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讲故事》(对内篇)全文(10万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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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讲故事》(对内篇)全文txt。人民日报社组织编写的《习近平讲故事》一书,价格有点高。编者从网络搜集了《习近平讲故事》中的60多则故事,共10万多字,整理成电子版,供大家学习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文章中,常常用讲故事的方式传达深意、感染他人,把深刻的思想、抽象的理论,转化为鲜活的故事、生动的例子,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这些故事承载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深刻思考,深蕴中国智慧、体现中国道路。

《习近平讲故事》一书,共收入109则故事(本文搜集额了60多则),分为对内篇和对外篇。对内篇包括廉政、品格、励志、治理等;对外篇侧重于人民友好、国家交往、文化融通、历史情感等。每则故事在引用原文之外,还配有“延伸阅读”,用以丰富故事细节,还原故事语境,让读者更好地体悟故事背后的改革发展之道、大国外交之道、修身为人之道。

一、《习近平讲故事》廉政故事:“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1、四知拒金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故事,东汉人杨震做过荆州刺史,后调任为东莱太守。他去东莱上任时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任职荆州刺史时举荐过的官员。王密听说杨震路过,为报答当年提携之情,白天空手去见了杨震,晚上则准备了十斤金子想送给杨震。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人知道”。杨震却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听后很惭愧。杨震为官清廉,有老朋友、长辈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说:“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我用这个留给他们,不是也很丰厚吗?”这就是一种觉悟。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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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许多廉吏佳话,比如羊续“悬鱼拒贿”、子罕“以不贪为宝”、孔奋“身处脂膏不自润”、包拯“不持一砚归”,等等。杨震“四知拒金”“青白吏子孙”的故事,同样名垂青史。

杨震,字伯起,陕西华阴人,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学者。他五十岁入仕,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后来位至三公。“四知拒金”之事,始载于《后汉书·杨震传》。王密深夜怀金相赠说,“暮夜无知者”。但杨震却义正词严地驳斥道:“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愧而出”。《后汉书》还记载,杨震“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次遗之,不亦厚乎!’”

因为“四知拒金”的故事,后人称杨震为“杨四知”“四知太守”“四知先生”,直到明代的莱州府署大门内,还有杨公祠、四知堂。唐人胡曾的《咏史诗·关西》赞赏道:“杨震幽魂下北邙,关西踪迹遂荒凉。四知美誉留人世,应与乾坤共久长。”

杨震不但洁身自好,还敢于挺身而出批判官场恶习。对于皇亲贵戚,他也敢于直言不讳。汉安帝的舅父耿宝、皇后的哥哥阎显等,向杨震推荐自己的亲友入朝做官,杨震知道这些人无才无德,都断然拒绝。

这样的人品、家风,成为对儿孙最好的馈赠。史书记载,杨震家门四世清白、家风廉正。其子杨秉最初隐居乡里教书,四十余岁才出来做官,有其父之风。有故旧部下以百万钱相送,他“闭门不受,以廉洁称”。杨秉之子杨赐官居太尉,杨震曾孙杨奇、杨彪,皆有祖上清廉之风。杨震“清白吏子孙”的家风,千古传颂。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讲觉悟、有觉悟。有了觉悟,觉悟高了,就能找到自己行为的准星。”他讲述杨震“四知拒金”、把清廉留给子孙的故事,正是为了说明觉悟对一个人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重要意义。有觉悟方能辩解是非、明公私,有觉悟方能养正气、祛邪气。觉悟是检验一个人思想品质的“试金石”,面对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矛盾,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靠的就是觉悟。

2、要言妙道

西汉枚乘在《七发》中讲过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楚太子生病,吴客诊断其病源为精神萎靡,开出的药方是学习学习探讨“要言妙道”,用道德调理自身,慢慢“阳气见于眉宇之间”,最后“霍然病已”。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治标,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要靠治本,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

西汉著名辞赋家枚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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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文学作品,为汉代辞赋家枚乘所作。这篇文章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从病情、病因出发,两人进行了一连串由浅入深的议论,通过互相问答,构成七层意思。

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养尊处优、享乐过度,出入有车辇、陪侍有佳人,饮食油腻、居所恒温,因而精神不振、百病丛生。这其实不是身体出了毛病,用药和针灸难以治愈;而是精神出现堕落,只能“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

于是,吴客分别描述了音乐、饮食、乘车、游观、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启发太子改变生活方式,而太子的眉额间也逐渐流露出喜悦之色。最后,吴客提出要向太子引见“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让他们“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与太子一起探讨治理天下、修身养性的道理。太子闻此,据几而起,霍然病愈。

《七发》以虚设人物的对谈,劝诫贵族子弟,不要纵情声色,贪恋安逸,沉湎于享乐。七件乐事,论述的其实是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如果一个人耽于享乐、纵情声色,而缺少精神追求和道德自律,就导致各种“病菌”滋生繁衍,像文中的楚太子一样“精神越渫,百病咸生”。因此,一个人只有补足精神钙质,才能获得真正的健康。毛泽东也很欣赏《七发》,在庐山会议上,他曾指示将此文印发给与会者,还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

《七发》辞采华美、气势壮观、意蕴深远,是汉大赋的发端之作,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谀辞云构,夸丽风骇。”这一文体为后世沿习,比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王粲《七释》、曹植《七启》、陆机《七徵》、张协《七命》等,形成赋中的“七体”。

习近平讲述《七发》中的故事,是为了说明提升修养、坚定信仰,才能守住为政之本。正所谓,“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习近平常常强调“固本培元”,本就是根本、本心,本根不摇,才能汲取养分,枝繁叶茂;元就是灵魂、元气,元气充足,才能抵御邪气入侵,保持旺盛生命力。而根本,就在于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

3、反腐没有“纸牌屋”

反腐没有“纸牌屋”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舆论倾向和氛围。有几种论调还很有些市场,比如,反腐同群众利益无关,反腐让干部不作为,反腐影响经济发展,反腐是权力斗争,反腐应当缓缓手,等等。对这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言论,必须加以辨析、引导,驳斥错误言论,化解消极情绪,消除偏见误解,说清楚我们党反腐败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也不是有头无尾的“烂尾楼”,从而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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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牌屋》(HouseofCards)是一部美国的政治题材电视剧,讲述了一个冷血无情的美国国会议员及与他同样野心勃勃的妻子,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不择手段谋取权力的故事。电视剧的主人公弗兰克·安德伍德,是一个老谋深算且几乎没有底线的职业政客。为扳倒即将履职的国务卿,他派下属和证人一起酗酒吸毒,以让证人作伪证;为了对付教育部长,他出卖德高望重的老部长,并假惺惺地扮演好人;以下属的不堪过去为要挟获取忠诚,一旦忠诚不再就立刻疯狂报复。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为《纸牌屋》赢得了许多掌声和拥趸。

《纸牌屋》第一季于2013年2月1日首播,因为高度逼真地还原了美国政客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危险游戏,所以一经上映就备受各国政界人士和民众关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英国前首相卡梅伦,都公开表示看过《纸牌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跌宕起伏,堪称现实版的《纸牌屋》。目前《纸牌屋》第五季已确定拍摄,继续演绎西方政治大染缸中的暗箱阴谋和不堪伎俩。

《纸牌屋》原著小说作者迈克尔·道布斯是英国政治家,1975年步入政坛,先后出任政府特别顾问和撒切尔夫人政府幕僚长,最终在保守党副主席的职位上退休。正因为迈克尔·道布斯是西方政治的“圈内人”,所以他写的官场小说真实可感,精彩异常。国外媒体评价《纸牌屋》小说,“这是个无比刺激的故事,生动真实,引人入胜,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冷嘲热讽,同时也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强调,反腐败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也不是有头无尾的“烂尾楼”,有力驳斥了“反腐同群众利益无关”“反腐是权力斗争”等模糊认识和错误言论,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的坚定决心。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以“纸牌屋”为喻。在2015年9月访问美国时,有记者提问“中国反腐有没有权力斗争意味”,习近平表示,我们大力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要顺应人民要求,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善于讲故事的习近平,借用美国文化符号巧妙回答敏感问题,赢得了现场听众和美国媒体的广泛赞誉。“没有什么‘纸牌屋’”的暗喻,诠释出中国共产党正风反腐的坚定立场。

4、民之脂膏

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伯行。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却赠檄文》,其中说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赠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知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我看,这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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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清朝的廉吏,出了人尽皆知的于成龙,还有一位不能不提,那就是河南兰考人张伯行。张伯行生于1652年,卒于1725年。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官至礼部尚书,康熙评价“伯行局官清正,天下所知”“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

张伯行在附件巡抚任上,为了杜绝接踵而来的送礼者,特地撰写了这篇《却赠檄文》,张贴于居所院门及巡抚衙门。檄文言简意赅地说,一根丝、一粒米,都关系我的名节;一厘钱、一毫钱,都属于百姓的血汗。宽待一分呢,百姓所受的恩惠就不止一分;索取一文,我的为人便一文不值。谁说这是交际的常道?其实有损道德。如果不是不义之财,这些东西从何而来?那些送礼者见此犀利檄文,不敢自讨没趣,便悄然离去。这篇细纹也不胫而走,广为传诵,被人们誉为为政清廉的“金绳铁矩”。

不过,在灾荒之年、张伯行却能“家运钱米,并制棉衣,拯民饥寒”,还开仓放粮赈灾,别人因此指责他独断专行时,他义正词严地质问:“谷仓更重要,还是人命更重要?”这样的清官、好官,备受百姓爱戴。张伯行卸任江苏巡抚时,扬州百姓以水果蔬菜相送。他婉言谢绝,百姓们哭着说道:“您在任上,只喝了我们江南一杯水;您今天走了,千万不要推辞百姓的一点心!”万不得已,张伯行才收下一棵青菜、两块豆腐,“一清二白”。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联系河南兰考县。在参加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时2,他讲述了张伯行的故事,以张伯行的行止事迹说明,小事小节是恪守廉洁的第一道防线,良好作风是在小事小节中建立起来的。习近平全文引用《却赠檄文》,警醒全党谨记由量变到质变的深刻哲理,因为“大多数腐败分子是从不注意小事小节逐步走到腐化堕落境地的”。

习近平指出,张伯行的《却赠檄文》,“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此文照见严以用权、廉以为官的严格自律,也说明古代廉政文化、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是廉政教育的一座富矿。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古代廉吏故事、援引廉政格言。2013年时,在他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就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进行集体学习。

5、霸王别姬

我们党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中国没有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就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

——《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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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末年,项羽同叔父项梁举兵反秦,一路所向披靡,在巨鹿之战中大破秦军。秦朝灭亡后,项羽仗势分天下,册封十八路诸侯。在世人眼中,项羽武勇出众、气魄盖世,是力能扛鼎、气压万夫的英雄豪杰,巨鹿一战项羽更是威震海内,号称“西楚霸王”。(首发网站:百问中文)

鸿门宴本是项羽杀死刘邦的绝好时机。然而宴会上,项羽狂妄自大,刚愎自用,为刘邦的忍辱屈从所迷惑,为樊哙的义正词严所折服,背弃了同范增的约定。范增“数目项王”,一再提醒项羽杀刘邦,项羽却假装没看见。刘邦脱身离去,项羽竟还欣然收受刘邦的礼品;范增怒斥“竖子不足与谋”,项羽依旧无动于衷。最终,项羽在与刘邦争夺天下中兵败失势,自刎身亡,年仅31岁。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兵败溃退之际和虞姬诀别,悲歌慷慨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悲情场面令众人潸然泪下。

