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_人文社科

经济学（economics）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经济学是对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进行理论的、应用的、历史的以及有关方法的研究的各类学科的总称。经济学又可称为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s）。

词源及其演变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 oikonomia，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1615年出现了以“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为名称的第一本书，即法国重商主义者A.de蒙克莱田（约1575～1621）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在整个重商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局限于流通领域，但也包括国家管理。到了重农主义和英国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向生产领域和包括流通领域在内的再生产，从而接触到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规律。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同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逐渐分离，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其论述范围包含了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大部分领域。17～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逐渐被用作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理论科学的名称。K.马克思和F.恩格斯通常也都沿用这个名词。但是，他们不仅对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进行了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而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从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各种生产方式。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称为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类各种生产方式及其发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称为广义政治经济学。

19世纪末期，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演变，即更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而不注重国家政策的分析，有些经济学家改变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9年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提出应当用“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认为单一词比双合词更为简单明确；去掉“政治”一词，也更符合于学科研究的对象和主旨。1890年A.马歇尔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原理》，从书名上改变了长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到20世纪，在西方国家，经济学这一名称就逐渐代替了政治经济学，既被用于理论经济学，也被用于应用经济学。

在中国古汉语中，早有“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1830～1898）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到1903年以后，中国学者才逐渐采用“经济学”这个学科名称。30～40年代，有的经济学家在编写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时，则称为“政治经济学”或“新经济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经济学界大多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称为“政治经济学”，而对政治经济学以外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则使用“经济学”一词。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研究对象

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阶级性的科学。一般来说，持有不同阶级立场的经济学家，对同样的社会经济现象，往往持有不同的观点，研究时也有不同的目的和侧重点。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就有不同的定义。例如，对于作为整个经济学科的基础的理论经济学，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一个定义，认为它研究人们既定的目的与具有不同用途供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即认为人们要满足的欲望是众多的，而一定时期作为满足欲望手段的资源总是有限的，用于某个目的就不能用于其他目的，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人们在以有限的资源满足众多的欲望时怎样作出合理的选择。在这里，人们之间的剥削关系，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就被掩盖了。当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理论经济学的对象还有其他种种说法，但是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经济学是“超历史”、“超阶级”、“超政治”的，从而，它适用于任何社会和任何历史时期。这类定义的主旨，显然是要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说成是永恒的、普遍的。尽管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有时也揭露以至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及其矛盾，但其目的还是企图经过各种改良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使它永存下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一般称为政治经济学。关于它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间，虽然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认为它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体系，即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前提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关系在内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在阶级社会里，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在于揭露各个阶级社会的阶级剥削。有的则认为它研究人类社会各个阶段上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以及灭亡的规律，因此，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也要研究与之相结合的社会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及其发展规律。事实上，就是主张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经济学家，也不把生产关系作为孤立的研究对象，而是同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研究。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政治经济学既然是以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那末，它既是一门理论的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规律；而且要研究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特别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及其运行的规律，以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及其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服务。

至于以理论经济学为基础的应用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经济活动（如农业、工业、商业等）、或涉及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如经济计划、财政、货币、银行等）、或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如企业的经营管理）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应用经济学就是要研究这些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特殊规律性。由于各种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进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资本主义的应用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社会主义的应用经济学。由于所有应用经济学都以一定的理论经济学为基础，或多或少地要受到经济学家的阶级立场和观点的制约，这样，就有资产阶级的应用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经济学的分野。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研究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支配下的经济活动，因而它们的某些分析内容和分析方法，撇开其资本主义剥削内容，也有可资吸取和借鉴的地方。

经济学作为多种经济学科的总称，除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外，还包括其他许多门类和分支，它们也都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经济学的方法，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指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或哲学基础。就这个含义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不同的方法论。一般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反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当然，这并不排斥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某些内容，由于尊重客观事实和经济现象的本质联系，也会不自觉地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方法论要求实事求是地、从矛盾的发展变化中、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研究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同样，这也不排斥某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者某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由于对实际情况调查研究的不深入或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有时也会在某些方面背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方法论。

研究方法的另一层次的含义，是指研究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规律性的具体方法，如抽象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归纳和演绎的方法，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在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在经济学研究中，都被广泛运用。只是不同阶级、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在运用这些方法时的指导思想，即方法论基础或哲学基础有着差别。同时，这些研究方法对于经济学的各门学科，也都具有普遍性。只是由于不同的经济学科在研究对象上有所差别，因而在运用这些研究方法时，也会有所侧重，有所不同。

经济学各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出现的一个新趋势，是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使运用数学方法分析日趋复杂的经济数量关系和处理大量的经济统计数据成为可能。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科分类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的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为了追溯和总结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演变，出现了经济思想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各自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经济学科的发展状况，各有自己的门类划分。综合两类国家的经济学科发展现状，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

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另外，与经济增长理论密切联系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现在也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此外，福利经济学等也已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分支。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如前所述，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包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始公社、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垄断前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三个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但生产关系是不能与生产力脱节的，中国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为了重视发展生产力，认为应建立一门以社会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但尚在研究探索之中。

经济史

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经济史按地域范围划分，有国别经济史（如中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等），地区经济史（如欧洲经济史、拉丁美洲经济史等），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按部门或专业来区分，有农业发展史、工业发展史、银行发展史等；按历史分期，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之分。关于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实际上属于现代经济史范围（这部分内容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经济百科全书》）。经济史如同理论经济学一样，要受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

或称经济学说史。它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背景、所起的影响、所占的历史地位，以及各个人物、各个学派之间的承袭、更替、对立的关系等。作为一门评价和分析各个时期各个阶级各个学派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的学科，它显然也要受到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制约。经济思想史一般包括作为经济学前史的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发展等几个主要部分。按国别划分，这个学科也可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英国经济思想史、美国经济思想史等。

