，无法测度的，因此暂可不谈。布龙菲尔德虽然讲语言的结构和系统，而且有一套严格的分析方法，但是眼界比索绪尔狭窄。到了50年代，Z.S.哈里斯等人就更着重语言形式的研究，希望完全把意义撇开，只凭一套“发现程序”就能把一切语言材料都分析得清清楚楚。
按照D.海姆斯的意见，布龙菲尔德派到50年代已经分为两支。一支包括G.L.特拉格、H.L.史密斯、M.朱斯，他们把语言分为音系、语法、语义三层;另一支包括K.L.派克、R.朗格克尔，他们把语言分为音系、语法、词汇三层。前一支认为，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语言的结构，“超语言学”才研究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后一支也着重结构，但是把“序位”作为研究的重点，那是语法形式和语法功能相结合的单位。
对布龙菲尔德派提出挑战的是乔姆斯基，他在1957年出版了《句法结构》，1965年又出版了《句法理论面面观》。他的学说称为生成语法。
乔姆斯基师承布龙菲尔德派哈里斯所创造的转换理论而加以改造，又师承布拉格派雅柯布逊所倡导的语言共性理论而加以发展。他批判布龙菲尔德派所崇奉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尤其是B.F.斯金纳的学说，而远继17世纪法国波尔瓦罗亚修道院语法学者的传统，发扬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在他看来，语法所要说明的不是语言表现（说出的话），而是语言能力（说话的心理过程）。他说，从未学过的句子，人们能说出；从未听过的话，一听就懂得──这是由于人有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 他认为，一个小孩听到的语言材料很有限，可是到了五六岁，已经能不经老师指导就总结出一套完整的语法规则来，这个平凡而奇特的事实，布龙菲尔德派从未想到，更无法说明。
1957～1965年，乔姆斯基的看法大致如下：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句子。句子的生成不是从意义产生形式，而是从形式产生意义。先有个句法语符列，这叫做“深层结构”。对深层结构插入若干个词，这些词按“转换规则”转换，于是深层结构变为“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在转换为表层结构之前，经过“语义传译”，这就成为有意义的东西；表层结构形成之后，再经“语音传译”，这就成为有声音的东西。
乔姆斯基的学说，60年代初期风行一时，可是到了1965年，生成语法派内部就开始分裂了。10年前，乔姆斯基曾经批评过布龙菲尔德派，说他们有两个缺点：
（1）不能说明歧义句。例如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这个句子，只有一个表层结构，但是有两个深层结构，一是“正在飞行的飞机可能是危险的”，一是“开飞机可能是危险的”。由于布龙菲尔德派的结构主义只讲表层结构，不提深层结构，它对歧义的产生无法解释。 ②不能说明主动句与被动句的关系。例如The student hastaken the book away（学生拿走了书）和 The book has been taken away by the student（书被学生拿走了），二者表层结构不同，可是深层结构相同。由于布龙菲尔德派只讲表层结构，这个在意义上二而一的关系他们也无法解释。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J.R.罗斯和G.雷科夫对乔姆斯基同样也加以责难。他们说，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也有缺陷，因为它不能说明同义句。好比Seymour sliced the salami with a knife和Seymourused a knife to slice the salami 这两句话，表层不同，可是最深层都是“西摩拿刀子切香肠”，可惜凭着乔姆斯基那一套转换规则，怎么也不能把二者统一起来。
60年代后期，C.菲尔莫尔(1929～ )还从另一方面非难乔姆斯基。乔姆斯基把“名词短语”、“动词短语”这些句法单位作为“原始成分”， 以为这些是最深的根底，可是菲尔莫尔却提出“格”的观念，认为“施事”、“受事”这些语义关系才是最基本的层次。例如表示某人用钥匙开门， 可以说The man opened the door with the key，或The door was opened by（或with）the key，也可以说The key opened the door。
在这几个句子的表层中，主语、宾语各不相同，但是在深层结构中， the man(人)总是施事格，the door(门)总是受事格，the key (钥匙) 总是工具格。他所谓“格”不是传统语法中的语法形式，而是语义关系，所以他的学说称为“格语法”。
俄国和苏联语言学
19世纪60年代以前，俄语语言学研究已在本国展开，编出了词典和语法书。
