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将政治与经济分离开来的痕迹仍很明显,它们从两个对立面说明在合作和冲突并存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合作。机制分析将使我们看到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服从不能只通过压制或以制裁相威胁来实现,而可能通过遵循或认同一套国际公认的价值标准来实现。国际机制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系十分紧密,一般认为国际机制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有生机的“热点”,而且国际机制论从机制角度考察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从这一研究视角出发,开拓了我们对国际间政治、经济综合分析的途径。
国际机制论的兴起较国际政治经济学稍晚一些,并且经济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理论更是国际机制理论的基础之一。一方面,国际机制的发展促进了相互依存的加深,另一方面,国际机制论的提出和发展也加深了对相互依存理论的认识,扩大了其应用范围。合作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要求,也是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本质,共享的经济利益和贸易繁荣必然产生对国际结构和规范的需求。而在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看来,不管行为者是在什么样的经济领域中互相施展着权力,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试图将现实的经济活动领域与政治领域分开,是徒劳的和失败的。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不仅仅只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追求,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指出:“由那些公正无私的理想主义者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制定和设计的国际机制是很少的;相反,它们主要是由政府中的官员为了追求他们所说的更大的国家利益和他们自己更大的利益目的而构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中的这两种主流学派都承认有冲突,也都承认合作的存在。而国际机制论则从这一理论共同点出发作为建构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桥梁。
国际机制的概念,可能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混乱而有最有争议的一个了。现在普遍接受的是斯蒂芬#克拉斯纳提出的,“机制可定义为特定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整套明示或暗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的预期以之为核心汇聚在一起。由于国际机制论本身即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在世界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条件下,由于相互依存导致某些规则和制度安排,这些规则和制度安排,便可成为称为国际机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因此认为:“相互依存关系经常发生在使行为正规化和控制行为结果的规范、规则和程序的网络中。我们把相互依存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具有控制性的安排称为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分析现在已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旗舰。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在混乱和国家“经济人”的既定假设下,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面临着种种缺陷及困境的根源都可归结为缺乏对混乱的治理和国家有限行为的约束。国际机制论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善性,以及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是世界政治中交易成本存在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国际合作关系出现、维持和延续的障碍所在。国际机制可以帮助达成政府之间意愿的契合。由于对长期利益的重视克服了对眼前利益的短视,国际机制因而通过降低不确定性和不完善性促进改革国际间合作。
但是权力在国际机制的形成、范围和影响中仍然是一个关键性变量,机制的效用和弹性受到权力因素的根本性制约。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行为体之间权力分配极大地影响着机制的建立,况且机制本身的维持、发展及改变也受权力的极大影响,经济民族主义的现实立场仍旧有很大空间。如果我们将实现个别利益的权力叫“特定权力”,为促进共同利益的权力叫“共同权力”,那么减少国家的“特定权力”,提高“共同权力”意识则是国际机制发展的一个关键。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权力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并不是唯一的因变量,如5霸权之后6所言,霸权的衰弱,并不一定导致国际机制的崩溃,在特定情况下,国际机制会牵制权力结构。不同的问题领域往往具有不同的政治结构,国际机制很可能独立于全球政治经济力量的总分布状况。比如国际海洋制度则是由马耳他这个小国提出并获通过的。
其次,国际机制是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的不确定性的实体,机制在当前世界经济与政治领域越来越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只有对权力进行限制,这样才使无序社会走向有序成为可能。在经济实力不平等的现状下,如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得不到西方占主导的国际机制的满足,同时为避免失去对本民族经济的控制力,发展中国家将被迫对经济进行政策性保护,国际经济机制的规制作用必然受极大限制。最后,霸权结构与国际机制并不总是冲突的,二者在许多情况是相辅相成的。比如二战以后,美国全面主导制定国际货币金融机制、国际贸易机制,并不仅仅因为它拥有空前的生产、金融和知识力量,而在于这种合作有助于维护美国的霸权。而且霸权在国际机制建立和维持中并不一定是必需的,尽管非霸权的合作是困难的,但是,只要“世界政治并非处在战争状态,国家之间确定存在互补利益,某种形式的合作确实对双方都有利。随着霸权的衰落,国际机制的需求将会增加。因而国际机制论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对权力的担心是过分的、悲观的,而这种固有认识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