司马迁评价,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尚不觉寤而不自责”,大势已去时竟用“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为自己开脱,失败实属必然。

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惕厉全军不可骄傲自满、不思进取。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又引用“霸王别姬”的典故,以之勉励领导干部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如果像项羽一样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难免有一天要“别姬”。

习近平从党的执政基础和生死存亡高度看待作风问题,强调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他以“霸王别姬”的故事警示党员干部,不解决好作风问题,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情时刻。他还说过,“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这些铿锵话语,既有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承载着对全党同志改进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殷切期待。 ——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6、三命而俯

当然,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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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之要在于廉洁,廉洁之本在于自律。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放于利而行,多怨”,只依据利益来行事,会招来很多怨恨;“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君子应当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小心谨慎,努力向有道德的人学习。而孔子的远祖正考父,早已诠释过严以律己这个命题。

正考父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孔子的七世祖,先后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三个国君。正考父深受宋国三代国君倚重,官拜上卿,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他依然保持着谦谦君子之态,为人处世甚是恭谨低调。为了惕厉自儆、教育儿孙,他特意在家庙铸鼎铭文,于是就有了“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佳话。铭文中一个“偻”字,一个“伛”字,一个“俯”字,伛恭于偻,俯更恭于伛,三个动词生动展现出正考父地位越高越恭敬的情状。“三命”相连,层层递进,可谓谦意涟涟,恭风泱泱。接下来,铭文话锋突转——“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就是说,即便沿着墙根走,也不会有人敢来欺侮你,这正是人格的力量、品德的力量。

正考父的美名和故事,《史记•孔子世家》《左传》等典籍均有记载。《孔子世家》中写道:“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恭。”谦虚恭俭,同样传为佳话。司马光在《训俭示康》里说:“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春秋时鲁国大夫孟僖子根据“正考父饘粥以糊口”,预见正考父家庭必会出现贤达之人。如今,由北京京剧院与国家大剧院联合制作的新编历史京剧《正考父》,将正考父的事迹搬上舞台。正考父廉洁为官、谦恭用权、忠义传家的优秀品质,还会影响更多的人。

正考父的谦虚低调、清正谨慎,犹如一道对权力诱惑的思想防线,确保了个人不逾矩、权力不越轨。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述“三命而俯”的故事,意在提醒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像正考父一样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点。

正确看待权力、规范使用权力,可以说是考验领导干部的第一道门槛。习近平对领导干部权力观的问题有许多重要论述。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他把“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强调“为官避事平生耻”,党的干部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他提出了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要求。这些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校正权力观指明了方向。

7、二世而亡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封建帝王,开始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要求的,但他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不过传之二世秦王朝就灭亡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唐王朝建立后,唐太宗励精图治、纳谏任贤,成就了贞观之治。但是,唐王朝后来的统治者渐渐忘乎所以,沉醉于声色犬马,唐玄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各级官吏贪污贿赂成风,结果“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就从兴盛走向衰落,最后王仙芝、黄巢起义攻下长安,不久唐王朝就寿终正寝了。——《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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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始皇有统一中国的业绩,以及“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功劳。但如《史记》所言,“天下苦秦久矣”。秦始皇嬴政即位之初便开始修陵园,到公元前208年完工,历时39年,共征集了72万人力。有人测算过,修建秦始皇陵的人数,几乎是修建埃及胡夫金字塔人数的8倍。《汉书》中记载:“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也感叹:“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因此可以说,亡秦者,骄奢淫逸、仁义不施也。

唐朝的由盛及衰,统治阶层的贪图享乐、腐化堕落同样是主因。“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选取为杨贵妃飞骑送荔枝一事,形象揭露了唐朝统治者为满足口腹之欲,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根据《旧唐书》记载,玄宗“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如此人员众多,足见日用生活的奢侈靡费。唐玄宗沉迷享乐,任由杨国忠等奸臣祸乱朝政,结果安禄山兴兵谋反,唐朝经安史之乱由盛而衰。

廉洁则政兴,腐败则政息,这是历史的铁律。习近平讲述秦二世而亡和唐王朝衰落的例子,正是要强调腐败是社会毒瘤,提醒全党同志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坚定不移地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正像他所指出的:“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

对于反腐败问题,习近平一直都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他多次表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他也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早在主政宁德时,他就说过:“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你违纪违法占地盖房,为一已之私破坏了党的权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得罪了党纪国法,而不是代表党和人民利益查处你的干部得罪了你。”——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8、亡国之音

南北朝时期南朝陈国皇帝陈叔宝,在位时生活奢侈、不理朝政,后来隋军南下,其军队不堪一击,陈叔宝被俘病死。他所作的诗《玉树后庭花》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金陵五题·台城》中写道:“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了很多地方,大搞“五子登科”,结果弄得民怨沸腾,彻底丧失了人心,最后很快就被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赶跑了。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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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文情才气为标准给各个朝代皇帝排个名次,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宋徽宗赵佶,绝对都会名列前茅。

陈叔宝对诗词歌赋情有独钟,每有宴会便与大臣吟诗作对,对促使诗歌的格律规范、奠定隋唐诗歌盛世起到了重要作用。《玉树后庭花》等诗作,显示了他较高的文学造诣。李煜精通书法、绘画、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首《虞美人》千古传诵,让李煜有了“词中之帝”的美誉。赵佶自创一种书法字体“瘦金体”,花鸟画自成一格,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全才。

清代的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不管陈叔宝、李煜、赵佶的文学、艺术造诣有多高,在治国兴邦上都是不及格的,昏庸荒淫终致国破家亡,让他们的人生履历失色。陈叔宝沉迷于俗脂艳粉、灯红酒绿,终致兵败亡国。《玉树后庭花》因此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刘禹锡也感慨“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杜牧夜泊秦准,听闻歌女吟唱《玉树后庭花》,也不禁发出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叹。

正所谓“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历朝历代,奢靡之风兴盛都是衰败的前兆。“五子登科”原本为中国民间祝福的俗语。五代后周时期,燕山府有个叫窦禹钧的人,他的五个儿子都品学兼优,先后登科及第,故称“五子登科”。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员趁收复失地之机大捞一把,“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成为“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时人讽为新的“五子登科”。结果民怨沸腾,国民党丧失人心,最终落得败逃台湾的下场。

以陈叔宝“亡国之音”警示骄奢淫逸的危害,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提醒坚守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告诫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习近平借古警今、借诗言志,让党员干部对作风问题有了具体而深刻的理解。在习近平看来,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亡国之音”还有一层寓意,就是作风建设一定要从为政者抓起,“关键少数”先把自己摆进去,方能“上行之,下效之”。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到广东考察,行程中没有戒备森严的安保,也没有欢迎横幅。到河北阜平访贫问苦,他跟陪同人员一起,吃简单的饭菜。在湖北武汉冒雨考察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他卷起裤腿、自己打伞,现场了解情况。这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表现,让干部群众看到了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和以身作则的政治担当。——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9、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

《古文辑要》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经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欢迎和鼓励别人讲真话。——《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央党校2012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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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尖锐批评,逆耳之言,越是有含金量的话,可能越难以被接受,能听进去需要胸襟,能讲出来需要胆量。但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说真话的“指挥棒”握在听真话者手中。

唐初名臣裴矩,旧为隋臣。裴矩善于揣摩隋炀帝的心思,投其所好。隋炀帝曾称赞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隋炀帝好大喜功,裴矩就建议在东都洛阳举行规模盛大的元宵庆典。隋炀帝渴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裴矩就支持发动对外战争。隋朝灭亡,裴矩率部降唐。唐太宗纳谏于朝,裴矩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诤言直谏,敢于为唐太宗纠错。唐太宗褒奖他:“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也就是说,裴矩在隋朝奸佞而在唐朝正直,并非是性情有变化。如果君主不愿听自己的过错,那么正直的人也会变奸佞;如果君主愿意听真话,那么奸佞的人也可以变正直。大臣犹如君王的影子,身子怎么动,影子就会怎么动。

习近平举裴矩的例子,是为了强调说真话的“指挥棒”掌握在领导者手中。领导者只有敢于听真话、鼓励讲真话,有接受批评的雅量和胸怀,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诚恳态度,方能让真话诤言蔚然成风。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讲实情,就是讲事物的本来面貌,讲真话、讲真理。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他强调,讲真话的前提是要听真话。除了讲裴矩的故事,他还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说明听真话是一种智慧:“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这实在是福气和造化。”

10、上行下效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不仅关系着本人的品行和形象,更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具有“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这方面的逸事较多,有两则小典故至今读来仍有强烈的警示意义。一则是《宋人轶事汇编》记载:钱俶进宝犀带,太祖曰:“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俶请宣示,上笑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俶大惭服。另一则是《南村辍耕录·缠足》记载:李后主嫔妃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令窅娘以帛绕脚,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不为者为耻也”。这两则典故一正一反,说明了领导人在生活细节上体现出来的态度,绝不是小事。

——《生活情趣非小事》(2007年2月12日)

摘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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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之下效之,是自古以来匡正风俗、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古人说:“不躬不亲,庶民不信。”《论语》有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里也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民间俗语里,同样有“上梁不正下梁歪”之类的说法。宋太祖和李后主的两个故事,从正反两方面给出了有力印证。

钱俶是钱镠之孙,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位吴越王。宋太祖平定江南,钱俶拒绝了南唐后主李煜的求援,出兵助宋灭南唐,而后归降宋朝。史书记载,归降后钱俶以器服珍奇进献宋太祖,宋太祖却说:“此吾帑中物尔,何用献为!”《宋人轶事汇编》中收录了钱俶向宋太祖进献贵重腰带,反遭奚落的故事,刻画出宋太祖以国家社稷为重的清正形象。钱俶虽为亡国之君,但他遵循钱镠遗训,以天下苍生安危为念,归降宋朝避免一场战事,吴越老百姓深感其恩,至今西湖边仍留存有钱王祠,保俶塔等纪念他的古迹。

缠足陋习起源于何时一直众说纷纭,根据《南村辍耕录·缠足》的记载,有人提出缠足始于五代之说。南唐后主李煜在唐人对“弓鞋”痴迷的审美基础上,别出心裁地将这种弓鞋用长长的布帛缠起来,着素袜翩翩起舞,使舞姿更加优美。世人遂皆效仿,以纤弓为美,足见上行下效的威力之惊人。

在主政浙江时,习近平讲述一正一反两个典故,阐释执政者所能起到的上行下效表率作用。习近平多次明确要求,在作风建设上,各级领导干部需要率先垂范。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一次全会上,他引用“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一语,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他再次表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习近平自青年时期起就是这个理念的身体力行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之所以会形成党心民意同频共振的良好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领导同志亲力亲为、以上率下。从带头遵守“八项规定”,到重拳整“四风”,从开诚布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到躬身践行“三严三实”,中央政治局坚持从自身抓起、以身作则,树立起徙木立信的公信力,在全党全国产生了强大示范效应。

习近平讲故事文字版11、三不欺

《史记》中的西门豹治邺是大家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讲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子产是春秋时人,他治理郑国,明察秋毫,百姓不可能欺骗他。子贱是孔子的学生,他做官重在教化,身不下堂,鸣琴而治,百姓受到感化,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是战国时魏人,他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面貌出现,不站在百姓的对立面,顺利革除“为河伯娶妇”的陋习,带领百姓兴修水利,用重典治乱世,百姓不敢欺骗他。这些道理对于我们加深理解干群关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不无裨益,应该好好体味。

