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

元代杂剧作家。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生卒年不详。

生平和创作

王实甫生平事迹资料缺乏。钟嗣成《录鬼簿》将他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周德清《中原音韵》在称赞关汉卿、郑光祖和白朴、马致远“一新制作”的同时,也称赞了《西厢记》的曲文,并说“诸公已矣,后学莫及”。由此可以推知,王实甫活动的年代可能与关汉卿等相去不远。他的主要创作活动当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

《北宫词纪》所收署名王实甫的散曲〔商调·集贤宾〕《退隐》中写道:“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可知王实甫早年曾经为官,宦途不无坎坷,晚年退隐。曲中又有“且喜的身登中寿”,“百年期六分甘到手”,可以推断他至少活到60岁。这首散曲又见于《雍熙乐府》,未署名。因此,学术界对它的作者是谁有不同看法。

《中原音韵》曾把《西厢记》第1本第3折的曲文作为“定格”的范例标举。元末明初贾仲明的〔凌波仙〕吊曲说王实甫“作词章,风韵羡,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誉王实甫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可见,他的作品在元代和元明之际很为人所推重,《西厢记》其时已被称为杂剧之冠。

王实甫所作杂剧,名目可考者共13种。今存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和《四大王歌舞丽春堂》 3种。《韩采云丝竹芙蓉亭》和《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都有佚曲。其余仅存名目而见于《录鬼簿》著录者有《东海郡于公高门》、《孝父母明达卖子》、《曹子建七步成章》、《才子佳人多月亭》、《赵光普进梅谏》、《诗酒丽春园》、《陆绩怀橘》、《双蕖怨》、《娇红记》9种。对王实甫曲目,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或认为《娇红记》非出王手,或认为《诗酒丽春园》亦非王作,还有人认为今存《破窑记》是关汉卿的作品,但都非定论。明清时代还有王实甫作《月明和尚度柳翠》和《襄阳府调狗掉刀》的著录和传闻,均不可靠。此外,自明代开始,出现《西厢记》是王实甫作关汉卿续或关作王续等说法,也都不可信。

王实甫还有少量散曲流传:有小令1首,套曲3种(其中有一残套),散见于《中原音韵》、《雍熙乐府》、《北宫词纪》和《九宫大成》等书中。其中,小令〔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别情》较有特色,词采旖旎,情思委婉,与《西厢记》的曲词风格相近。

《西厢记》

在王实甫现存的3种杂剧中,5本21折的《西厢记》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是元代杂剧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故事流变

《西厢记》故事直接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此外,流传的西洛书生张浩与东邻女李莺莺踰墙相会,终成眷属的故事和蒲妓崔徽为裴敬中憔悴而死的传说,在题材和人物、情节上对《西厢记》也都有某种影响。

明代万历金陵乔山堂刻本《西厢记》插图

《莺莺传》写唐代贞元中书生张生与少女崔莺莺从恋爱、结合到离异的悲剧故事。作者元稹可能受到张《游仙窟》的影响,所谓“游仙”,本意写嫖妓宿娼;所谓“会真”,实质是写偷情艳遇。所以作者抱着欣赏文人风流韵事的态度,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加以肯定。但崔莺莺的悲剧形象和悲剧命运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一些文人诗作中不时提到“莺莺”和“待月西厢”事。

到了宋代,崔、张故事十分流行。秦观、毛滂的《调笑令》以一诗一词咏唱这个爱情故事,使它成为歌舞曲词。赵令畤创作了可说可唱、韵散相间的《商调蝶恋花词》。小说有《张公子遇崔莺莺》,见于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此外,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记有小说《莺莺传》。赵令畤的鼓子词和《绿窗新话》中的《张公子遇崔莺莺》,与元稹的原作不同,它们都删去了传奇小说文中张生诋莺莺为“尤物”、“妖孽”的部分,赞赏莺莺的真情,同情她的命运,并对张生的行为颇有微词。

金代章宗时人董解元曾将这个故事改编为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宫调》(又称《西厢弹词》或《弦索西厢》)。《西厢记诸宫调》有14宫调、193套组曲,它在主题思想和人物塑造上都与《莺莺传》有根本的差异。《西厢记诸宫调》摒弃了《莺莺传》的悲剧结局,以张生和莺莺双双私奔团圆作为结尾。《莺莺传》中矛盾的双方是张生和莺莺,导致莺莺悲剧命运的因素,是张生的薄倖。而《西厢记诸宫调》中的基本矛盾是争取婚姻自主的崔、张和以崔母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这就使作品具有明显的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与此相联系,《西厢记诸宫调》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崔母从一个性格软弱的老婆婆,成为封建势力的维护者,崔、张婚姻的直接障碍。张生从一个思想感情上存在矛盾的负心汉,变成一个用情专一、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多情种。而莺莺的形象则显现出鲜明的反抗性。《西厢记诸宫调》删去了莺莺所说的“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一类话,并写她和张生一同投奔了白马将军。《西厢记诸宫调》还创造了两个身世卑微的小人物──红娘和法聪,并赋予他们勇敢、机智的性格和济危解难的侠义肝胆。