经济数量的分析、计量方法

包括数理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学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比较注重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应用数学推导经济理论，建立数理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理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建立了各种静态的、动态的、微观的、宏观的经济模型。与之相联系的一个分支是经济数学，它侧重阐述现代经济分析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这实际上属于应用数学范围。经济统计学是一门建立较早的学科，是统计方法在经济数值处理和分析中的应用。3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把经济理论、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三者结合起来，建立经济计量学，用以建立计量模型，估算参数，分析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复杂的数量关系，验证经济理论，进行经济预测，规划有关政策。结合质的分析，适当运用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进行量的分析，可以增强各类经济学科的精确性，增强制订政策和计划的科学性。现在，这类有关经济数量分析、计量方法的学科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已受到重视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应用经济学

主要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各个经济学科。它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个分支：

（1）以国民经济个别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

（2）以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计划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银行学等等。

（3）以地区性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区规划、生产力布局）等等。

（4）以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

（5）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企业管理、企业财务、会计学、市场（销售）学等等。

（6）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边缘经济学科，如与人口学相交叉的人口经济学；与教育学相交叉的教育经济学；与法学相交叉的经济法学；与医药卫生学相交叉的卫生经济学；与生态学相交叉的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社会经济学；与自然地理学相交叉的经济地理学、国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与技术学相交叉的技术经济学等等。这些边缘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这些非经济领域发展变化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性。

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扩展、不断充实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实践，离不开理论经济学的指导，但它们的发展反过来又丰富了理论经济学的内容，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多种学科的总称。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除了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之外，还有政治、法律、军事、教育、道德、语言、艺术、民族、宗教、家庭等方面的活动和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在所有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也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因而，除了哲学之外，经济学，特别是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任何阶级或学派的经济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或指导思想。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的。当然，经济学各个学科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生动、具体的材料，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也能丰富后者的内容，推动后者的发展。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等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等，归根结柢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都是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法律等，是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而确定的，是以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财产和经济利益作为任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法律等，则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而确定的。就是以维护人民的整体利益，维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为任务的。这种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制度、法律等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使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经济学和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等的政治学、法学等紧密联系起来。经济学要联系国家制度、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研究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政治学、法学等要联系所要维护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来研究各种国家制度、各种法律等。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也同样适用于经济学与以其他的社会上层建筑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

经济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也有密切的联系。人们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是决定一个社会结构的基础；而经济活动又以相互间结成一定经济关系的个人作为生产的基本成员，以家庭为消费和生活的基本单位，由此结成错综复杂的社会活动网络。人们的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都有一定的心理动机，并受行为习惯的影响。但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状态，也往往是以一定经济利益的考虑为基础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少思想家对当时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发表见解，形成某种经济思想，但是没有形成系统，并常与他们的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思想混杂在一起。因此，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可以称为经济学前史。

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古中国和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重农学派都有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从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从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个社会分工学说，纵然旨在为他设想的奴隶主理想国提供理论根据，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轲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有关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指出了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即等价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但是他对追求货币财富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从公正原则出发持否定态度。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公元前234～前149）、瓦罗（公元前116～前27）等人的著作中。他们论述奴隶制农庄的管理和农作物的种植技术，把农业放在社会经济的首位，赞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是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市民法（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和万民法（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法律）。在这些法律中，古罗马法学家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这些思想对于中世纪的“公平价格”概念和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一切经济行为都基于私有财产权的经济思想，而有重大的影响。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从11世纪开始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如13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原则上反对贷款取息，但认为在贷者因出贷蒙受损失，或借主逾期未还，或以入伙方式贷款等情况下，可以收取利息。关于公平价格的概念，在古罗马法学家著作中提出过。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约1200～1280），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托马斯·阿奎那基本上接受这个看法，但加上了许多主观因素。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在秦统一中国和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帝国前的战国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学术思想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他们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封建经济思想以至中国封建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因而反映这个制度要求的各家经济思想以及以后的演变，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而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经济思想，主要如下：

“道法自然”的思想

这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所说的“道”不单指自然界的道，同时也指人类社会的道。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在当时日益发展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这种经济思想在汉代司马迁的著作《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得到阐发。司马迁反对当时桑弘羊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主张封建官府垄断盐铁等重要工商业的经营，主张农工商各业应任其自然发展。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

即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义利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长期争辩的一个问题。儒家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因而不反对求利，但是他们把义放在首位，认为求利活动应受义的制约，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这就是说，要把合乎封建等级利益的规范，作为求利的前提。尽管当时（如法家）和以后也有重利轻义或义利结合的主张，但是儒家贵义贱利的理论，却占统治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富国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丘提出要“足食足兵”，孔门有若（公元前 518～？）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他是法家富国理论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又是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因此，富国必须“重本”。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强国”就须“弱民”，即采取刑赏的手段，使生产者把除了生活和再生产所需之外的生产品，上交国君，私人不得保有多量财富。《管子》的富国思想，在“重本”一点上和商鞅、韩非相同，但对“末”有不同理解，认为要限制的只是“刻镂”、“文章”的工事。它把商、工与农、士同列为四民，四民同列，重点是在分工。此外，《管子》主张富国必须富民，认为“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以后，荀况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各家的富国思想，著有《富国》专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富国理论。他“重本”，但也肯定工商各业在社会经济中起作用，只是说对商贾的数量要有所限制；并明确提出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主张“上下俱富”。富国之策，受到汉以后历代思想家的重视。到宋代，李觏著有《富国策》十篇。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赋税思想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主要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管仲相齐时，提出“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征收制度，即按土地好坏差别征以不同的税额，体现了使纳税者负担公平的原则。儒家在赋税问题上主张“薄税敛”，即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但荀况不是象孔丘、孟轲那样主张恢复“藉田以力”的“公田”制来达到这个目的，而是追随管仲的思想，认为“相地而衰征”是“王者之法”，因而主张“等赋”，即按田地优劣制定赋税的等差。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公元前就有了朴素的级差地租观点。