19世纪末20世纪初，Ф.Ф.福尔图纳托夫在莫斯科大学建立了一个学派 ，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又在喀山大学建立一个学派。他们都研究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把“语音” (speech sounds) 和“音位”(phonemes)区别开来，对现代语言学尤其有贡献。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语言学有两个主要流派。一派继承俄国传统，继续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同时又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例如Л.В.谢尔巴。另一派反对历史比较语言学，提出所谓“新学说”，其领导人是Н.Я.马尔(1864～1934)。马尔认为，语言也跟许多别的社会现象一样，是“上层建筑”，有阶级性。他断言，语言变化与经济基础的变化是步调一致的，甚至印欧语中形容词分为原级、较高级、最高级，他也说是历史上不同的阶级称号的遗迹。
马尔于1934年去世，由20～40年代，他的“新学说”在苏联占统治地位。1950年，苏联语言学界展开了辩论， И.В.斯大林(1879～1953)批判了马尔的观点。斯大林认为，语言没有阶级性，不是上层建筑，因为它为全民服务，对哪一个阶级都没有偏爱。语言不能在什么时候来一次“爆发”，好像上层建筑要来一次革命那样。马尔的“革命论”，在1950年后杳无声息了。1956年后，苏联语言学界又起变化，语言学讨论重新展开。马尔的“新学说”不再有人附和，但是对于斯大林的某些论点，有人进行过批评；对于西方语言学的新论点，也有人介绍和评论。
按苏联学者Ю.斯捷潘诺夫的意见，苏联语言研究的主要题目有两个：
（1）语言与社会，②语言与思维。他认为苏联语言学家们上继俄国学者的传统，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能建立自己的语言理论。他推重И.И.墨山宁诺夫(1883～1967)的类型学，谢尔巴的音系学和语法学，В.В.维诺格拉多夫的关于俄语、文学语言、风格学和诗学的理论。
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
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的。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它用声音来表达意义，但是声音本身不是意义。把语言作为一个以音表义的体系来研究，这是语言研究的中心。但是如上文所说，语言学还与许多学科互相交错，构成一条长而宽的地带，其中包括好些分支学科。
语言研究的中心
语言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说出来的话是语言的具体表现，可以分为语音、语法、语义三层;说话时所操的是某一种民族语言，任何民族语言体系都是许多具体话语的抽象概括，可以分为语音（音系）、语法、词汇三层。着眼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语言学就有不同的分支学科。此外，人们非但说话，还使用文字。文字是声音的记录，同时又有某些特殊功能，它也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以上学科都注目于语言的结构本身，可以说是语言学的中心，有人管它叫做微观语言学。分述如下：
语音学、音系学研究语音的物理属性、人类的发音方法、语音感知的生理过程等的是语音学；研究一种语言有多少个不同的音，这些音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和关系的是音系学，也叫音位学。不过，有人把语音学的范围扩大，连音系学也包括在内。
形态学、造句学、语法学研究词的构成方式和屈折方式的是形态学，也叫词法；研究如何把词组成短语或句子的是造句学，也叫句法。按传统说法，形态学和造句学合起来就是语法学，也叫语法。但是有人把“语法”的意义扩大，除形态学、造句学外，还包括语音、语义，如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就是这样。
词汇学、词源学、词典学研究词汇项目、词汇意义、词语演变的是词汇学。追溯词的来源和历史的是词源学。搜集许多词项，把它分类、比较、注释的是词典学。中国的字典学是词典学的一个分支。
语义学、结构学、语用学研究词项与概念及指称对象的关系，揣摩各种词义的异同、正反、上下、交叉等关系，剖析整个句子或其中某些成分的意义，这是语义学。语义学如只管外延或字面意义，而不管语言从社会环境得来的意义，那仍然属于微观语言学的范畴。
但是，即使只对语言结构本身进行研究，也很难自成一统。有人师承C.S.皮尔斯(1839～1914)、C.W.莫里斯(1901～1979)、R.卡纳普(1891～1970)的学说，把语言学看作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他们说，符号学包括三个部分：意义学、结构学和运用学。在一般符号学中称为“意义学”和“运用学”；在研究语言时就叫作“语义学”和“语用学”。意义学研究符号和所指客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运用学研究符号的意义与符号的使用者、符号的使用场合之间的关系。然而符号的客体是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符号的使用场合是说话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一牵涉到这些，语言便再也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体系，语言研究也就再也不限于微观研究，而伸展到语言之外，成为宏观语言学了。