虽然《西厢记诸宫调》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还存在一些缺点,但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完成了一个质的变化,从而为杂剧《西厢记》的创作奠定了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

明代弘治十一年刻本《西厢记》插图

思想内容和人物性格

《西厢记》和《西厢记诸宫调》相比,在思想内容上更趋深刻,它正面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具有更鲜明的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

首先,《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婚标准的违忤。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相契合的感情。

其次,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赴考;为了爱情,他还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到被迫进京应试,得中之后,他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嘱咐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并不看重功名,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即使张生高中的消息传来,她也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尾,但全剧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显示出王实甫思想的进步性。

与上述思想内容相联系的是《西厢记》中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具有鲜明的特征。张生的志诚、忠厚和他对莺莺的一往情深,构成了他的主要性格特点。同时,作者又写了他的呆气和脆弱。他对老夫人的机诈权变几乎毫无准备,拙于应付;他对莺莺在爱情上表现的矜持、犹豫,常常产生误解,引出矛盾。所有这些,在“赖婚”、“赖简”等喜剧场面中,都有充分的表现。正由于他的脆弱和忠厚相连,呆气又与钟情并存,所以,他的这些“缺点”反而有助于突出他的志诚、憨厚的性格特点,他和他的感情也易于赢得观众的同情和好感。

莺莺的性格深沉而内向,她的一往情深与张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从佛殿相遇到月下联吟,她已经爱上了张生,但她的生活环境和她的许多思想负担,使她不愿轻易泄露内心的秘密。崔母赖婚以后,她开始勇敢起来,但又有“赖简”的曲折,直到“佳期”以后,她才不再掩抑已经被唤起的爱情。这一切都使她在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中,表现出虽是一往情深,却又欲前又却,曲折的内心情绪。

红娘身份卑微,在崔、张婚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却至关重要。她支持崔、张恋爱婚姻,反对封建家长干预。她伶俐机敏的性格,决定了她的行动方式:对志诚、憨厚的张生是坦率的,热心地为他出谋划策;她对心细如发的小姐十分小心,仔细揣摩她的心理,要作“撮合山”,又要不露痕迹;对老夫人,她敢于抗争,有勇有谋,在“拷红 ”一场中,她的思想性格得到了最充分有力的表现。

老夫人竭力维护门阀利益和封建礼教,在她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冷酷无情、专横跋扈、背信弃义的特征。比起《莺莺传》和《西厢记诸宫调》来,《西厢记》中的老夫人是个成功的封建家长的典型形象。

火头僧人惠明的豪爽和叛逆性格也是别具特色的。他不理会佛门的斋戒、杀戒,鄙视佛门中的庸僧。在孙飞虎兵围寺院,要抢走莺莺时,他一人挺身而出,冲出重围,前去搬兵,实际上也就帮助成全了崔张婚姻。这个豪侠勇武的僧人形象,丰富了《西厢记》所描写的人物群象。

《西厢记》的思想内容所达到的高度和人物形象所取得的成就,在戏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崔莺莺夜听琴 选自明代天启吴兴闵氏刻本《西厢记》插图

《西厢记》的艺术特色

《西厢记》情节曲折,波澜迭起,悬念丛生,引人入胜。全剧接连不断的起伏跌宕,常给人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感。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线索:

(1)以老夫人为一方,莺莺、张生、红娘为另一方的矛盾。这是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势力与反对封建礼教,反对门阀观念,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的叛逆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

(2)莺莺、红娘、张生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是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的不同个性和一些猜疑、误会造成的。这两组矛盾交叉发展,互相影响,使《西厢记》常常出现强烈的戏剧效果。

《西厢记》的作者不仅善于正面刻画人物,而且长于侧面描写,使人物性格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和立体浑成的效果。例如第 3本,原是描写莺莺和张生二人的相思,却全是从红娘的角度进行侧面描写。这一本的第 1折写红娘去书斋探病,却意在描绘张生的“凄凉情绪”;第2 折写红娘回到绣房,从旁观察莺莺的“愁肠百结”;第3折写张生跳墙前来相会,是从红娘的眼里看二人的动静;第 4折写红娘书斋探望病重的张生,又一次通过红娘的眼睛描绘张生“鬓似愁潘,腰如病沈”,刻骨铭心的相思情状。这种描写方法,避免了只是靠当事人抒情描述人物的心情和事态发展的单调写法,使描写更加充分。