平价思想

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这方面的论述。如《周礼》一书很注意对市场、物价进行管理的问题，提到当时官职中有司市、贾师掌握“平市”、“均市”、“成价”、“恒价”等事。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管子》的《轻重》篇，则从货币流通量影响物价的角度，提出国家可利用收缩或投放货币的政策来平抑物价和积蓄重要物资，同时也可用来作为打击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活动的手段。汉武帝时，桑弘羊实行的平准、均输政策，主要目的也在于平抑谷价。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

奢俭思想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先秦儒家，把“礼”作为区别奢俭的标准，反对各个等级的人有超礼制标准的消费，超过即被指责为奢，其目的是维护消费方面的等级制。墨家和道家也都主张黜奢崇俭，只是区别奢俭的标准不同于儒家。墨家主张不分等级，以维持生命健康需要为消费标准；道家则以原始时代简陋的生活条件作为理想。秦汉以后，黜奢崇俭成为对待消费问题的封建正统教条。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木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对这一思想，北宋范仲淹（989～ 1052）和明代陆楫都有所阐发。陆楫明确反对禁奢，认为扩大消费是增加贫民生计的重要途径；俭只能使一人一家免于贫，而奢则能“均天下而富之”。这种学说是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的反映。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方面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相应地出现和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19世纪中叶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

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提供了条件，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但是重商主义的研究只限于流通过程，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

古典经济学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这时，封建制度还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W.配第和法国的P.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F.魁奈和A.-R.-J.杜尔哥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租地农场主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重农学派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A.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他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并指出利润和地租都是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扣除。但由于斯密受到资产阶级立场和方法的局限，他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制度，认为通过人类的利己之心和“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并且在价值论和分配论上表现出许多矛盾和混乱的观点。因此，在他的理论中既有科学的见解，也有庸俗的成份。

D.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建立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继承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并作出了重大发展。他坚持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批评了斯密在价值论上的二元观点。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李嘉图的理论反映了英国产业革命时期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李嘉图理论体系的根本缺陷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斯密一样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自然的制度，从而造成了理论上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他不能解决怎样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资本和劳动相交换以及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等问题。但总的说来，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没落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已经出现，但还处于潜伏状态，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最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

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初发展到顶峰的同时，也开始着它的庸俗化过程。这反映了西欧产业革命初期阶级矛盾的特点。法国的J.-B.萨伊和英国的T.R.马尔萨斯是把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创始者。萨伊阉割劳动价值论，发展了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交换价值的庸俗观点；他还从效用价值论出发，转到生产费用论，进而建立“三位一体公式”的分配论。他还提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市场法则，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存在供求脱节和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马尔萨斯在将斯密学说庸俗化的同时，同李嘉图进行激烈论争，他抓住李嘉图在价值论上无法解决的难题进行抨击，并力图否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关于利润来源的学说。J.密尔和J.R.麦克库洛赫则以斯密和李嘉图的信徒面目出现，采用注释和通俗化的形式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

1830年后，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占据了完全统治的地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幕后走上前台。从此，古典经济学日益被庸俗化。在19世纪中叶，庸俗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在英国有N.W.西尼尔（1790～1864）和J.S.密尔;在法国有F.巴师夏等。他们仍然自称是斯密、李嘉图的继承者，但实际已抛弃注释、曲解的手法而进一步采取补充、折衷的形式，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根本性的修正。J.S.密尔虽然受到社会思潮的一定影响，但他的理论体系却是19世纪上半叶各派庸俗经济学的大调和大综合。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一书，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几十年间西方最流行、最有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他的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宣告古典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时代的终结。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加剧。工人运动的高涨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传播，给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极大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经济学抛弃古典经济学的外衣或以古典经济学批判者的姿态，建立新的庸俗学派了。

历史学派

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F.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W.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随着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G.von施穆勒、A.瓦格纳（1835～1917）、L.布伦塔诺（1844～1931）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

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或称奥地利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国的C.门格尔、F.von维塞尔和E.von柏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L.瓦尔拉斯和V.帕累托。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J.B.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个学派的主旨是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

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J.S.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他用渐进的观点分析经济现象；用力学的均衡概念和数学的增量概念分析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及其价格的决定；用主观心理动机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在静态、局部均衡分析的框框内引进时间因素等。他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这个理论体系的实质是在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抹煞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及其他许多矛盾。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

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T.凡勃伦、J.R.康蒙斯、W.C.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K.维克塞尔（1851～1926）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

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J.M.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通论》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按照他的说法，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凯恩斯《通论》的总量分析，被认为是一种“短期的比较静态分析”。凯恩斯的追随者为了使《通论》进一步完善，力图使它“长期化”、“动态化”，提出了各种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探求使资本主义得以稳定增长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凯恩斯主义者内部主要由于对待新古典经济学的态度有差异而分解为两个分支：一是以美国P.萨缪尔森、J.托宾（1918～　）、R.M.索洛（1924～　）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一是以英国J.罗宾逊和P.斯拉法等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前者力图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调和、结合起来；后者则强调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对立，力图彻底否定后者。从50～70年代，两派曾就资本理论、增长理论、分配理论进行过长期激烈的论战，罗宾逊指责新古典综合派的关于到达充分就业后政府的职责只需把收入中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论点，是回到“储蓄支配投资”的旧理论，用旧的均衡概念取代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她还指责新古典综合派的关于实现充分就业后，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如均衡价格论、边际生产力论等将再度适用的观点是背离凯恩斯学说的。在新剑桥学派批判新古典经济理论方面，斯拉法在1960年发表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的理论体系起了重要作用。斯拉法沿着李嘉图的理论线索，提出了商品相对价格与利润率同时决定生产价格的理论，排除需求对生产价格决定的作用，否定资本是生产要素。斯拉法体系被认为不仅解决了李嘉图在价值问题上遇到的难题，而且是对新古典理论和边际主义的有力批判，从而激起了返回李嘉图传统的思潮。

