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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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为依据,对现役和预备役官兵进行军事理论教育和实践训练。

军事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军原则和战略方针,通过有组织的教育和教学,引导受教育者掌握现代战争基本知识,熟练地掌握武器装备与军事技能,培养严格的纪律、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作风。军事教育的内容包括:军事训练的形成与发展;军事训练在军队作战、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军事训练的目的与方针、内容与方法、组织实施与制度;军事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军队院校的领导和教学管理等。这些内容同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军事历史学、军事经济学和军事技术学等分支学科有紧密联系,也与心理学信息论、控制论等学科有密切关系。

军事教育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随着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战争形式与作战规模的变化,军队体制与编制的演变,以及通过教育训练的反复实践与认识,军事教育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专门研究领域。

从原始氏族公社产生自治的武装组织起,就出现了最初的军事教育萌芽。进入奴隶制阶级社会后,人类最早的有组织的军事训练,从“谋用是作”的战争和“兵由此起”的军队中诞生。中国的《孙子》一书中所论述的制胜条件,就涉及到: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方面。在《六韬》中,对于训练士卒、教习战法和选拔“武车士”、“武骑士”,作了理论上的专门阐述。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有关于孙武严格训练士兵的生动记载。此外,其他一些古籍,如《周礼·大司马》中的“中春教振旅”(全面整训),“中夏教茇舍”(习夜战),“中秋教治兵”(习攻伐),“中冬教大阅”(校阅军队),反映了当时一年四季练兵的情况。

中国秦、汉、唐各代,是封建君主集权制的鼎盛时期,也是对军事教育相当重视的时期,《诸葛亮心书》(三国诸葛亮著)和《李卫公问对》(唐初李靖著)就有不少关于军事教育的精辟见解。但是,手工业的生产力,只能为官兵的技术训练提供刀枪剑戟等十八般兵器,战术训练仍然是旌旗金鼓所指挥的战阵操演,发展相当缓慢。直到火器被运用于战争,作战方法发生巨大变革后,才使军事教育迅速进步。明朝的戚继光(1528~1587),曾在中国军事教育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写出了中国古代最为完整的军事教育专著《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他要求军队严格贯彻“艺与法令并行不悖”的方针,禁止花枪、花刀、花棍、花叉等徒有虚名而不合实战需要的作法;提出练兵应该以“边场”为基地,每年都要有“桴鼓”的战备行动,以便兵士在“实境”中学会作战方法。他运用正确的训练指导思想和严明的军纪,培养出了一支所向披靡的戚家军。

近代军事教育始于最先进行产业革命的欧洲。17~19世纪, 英、法、德、 俄等国,相继发生了社会变革,引起了军事教育上的突变。 法国拿破仑一世、 普鲁士K.von克劳塞维茨、 俄国彼得一世、俄国А.Б.苏沃洛夫在指挥庞大军队集团作战和训练实践中,总结了有关正规军队训练方法和战斗行动的实践,并在一些条令、教令里得到反映,成为资产阶级军事教育的准绳。

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的问世,为研究和揭示无产阶级军事教育的本质及其规律,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中国近百年来的军事教育,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缓慢发展的。林则徐(1785~1850)按照“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要求,训练军队。20世纪初,中国曾先后建立过不少武备学堂,讲武堂和少量新军,在武装力量的近代化训练上作了一些努力。孙中山在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下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以俄为师,对中国军队进行近代化的正规训练,这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1927年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揭开了工人阶级军事教育的新篇章。

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的中国工农红军建军纲领,是人民军队军事教育的指导原则。它规定人民军队要遵循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确立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着眼于提高全体指战员为民族、为阶级而战的政治觉悟,彻底划清与雇佣军队的界限,这是人民军队军事教育的根本目的。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许多著名的军事论著,是军事教育的基本教材。《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十条教授法,则是军事教育的重要方法。1938年,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规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在八路军新四军中贯彻实施后,出现了战教一致、教养一致、学用一致的蓬勃发展局面;按照“从战争学习战争”的原则,利用作战间隙和结合战评所实施的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也取得了很大成效。1943年,延安留守兵团创造的“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经验,在解放战争时期继续推广。所有这些,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见彩图)

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旧址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课本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1938年)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参加劳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正规化、现代化的军事教育。根据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总方针,结合军队教育的实际,周恩来提出了从实战需要出发,从严从难的训练方针。邓小平强调了“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培养能符合建军和建设国家双重需要的合格的两用人才,这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客观要求。此外,在军事教育方面,刘伯承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军事学院,在军事教育和研究军事科学方面提出了重要的原则和方法。叶剑英在长期主管全军教育训练中,提出了训练重点、规划和改革等原则。

中国军队院校的领导、管理和教学过程,对培养大批建设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骨干人才,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军队院校的教育方针、计划、体制问题,以及以教学为中心的问题,教学协作问题,教学改革问题,师资队伍建设问题,教学保障和教学质量标准等问题的研究,正在对军队院校的建设起着促进作用。

普通高等院校和高级中学(包括相当高级中学的学校)都需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实施初步的军事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对此做了明文规定。《兵役法》指出,高等院校和高级中学的学生就学期间,必须接受基本军事训练。高等院校设军事训练机构,配备军事教员。高级中学配备军事教员,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根据国防建设的需要,对适合担任军官职务的学生,再进行短期集中训练,考核合格的,经军事机关批准,服军官预备役。《兵役法》还指出,高等院校和高级中学学生的军事训练由教育部和国防部负责。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新的武器装备不断出现和军队组织结构的改变,已对战略、战役、战术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对提高军队成员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和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这一切,将进一步加重军队是个大学校的任务,并对现代军事教育学的研究和探索,提出大量新课题。中国军事教育将继续研究解决体制与任务、平时训练与实战需要、过去经验与现代条件、科学文化与军事专业、传授与自修、求同思维与求异思维、博学与专长等一系列问题,大胆实行改革,总结新的经验,确立新的章法,开创新的局面。 (见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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