《西厢记》的心理描写,不仅在曲词中,而且在人物的对话、动作中,也往往有着丰富的潜台词,间接地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例如第3本第2折“闹简”一场,红娘受张生所托带回了写着情诗的简帖,红娘知道“小姐有许多假处”,所以把简帖放到妆盒上,站到一边去观察动静。莺莺开始“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猛又想起红娘还在一旁,于是变了面皮斥责红娘,意在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红娘明明知道简帖的内容却不能说破,回答道:“小姐使将我去,他着我将来,我不识字,知他写着什么。”并说要去“出首”。红娘的回答向小姐说明:自己并不知道简帖的内容,也不曾向夫人报告,但又故意说要“出首”,试探莺莺。果然,莺莺放心了,“揪住”红娘,不让她去“出首”,并打听张生的情况。之后,莺莺又要让红娘传书信,却又冠冕堂皇地说:“红娘,不看你面时,我将与老夫人看,看他有何面目见夫人。”红娘虽无回答,却有背躬:“你哄着谁哩,你把这个饿鬼弄的他七死八活,却要怎么?”这段对话有时意在言外,有时言在此而意在彼,揭示出丰富的心理内容。

《西厢记》的曲词华美,并有诗的意境。作者常常结合剧情,在景物描绘中,构成抒情意味极浓的意境。第1本第3折“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寥寥16个字,就勾画出张生等待莺莺烧夜香时静谧而落寞的环境。第4本第1折,张生等莺莺来幽会时,作者描写:“彩云何在,月明如水浸楼台。僧归禅室,鸦噪庭槐。风弄竹声则道金珮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用彩云、月光、僧人、乌鸦的动态,传达出张生焦躁不安的心情。特别是第4本第3折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用人们在秋天常见的景物,构成萧瑟而凄冷的氛围,与主人公的离愁别绪相互融合,创造了浓郁的抒情气氛,历来被称道为“神来之笔”。

《西厢记》的影响及其版本

《西厢记》问世以后,广泛流传。元末无名氏的《冯玉兰》杂剧的曲文中,已把王实甫创造的武艺高强的“惠明僧”作为典故来举。到了明代,《西厢记》几乎已经家喻户晓。明代的著名戏曲家和评论家如徐渭、李贽和汤显祖等都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李贽认为《西厢记》和秦汉文、六朝诗、唐代近体诗等都属“古今至文”,并在艺术上赞誉它是“化工”之作。这是划时代的杰出见解。明代的著名画家仇英和唐寅等都曾为《西厢记》绘制插图或仕女画。李日华和陆采等改编《西厢记》,使之适合弋阳腔、昆山腔和海盐腔演唱,世称“南西厢”。这些改编本虽然逊色于原著,但在西厢故事的流传上仍有它们的功绩。

在《西厢记》流行过程中,也受到封建卫道者们的诋毁乃至查禁。清代初年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见金人瑞)继承了李贽“古今至文”的观点,痛斥了视《西厢记》为“淫书”的谬论。金圣叹认为《西厢记》是可以与《离骚》、《庄子》、《史记》、《水浒传》以及杜诗并传不朽的作品,他赞扬了崔、张的“至情”,赞扬了红娘的义举,从思想内容上对《西厢记》加以肯定。金圣叹也高度评价了《西厢记》在曲词、科白、关目安排等方面取得的艺术成就。尤其他认为《西厢记》应当止于“惊梦”的观点,其艺术见解是可取的。但他认为全剧应当归于人生如梦,反映出他虚无主义的观点。“五四”以后,郭沫若从革命、反抗精神的角度肯定了《西厢记》是“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的伟大艺术品。

短长亭斟别酒 选自明代天启吴兴闵氏刻本《西厢记》插图  明代凌濛初刻本《西厢记》

《西厢记》现存明、清刊本不下100种。明刊本《西厢记》至今尚存近40种。这些刊本大部分都有评点、注释或考证,还有不少本子附有精美的插图。

从体例上划分,现存明刊《西厢记》基本上可以分为分本分折和分出的两大类。属于沿袭元代杂剧一般体例的分本分折一类中,以刊于北方的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刻本《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为最早。此本每折有题目、正名,剧前刊有多种附录,各折都有释义。1978年发现的《西厢记》残叶为元末或明初刊刻,也属分本分折一类,与弘治本为同一系统。受到传奇体例较大影响的分出一类中,以刊于南方的万历八年(1580)所刻徐士范序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为最早。剧后有附录多种及释义大全、字音大全。