新经济自由主义

这里指的是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经济自由主义的各色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美国芝加哥学派是承继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这个流派的当代代表M.弗里德曼在50～60年代倡导货币主义，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水平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决定性原因，认为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自动调节经济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在一个可以忍受的失业水平下稳定发展；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减少而是加强了经济的不稳定。他提出把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货币主义的实质在于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以失业为代价，恢复和加强经济自由主义。

目前在美国受到注目的合理预期学派，实际上是货币主义的一个分支。所谓合理预期只是一种假说，它认为各个经济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总是准确无误地符合将来实际发生的情况的；认为在充分掌握信息的条件下，政府预定的政策效果会被合理预期所形成的对策所抵消，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政策都将归于无效。合理预期论实质上是一种极端货币主义观点。

供给学派是产生于70年代末、活跃于80年代初期的另一个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它也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滞胀困境的背景下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的一个流派。它的理论基础是复活萨伊定律：“供给能创造自己的需求”，强调生产的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及其有效利用。为此，主张实行减税，减少政府的社会开支和对经济的法律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刺激储蓄与投资，促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

在联邦德国盛行的弗赖堡学派是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派，它导源于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是最保守的新经济自由主义。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

新制度学派

这是由凡勃伦为代表的美国制度学派演变而来的一个学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如J.K.加尔布雷思（1908～　）既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和一切经济自由主义，也反对凯恩斯主义。他们还反对回避“价值判断”的数量分析，主张结构分析。在政策主张上则强调社会经济的结构改革。

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矛盾的加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所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又各有侧重地研究不同的经济领域。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彼此有争论，而且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经济学科”。

19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占了统治地位。1825年爆发了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30～4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发动争取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举行起义，表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创立，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和战斗的过程。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好几部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的经济著作。这些著作已经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它们奠基于正在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实质，揭示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并开始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有力地论证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性，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欧洲1848年革命以后，马克思主要从事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撰写了许多经济学文章。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经恩格斯花费巨大精力整理，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主要著作。19世纪6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工人运动中，结合革命实践，撰写了许多重要经济著作，批判了各种错误观点。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批判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改良主义观点，论述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能得到满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F.拉萨尔的错误，论证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系统地阐述了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了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绝对不能剥夺农民，要把农民引上合作社道路。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还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股份公司和垄断等新的经济现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奠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价值不是物，而是被物的外壳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他指出商品的内在价值必然在商品交换的发展中转化为货币。货币表明商品生产者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和普遍化。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货币就转化为资本。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所决定，即等于工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加上教育训练费用所决定的。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力的使用，它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创造出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马克思发现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这就彻底解决了古典经济学家无法解决的剩余价值与价值规律相矛盾的问题，科学地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源泉。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家增加剩余价值的两种基本方法：延长工作日和加强劳动强度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已经经历过三个基本历史阶段，即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进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劳动和资本矛盾的不断加深，一边是劳动者的贫困化，一边是资本的积聚和集中。随着资本集中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尖锐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将被剥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后，又分析了资本主义流通过程。在流通中，每一单个资本的运动表现为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各个资本的循环互相交错、互为前提，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决不是各单个资本的简单的总和。为了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并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构成。要使两大部类的产品在交换中实现其全部价值，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但资本主义生产是在无政府状态中进行的，而它的不断扩大和广大群众的消费相对落后的矛盾，又必然使这种比例周期性地遭到破坏，从而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在从单个资本到社会总资本的分析中，马克思已经在量上提出了个量分析和总量分析。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农业资本），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马克思首先阐明的是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由此进而阐明商业利润和银行利润，即利息，还进一步分析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也追溯到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他们论述了劳动在人类产生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研究了原始社会的特点，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起源，以及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封建制生产方式。他们还考察过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指出它的特点是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紧密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分析，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他们论证了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必然性。公有的生产资料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手段。公有制的生产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料，是属于社会的；一部分用作生活资料，在劳动者中间按劳分配。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消灭了旧的社会分工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劳动成为生活第一需要之后，社会才会发展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亲身经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经济实践，没有预见到在这一阶段的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存在着商品经济。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已涉及日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经济学科。《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开拓了经济学史这门学科。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是新型的经济史这一学科的极其重要的著作。

列宁的经济学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垄断阶段，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这时，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地步。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11月7日，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Β.И.列宁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开始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在帝国主义开始形成和社会主义出现的历史时期，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

列宁早期的经济学著作，主要围绕俄国革命的实际，阐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土地问题。他发展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地租理论，有分析地批判了土地收益递减率和小农经济稳固论，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土地国有化理论，拟定了土地纲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对帝国主义作了深入的研究。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指出了帝国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并且依据当时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激化，阐述了在垄断基础上产生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而帝国主义时期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根据对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情况的分析，列宁发现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并得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同时胜利，而将首先在一国或者几国获得胜利的重要结论。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伟大的创举》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等著作中，分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中，经济上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其中基本的成份是社会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经过1918～1921年的国内战争，列宁就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不同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模式。列宁在《论粮食税》等著作中，提出用粮食税代替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实行的余粮收集制，提出要允许自由贸易，允许农民用农产品交换工业品。他认为商业是历史链条的中心，是必须牢牢抓住的环节。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要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还设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允许国家资本主义（采取租让制等形式）的存在。在《论统一的经济计划》等著作中，列宁多次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对巩固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列宁十分重视经济计划、按劳分配、经济核算、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和各种专家的作用。在《论合作制》中他还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合作社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与列宁所处的时期大致相同，欧洲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学方面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斯大林的经济思想