——《在瑞安市基层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2004年12月26日)摘自《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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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欺”,即“民服”,由于时代和认识所限,古代官吏以实现百姓服从为施政目标。三则事例三种施政策略,一个亲力亲为,一个求贤自辅,一个威化御俗,虽然施政风格和理念差异很大,但都取得了“民服”的效果。

在后世看来,子产是事必躬亲的典范,子贱是委任责成的楷模,西门豹则是严厉督责的代表。

做好群众工作,态度情感是基础,方式方法是关键。方法不对头,好心可能办坏事。习近平引述“三不欺”的故事,正是为了说明方式方法对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不能欺”的启示是为政应亲力亲为、明察秋毫,让公开透明、公平正义得到最大彰显。“不忍欺”的启示在于重用贤良、广施教化,用实际成效激发人,用真心诚意打动人,用崇高价值鼓舞人。“不敢欺”则告诉我们,法治方式和凌厉作风是纠治社会顽疾的良方,重典治乱、重拳执法才能实现风清弊绝、河清海晏。

做群众工作,习近平在年轻时就已经是行家里手。他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跑遍所有乡和村,乘车、步行几个小时到最边远的山乡视察,不只是嘘寒问暖,而且摸棉被、揭锅盖,去了解老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此为“不能欺”。在陕北农村插队,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修筑淤地坝、成立铁业社、建沼气池,与民为善、为民谋利的事他力求做到最好,在乡亲们眼中,他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后生”“贫下中农的好书记”,此为“不忍欺”。在正定工作期间,严肃清理农村财务,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在福州,带领市区领导两天接待逾700位来访群众,当场拍板、限期解决近200件问题;主政浙江,突出污染防治这一重点,确保环境安全,此为“不敢欺”。

12、民心所向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在他所著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1928年中国的希望似乎在国民党一边,为什么20年后形势颠倒了呢?”他的回答是:“国民党的领导变得陈腐了”,“因而失掉民心”;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则“都是极热诚忠于他们的事业,并充当开路先锋,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奋起秣马厉兵”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难得他看到了民心所向问题,这也确实道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存在的血肉联系。

——《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989年1月)

摘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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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人称“头号中国通”。他在自传中坦言,自己“过去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致力于理解中国”。费正清曾于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执教清华,并结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

国民党何以从大陆溃败,共产党何以赢得胜利,这是一个国内外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现代中国发展中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早在1946年,《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就出版了《中国的惊雷》一书,将中国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客观全面地展现在美国公众面前。

与美国政界高层习惯于从意识形态出发看待中国问题不同,熟悉中国历史的费正清以其深邃而清晰的观察指出,只有民心才是决定政权存亡的关键。他将这些观察和判断,写入了《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

《摆脱贫困》一书收录了从1988年至1990年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的部分讲话和文章,虽然篇幅只有12万字,却能看出他对廉政建设、群众路线、共同富裕等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看出他对人民群众力量的深刻把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和问题,究竟从哪里入手去解决问题,依靠什么去战胜困难?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谈出不同的思路和方法来。但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习近平这个重要判断,至今看来依然分量千钧。

人心向背,是习近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千万要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党群关系的深刻理解。他以费正清的研究成果为旁证,阐明中国革命胜利取决于民心向背的历史启示,以此告诫党员干部勿忘为民初心,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13、黄炎培之问

1989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文中谈到,黄炎培先生曾对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聚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黄炎培希望“中共诸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脱离群众的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群众路线。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同志高度概括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庄严而伟大的号召,并把它作为我党的唯一宗旨写进党章之中。可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并坚持的优良传统作风。(播讲者:人力资源处 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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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对”,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交往佳话。

黄炎培是著名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早年立志于“教育救国”,在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上不懈探索。抗战爆发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以社会贤达身份加入国民参政会,竭力维护民主团结、促进抗日斗争。1945年7月,为巩固民主团结、促成国共谈判,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员造访延安。虽然只有5天时间,但中共领导人的朴实稳重,红色延安的民主祥和,让黄炎培不禁感慨:“延安五日中同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在造访期间,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的回答干脆果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对”,在党史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的写照,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探索、对人民福祉的追求。(www.baiven.com)

党的十八大结束不久,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他在座谈中强调,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重提“历史周期率”的警示,重温“两个务必”的告诫,警示“霸王别姬”可能因作风问题而出现,都有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心里装着人民、奋斗为了人民,是我们党90多年风雨历程中沉淀下来的宝贵财富。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宣示的,不论走多远,中国共产党都不会忘记为什么而出发。

14、去民之患

现在我们非常强调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保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群众。“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古人议政的这句话,今天依然值得借鉴。只要我们把民众的疾苦了解到、处理好,“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只要我们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百姓之心为心”,我们的周围就会吸引和凝聚起千百万大众,还愁什么社会不稳?!明顾炎武有诗云“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意谓越王勾践栖于会稽山中,卧薪尝胆,博得了人民的信任,百姓肯为之捐躯。封建君主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悖,然而当他来到人民中间,肯于多少代表一点人民的意愿,肯于多少与人民同一点甘苦,人民便可为其“致死"。我们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只要我们密切联系人民,真正与民同苦、与民同忧,我们必定会重铸我们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必定会赢得全体人民的同心同德。——《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989年1月)摘自《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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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十年,为缓和社会矛盾,张居正向明神宗上疏,奏请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带征钱粮,对于百姓积欠的税款不再追究。他提出的理由是:“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这一“安民”举措,正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苏辙是苏洵之子、苏轼之弟,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慕“亚圣”孟子。苏辙对王安石变法有不同看法,因此上书神宗皇帝,力陈对新法的看法。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辙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便是其中之一。苏辙以此劝谏宋神宗,应把百姓疾苦当作自己的“腹心之疾”来对待,设身处地为百姓消除忧患。

“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出自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秋山》一诗。1645年清军南渡击灭南明弘光政权,顾炎武的几个亲人在嘉定屠杀中蒙难。作者悲愤赋诗,抒发对南明覆亡的痛楚和复国的决心。作者借用勾践复国的典故鼓励南明君臣,只要有抗敌复国的决心,人民就会群起响应,重整河山。

习近平讲述察民疾苦、去民疾患的道理,以之提醒广大干部做好群众工作。要真正把自己放在群众的位置上,切身体会民心所向、民瘼所在、民生疾苦,把工作做到百姓的心坎上。要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多了解群众的期盼,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以百姓之心为心”,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都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曾深情感慨,扶贫是他花精力最多的事情。他曾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深入冰天雪地的边疆,走进贫瘠困苦的老区,察民情、听民意、问冷暖。他还写过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15、廉不言贫,勤不道苦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官吏是既廉又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要求自己做到“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司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于物淡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封建官吏尚能如此,我们无产阶级的干部何言不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廉政与勤政的楷模。我们各级干部一定要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努力做到“廉不言贫,勤不道苦”。这样,我们就能永远植根于群众之中。——《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989年1月)摘自《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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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国丞相诸葛亮,严于律己,一生节俭,从27岁出山到53岁病逝于五丈原,勤勤恳恳辅佐刘备和刘禅26年,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

司马光入仕40余载,无论早年做地方官吏,还是后来任高官要职,一如既往地清正廉洁,“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晚年的司马光曾写下《训俭示康》一文教导儿子司马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至理名言,至今依然颇具警示意义。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堪称廉政与勤政的楷模。有这样一个细节:1936年,埃德加·斯诺到达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来这里采访的西方记者。他发现,毛泽东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一件缀补过的大衣,压根儿没有个人财产;红军官兵待遇平等,且薪饷微不足道,没有人为了个人发财而贪污、徇私……斯诺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从诸葛亮到司马光,习近平以人解联、以事说理,提出了一个党员干部政治素养的问题。清廉乃为政之基,勤政是善政之要,既廉又勤,官德才算圆满,善治才能成真。

习近平曾填词一首感佩焦裕禄执政为民的情怀,也曾亲自撰文称赞谷文昌“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他言近旨远地说:“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可见,勤政廉洁的优秀品质,是习近平心中分量最重的政治素养。廉政建设和勤政建设既是一场清廉和效能的革命,也是一场思想观念深处的革命。在思想深处建构起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自觉意识,“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干部才是好干部,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二、《习近平讲故事》品格故事:“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

1、半条棉被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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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棉被,剪成两半,永不放弃,永远相连,记录着红军战士与老百姓之间的亲密感情,象征着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须臾不可分离的鱼水深情。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各个军团陆续抵达湖南汝城县文明圩,红军驻扎在文明、秀水、韩田、沙洲等地,并在此休整了一周。正是在此期间,三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住在了沙洲村村边的一间破旧茅屋里,茅屋的主人就是徐解秀和她的丈夫。但徐解秀家里一贫如洗,只有一张用楠竹钉成的床架,床上垫着稻草、铺着破席,盖的是一堆烂棉絮,连一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女红军们在急行军中丢弃了行装,只带着一条棉被,女主人就和三位女红军合盖这一条被子、挤在这一张床上,而男主人则睡在门口的草堆上守护着她们。

三位女红军与徐解秀同吃同睡同劳动,还帮着徐解秀烧火煮饭,闲时给徐解秀夫妇讲革命道理。几天后的大清早,女红军们要上路了,她们决定把这唯一的被子留给徐解秀夫妇,但夫妇俩说什么也不肯接受。直到送到村口,三位女红军和徐解秀夫妇还争执不下,这时一位女红军从背包中摸出一把剪刀,把这条被子剪成了两半,她对徐解秀说:等革命成功以后,一定要送你一条完整的新棉被。徐解秀接过这半条被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哗哗流了下来……

无论是将八个儿子全部送去参加红军的苏区老农,湍流中用生命摆渡红军的大渡河船工,还是扎起三道“天花”(用松柏和鲜花做的牌坊)迎接红军的硗碛藏民,长征路上处处都有红军的亲人,这正是长征的胜利密码。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向广大党员干部讲述长征路上半条棉被的故事,是为了说明“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为了告诫全党: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2、康熙不取灵芝

在实干实政方面,历代统治者都予以注意。有一次,广西巡抚陈元龙给康熙奏报,“桂林山中产有灵芝,时有祥云覆其上”,采到一枝高一尺余、状如云气的灵芝,并引用《神农经》中“王者慈仁则芝生”的话。康熙在其奏折上批道:“史册所载祥异甚多,无益于国计民生。地方收成好、家给人足,即是莫大之祥瑞。”他还批过:“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古代统治者也明白,各级官员不务实,老百姓活不好、活不下去,其封建统治是要垮台的。

——《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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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天人感应”之说,认为祥瑞象征人间政治清明。封建帝王因而盼望出现所谓“祥瑞”,这就让那些阿谀奉承者得以用虚假祥瑞邀宠献媚。

康熙五十二年,也就是1713年,广西布政使黄国材向上级广西巡抚陈元龙报告:当年二月,在桂林山中采到一枝灵芝,高一尺余、状如云气,希望能代为进呈给皇帝。陈元龙于是立即派人将灵芝送往京城,并写了一道奏折,引经据典大谈“祥瑞”,说这是康熙行仁政的象征。陈元龙明知道康熙“不贵祥瑞”,仍要费心阐释一通,是想在康熙大寿之际说几句恭维话。没想到,康熙却并不“领情”,还说对于这样的事,“朕不必览”。