明刊本中流传较广的是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凌濛初校《即空观鉴定西厢记》和毛晋校《西厢记定本》。

明刊本《西厢记》虽在体例、曲文上有各不相同的细微区别,但是,故事的轮廓,主要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都没有根本的差异。

清刊《西厢记》现存也有40余种,主要是金圣叹批改本《第六才子书》的各种版本。但金圣叹的批本有两个缺点:

(1)他常常对《西厢记》进行臆改,模糊了《西厢记》的本来面目。

(2)他的批评过于细琐,流于割截破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有王季思校注的《西相记》(1954)和吴晓铃校注的《西厢记》(1954)。

《破窑记》、《丽春堂》及其他

王实甫现存杂剧还有《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和《四大王歌舞丽春堂》两种。《破窑记》写刘员外的女儿刘月娥抛球招赘,打中了穷书生吕蒙正,刘员外嫌贫爱富,企图毁婚,刘月娥执意不从,于是夫妻被赶往寒窑度日。后来,刘员外又设计激发吕蒙正进京应试,刘月娥待时守分,苦等10年,终于盼到吕蒙正衣锦荣归。

这是个“变泰发迹”型的故事。吕蒙正虽然实有其人,且是宋代的一位宰相,但剧中故事却属虚构,或据民间传说而来。王实甫笔下的女主角刘月娥的性格较有特点,她奉父命抛球择婿时,祈祷“绣球儿,你寻一个心慈善,性温良,有志气,好文章。这一生事都在你这绣球儿上,夫妻相待,贫和富有何妨”,虽有依靠“天意”的意思,但她重人品,重才学,实际上抛弃了门第观念。当她和父亲决裂,前往寒窑安身时,她说:“我也不恋鸳衾象床,绣帏罗帐,则住那破窑风月射漏星堂。”并说“您孩儿心顺处便是天堂”。她心甘情愿与吕蒙正去作贫贱夫妻。吕蒙正得官回来,故意骗她说“不曾得官”,她说:“但得个身安乐还家重完聚,问什么官不官便待怎的。”王实甫所写刘月娥的这种不计门第贫贱,不重功名利禄,看重家庭的团聚、夫妻之间感情契合的思想性格,与《西厢记》中进步的婚姻观念是相一致的。

宋代以来,吕蒙正故事在民间颇为流行。《破窑记》中穿插描写的“搠笔题诗”、“斋后击钟”正是带有民间传说色彩的故事。吕蒙正穷愁潦倒到靠搠笔为生,赶斋度日,还遭冷遇的羞辱,被一些人骂作“穷酸饿醋”,作者在作具体描写时,显然也反映了元代儒生沦落生活的若干方面。

《破窑记》语言以本色为主,前人称赞为“白描俊语”,用来刻画主人公刘月娥朴实无华的温厚性格,显得协调一致,表现了王实甫驾驭多种风格语言的能力。

《丽春堂》写金代武将右丞相乐善与右副统军使李圭因赌双陆引出争端,被贬济南府,过着闲散而寂寞的日子。后来因为“草寇”作乱,乐善又被宣取回朝,官复原职,李圭也来负荆请罪,二人释却前怨。其中第3折所表现的乐善对升沉无定的感叹,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悲哀,写来颇为真实而有感染力。第4折越调套曲中,多用女真曲调,当时是新奇的声调,明人称之为“十三换头”,这也是这个剧本的一个特色。

《韩采云丝竹芙蓉亭》和《苏小卿月夜贩茶船》也属丽情故事。它们各有一套曲存于《盛世新声》、《词林摘艳》和《雍熙乐府》中。《芙蓉亭》是写崔伯英和韩采云的爱情故事。今存〔仙吕·点绛唇〕套曲,当为全剧的第1折。描写韩采云私自到书房与崔伯英相会,以心理描写细腻委婉见长,语言风格秀美,与《西厢记》相类似。

《贩茶船》写书生双渐和妓女苏小卿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在元代非常盛行,元人散曲中经常咏到它,很多剧作的曲词中也常提及,作为恋爱故事的譬喻。纪君祥也写有这一题材的杂剧,已不传,现在只能从明人梅禹金《青泥莲花记》中知道这个故事的梗概。今存王实甫《贩茶船》的〔中吕·粉蝶儿〕套曲,可能是全剧的第 2折,写苏小卿对双渐的思念以及收到负心的书信以后,失望、怨恨的心情,语言风格以本色为主。

参考书目
  1. 王季思:《西厢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