列宁逝世以后，И.Β.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建设社会主义，完成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领导了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领导苏联的经济建设事业中，斯大林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在20年代和30年代，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中，多次论述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掌握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只要建立起牢固的工农联盟，就完全可以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并指出要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区分开来。斯大林强调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必须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长期建立在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和分散的农民小商品经济两个不同的基础上。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须实行农业集体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斯大林很重视按劳分配和反对平均主义，重视社会主义竞赛，提出了生产经营管理的社会主义合理化问题。他重视知识分子和干部的作用。在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绝对闭关自守，就是愚蠢之至。

但是，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不得已的退却，在20年代末放弃了这一政策，中断了这一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重要问题。他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论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强调了不能把计划工作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混为一谈。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两种公有制，因而必须保存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但他认为，只有消费资料是商品，而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他只承认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有调节作用，不承认它在生产领域也有调节作用。

苏联经济学家的重要经济思想

除了斯大林外，苏联的经济学家在不同的时期也提出过一些有益的能启发人们思考的观点，但也提出过一些错误观点。

20世纪20年代是斯大林逝世以前苏联经济思想相对活跃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苏联经济学界展开了一系列经济理论和经济实际问题的论战。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上，一方面有多数经济学家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也有少数经济学家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政治经济学。1929年发表的列宁对Н.И.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的评论，纠正了否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观点，促进了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在20年代，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苏联经济学家，在几次重大经济问题的论战中，都牵涉到许多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有益的或令人深思的经济观点。例如，在农民比重很大的落后国家如何积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这一问题上，“左”倾经济思想的主要代表Ε.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认为需要把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的剩余产品、甚至一部分必要产品收归公有，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始积累。布哈林批评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反对以剥夺农民的办法积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并且提出通过计划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发展。布哈林还强调发展农民经济的重要性，主张在自愿的原则上，先从流通领域，然后在生产领域通过合作社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反对搞强迫集体化；并且主张通过市场竞争以经济手段排挤以至最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20年代的论战还牵涉到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制定经济计划的问题，有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成果。他们运用数学模型制订棋盘式国民经济平衡表，把年初和年末的物质财富存量与以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为形式的分配过程联结起来，这是投入产出法的前驱。

30年代初，Н.Α.沃兹涅先斯基提出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认为社会主义具有自己的经济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他又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是经过改造了的，国家计划具有经济发展规律的力量。从20年代的下半期到50年代，由κ.Β.奥斯特罗维佳诺夫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反映了当时在苏联经济学界占优势的经济观点。

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苏联经济学界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阔，某些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比以往更为深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探讨。60年代初、中期，苏联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曾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过大讨论，并有所突破：既承认消费品是商品，也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承认价值规律既在流通领域，也在生产领域发生调节作用；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不仅是由于存在两种所有制，而且是因为各经济单位存在着各自的经济利益，在进行交换时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少数学者还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经济的观点，但大多数学者只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特种商品生产”，即是它的“计划性”。值得注意的是量的分析越来越受到重视。Л.Β.坎托罗维奇（1912～　）在30年代末对线性规划作出的贡献长期受到冷遇，50年代后半期逐渐被部分经济学家所肯定。Β.С.涅姆钦诺夫大力倡导在经济研究和计划工作中应用统计和数学方法，并且在运用线性规划和建立经济模型方面都提供了有益的成果。

从20年代开始直到60年代前半期，苏联经济学家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作出贡献的首推Ε.С.瓦尔加。瓦尔加及其合作者不但分析了2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而且比较准确地预测到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还对这次紧接危机的特种萧条，作了有意义的分析。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新现象，瓦尔加也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观点。

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苏联理论界又活跃起来，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大胆探索，出现了新的突破：

（1）对苏联当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提法逐渐接近苏联社会实际。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Н.С.赫鲁晓夫（1894～1971）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1967年Л.И.勃列日涅夫（1906～1982）则称“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今后的任务是向共产主义过渡。1982～1984年Ю.Β.安德罗波夫（1914～1984）则认为苏联目前只是“处于发达社会主义漫长的历史阶段的起点”。而Μ.С.戈尔巴乔夫（1931～）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则强调目前的任务是“有计划地和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善发达社会主义。

（2）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提法有变化。几十年来，苏联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并“自动得到保证的”。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批判了这个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生产关系应当经常加以完善”。

（3）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有了新的认识。苏共二十七大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具有丰富的内容”，它包含着“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利用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问题上的一整套多方面的关系和一整套经济利益”。这就突破了过去长期以来把所有制主要视为生产资料归属关系的教条，而突出了经济利益关系。还提出，要以“新的眼光”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实现这种所有制的经济形式”。认为国有制不是无需再调整的高级形式，而是要进行“经常调整”；集体所有制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反对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原则并不矛盾”，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派生形式。

（4）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方面虽无大的进展，但已承认“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固有的”，“是有机地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

东欧及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思想

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东欧建立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由于苏联是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而这些国家邻近苏联，其中有的国家又曾是借助苏联的军事力量获得解放的。因此，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前期，东欧许多国家都接受了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模式，在苏联的特殊资源环境和特定历史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带来了许多弊端。对于资源环境和历史条件都与苏联不同的东欧国家，则更难说是适合的。首先是南斯拉夫在1949年开始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后，东欧的其他国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和不同见解的经济学说。