文字学这是研究文字的形状、体系、起源、演变和发展的学科。文字学研究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书写系统，不限于一个民族或国家；但是按汉语习惯，也常把“文字学”作为汉语文字学的简称。
语言研究的边沿地带
语音研究、语法研究、词汇研究、语义研究、文字研究，这些是语言研究的核心。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边沿学科，简述如下：
语言教学与翻译语言教学自古以来是语言研究的动力，又是语言理论发挥作用的场所。无论在中国，在印度，在希腊，最早的语言研究都是为了解释经典，教授学生。反过来说，语言研究有成绩，也会促进和改善语言教学。制订正确的语言政策，有赖于语言学的帮助;发现和仔细观察语言的历史演变，正确认识古代语言、现代语言、标准语和方言的关系，也不能没有语言学的指导。最近几十年来，语言教学法有许多改变或进步，都直接间接与语言学界的主导思想有关。
语言教学分为第一语言教学，第二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第一语言教学，所教的是母语。第二语言教学在双语社团中进行，既教母语，又教另一种语言，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以法语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在外语教学中，学生所学的是外国语，不是本社团日常使用的语言。由于学习对象不同，教学对象不同，学习环境不同，这三种教学各有其特殊的目的和方法。
翻译自古以来是外语教学中的重要科目之一，它要求把原以某种语言写成的作品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由于各种语言自有其语音、语法和词汇系统，又自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译文很难做到与原文等价。翻译向来被看做一种艺术，可是现代人热心于寻找科学方法，待译的材料又日见其多，于是大家希望把翻译变为技术，甚至试图用机器来代人做翻译工作。这么一来，翻译就更成为语言学家的重要课题了。
社会语言学、方言学、方言地理学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又是联络感情，消除隔膜的工具。风俗习惯代代相传，也依靠语言。但是即使是使用同一民族语言，语音、词汇、语法格式也因地区而异，因使用者的社会地位而异，还因交际场合和使用目的而异。研究这些问题的是社会语言学。
与社会语言学关系密切的是方言学。“方言”这个词儿，有两种不同的意义。自古以来，人们认为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分支，因地区不同，交往不多而产生。汉代扬雄所谓“方言”，就是这个意思。研究这种区域方言的学科，称为方言地理学。但是近来学者们还注意到，即使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城市，人们的言语也因社会阶层、职业、年龄、性别等等而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于是热心研究所谓“社会方言”。这样的研究，与社会语言学就难分界限了。
修辞学、风格学、话语语言学这三门也都是与社会语言学交叉的学科。修辞学公元前 5世纪起源于希腊，包括雄辩术和作文法。中世纪以来，修辞学在欧洲学校里是人文学科之一。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就讲究外交辞令，后来又出了刘勰（约465～约532）的《文心雕龙》等专书，所以“修辞学”这个名称虽译自外语，千百年来修辞研究在中国早已是一门重要的专门学问了。到了19世纪，修辞学在欧洲便成了文辞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文艺批评合流。
1902年，瑞士语言学家C.巴利提出了“风格学”这个名称。他认为，用语言来表达情感的方法是风格学应有的研究对象。近来又分为文学风格学和语言风格学。文学风格学近似修辞学，语言风格学近似社会语言学。20世纪初期，捷克语言学家V.马泰休斯又提出话语语言学。他注意那些比句子大的语言单位；短的如几句连贯的话，长的如整篇演讲、整本书，都是研究对象。这门学问一方面牵涉到语言作品的内容和使用语言的目的，一方面又牵涉到组成篇章的手段和表达意义的手法，因此与修辞和语法都有共通之处。