无独有偶,康熙五十六年,直隶总督赵弘燮的奏折,也说到邻居院子里长出一枝灵芝,说“唐虞之世,芝草献瑞”,但当今皇上厚德爱民远远超过尧舜时代,普天之下沐浴着皇上的恩泽,故而芝草之祥也就理当现世了。康熙同样很不以为然,写下朱批:“所为瑞者,年谷丰登,民有吃的,就是大瑞。”还告诉赵弘燮“真伪不必再言”。

康熙摒弃了天降祥瑞的虚浮学说,而把“地方收成好、家给人足”、把“年谷丰登,民有吃的”视为“莫大之祥瑞”,正是要提倡“以实心行实政”。

习近平讲述“康熙不取灵芝”的故事,以此强调要有实干实政,告诫我们的领导干部,即使古代统治者也知道,“各级官员不务实,老百姓活不好、活不下去”,最终是要垮台的。他曾回忆说,当年延安插队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受益终生的东西”。“始终按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成了他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基本遵循。习近平反复强调,“少做些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虚功”,“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一个“康熙不取灵芝”的故事,正是要说明领导干部一定要务实、扎实。

3、为政先修身

中国人历来讲究修身,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己以安百姓”,“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还有,战国时期齐国邹忌以自己与城北徐公比美的故事讽齐王纳谏;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总结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文天祥以生命书写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古人提倡的浩然正气。——《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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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强调“内圣外王”,“内圣”是一个人内在的道德素养,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修炼内心、锻造品格,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治理者。

邹忌、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都因其崇高品格而被后世代代传颂,构成了前后相续而又一以贯之的价值图谱,树立起锻造品格的标杆。

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强调了领导干部的修身问题。他讲述邹忌、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等人的故事,就是要向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表明,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于修其身、治其心、养其德。

“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天下事未尝不败于专而成于共”“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习近平引用的很多典故,都是关于修身的思考。以“吾日三省吾身”强调反躬自省、自我批评,以“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强调遵纪守法、不碰底线,以“慎权、慎独、慎微、慎友”强调防微杜渐、不弃微末……习近平从安身立命的各个方面,为领导干部崇德修身标注出认识论和方法论。 ——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4、不贪一时之功

责任就意味着尽心尽责干事。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坚决防止走过场、一阵风。县委书记多数任职就几年,不能有临时工的思想。有的人到了县委书记岗位上,想的是反正干不长,不如弄点大动静出来,也好显示自己的能耐和政绩,为自己晋升提拔铺路。这样的观点要不得。一个县里,规划几年一变,蓝图几年一画,干不成什么事。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山西右玉县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地带,是一片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开始治沙造林。六十多年来,一张蓝图、一个目标,县委一任接着一任、一届接着一届率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干,使绿化率由当年的百分之零点三上升到现在的百分之五十三,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抓任何工作,都要有这种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耐心和耐力。——《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1月12日)

■延伸阅读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名利也好,政声也罢,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60多年物换星移,县委班子不知道换了多少届,但是植树造林的蓝图始终未变。从新中国成立前的8000亩森林,覆盖率不足0.3%,到2015年的150万亩有林面积,森林覆盖率达到53%,这里的经济、民生也因生态的改善而获得巨大提升。在一棒接着一棒的接续努力中,右玉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真正的“塞上绿洲”。

习近平讲述山西右玉县的治沙故事,正是要向以县委书记为代表的广大基层干部表明,干事创业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要有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耐心和耐力。

习近平强调“功成不必在我”“一张蓝图绘到底”,这既是念兹在兹的理念,也是坚持到底的实践。在宁德,他要求克服经济建设中的急躁情绪和短期行为;在福州,他提出“一个地方的建设,如果没有长远规划,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失误,甚至留下永久的遗憾”;在浙江,他强调要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在前任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习近平讲述右玉的故事,也是引导党员干部思考与处理好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他强调这样的政绩观是一种政治品格,领导干部应当牢固树立并持久践行。 ——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5、老师们的人间大爱

我看了不少优秀教师的事迹,很多老师一生中忘了自己、把全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有的老师把自已有限的工资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深恐学生失学,有的老师把自己的收入用来购买教学用具,有的老师背着学生上学、牵着学生的手过急流、走险路,有的老师拖着残疾之躯坚守在岗位上,很多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就是人间大爱。我们要在广大教师中、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4年9月9日)

一支粉笔书春秋,三尺讲台无边爱。谁的记忆中没有珍藏着一位启蒙老师?

翻开报纸,点击网络,每每会为老师的事迹感动。浙江台州一位教师,23年资助贫困生30万元,自己生活节俭骑自行车上下班;四川宜宾一名独臂的残疾教师,在大山中石头垒成的教室里守着三尺讲台,整整30年没有离开;湖北十堰扎根深山35年的女教师,数十万次背学生过河……这些人间大爱,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还有更多教师,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道德风向标。汶川地震中,四川德阳东汽中学教师谭千秋正在上课,他迅速组织学生向楼下疏散。得知有几个学生还没有离开,他又返回四楼,在水泥天花板即将坠落的一瞬间,用双臂将4名学生紧紧地掩护在身下。当人们从废墟中发现他的遗体时,他的双臂还是张开的,趴在讲台上。黑龙江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的教师张丽莉,被网友赞为“最美女教师”。2012年5月8日晚,在一辆客车突然失控并冲向学生的危急时刻,张丽莉挺身而出,为抢救学生被卷入车下,造成双腿粉碎性骨折、高位截肢。他们的事迹,感动中国。

习近平不忘师恩,为尊师重教作出了表率。他每逢过年都会给老师送上问候和祝福。在外地工作期间,每逢有来北京开会或是处理党政工作的机会,他总会抽出一些时间,去拜望教过他的老师。2014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看望少年儿童,还专门请来了自己的初中语文老师、后来调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的陈秋影老师。他笑着对陈老师说,我还记得读初中一年级时,您教我们语文,把课文解释得非常好。

1993年9月,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利用来京开会的间隙,来到家中看望陈老师。左一、左四分别是习近平的同班同学。受访者提供

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当教师必不可少的,甚至几乎是最主要的品质就是热爱学生。”在教师节讲述教师故事,习近平用感人肺腑的细节,勾起了每个人心中最深沉的情感,既传递出尊师重教的价值关怀,也为全体教师树立起见贤思齐的标杆。

在习近平看来,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习近平提出“四有”标准,为新时代的好老师描绘出肖像。他还引用“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等古语,勉励广大教师不仅要传播文化和知识,更要塑造品格和价值。

6、政治家的抱负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27岁担任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县令,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贷谷与民、抑制豪强,尊师重教、培养人才,任职4年,“治绩大举,民称其德”,为以后革新变法、矫世变俗打下了基础。明代以《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传之后世的文学家冯梦龙,科举之路十分坎坷,57岁才补为贡生,61岁才担任福建寿宁知县,任职也是4年。他减轻徭役、改革吏治、明断讼案、革除弊习、整顿学风、兴利除害,打造了一个百姓安居乐业的寿宁,当时的记载是“牢房时时尽空,不烦狱卒报平安也”。

一一《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

7、“把泪焦桐成雨”

焦裕禄同志生活简朴、勤俭办事,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他严守党纪党规,从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好处。他亲自起草《干部十不准》,对干部廉洁自律作出具体规定。昨天,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干部十不准》展板前,我又仔细看一下,觉得他是真正抓规矩,非常有针对性。所以,我们的规定不要搞得花花绿绿的,措辞很漂亮,但内容空洞。《干部十不准》除了规定“一律不准送戏票”外,还规定“十排以前戏票都不能光卖给机关”,就是说好票要留一些给群众。他无意间听到儿子因认识售票员看戏未买票,便教育儿子不能搞特殊“看白戏”,并立即拿出钱叫儿子到戏院补票。这样的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生动体现了他对从严治党的自觉。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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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1922年8月出生于山东淄博的一个贫苦家庭,1945年就主动要求当上民兵,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随工作队南下,1962年调到河南兰考县,出任兰考县委书记。正是在兰考县委书记任上,焦裕禄彰显了坚贞不移的信仰本色,铸就了一座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

1962年到1964年间,兰考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威胁,焦裕禄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试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整治“三害”的具体策略,探索出了大规模栽种泡桐的办法。在此期间,焦裕禄身患肝癌,依旧忍受剧痛坚持工作,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使得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焦裕禄带领群众为了防风固沙栽种的泡桐树,在今天已经成了兰考的一个特色产业,截至2014年,兰考泡桐产业年产值已达60多亿元,从防沙树变成了群众的摇钱树。焦裕禄在兰考时间虽短,但是留下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

习近平多次讲述焦裕禄的故事,多次动情回忆40多年前学习焦裕禄的情景:“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我当时上初中一年级,政治课老师在念这篇通讯的过程中多次泣不成声。特别是念到焦裕禄同志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用一根棍子顶着肝部,藤椅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时,我受到深深震撼……”从此,焦裕禄精神就在习近平心中深深扎根,激发出巨大的精神动力。习近平还专门为焦裕禄写过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的词,“百姓谁不爱好官? 把泪焦桐成雨”,寄托着习近平对焦裕禄的敬意和缅怀。

焦裕禄的故事代代相传,焦裕禄精神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习近平反复强调,“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级政权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广大党员干部一起重温焦裕禄精神,正是为了激励广大县委书记向焦裕禄学习,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真正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8、身影与声音

9、信仰的力量

10、“就是讨饭了也要救他”

2006年5月25日,迎着蒙蒙细雨,习近平又一次来到下姜村。

在村里的养蚕室,他详细了解村民养蚕情况。这时,有的记者为了抢拍镜头,脚步踏进了蚕室的桑叶空隙间。习近平见状连忙说:“小伙子,当心把人家的蚕踩坏了。农民养点蚕不容易!”

在村党员活动室,习近平与大家谈了基层党建工作。他首先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因为他们的支部书记生病了,一天之内村民自发筹集了数万元手术费为他治病,村民们说‘就是讨饭也要救他’。他就是永嘉县的一位党支部书记郑九万同志。当地就有一些干部不由地发出了‘假如我病倒了,会有多少村民来救我’这样的感慨!”