南斯拉夫最早脱离苏联经济模式和理论的支配，提出了工人自治的理论。E.卡德尔强调国家职能逐步社会化，认为应当由工人管理社会财产，用社会所有制代替国家所有制，实行自治经济。在南斯拉夫经济学界中，主张实行社会计划时要更加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劳动组织的社会所有制必须取代国家所有制，是经济思想的主流。但即使在主流经济思想中，也存在分歧。如Β.霍尔瓦特（1928～　）就激进地主张经济的非国家主义化。他认为，计划和市场是配套的，计划有效，市场才能很好地起作用，另一方面，市场也是实现经济平衡的一种机制。

波兰在1956年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波兰的经济学界，也较早地出现了不同于在苏联流行的经济学说。O.兰格早在30年代就提出过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进行合理经济计算，1956年后继续写出一系列论著，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应如何利用市场，以便中央计划能够建立在成本和效益的正确核算和正确的价格体系的基础上。另一个在30年代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已作出独特分析的M.卡莱茨基（1899～1970），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并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确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他重视控制投资并反对高积累。50～60年代在波兰的W.布鲁斯（1921～　）较诸兰格和卡莱茨基，更多地考虑了分权和利用市场。他研究了计划经济中中央、企业、个人三层决策的关系并据此划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含有市场机制的运行模式。

匈牙利在1956年以后，逐步进行经济改革，并且容许提出不同的经济改革方案和经济观点。1968年开始实行涅尔什R.提出的新经济体制，比较以往更为重视市场机制，实行分散的计划，并强调经营管理。但是，在推行新经济体制过程中也有曲折，在经济理论方面则出现一些不同的见解，其中，科尔瑙伊J.（1928～　）以研究“短缺”为特色的经济学说颇引人注目。科尔瑙伊以分析经济现实中存在的短缺现象为基础，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实现了充分就业，但普遍存在与国家对企业的软预算制约相联系的扩张冲动和“投资饥饿症”。

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范围内，也有过经济改革，并且也有各自不同的和本国政治经济情况相适应的理论观点。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T.日夫科夫（1911～　）在80年代初提出“国家是所有者，劳动集体是经营者”这一使所有权同经营权分离的论断。

在亚洲，除中国以外，40年代后期以来，还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学界，也有各自的经济观点。

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学方面，既有各自不同特色的理论观点，又都或多或少地建立了新的经济科学分支，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

近代和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1889年第二国际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在整个西欧主要是由相继成立的各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宣传和解释。但是，第二国际只是各国社会主义集团的松散联盟，除了在批判E.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时形成某些一致的观点以外，实际上容纳着许多不同的理论观点。在经济学方面，R.卢森堡、K.考茨基、R.希法亭等，在批判修正主义和分析帝国主义经济时，都提出过一些有益的理论。卢森堡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实际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控制不发达国家和实行军国主义政策的反动性。考茨基曾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为马克思的一部分遗稿做了整理工作。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得到列宁的好评，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由于他们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因而在他们的理论中也包含了一些错误的论点。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分裂，第三国际取代了第二国际。属于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当时都是以苏联的理论作为指针。其他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成员，虽然仍自称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从国际组织说，则更加松散，一再更易名称或分或合。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一方面，从属于第三国际的理论，呈现出同源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不属于第三国际而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则因观点不同而出现混杂纷纭的局面。

第三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解散后，以斯大林的思想为中心的苏联的经济学说，在各国共产党中仍占优势。1956年是一个转折点。意大利共产党认为苏联的模式已经没有约束力，提出了“结构改革论”和“多中心”的观点。其他各国共产党中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不同的理论观点，甚至发生组织上的分裂，因此，也出现了理论观点混杂纷纭的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50年代以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呈现出以下一些复杂的特点：

（1）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依据本国的国情，提出自具特点的经济学说。在50年代，P.陶里亚蒂（1893～1964）已经在西欧开其端，60年代末兴起的“欧洲共产主义”，强调的是西欧的特点，但内部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越来越重视结合本国的实际，力求提出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观点和革命道路。

（2）既存在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以促进工人运动的倾向，又存在脱离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而偏重理论研究的学院性的倾向。前一种倾向，从50年代后期以来，在各国共产党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是进步的倾向。后一种倾向则从一些大学教授或理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的著作中表现出来。这些著作中包含一些有价值的成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有贡献的，但其中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但是，学院性的研究仍然有社会影响，特别是对西方社会的激进青年具有强烈影响。

（3）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有一部分人着重研究30年代以来新发现和发表的马克思的许多手稿。新发现的手稿的出版，自然引起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加上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促成一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把这种研究和解释新的政治经济现象相结合。在这种结合现实的研究过程中，有一些经济学家把“异化”等概念引入经济理论，或则认为可以补充“剥削”这一概念，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异化”概念优于并且可以替代“剥削”概念。这些研究者大都强调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认为“民主的或人道的社会主义”是最符合理想的社会主义。

（4）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有一部分人，着重把当代西方的一些经济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这些经济学家中，有的着重把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当代西方经济分析方法相对比来阐发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如英国的M.H.多布（1900～1976）、B.罗桑;有的着重用当代西方经济分析来补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甚至提出自己认为更为切合经济现实的新概念，如美国的P.A.巴兰（1910～1964）、P.M.斯威齐（1910～　）；有的则着重用西方经济分析方法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进行论战，如联邦德国的E.沃夫斯泰特利用系统论和其他数学方法来批判从奥地利学派到萨缪尔森对劳动价值论的攻击。这一类型的经济学家难免提出错误的观点，但都自认为是相信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5）西方的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反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这些人中，有主张完全回复到马克思的学说的，如英国的L.哈里斯、原在联邦德国的B.法恩等；有按照自己的观点改造马克思的体系的，如日本的宇野弘藏（1897～1977），他在日本的影响相当大，以至形成了所谓“宇野学派”；有与不同的哲学观点相结合而重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体系的，如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发端于法国并流行于西欧、北美、日本及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科学倾向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有经济理论的论述。