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副语言学人们彼此对话时有物理、生理基础，也有心理基础。有人从语言出发去研究心理，摸索语言与感知、注意、记忆、学习等心理作用的关系;也有人从心理出发去研究语言，企图弄清楚人们如何说出话来，如何听到并理解他人的话。这些是心理语言学要干的事情。语言学家早已关心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但是自60年代以来，人们对小孩如何习得语言和各种不同的语言有什么共性这两个问题特别感兴趣，这是由于乔姆斯基假设人类有个“语言习得机制”，并且与瑞士著名心理学家J.皮亚杰(1896～1980)展开过争辩，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研究心理学，自然不能不研究人脑的神经。探索人们学习语言、运用语言的神经学基础，试图做出人脑控制言语和听觉的模型，这是神经语言学的任务。神经语言学的材料，一部分来自临床医学，如失语现象和口吃现象;一部分来自参量发音语音学，注意声音、语调、舌头运动、唇部运动如何彼此协调，尤其注意说话时的失误。
有的语言学家除研究人们说出的话外，还留神他们的音质和声腔，以及与语言同时使用或者单独使用的手势和身势。这种研究伴随着语言而发生的种种现象的工作，叫做副语言学，有时也称为伴随语言学。
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正如洪堡特所说，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职业、亲属关系等等会影响语言习惯；反之，语言对这些东西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研究这些问题的是人类语言学（“人类学的语言学”的简称），它从人类学立场出发，用人类学原则来研究语言。人类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交叉，尤其与民族语言学交叉。但是民族语言学只研究民族类型、民族行为程式与人们的语言之间的关系，人类语言学还有个特殊任务，就是设法把那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记录下来。
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数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中的数学性质的学科。使用数学方法来研究语言，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最初是统计音素、语素、词汇项目等等，后来就有人根据俄国人A.A.马尔科夫(1856～1922)和美国人G.К.齐夫的学说，运用数量计算学并使用各种模式来处理语言材料。20世纪50年代初期，数理语言学正式诞生了。由于现代语言学要求精密化，数理科学如概率论、信息论、集论、数理逻辑等等又给它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于是数理语言学就发展很快。目前它包括三个部门：代数语言学、统计语言学和应用数理语言学。它的研究范围日益扩大，已从简单的词汇统计一直伸展到建立语言的代数模型，分析语义，探讨人工智能问题等等。
数理语言学兴起约20年后，计算语言学也应运而兴。这时电子计算机已发展到第4代，成为语言学家的得力助手。计算语言学的目的，是阐明如何利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语言研究，其项目有统计资料，检索情报，研究词法、句法，识别文字，合成语音，编制机助教学程序，进行机助翻译等等。由于计算机存储量大，计算准确，工作速度高，又能用于起稿、改稿、存储文稿和各种资料，对于语言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哲理语言学、语言的哲理和语言哲学上文谈过，最早谈论语言问题的是哲学家，目前哲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更加密切。人们问: 对于哲学概念的理解和阐发， 语言学能起什么作用？人们又问：对于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材料， 哲学能起什么作用？ 在目前语言学用语中，“哲理语言学” ( 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 ) 指语言学家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研究， “语言的哲理”(linguistic philosophy) 则指哲学家为研究语言而采用的方法。 有人把二者合起来， 统称之为 “语言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但是人们又往往把“语言哲学”用来专指哲学家对日常语言的分析和理解，如英国哲学家J.L.奥斯汀(1911～1960)所作的对日常语言的说明。