习近平环顾着大家继续说:“可以说,郑九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深刻揭示了‘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的丰富内涵。一个地方要发展,没有一个战斗堡垒是不行的,干部不为民办事是不行的。因此,广大农村党员要做生产发展的带头人,要做新风尚的示范人,要做和谐的引领人,要做群众的贴心人。”

习近平的谆谆教诲,为下姜村的党员干部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摘自人民日报《心无百姓莫为官——习近平同志帮扶下姜村纪实》(2017年12月28日第一版)

背景资料:

下姜村:隶属浙江省淳安县枫树岭镇。在浙西,下姜村一直很有名。过去出名,是因为“穷”——有这样一句民谣:“土墙房、半年粮,有女不嫁下姜郎。”现在的下姜村,依然有名,村名前常被人们冠以“最美”“最富”这样的形容词。

说起下姜的“翻身记”,村民们会不约而同提到浙江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2003年至2007年,习书记多次来到下姜村实地考察,无数次担当了下姜村脱贫致富的引路人。

如今,下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位于枫树岭镇前列。2017年11月,下姜村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

11、谷文昌的“潜绩”

福建东山县的县委书记谷文昌之所以一直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敬仰,是因为他在任时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显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带领当地干部群众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在沿海建成了一道惠及子孙后代的防护林,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这种“潜绩”,是最大的“显绩”。

――《“潜绩”与“显绩”》(2005年1月17日)摘自《之江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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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东山县,“先祭谷公,后祭祖宗”,相沿成习。逢年过节,人们会阖家祭拜他们最敬重的县委书记谷文昌。

如今的东山,绿树环抱、花田掩映,是个美丽富饶的生态岛。谁能想到,60多年前,这里竟是“沙滩无草光溜溜,风沙无情田屋休”。当时,一年6级以上大风天多达150多天,森林覆盖率仅为0.12%;百年间,风沙不断吞没家园,天花、眼病泛滥,外出当苦力、当乞丐的十之有一。

漫山木麻黄,正是东山岛蜕变的关键,也正是谷文昌在东山树起的一座丰碑。谷文昌是河南林县人,1950年随部队南下至福建,在东山县工作了14年,担任县委书记10年。他以“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治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让海岛换了天地,让百姓换了人间。

后来,谷文昌转任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下放劳动。凡是他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只要提起谷文昌,人们都有说不完的敬重、道不完的思念、言不尽的呼唤。植树造林,治理风沙,修建水库,战天斗地的场景里,他总是冲在一线。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提出的把“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的建议,一项德政,赢得十万民心。他常对身边人、家里人说,“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身边的工作人员换了几茬,他没有提拔重用一人;他招收别人进单位,偏偏不安排自己的5个子女入公职;哪怕是一辆自行车,他也不许家人碰一碰,因为它姓“公”……

“我要和东山的人民、东山的大树永远在一起”,谷文昌临终留下遗言。如今,谷文昌长眠在他当年率领干部群众战天斗地的赤山林场。50多年前栽下的木麻黄参天如盖,守护在墓旁,见证着这位“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好干部的满腔铁血、一片忠诚。

习近平曾点赞过三位县委书记:焦裕禄、谷文昌和王伯祥。在《之江新语》中,他以谷文昌为例,讲述“潜绩”与“显绩”的道理。谷文昌种树,可能难以立即看到成效;但努力几十年,就能取得效果,曾经的“潜绩”,就变成了最大的“显绩”。习近平认为,“潜”与“显”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潜”是“显”的基础,“显”是“潜”的结果,后人的工作总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铺路石,不甘于默默无闻地奉献,“显绩”就无从谈起,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使有“显绩”,充其量也只是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

12、贫困马克思写就《资本论》

纵观人类历史,凡有成就者,必有高风亮节。马克思就是在他一生中最贫图潦倒的时期写成《资本论》的。他在1852年2月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农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了。"即使这样,马克思也没有屈服,没有停止工作。不畏艰难困苦,只为主义真,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节。

《从政杂谈》(1990年3月)摘自《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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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这位共产党人的精神导师,用一生的奋斗写就"气节"二字。在伦敦开始写《资本论》时,马克思正处于人生最为困难的日子。由于缺少固定经济来源,加上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和封锁,饥俄和生存问题困扰着马克思一家。饥饿既成威胁、疾病复相侵袭,马克思写信向恩格斯倾诉:"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他的六个孩子中的三个,就是在这样的贫困中夭折,甚至小孩死后连买小棺材的钱也没有。

马克思在流亡伦敦期间,生活一直十分贫困。穷得付不起房租时,女房东叫来警察,把床铺、衣物,甚至连孩子的摇篮、玩具都查封了。几个孩子吓得躲在墙角里,偷偷地掉着眼泪。马克思无奈,只好冒着雨找新的住房,但是没有人收留。这时,药房、面包铺、牛奶铺的老板都来逼债了。燕妮在债主面前万般无奈、只好把自己的床抬出去卖掉以偿还欠债。但刚刚把床抬上车,警察又来了,说黄昏时搬运东西违犯法律,并诬蔑他们是要存心逃躲欠债。对于马克思来说,之所以需要钱和生命,只是为了革命事业。他在一封信中说:"假如我有足够的钱也就是说>0来养家,而我的书又已完成,那我是今天还是明天被投到剥皮场上,换句话说,倒毙,对我都无所谓了。"

马克思出身富裕家庭,23岁拿到博士学位,25岁娶了一位贵族小姐,还是《莱茵报》主编。他本应成为"马克思爵士""马克思部长""马克思行长""马克思教授",但他却抛弃了这一切,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为工作和革命颠沛流离40年,一贫如洗、儿女夭殇,直到1883年3月在办公桌前永远地睡去。马克思用行动,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节。

习近平讲述马克思写《资本论》故事,以此重申这样一个道理:高尚的气节是每一个成大事业者应有的品质,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只要坚定信念、坚守气节,就一定能战胜困难、取得成功。当前,面对利益诱惑和多元思想,应对改革挑战和转型压力,重温习近平的淳淳之言,"纵观人类历史,凡有成就者,必有高风亮节","高尚的气节是每一个领导者所应有的品质",正可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激发高尚气节,在利益诱惑面前洁身自好、在思想交锋面前站稳脚跟、在风险挑战面前勇于奋斗,从而推动"中国号"巨轮不断劈波斩浪,驶向更开阔的水域。

13、滴水穿石

滴水穿石的自然景观,我是在插队落户时便耳闻目睹,叹为观止的。直至现在,其锲而不舍的情景仍每每浮现在眼前,我从中领略了不少生命和运动的哲理。

坚硬如石,柔情似水――可见石之顽固,水之轻飘。但滴水终究可以穿石,水终究赢得了胜利。

喻之于人,是一种前仆后继、勇于牺牲的人格的完美体现。一滴水,既小且弱,对付顽石,肯定粉身碎骨。它在牺牲的瞬间,虽然未能看见自身的价值和成果,但其价值和成果体现在无数水滴前仆后继的粉身碎骨之中,体现在终于穿石的成功之中。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在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发展进程,都应该不追慕自身的显赫,应寻求一点一滴的进取,甘于成为总体成功的铺垫。当每一个工作者都成为这样的“水滴”、这样的牺牲者时,我们何愁于不能造就某种历史的成功契机?!

……

我推崇滴水穿石的景观,实在是推崇一种前仆后继,甘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完美人格;推崇一种胸有宏图、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精神。

——《滴水穿石的启示》(1990年3月)(《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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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滴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它目标专一,持之以恒,所以能把石块滴穿。在安徽广德太极洞有兔形的“水滴穿石”石,山西五台山有菩萨顶滴水檐大殿,都是因为雨珠滴沥,落地注石,形成了蜂窝状的石坑。

“滴水穿石”的成语,常用来比喻坚持不懈,极细微的力量也能成就很大的的功劳。这一成语最早使用,是在北宋。北宋太宗、真宗两朝明臣张乖崖在崇阳县担任县令时,崇阳社会风气很差,盗窃成风,甚至连县衙的钱库也经常发生钱物失窃的事。张乖崖决心好好刹一刹这股歪风。有一天,他看到一个管理钱库的小吏慌慌张张地从钱库中走出来,判断库吏可能监守自盗,于是就让随从对库吏进行搜查。结果,在库吏的头巾里搜到一枚铜钱。库吏辩解说:“偷了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张乖崖于是拿起朱笔写下:“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是说,一天偷盗一枚铜钱,一千天就偷了一千枚铜钱。用绳子不停地锯木头,木头就会被锯断;水滴不停地滴,能把石头滴穿。从此以后,崇阳县的盗窃风被刹住,社会风气也大大地好转。

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习近平在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当时,宁德被国务院认定为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习近平到任3个月就走遍了宁德下辖的9个县,后来又跑遍了全地区绝大部分乡镇,全力推动闽东地区摆脱贫困。习近平离开宁德时,全区已有94%的贫困户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人民日报》当年还以《宁德越过温饱线》为题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在习近平的感召下,宁德以水滴石穿、弱鸟先飞的精神接续努力,如宁德赤溪村用十年“输血”就地扶贫、十年“换血”搬迁扶贫、十年“造血”“旅游+产业”扶贫,终于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小康路。2015年,习近平用“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来概括这个“中国扶贫第一村”的扶贫经验。

当年,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福建宁德也正处于脱贫攻坚的起步阶段,积贫积弱,一穷二白,习近平讲述滴水穿石的故事,就是要勉励各级领导干部激发信心、激扬斗志,坚定扶贫决心、坚持久久为功。今天,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正向着更高的发展境界迈进,习近平仍然惦念着贫困地区的父老乡亲,他经常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以此勉励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做到胸有宏图、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在脱贫攻坚中取得“滴水穿石”的总体成功。

14、中国的土地浸透他们的热血

三、《习近平讲故事》励志故事:“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

1、“像牛一样劳动”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我国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 年11 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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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那些创作出脍炙人口作品的文艺大家,也无不有着心无旁鹜、沉潜稳重的品质。

“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这句话是路遥的座右铭,也是他人格和精神的写照。路遥所处的年代,现代派、意识流等文学观念风靡一时,文学形式和技巧求新求变令人目不暇接,但他坚持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平凡的世界》从1975 年开始创作,到1988年5 月历经艰辛成稿,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列夫·托尔斯泰是19 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曾先后进行过12次大的修改;小说《复活》的开头部分,竟有20 种稿本。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在习近平看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他对文艺工作寄予殷切期望,也多次指出文艺领域有“高原”缺“高峰”、脱离人民和生活、虚无价值戏说历史等问题。习近平列举古代、当代和外国作家态度专注、踏实创作、艰辛努力的名言和故事,正是为了勉励文艺工作者,要以创作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为己任,避免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在2014 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还讲述过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5 天”,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故事,以此寄意文艺工作者,只有拿出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才能打造出好的文艺作品。 ——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2、“精忠报国”

我看文学作品大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后来看得更多的是政治类书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估计也就是五六岁,母亲带我去买书。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工作。从中央党校到西苑的路上,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偷懒不想走路,母亲就背着我,到那儿买岳飞的小人书。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岳飞传》,一套有很多本,里面有一本是《岳母刺字》;还有一个版本是专门讲精忠报国这个故事的,母亲都给我买了。买回来之后,她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说,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亲说,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人民日报》

2016年10月14日第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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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是中国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深入每一个优秀中华儿女的灵魂深处。“岳母刺字”的典故,诠释的正是家风教诲、家国情怀。

岳飞,生于1103年,字鹏举,宋相州汤阴县(今河南汤阴县)人,南宋抗金名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一。他于北宋末年投军,从1128年到1141年间,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位至将相”。宋高宗、秦桧却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下令退兵,岳飞在孤立无援之下被迫班师。1142年1月,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一同被杀害。宋孝宗时岳飞冤狱被平反,改葬于西湖畔栖霞岭。

岳飞自幼得到父母恩师的教诲,涵养出忠肝义胆、一身正气。“岳母刺字”的演义故事,最早见于清抄本《如是观传奇》与杭州钱彩评《精忠说岳》。《宋史·岳飞传》记载,当岳飞蒙受欲加之罪的冤屈,他撕开衣襟,后背上“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后人评书将“尽忠报国”演为“精忠报国”,故事影响广泛,一直流传至今。

习近平曾把价值观养成比作“扣扣子”,“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正是少年习近平的“第一粒扣子”。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述自己的文学情缘时,回忆了《岳飞传》对自己的影响,“精忠报国”中蕴藏的家国情怀,激励他心怀人民、奋斗不止。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之志,正是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