此外，第三世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能结合国情提出自己的独立的观点，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受到其他国家的不同派别的影响。因此，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也呈现出混杂纷纭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开放的而非自我封闭的科学理论，它必须面向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现实作出新的分析和论证，它也必须面向当代各种不同的经济学说的成果作出批判、否定或吸取的抉择，因而在它的发展的某些阶段中必然出现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状况，从而必然出现彼此争辩、互相补充的状况，而这些不同的观点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筛选出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论点。这是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发展过程必经的正常状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也应当经历这样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停滞和僵化，从而恒久地保持具有生命力的更新和发展。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在中国传播。例如，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从 1905 年起曾陆续刊登一些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文章。1906年出版的《民报》第二号刊载了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并提到了《资本论》。不过，在这一时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的人，还是一些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了解和介绍是非常肤浅的，还谈不到自觉地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和观察中国发展前途的思想武器。但是，应当看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是李大钊（1889～1927）。他在1917年冬把“五四”运动中的左翼分子集合起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秘密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8年他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萨维克的胜利》两文，明确地论证了中国只有沿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他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首先宣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余工余值说），并且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革命的高涨，“完全是受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革命知识分子通过各种组织和形式，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0年，周恩来（1898～1976）因爱国被捕，在天津狱中开办讲演会，系统地讲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以及“资产集中说”等专题。1920年8～9月，与国内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同时，蔡和森（1895～1931）在法国两次给毛泽东写信，主张创建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并且提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李大钊、周恩来和蔡和森等人的努力，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1～1949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民主革命中

的运用和发展

从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除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重要经济著作外，还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加以运用和发展。这种运用和发展集中地表现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步认识了旧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及其发展规律。

明确认识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是决定中国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重大问题。1925～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是和革命阵营中对这个重大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相关联的。1928年6～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确认中国革命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并批判了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革命的错误论断。中国的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具体分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有意义的经济科学成果。由此引起了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和派系的人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并宣传各自的论点，展开了1929～1933年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1934～1935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在30年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代表作《资本论》和恩格斯、列宁的最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都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促进了中国经济科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对于论战的深入和以后抗日战争时期这方面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都起了巨大作用。这些论战和以后研究的有益成果，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概括这些成果后作出结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7页）。

20世纪以来，帝国主义世界的矛盾尖锐化，驱使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这时，一部分封建军阀和官僚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逐步形成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在规模上和力量上达到空前程度。这是中国的大资本，它与国家政权相结合，逐步垄断了全国经济命脉，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分为两部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40年代，官僚资本主义问题引起了中国进步的经济学家的注意。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它进行了剖析和探讨。在这种探讨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947年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揭露了旧中国的官僚资本的实质，指出“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9页）。毛泽东依据这种分析，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毛泽东还进一步对实行上述纲领以后的经济形态作了以下的概括：“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3页）。

毛泽东和中国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所作的理论分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对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和演变的学说，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因为这种分析说明：在不同地区或国家，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不会呈现出单一的、彼此相同的状态，在不同地区或国家的具体的内部经济根源和外部经济条件下，会呈现出多样的、互有差异的状态。由此也就决定了革命会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

1949～1976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中的运用和发展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国家面临的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和中国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刘少奇（1898～1969）、朱德（1886～1976）、陈云、邓小平等，明确地提出这一任务，把变革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并且区分了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指出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但都采取一系列逐步前进的过渡形式，以发挥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在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中的相互促进作用。建国初期，为了把建设和改造相结合，国家从整个社会经济着眼，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这主要是指：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稳定市场物价，确立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在流通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并在农业方面逐步实行粮食、棉花和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以切断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的经济联系。在这样的条件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了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过渡形式。资本主义工商业由于对日益壮大的国营经济的依赖性愈来愈大，不能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966年取消“定息”，公私合营企业便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这就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设想过但未能实现的和平赎买，第一次在中国变成了现实。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和典型示范以及国家财政援助等措施外，也采用一系列逐步前进的形式：首先是推行只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进而发展成为以土地入股分红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进一步发展成为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逐步前进的方法，促使农民在切身体验中逐渐提高加入合作经济的积极性。对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由手工业小组到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进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过渡形式。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在前期，总的说来，是成功的，它避免了生产关系大变动时生产大幅度下降的现象，对于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渐出现了一些缺陷，主要表现是急于求成，改变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越来越简单划一，以致遗留了一些不利于日后发展生产力的隐患和问题。农业合作化方面，在1955年夏错误地用“小脚女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以后，损失更为突出。然而，在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了如此重大、如此艰巨、如此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革，确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存在某些缺点和错误，更重要的是取得了许多开拓性的有益成果。这些成果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1956年中国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时，毛泽东和中国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观点。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两种基本社会矛盾。毛泽东等还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各种矛盾，提出了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等一系列理论原则。他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起来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周恩来强调经济工作中必须实事求是，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提，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保持国民经济比较平衡的发展。刘少奇特别重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各种过渡形式。他和邓小平、陈云都针对中国的发展水平和人口众多的特点，较早提出了节制生育。他还认为生产资料也可以作为商品流通。朱德强调发展手工业合作社的必要性，并且较早反对“大锅饭”的平均主义。陈云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必须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强调国民经济应当进行按比例地综合平衡。这些论点和原则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发展。