语言学家可能自觉地大谈其哲学，也可能不自觉地持某种哲学观点或者受某些哲学理论的影响。波尔瓦罗亚修道院的语法学家崇信笛卡尔；施莱歇尔把达尔文主义运用于语言史；马尔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搬弄（严格地说是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布龙菲尔德遵循逻辑实证主义；乔姆斯基发挥唯理主义──这些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显而易见，哲学观点不能不影响语言学家的理论体系，因此是必须注意的首要问题。但是哲学观点只是构成语言理论的重要成分之一，并不是语言理论的全体。一个语言学家，如果有谁只因他采用某种哲学观点就把他全盘肯定或者否定，那是简单化的做法，无助于语言学的进步。
语言研究的展望
1975年以后，语言学的进展比先前更加急速。对某些问题，各派意见渐趋一致；对其他问题，却又更加分歧。英国的新弗斯派，法国的功能语法派，苏联的语言学者，美国的生成语法派和各国众多的新兴学派，都继续进行着研究。中国的学者除继承前辈的传统并吸收国外的成果外，也正在试用新方法来探讨新问题。
当今语言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语言学的本质是什么？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是研究作为心理状态的语言知识的，所以是认知心理学的一部分；但是人类心理又取决于大脑的物质结构，因此语言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相反，美国学者D.海姆斯却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研究语言而不管它的社会功能，是既不合理也行不通的。他跟许多别的学者一样，确定语言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这也就是说，不能只用自然科学方法来处理语言，而要用社会科学方法。
跟着这个争论必然产生另一个争论：研究语言应以结构形式为主，还是以语法功能为主？碰到一个句子，应该象乔姆斯基那样，先把它分为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还是先分为主语和谓语？传统语法着眼于意义和功能，自然先讲主语、谓语；乔姆斯基从形式出发，却要先讲抽象的短语结构和语符列。不过，60年代前后，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兴起了几种功能语法，如“依存语法”，“格语法”，“关系语法”等等。这些派别都与乔姆斯基背道而驰，可是侧重点和解释方法又各不相同。
研究语言，重点应该放在句子上面，还是放在更大的单位上面？这又是一个时常引起争论的问题。自古以来，语法主要是讲句子结构的，修辞学则既讲选词造句，又讲谋篇布局。如果研究语言的人想用技术手段来理解自然语言，处理那急剧增加的科技文献和社会信息，他自然力图用数学方法来处理语言。这样他就不得不以句子为主，因为在比句子大的单位中，可变因素太多，难以列出公式。可是如果他所关心的是交际功能和社会效果，他就不能不纵览全文，关怀全局，既谛视上下文贯串照应的方式，又探讨语言中那些情文相生，意随境变的问题。
语言学家自古以来常常谈到语言的共性。乔姆斯基及其追随者认为，可以从英语这样一种民族语言入手，摸出各种语言同有的共性来。J.H.格林伯格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先列举若干种语言的相似点，再逐步找寻一切语言的共性。为了追求语言的共性，最近乔姆斯基已经放弃了大多数转换规则，另一派如G.盖兹达等人则连一条转换规则也不要。究其原因，无非是感到转换规则因个别语言而异，无法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
电子计算机的使用，是今天语言研究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借助于计算机，词汇研究取得了空前的准确性，语法分析也达到了新的水平，语义分析则正在试验中。但是即使只是处理视觉和听觉材料，把两种材料彼此配合，计算机目前还远不如人脑；至于人生知识和社会知识方面，计算机比之人脑自然更相去悬殊。人工智能研究的目的，是使机器能象人那样思维，那样控制并使用语言。不过到目前为止，语言还只有人类能灵活运用。有人相信，语言终将为人类和机器所共有。可是这究竟是快要出现的惊人局面，还是遥远的憧憬，今后的一二十年将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楚的回答。
- 参考书目
- 赵元任：《语言问题》，北京，1979。
-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太原，1981。
- R. H. Robins， A Short History of Linɡuistics，London，1979.
- G. Sampson，Schools of Linɡuistics，London，1979.
- E. A. Moravscik and J. R. Wirth(eds)， CurrentApproɑches to Syntɑx New York，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