3、30里借书

去年3 月,我访问俄罗斯,在同俄罗斯汉学家座谈时就说到,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年轻时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后,在我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今年3 月访问法国期间,我谈了法国文艺对我的影响,因为我们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到法国求过学,所以我年轻时对法国文艺抱有浓厚兴趣。在德国,我讲了自己读《浮士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在陕北农村插队,听说一个知青有《浮士德》这本书,就走了30 里路去借这本书,后来他又走了30 里路来取回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对外国人讲这些?就是因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 月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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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回忆,他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怎么办?》带给他很大震动,“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磨炼意志,甚至睡在钉板床上,扎得浑身是血。那时候,我们觉得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www.baiven.com

《浮士德》同样是一部有着深远影响的作品。有人说过,不提到歌德,就写不成一部世界文学史;同样,不读《浮士德》,也难以理解歌德之所以为歌德。《浮士德》是歌德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创作的长篇诗剧。魔鬼引诱浮士德与他签署了一份协议;魔鬼将满足浮士德生前的所有要求,但是将在浮士德死后拿走他的灵魂作为交换。歌德从这个赌约出发,演绎了有关人生理想和人类前途的许多重大问题,宣示人类奋发进取精神的胜利。习近平多次提到他读《浮士德》的故事,“30 里借书,30 里讨书”的佳话,无比生动地说明了文学的力量。

习近平讲述自己的文学情缘,回忆各个阶段的阅读对自己的影响,展示出博览群书的儒雅气质,也折射出亲和亲切的性格魅力。他以自身经历,充分说明什么是好的文学: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启迪,才是好的文艺作品。——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4、中国科技为什么落伍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 多本。是什么时候呢?学了多长时间呢?早期大概是1670 年至1682 年间,曾经连续两年零5 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1708 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 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2014 年6月9 日)摘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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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积贫积弱、任人欺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屡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没有把先进知识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统治者拒绝与西方工业文明“握手”,拒绝“分享”先进技术和知识,结果便有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2014 年3 月,习近平访欧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给他一幅1735 年德国绘制的第一张精确的中国地图。少有人知的是,早于这张地图十多年,康熙就组织传教士们绘制出一张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参与绘制地图的耶稣会士雷孝思将此图送回法国,根据此图制作的《中国新图》遂在欧洲公开出版。1840 年,当英国人拿着《中国新图》 用坚船利炮轰开清帝国的大门时,《皇舆全览图》依然被锁在宫廷之中,并未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实际促进作用。

习近平不仅熟读史书,对中国历史了然于心,而且善于思考,能够从历史中总结出国家兴衰治乱的密码——对科学技术不能坐而论道,而要进入社会运用。这是他从康熙与科技的故事中总结出的创新精要,也是对破解“阿喀琉斯之踵”的确切回答。坐而论道、禁中清谈不可能经世致用,“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让创新走出“象牙塔”,跳出“孤岛”,科技创新才能像“杠杆撬动地球”一样,为发展创造更多动力和奇迹。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他打比方说,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我们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完善点火系,把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 ——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5、时间都去哪儿了

谈到爱好,我个人爱好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你知道,承担我这样的工作,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时间。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比如,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说到体育活动,我喜欢游泳、爬山等运动,游泳我四五岁就学会了。我还喜欢足球、排球、篮球、网球、武术等运动。冰雪项目中,我爱看冰球、速滑、花样滑冰、雪地技巧。特别是冰球,这项运动不仅需要个人力量和技巧,也需要团队配合和协作,是很好的运动。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2014年2月7日)(《人民日报》2014年2月9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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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正像他本人所说,自己的时间,大多被工作占去了。据不完全统计,仅2015年一年的公开报道中,习近平就参加了至少61个会,其中包括14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1次深改组会议、10次工作会议、3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还有其他各类重要会议23次。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还进行了9次集体学习,习近平还开展了8次国外出访。

工作之余的时间,大部分被习近平用来读书了。在索契专访习近平的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布里廖夫说,他“特别喜欢”习近平的眼睛,“(从中)看到了思想的光芒”。如果为“思想的光芒”追根溯源,书籍一定是其中之一。在习近平眼中,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有空就会拿起一本翻一翻,每次都觉得开卷有益”,“如同一座宝藏,一旦探秘其中,就会终生受用”。

就任国家主席一周后,习近平首次出访俄罗斯和非洲三国。我国驻俄使馆考虑到行程安排太密集,没有时间休息,想要压缩一些活动的时间,“但是习近平主席一点都不打折扣”。“我不是痛并快乐着,是累并快乐着”,这就是习近平,争分夺秒地为国家,为人民努力工作,为民族复兴中国梦努力奋斗。

习近平讲述时间都去哪儿了的“个人故事”,对广大党员干部是一种勉励,启示大家既要不遗余力履职尽责,也需要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充电。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立德。传统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正如习近平曾深刻指出的,“领导干部的人格力量对于做好领导工作越来越重要,而人格力量的形成很重要的途径是读书学习”。——

6、英雄出少年 7、革命的青春 8、跟上时代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有人研究过,18世纪以前,知识更新速度为90 年左右翻一番;20世纪90 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3 至5 年翻一番。近50 年来,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 年的总和还要多。还有人说,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在中央党校建校80 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3 年3月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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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学者根据放射性元素衰变的原理,就知识新旧交替提出了“知识半衰期”的说法:一个在某一领域很有学问或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如果不再学习,在一定时间后进入知识半衰期,即基础知识仍可用,其他的一半新知识已经落伍。当前知识“裂变”速度“一日千里”,有人测算,1950年以前知识的半衰期为50 年;21 世纪,知识的半衰期平均为3.2 年;IT 业高级工程师为1.8 年。由此而言,一个人如果不学习或停止学习的时间太久,就难免与社会发展相脱节。许多人遭遇“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困局,原因就在于深陷“知识半衰期”,缺乏最新的知识和本领。

重视学习,是我们党的传统。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过“本领恐慌”的问题,他将学习比作“开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就一定要进货,进货就是学习本领。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在中央党校建校80 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这样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说苑》有言:“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意思是说要想增长才干,就要学习;要使刀刃锋利,就得勤加磨砺。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引用过这句话,告诫领导干部要多学习,把读书学习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为第四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的序言中,他强调:“努力学习各方面知识,努力在实践中增加才干,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着力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着力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

习近平还提出过一个“蓄电池理论”:人的一生只充一次电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成为一块高效蓄电池,进行不间断的、持续的充电,才能不间断地、持续地释放能量。这种形象概括,跳出苍白枯燥的说教,不仅易于理解和践行,也能激发兴趣,让学习本身从一种被动要求,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进步必需。

9、学而有思 10、学懂学通原著 11、寻乌调查 12、114个字的碑文

毛泽东同志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只有114个字,却反映了一部中国近代史。1975年,邓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只用了五千字。后来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

——《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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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会议决定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外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拟定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短短114个字,一气呵成,雄劲有力,鲜明表达出对人民英雄的敬仰和缅怀之情。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鉴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身体情况,时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不仅将报告的总字数压缩到5000字,还带领起草小组克服重重阻力,将周恩来长期以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作为重点写入报告文稿中。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经报道,立刻振奋起全党全国人民冲破“文革”束缚的信心。邓小平由此感慨:“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

文风提倡短实新,反对假大空,习近平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示范的。早在1984年,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就已经展现出质朴文风。2003年到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短论232篇。这些作品大多不过寥寥三五百字,没有空话套话官话,引经据典、论述有力,讲道理浅显易懂,谈问题直击痛点,文章中的许多思想和提法,现在看来依然值得咀嚼回味。

文风体现作风,文风反映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水平。文风问题备受习近平关注。关于文风,有一种错误认识是:文章越长越代表有水平。习近平列举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只有114字、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起草5000字政府工作报告的例子,意在说明短文亦可以托举起丰富内容,文章应当尽可能做到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内容深刻。

习近平曾援引过《庄子》里的一则典故:“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恢弘;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意思是说,野鸭子的腿虽然很短,给它接上一截它就要发愁;仙鹤的腿虽然很长,给它截去一段它就要悲伤。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写文章。就此他指出,就今天来说,把“野鸭子的腿加长”的文章太多了,提倡短文章、短讲话、短文件是当前改进文风的主要任务。

13、看100遍《共产党宣言》 14、治学三境界

著名学者王国维论述治学有三种境界: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领导干部学习理论也要有这三种境界。首先,理论学习上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静下心来通读苦读;其次,理论学习上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舍得付出,百折不挠,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再次,理论学习贵在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只有这样,各级领导干部才能做到带头学、深入学、持久学,成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模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模范,学以致用、用有所成的模范。

——《理论学习要有三种境界》(2003年7月13日)

摘自《之江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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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三境界”,是国学大师王国维著作《人间词话》里的一段话。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治学三境界”将晏殊、柳永、辛弃疾的三个词句巧妙化用,将原词对爱情浪漫缠绵的刻画改造成治学、创业的三种境界,增添了哲理意味。

第一境界出自北宋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这首词上阕移情于景,在景物描写中注入离恨之情;下阕承离恨而来,通过高楼独望把主人公相思的神态生动地表现出来。王国维以此寄托胸臆,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

第二境界引用自北宋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首词以春愁相思为主题,着重表现爱的艰辛和无悔,作者把漂泊异乡的落魄感受,同怀念意中人的缠绵情思结合在一起,抒情写景,感情真挚。王国维别具匠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就大事业、大学问不可能轻而易举,必须坚定不移,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境界出自南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首词上阕写正月十五满城灯火、尽情狂欢的祥和景象;下阕写寻觅意中人,刻画出一位不慕荣华、甘受冷落的美人形象。王国维以此引申,没有千百度的上下求索,不会有瞬间的顿悟和理解。

习近平以“治学三境界”阐释理论学习,把劝学的道理寄托在优美词句中,启发领导干部带头学、深入学、持久学各类理论知识。“治学三境界”启示我们,理论学习不仅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远大追求,也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更重要的是要善于独立思考,坚持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领悟“灯火阑珊处”所藏的真谛。

15、不悲观不等待

我县七吉大队有个青年叫郑春林,患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有残疾。但是他不悲观、不等待,自费上北京学习了绘画、照相的技术,在家里办起了一个流动照相绘画服务点,给群众画影壁、画炕箱、照相,送技上门,服务到家。有一天晚上,一个民办教师找到他家要照一张相急用,当天就要取,而一个胶卷又必须全部照完之后才能冲洗,这又来不及,他干脆用一个胶卷只照了一张相片,保证了教师急用。他腿有残疾,不能干体力劳动,就在家里搞起了家庭副业,养了20多只貂,并主动向其他青年传授技术,带起了十几户养貂户。两年来,他的收入近万元。他用自己劳动的收入,在七吉大队盖起了第一栋小楼。如果全县青年都能像他一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把聪明才智贡献给家乡,那么要不了多少年,正定的面貌就会大变样。——《创振兴正定的大业做奋发有为的新人》(1983年8月10日)摘自《知之深爱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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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榜样胜过书上二十条教诲”,哪里有榜样,哪里就有前进的动力。郑春林以超出常人的上进心和行动力,创造出脱贫致富、帮扶乡里的不平凡事迹。即便是今天来看,他的故事依然让人心潮澎湃,堪称“励志哥”。

1983年8月,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是振兴正定所要依靠的生力军”。他也尖锐指出部分青年身上存在的弱点和不足,包括“心有余而力不足”“盲目自卑”等问题。“有些人往往一心想摘取远方的蔷薇,却反而把身边的玫瑰踩在脚下,忘记了一切大事都要先从小事做起,先从自己身边做起”。在他看来,如果青年瞧不上基层工作,睢不上平凡岗位,放着眼前的事情不干,空想坐等干“大事业”,那么一切梦想都只会是幻想。所以,习近平在讲话中加入郑春林带动乡里致富的例子,鼓励正定青年立足本职、埋头苦干,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成就出彩人生。

