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Yan'an Wenyi Zuotanhui
1942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此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谈会制定的文艺方针，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这次座谈会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战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各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海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来到延安和各根据地。这些地区陆续成立了各类文艺团体，出版多种文艺刊物。在根据地的民主气氛之下，文艺运动呈现出活跃的景象。先后来到根据地的作家创作了一批新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新的发展。群众文艺活动也开始蓬勃发展，各地组织了许多农村剧团，编演反映根据地军民生活和斗争的戏剧。群众性写作活动，也得到热烈的响应 但当时取得的这些成就，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从城市来到根据地的作家，一般存在不熟悉工农兵生活，不懂他们的语言，以及作家所运用的文学形式与工农兵群众在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上有隔阂等问题。对于如何克服这些弱点，当时延安文艺界还存在一些思想分歧，诸如应该首先努力表现根据地的新生活还是为“大后方”服务，怎样处理歌颂根据地的光明面和批评其阴暗面的关系，怎样对待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学习政治理论是否妨碍创作情绪等问题。
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同时也发动了文艺整风运动。1942年春，毛泽东亲自找延安部分作家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5月，毛泽东和凯丰联名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举行座谈会。应邀出席者约百人。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引言》，说明开会的目的在于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他提出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学习问题，是当时关系革命文艺发展因而应该解决的问题。随后一些作家、艺术家在座谈会上围绕这些问题，相继发表意见。5月23日第三次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结论》，指出为了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在回答如何为群众时，提出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原则。他阐述了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理，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理论、思想问题，毛泽东作了剖析，并且提出文艺界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的《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又向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师生发表讲话，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指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各根据地中央局和各级党委，相继传达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部署文艺整风工作。各文艺团体和有关单位组织作家、艺术家认真学习文件，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一些作家还发表这方面的心得和体会，如立波的《后悔与前瞻》、舒群的《必须改造自己》、何其芳的《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等。鲁迅艺术文学院还检查了文艺教育中的问题。周扬发表《艺术教育的改造》，张庚、何其芳也发表《论边区剧运和戏剧的技术教育》、《论文学教育》，检查了前一时期文艺教育中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偏向。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风学习，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组织部于1943年3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和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实践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制定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凯丰在会上作《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的报告。陈云作《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报告。与会做报告的还有刘少奇、博古等。会后，作家、艺术家们纷纷下乡。1943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时，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次日，领导整风运动的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指出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通知把这个讲话列为全党整风的必读文件。11月7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要求全党文艺工作者研究实行，把党的文艺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公开发表，进一步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文艺整风运动。1944年元旦，重庆《新华日报》也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摘要发表了这个讲话。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确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方针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座谈会制定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贯彻，推动了根据地文艺事业的发展。群众的文艺活动更为蓬勃兴旺。专业文艺工作者重视并积极参加、指导群众的文艺活动。1943年春节首先在延安出现了秧歌运动的高潮。此后每年春节成了解放区农民的艺术节。秧歌运动发展到各根据地，后来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而推广到全国各地。农村戏剧运动仍然是群众文艺活动中最发达的部分，各地农村剧团数目都相当多。在部队，则出现了“兵演兵”的热潮。群众创作新民歌的热情也很高涨，出现了由民间歌手创作的广为传唱的《东方红》、《绣金匾》、《高楼万丈平地起》等作品。部队指战员创作了许多“枪杆诗”，出现了毕革飞等快板诗人。一些中小城市解放后，也开始有工人的文艺创作活动。石家庄铁路工人魏连珍等创作的话剧，曾得到人们的好评。
根据地作家在文艺整风中普遍受到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思想教育，他们积极深入工农兵，表现工农兵，创作题材发生很大变化。不少评论文章，如杨思仲(陈涌)的《对于题材问题的一理解》、冯牧的《关于写熟悉题材一解》、默涵的《关于描写工农》等，强调了表现工农兵的意义。作家们也自觉地把描写工农兵的生活斗争作为自己的使命。民族的、阶级的斗争和劳动生产成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题材，工农兵在文学作品中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作为封建农村的基本矛盾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得到较充分的表现。如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等）、《赤叶河》（阮章竞）、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李季）等，都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经济上的严重剥削和政治上的残酷迫害。不少作品表现农村妇女的更为深重的灾难，以及她们翻身的经历，如传记小说《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长篇叙事诗《漳河水》（阮章竞）。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地主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如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成为引人瞩目的题材，出现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赵树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丁玲）、《暴风骤雨》（周立波）等。一些作品则表现人民翻身后为摆脱贫困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斗争，如描写农村集体生产劳动的长篇小说《种谷记》（柳青）；描写工业战线恢复生产的中篇小说《原动力》(草明)等。解放后农村进行了社会改革，表现农民内部为改变旧观念、旧风习而斗争的，如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赵树理）、《我的两家房东》（康濯）等。作为中国革命重要特点的武装斗争成为文学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描写农民武装斗争的有短篇小说《荷花淀》（孙犁）、章回体长篇《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等。描写人民军队战斗生活的有短篇小说《政治委员》（刘白羽）、话剧《李国瑞》（杜烽）、《战斗里成长》（胡可）等。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姚仲明、陈波儿）表现了军队高级领导层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时的作品一般都具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在塑造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军人形象，以及其他人物形象上，较之过去也有明显的进步。表现农民在新历史时期心灵变迁的生动过程，成为许多作品中最为深刻的部分。一些作品集中表现了一代新农民的成长，既有描写在对敌斗争的血火洗炼中成长的英雄，如歌剧《刘胡兰》（魏风等）;也有描写在日常工作中焕发出高度的积极性和才干的，如长篇小说《高干大》（欧阳山）。为迅速反映工农兵的生活斗争，追逐革命进展的步伐，报告文学有了极大发展，产生了《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周而复)、《英雄的十月》（华山）、《光明照耀着沈阳》(刘白羽)等作品。拥有广大观众的一些旧艺术形式得到改造，用以表现新生活，出现了曲艺《刘巧团圆》（韩启祥）、新秦腔《血泪仇》（马健翎）等。
文艺座谈会后，根据地作家在艺术形式上也做了重大的变革。作品中普遍大量地运用工农群众的口语，加以努力向民间文艺学习，注意借鉴传统文艺的表现方法，扭转了过去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的“欧化”现象，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民族新风格，从而推进了新文学的民族化进展，使新文学更为接近广大群众。
根据地和解放区文艺的重大成就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郭沫若）。这些成就证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整风运动对新文学的重大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