但是，这些正确的理论观点和原则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1956年以后，错误的经济思想逐渐占居主导地位，以致在1958年出现了违反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大跃进”，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经济比例关系；继而又出现了搅乱农村生产关系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业生产遭受巨大的损失。与错误的经济实践相呼应，出现了错误的经济理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完全脱离实际地宣扬“一大二公”；在分配和交换领域，否定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宣扬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在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上，片面地宣扬高速度而否定平衡的比例关系；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上，片面地宣扬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作用而贬低甚至否定发展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否定经济效果的重要意义，反对算“经济帐”，等等。这些错误的论点，必然会遭到一部分中国经济学家的反对。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经济学界出现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论。争论的问题集中在：是肯定还是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是只重视经济发展速度而忽视必要的比例平衡关系，还是必须兼顾二者?是重视还是忽视甚至否定发展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重视还是忽视经济效果?等等。当时，“左”的错误的经济思想仍然占居优势，理论问题的争论并未获得健康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都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受到粗暴的批判。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但造成思想上、理论上的极大混乱，并且使国民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1977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得中国经济学界能够逐步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人们很自然地要求探讨一度在社会上形成认识混乱的重大理论问题，如当代中国社会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哪一阶段？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中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怎样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怎样看待经济发展速度和保持比例平衡之间的关系？等等。在理论问题的讨论中，不仅突破了长期居于优势的“左”的思想的束缚，而且开始进一步探讨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如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应有多种形式？社会主义的计划是否应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政权机构和作为全民所有制财产的所有者这两种职能应当如何分开？等等。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正确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纠正“左”倾思想，起了关键性作用。在这次会议上及以后的九年中，邓小平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他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着重阐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问题。陈云强调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经济。他还认为，经济工作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利润概念是不行的。他长期重视关于计划指导和市场调节的研究，认为搞活经济既要计划指导，也要市场调节，计划的范围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经常调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路线，推动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学界，勇于面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探讨多方面的新的经济理论问题和建立新的经济学科。在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首先以农村为重点逐步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学界作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贡献，它们集中地体现在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7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中。这两个对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以及经济学界紧密结合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探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个时期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认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它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对中国这种最基本的国情的认识，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也为经济学领域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

（2）重新确立了衡量经济、社会进步的生产力标准，确认生产力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这就明确了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探讨经济理论的基本立足点。

（3）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同时，对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也形成了新的观念，从过去只承认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主要标志发展为强调指导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的新的计划概念；从过去只承认单一的消费品市场发展到确认把生产资料及资金、劳务、技术等生产要素也包括在内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这样，就为深入地探讨实行计划经济和运用市场机制之间的有机结合，开拓了新的视界。因此，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研究，已经不再限于研究垂直联系的计划机制，而是明确地加强了对于横向经济联系和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研究，并树立了价格、利率、租税、汇率等作为经济调节杠杆的新观念。这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充分而有效益地利用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4）在国家经济职能方面，确认国家作为政权机构的职能和作为全民所有制财产所有者的职能应当分开，从而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营权应交给企业，政府则按照法规、政策为企业服务并进行监督。

（5）在所有制理论方面，突破了单一公有化特别是单一国有化的观念，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存在，可以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和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研究，也已经不再局限于简单地归结为全民（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当前，从纵深的发展看，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能否包含不同决策层次和不同经营类型的具体形式，正在进行探索和实践，并已取得了进展（如承包、租赁经营的试验和推广等）。从横向的联系看，已进入探索各地区、各部门、不同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私人集资能否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形成紧密程度不同的经济联合体（如企业相互参股等）。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理论也得到了发展。对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农村合作经济的新形式正在继续探索进一步完善的途径。合作经济的研究，不象以往那样局限于农业、副业，已经扩展到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多种行业；也不象以往那样局限于生产，已经扩展到消费、流通、信贷等各个领域。

（6）在价格理论上，改变了过去把价格仅看作计算工具和再分配工具的传统观念，承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仍然具有调节经济、配置资源的职能；改变把稳定物价看成物价固定不变的传统观念，确立了把物价基本稳定与灵活调整结合起来的新观念；改变了单一国家定价、国家调价的观念，确立了逐步扩大市场价格作用范围的观念。

（7）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以及个人收入分配的研究，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不能理解为平均主义或同步富裕。只有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劳动者的富裕速度和富裕程度有所差别，而又注意劳动报酬的差距不过分悬殊，从而确立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富裕，才能逐步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8）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条件下，探索了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优势的同时，如何以不同形式利用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包括利用国外的资本主义经济来发展本国社会生产力。这方面的探索，不但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的研究，而且开拓了超越出传统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来利用多种经济形式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的研究领域。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经历多年的经验教训，深切地认识到: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突破并舍弃某些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旧观念，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因此，必须摒弃自我封闭的态度，力求汲取当代文明中有益的成果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包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

当前，中国正在继续探索一条从中国国情出发，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正在循着这条道路研究新现象和新问题，力求取得新的理论成果并建立实践所需要的新的学科。一些重要课题，如：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促使微观经济有活力而又保持宏观经济能获得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怎样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来引导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怎样做到既提高经济效率以加速发展生产力，而又不损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平等原则；怎样促使各种经济杠杆互相配套，形成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体系；怎样更切合经济实践发展的需要，把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结合起来等等，以及与上述宏观课题密切有关的其他重大课题，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于高级阶段的质的特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结合方式；实现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各种形式的比较研究；所有制关系的改革与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关系；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的关系；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的环境问题；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克服平均主义与消除不合理差距问题，等等，都已引起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更多的新的经济学科分支也在逐步建立。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必定会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