习近平一再鼓励年轻人常去基层“墩墩苗”。在给大学生村官张广秀的回信中,习近平向全国大学生村官发出了“热爱基层、扎根基层,增长见识、增长才干,促农村发展,让农民受益,让青春无悔”的殷切期望。在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中,他也鼓励青年人坚持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以青春梦想、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16、浪子回头

四、《习近平讲故事》治理故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

1、国产手机逆袭

近年来,我国一些企业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进行了成功探索。比如,前些年我国市场上各类手机争奇斗艳,既有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国外品牌,也有国内厂商生产的手机,竞争十分激烈,一些企业破产倒闭。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些企业从生产端入手,坚持自主创新,瞄准高端市场,推出高端智能手机,满足了人们对更多样的功能、更快捷的速度、更清晰的图像、更时尚的外观的要求,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不断上升。世界手机市场竞争也十分激烈,名噪一时的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手机如今已风光不再,甚至成了过眼烟云。元旦过后,我到重庆看了一家公司,他们生产的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成功案例。这几年,重庆笔记本电脑等智能终端产品和自主品牌汽车产业成长也很快,形成了全球最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国内最大汽车产业集群,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就有1台来自重庆制造。这说明,只要瞄准市场推进供给侧改革,产业优化升级的路子是完全可以闯出来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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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打开了移动互联时代的大门,通过手机市场的变化,也能窥见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2016年上半年联想和小米分别位居印度手机市场畅销品牌排行榜第二、第三位,华为在欧洲上半年出货规模也实现翻番。

重庆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同样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案例。创新,既是新发展理念的首要要求,也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必然举措。

习近平通过分享国内手机市场格局变化的故事,讲述重庆笔记本电脑和自主品牌汽车产业的发展突破,说明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向各级领导干部阐明了这样一条经济发展规律: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给予积极回应。说到底,一个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如何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习近平反复强调,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习近平还说,“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这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动性积极性,落实好“五大任务”,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2、“准备吃亏”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结论报告,在讲“准备吃亏”、准备困难时一口气列了17条困难:第一条,外国大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三条,被国民党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国民党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第八条,“不承认波兰”,也就是共产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他说:“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这样的论述,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讲得很多、也很深刻,是治党治国很重要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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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战略大师。在毛泽东看来,凡事从最困难、最坏处准备,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是一个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不少,各种矛盾源、各类风险点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讲述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袖善用底线思维的故事,以此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警醒:“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有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嘱咐:“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他还多次强调:“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

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增强风险意识、善用底线思维,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3、中国奇迹 4、世界八大公害事件

上个世纪,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对生态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其中,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先后导致近千人死亡、75%以上市民患上红眼病。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首次暴发的短短几天内,致死人数高达4000,随后2个月内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此后1956年、1957年、1962年又连续发生多达12次严重的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因工厂把含有甲基汞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俣湾中,人食用受污染的鱼和贝类后患上极为痛苦的汞中毒病,患者近千人,受威胁者多达2万人。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对这些状况作了详细描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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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是一本促进了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书,第一次对“人类向大自然宣战”的绝对正确性表达了质疑,如同空谷足音,提出了关于生态文明的反思。

习近平通过讲述“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介绍《寂静的春天》这本书,表达对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高度重视。挥之不去的雾霾带来“会呼吸的痛”,地下水污染引起的普遍忧虑,植被破坏带来的沙漠化问题……多年积累的大量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成为民生之痛,更容易催生社会层面的问题。习近平强调,“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这为正在快速现代化的中国指明方向: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奋力走出一条生态与发展相得益彰的新路。——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5、柳青蹲点皇甫村 6、“地府”来了 7、制度成熟需要时间

英国从1640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1688年“光荣革命”形成君主立宪制度,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而这套制度成熟起来时间就更长了。美国从1775年开始独立战争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新的体制才大体稳定下来,用了将近90年的时间。法国从1789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1870年第二帝国倒台、第三共和国成立,其间经历了多次复辟和反复辟的较量,用了80多年时间。就是日本,1868年就开始了明治维新,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体制。——《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4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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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0-1949年期间,法国发生过8次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算真正稳定下来。法国制度稳定过程之长,正说明制度成熟需要时间。再比如美国,美国赢得独立战争之后,更像是各个州之间松散的“邦联”,而不是具有内在凝聚力的“联邦”。直到林肯政府赢得南北战争,用武力的方式捍卫了美国的统一,才为美国作为完整的政治实体打下基础。这前后,用了将近90年时间。

习近平从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制度发展的历史中得出结论,制度体系的成熟不是朝夕之功,而需要一个渐进改进的过程。由此也就自然形成对中国未来的启示:中国制度体系的发展,也会像西方国家那样,需要一个渐进改进、渐趋成熟的过程。习近平还反复强调,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他通过讲述一些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历史,向人们揭示出制度成熟的内在逻辑,更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历史思维、历史视野。 ——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8、纪律不能是一纸空文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1964年10月,周恩来同志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人员大会上作报告时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毛泽东同志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干部出问题,都是因为纪律的突破。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各项纪律都要严。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而不能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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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国庆献礼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由周恩来担任总导演。这部作品把我们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奋斗历程浓缩为可歌可泣的歌舞史诗。

“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周恩来报告中的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1927年秋天,在上井冈山途中,有些战士拔了百姓地里的红薯,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不久,他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其中一项就是“不拿农民一个红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由这个红薯引发而来的。周恩来同样也以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人。延安整风期间,南方局机关每周安排一天作为党日,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开会听报告时总爱搬把藤椅,跷起二郎腿。周恩来看见了,就把他叫起来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是遵守学习纪律吗?”“党龄越长越要自觉遵守纪律啊!”

习近平讲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引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经典话语,都是为了强调“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再到生机蓬勃的改革时期,严明纪律,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对从严治党有着清醒认识,对严守纪律有着明确要求。在第一次以总书记的身份会见中外记者时,他就掷地有声地宣示“打铁还需自身硬”,并要求“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与改作风双管齐下,既剜除毒瘤更净化生态,既治病救人更强身健体,这两条相辅相成的红线,共同汇聚成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劲脉动,展示出抓铁有痕的决心、壮士断腕的勇气、刮骨疗伤的力度,使得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这其中的关键,正如习近平所言,就是“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9、文学中国 10、错失两百年 11、张之洞的感叹 12、争戴“贫困帽”

我看了一些材料,反映说2012年初,某省某县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县政府网站上发布“特大喜讯”,热烈祝贺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还有一个案例,说两个县争戴国家级贫国县帽子,落败的县长含着泪说,我们这次没有争取到贫困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县真的太穷了。再有,有一个地方一直戴着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帽子,其实2005年就进入全国百强县之列,2011年因媒体曝光,国家级贫困县资格才被取消。据说,第十一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竟争力百强县、中国中部百强县、中国西部百强县评比榜单上,竟有17个国家级贫困县。对这种现象,有关部门要研究一下,该摘帽子的就要摘,不该戴就不要戴,没什么好照顾的!

——《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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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时间紧、任务重。习近平讲述的这些争戴“贫困帽”的故事,揭示出扶贫攻坚过程中存在的深层问题。

2012年初,湖南某县挂出大电子屏,堂而皇之地写道:“热烈祝贺×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并在落款上注明是县委、县政府宣。这幅照片在网上曝光后,立即引来舆论广泛关注。该县官方网站上一篇题为《×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文章称,该县为抢抓“十二五”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机遇,县政府把进入国家重点扶贫攻坚范围作为“两重点三主要”工作体系中的首要目标任务,“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通过两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成功被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对此,不少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被评为贫困县为“喜”,实际上是以获得扶贫资金为喜,“炫贫”看重的是对贫困县的资源倾斜。

习近平早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就十分强调扶贫先要扶志。他经常说,“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在宁德推动扶贫工作时,习近平反复强调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

一顶“贫困帽”,不仅能换来大额财政转移支付,而且意味着各项政策倾斜和特殊照顾。事实上,争戴“贫困帽”,背后是缺少脱贫斗志,产生了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习近平通过讲述争戴“贫困帽”的故事,正是要表明“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不能失去脱贫斗志、产生依赖心理。争戴“贫困帽”,对其扶贫就犹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摆脱贫困,首要不仅是摆脱物质上的贫困,更在于摆脱精神上的“贫困”。习近平反复强调,“要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他们的心热起来、行动起来,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焕发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外在帮扶才能激发内生动力,扶贫攻坚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总而言之,全面小康不是等来的,是干出来的。——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13、“你是中国人吗”

我1979年出访瑞典,在一个广场上遇见一个马来西亚华人,他用很生涩的汉语问,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是,他很激动,说终于看到华人了,在瑞典见到华人很不容易。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是中国人。上次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我从市政府大楼朝外面一看,半个广场都是中国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国家要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是不可想象的。——《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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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中国人吗?”在1979年,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如此少,而中国与世界的隔绝也是如此深。但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扬帆起航的开局之年。

更多细节印证着中国走出去的影响力。在法国巴黎,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巴黎商业产业局和地区旅游局专门印发了一本实用手册,教法国人说简单的中文,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游客的喜好,巴黎的不少饭店、餐厅、博物馆工作人员,甚至出租车司机都收到了这本册子。在韩国首尔,机场里面随处可见中文广告,很多商铺的店员都会说简单的中文,以吸引中国游客消费。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第一次出京考察,就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先行之地广东。在这次考察中,他讲述了自己出国访问时的所见所闻,以一个细节的对比,打开了一扇视窗,让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清晰可见。从改革开放之初国外鲜见中国人,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布鲁塞尔“半个广场都是中国人”,中国发展的宏大叙事,还原为这些生动的细节,更能触动人心。

习近平以亲身经历阐释中国发展的世界影响,正是要说明,坚持中国道路、推进改革开放,才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才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和“中国故事”,让全世界感受到“中国触动”和“中国震撼”。他经常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将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而且要有新举措、上新水平。——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14、“和”才能“合”

在一个班子里就像是在同一条船上,开展工作就好比划船。大家同舟共济,目标一致,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形成了合力,这船就能往预定的目标快速前进。如果各有各的主张,各往各的方向划船,这船只能在原地打转,不能前进半步。更有甚者,如果互相拆台,还会有翻船的危险。百年修得同船渡。班子里的同志能聚到一起工作就是一种缘分,要珍惜在一起共事的时间,同心协力,干出一番事业。(百问中文www.baiven.com)

——《要“和”才能“合”》(2007年1月19日)

摘自《之江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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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相互配合,则舟行水上、劈波斩浪;各自为战、相互拆台,则原地打转、寸步难行。“在一个班子里就像是在同一条船上,开展工作就好比划船。”习近平一再强调,“要善于把党委一班人、几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强调班子团结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主题,这也是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重温经典的深意所在。

习近平以具体事物阐释抽象道理,用划船的同舟共济,比喻领导班子要团结协作,揭示出做好党委班子工作的重要方法,就是因“和”而“合”,懂得同心协力、团结协作。

领导班子是否团结,决定了领导班子是否有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习近平一再强调班子团结,正是要防止党委班子相互龃龉、自行其政,避免党组织一盘散沙、涣散无力,确保党委班子成为一级党组织的“核心团队”,分工明确而又懂得配合,各司其职而又相互协作,释放出最大的“领导力”,让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力量。 ——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15、造好“两座山”

“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可以说,在实践中对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以上这三个阶段,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发展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调整、趋向和谐的过程。”

——《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2006年3月23日)摘自《之江新语》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两个司空见惯的词语,两种寓意深刻的意象,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而这“两座山”寓意的发展理念,不仅引领着浙江的发展,更成为一个国家的指南。

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浙江安吉的竹海是美丽乡村的标志,著名导演李安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的拍摄地即在此,这让浙江安吉一举成名,慕名前来万里竹海参观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

习近平来到安吉余村考察时,得知村里关闭矿区、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后,给予了高度评价。余村村委会主任潘文革记忆犹新,在简陋的村委会会议室举行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告诫干部群众“不要迷恋过去的发展模式”,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余村的旅游年收入已达到1500万元,是十多年前矿区卖石头的5倍之多。余村的绿色发展之变,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最生动的佐证。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比喻,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阐释得入木三分。习近平认为,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浑然一体、和谐统一。跨过拿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的错误阶段,跨越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难以取舍的彷徨与矛盾阶段,达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融合境界,习近平提出的这三个阶段,是每个地方发展都应该深入思考的命题。

16、驴马理论 17、天子守国门 18、木桶理论

必须看到,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这好比经济学中的“木桶理论”,一只木桶的装水容量不是取决于这只木桶中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也就是说,我省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这既需要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更需要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

——《做长欠发达地区这块“短板”》(2004年12月10日)摘自(之江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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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桶理论”讲的是,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人们往往用“木桶理论”来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好,一个地方的发展也好,各个部分往往是良莠不齐的,而决定总体发展水平的不仅是优势部分,更取决于劣势部分。

2014年2月,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习近平以“十个指头弹钢琴”为比喻形象阐述了协调发展的内涵。他说,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贯穿其中的思想,正是协调发展。

习近平通过“木桶理论”,深刻阐释了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全面小康不仅是发达地区的小康,而且是欠发达地区的同步小康;不仅是物质文明的丰富,更应是精神文明的饱满。注重协调、强调平衡是习近平一以贯之的治理思路。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习近平强调,“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正是要在优化结构、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19、地瓜理论

有人提出一种“地瓜理论”,非常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现象。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同样,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主动接轨上海、主动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改造,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省外、国外建设我们的粮食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生产加工基地,并非资金外流、企业外迁,这是在更大的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全国发展浙江”的需要。对此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积极推动,乐观其成。

——《在更大的空间内实现更大发展》(2004年8月10日)摘自《之江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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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块茎长得更加粗壮硕大。没有藤蔓的延伸,块茎就会缺少营养;没有块茎的坚守,藤蔓就会失去方向。藤蔓隐喻着扩大开放的方法论,而块茎则代表着一种站稳脚跟的目的论。可以说,“地瓜理论”揭示出的,正是“站稳脚跟”与“扩大开放”之间的辩证法。

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战略,“跳出浙江”就像地瓜向四面八方延伸的藤蔓一样,最终是为了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企业走出去也能实现产业梯度转移、促进发展转型升级,最终是为了“发展浙江”。习近平认为“跳出浙江”不是“外流”,而是“外扩”。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把“地瓜理论”运用于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之中,勾勒出“跳出中国发展中国,立足世界发展中国”的战略蓝图。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年10月,他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完整呈现、从容铺展,为亚洲腾飞、中国发展插上了翅膀,疏通了血脉。

习近平用藤蔓与块茎的关系,生动阐释出“地瓜理论”蕴藏的哲学智慧:藤蔓的延伸是一种开放的手段,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则是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在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的今天,重温习近平阐释的“地瓜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事实上,正是因为坚持在独立自主、站稳脚跟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中国才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今天,面对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我们就要按照习近平的要求,既“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又“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20、阿根廷为什么失去冠军

阿根廷为什么失去冠军

当今世界高水平的足球赛,仅讲个人技术水平,单靠个人的脚下功夫,恐怕已经不合潮流了。破门主要靠队员们的有机配合,配合意识已经成为绿菌场上重要的战术意识。一位著名足球评论家评论阿根廷足球队痛失第12届世界杯冠军一战时说:“马拉多纳作为一名球星,在场上只注意个人而不注意集体,阿根廷球星个人主义的踢法,终于导致他们与本届世界杯冠军绝缘。”球迷常批评某个队员“盘带过多”,就是讨厌这个队员过分卖弄自己的个人技术,而破坏了有机配合,以至失去了破门机会。一个地方的经济工作,上下左右要形成一个整体。各个部门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都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不能独立于整体之外,也不能和其他部门割断关系。

——《提倡“经济大合唱”》(1988年9月)摘自《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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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多纳是阿根廷著名球星,在一次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马拉多纳连过5名防守球员射门得分,让很多人感慨“他是足球史上最伟大的天才”。

足球比赛毕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比拼的不仅是球员的精湛球技,更包括球员们的团队精神和配合意识。一支球队如果只讲究个人技术而不重视集体配合,可能会踢出漂亮的个人足球,但很难赢得比赛。

绿菌场上的胜负,有着超越足球的启发意义。习近平作为一位足球爱好者,对此有着深刻认识。英国媒体称习近平是“外交舞台上的足球先生”。在2012年访问爱尔兰时,习近平踢足球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2014年访问德国时,他看望了在德国训练的中国少年足球运动员;2015年访问英国时,他参观了曼彻斯特城市足球俱乐部……展示个人爱好、塑造亲和形象,习近平的“足球外交”,拉近了中国同世界人民的距离。在习近平发表2014年新年贺词时,媒体注意到,他在爱尔兰访问时踢足球的照片摆放在书架上。他曾表示,自己有一个“中国足球梦”。足球改革,也已经被纳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议题设置中。

习近平以足球为喻,阐明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部分之间有机融合,整体的力量就会倍增;部分之间相互龃龉,整体的力量就会削弱。习近平一直强调治国理政过程要注重协调配合,“身在兵位,胸为帅谋”,始终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 ——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21、用人如器

纵观中国历史,凡是升平昌盛之世,总是伴随着大批人才贤士的出现;凡是有作为、有建树的历史人物,对人才问题总是高度重视的。像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请“卧龙”等故事,已为大家熟知,成为千古佳话。这里,我想再讲一个古人荐贤用贤的故事,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他的用人政策,历来被后人所称道。他当皇帝后,要大臣封德彝负责推荐贤才。可是几个月过去,封德彝一个人才也没有推荐出来。他不仅不举荐,还说自己“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当即驳斥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意思是君子选用人才好比使用器物,应该各取所长,因人而异。不这样,难道还能向其他朝代去借人才吗?你推荐不出人才,只能说明你不识人才,怎么能说没有人才,这不太贬低天下之人了吗?唐太宗排除阻力,广开才路,不拘一格,提拔新人,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发现和重用马周。马周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寄居在中郎将常何家中做门客。有一次,唐太宗要求大臣“极言得失”,就是让大臣们给皇帝提意见,马周替常何写了一个有20多条意见的条陈。唐太宗看后大为欣赏,当他从常何嘴里知道是马周所写时,立即派人去请,因为来得慢了,他还派人去催。唐太宗亲自同当时仅29岁的马周谈话,认为他很有才能,就安排他在门下省当官,以后不断提拔。马周帮助唐太宗处理了许多复杂事件,成为一时的名臣。由于唐太宗不拘一格,广开才路,重用贤才,使得他统治的时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升平时期,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

——《人才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不可估量》(198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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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一朝的人才之盛可谓灿若星河。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魏征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王硅激浊扬清,嫉恶好善;戴胄处繁治剧,众务毕举。正是因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创造出名垂史册的“贞观之治”。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唐太宗李世民用人如器的胸襟,他驳斥封德彝“但于今未有奇才耳”的谬论,也说明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气度。

习近平还讲了唐太宗发现和重用马周的故事。马周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寄居在中郎将常何家中做门客,因为替常何写了一个有20多条意见的条陈,而备受赏识,得到重用。马周曾提出“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惟在百姓苦乐也”的命题,酷爱读史的毛泽东也高度评价马周的这份时政奏折,称之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唐太宗曾经说:我一天见不到马周就想他。可见马周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当时的宰相岑文本也说马周的才能可比汉朝的张良。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马周当上了宰相,还兼任皇太子李治的老师,对李治谆谆教导,教李治如何治政,对李治当皇帝以后治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太宗为了表彰马周对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亲自为马周题词:“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对马周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这在名臣云集、大贤辈出的唐朝初年也是不多见的。

习近平通过讲述唐太宗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故事,说明广开才路、重用贤才对于良政善治的重要作用,对做好人才工作提出了“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思路。

习近平一向重视人才工作,反复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没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顺利实现”,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说明人才的极端重要性;“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展示人才工作的重要作用;“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从尊重人才的视角阐发深化人才机制改革的现实路径。习近平求贤若渴的呼声,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提醒,也是对天下英才的深沉呼唤。

22、五百金买马骨

★在《知之深 爱之切》这本书中,收录了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25日的一篇文章《人才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不可估量》,其中提到“五百金买马骨”的故事。

故事

燕昭王即位时,燕国百废待兴,燕昭王于是延揽人才,以图复兴,他向相国郭隗请教访贤纳士的计策。郭隗给燕王讲述了“五百金买马骨”的故事。

臣:哎呀!好不容易寻到一匹千里马!怎么就死了呢?……

马商:客官,您莫担心,我这里还有别的好马,你过来看看?

臣:别的好马?不!这样,我愿出五百金,你把这马骨卖与我,如何?

马商:五百斤?就买一堆马骨头?

接着,这位大臣带着这匹千里马的尸骨去见大王。

君: 我想要的是日行千里的良驹,你买回一堆骨头有什么用?

臣:大王莫急。大王尚且能以五百金买回死马,何况活马?您如此钟爱千里马的名声一旦传开,必然会有千里马主动送上门来。

人们往往用“五百金买马骨”来表示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价值理念。习近平同志讲述这个故事以说明,领导干部只有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才能达到野无遗贤、人尽其用的境界。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

“我们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坚决防止和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习近平

23、尊老为大德

“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在回答齐宣王治国之道时,就曾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把“尊老”提到了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在历朝封建统治阶级中,权势倾轧、父子血刃之类的事屡见不鲜。所谓“尊老”,只不过是他们粉饰太平、笼络人心的手段。然而,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却始终把“尊老”奉为立身处世的大德,相沿成习。如今,“尊老”这一传统美德摒弃了其中的封建成分,增添了新的社会内容,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中青年干部更应身体力行,做好表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暑名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1984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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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慎终追远的民族,“尊老”是一个直抵人心的情感符号,也是能够引起社会共鸣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倡导“尊老”,表现在注重家风家教中。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88岁寿宴,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老爷子祝寿,唯独缺了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习近平不是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作为一省之长,他实在是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于是抱愧地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习近平在信中深情地写道,他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他希望继承和吸取父亲的宝贵高尚的品质。

习近平离开北京去正定,他多次强调,“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学习老同志的良好社会氛围”,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高度,认真做好新形势下老干部工作”。习近平强调“尊老”,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涉及复杂的改革发展问题。 ——摘自《习近平讲故事》

《习近平讲故事》全文txt下载。本文的宗旨为了广大党员,也是为了将《习近平讲故事》一书发扬,使有更广大的人群收益,想来出版单位应该也能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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