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具有医疗作用，首先由枚乘的《七发》所发明。《七发》开首便说：“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吴客分析了楚太子的病因、病状，接着便有针对性说了七件事启发他。终于使得楚太子“汗出，霍然病已”。那么楚太子得的是什么病呢？文中称其病状是：烦躁郁闷，情绪恶劣，耳目昏昏，喜怒无常，心惊失眠，不爱听人说话，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显然这是精神性的疾病。现代医学称作“抑郁症”。该病病因有多种，据《七发》分析，楚太子主要是因为：住在深宫中，既有保姆，又有傅父管教，生活圈子狭小，没有什么交游；另一方面，生活过度享受，饮食是高脂肪、高蛋白，穿衣则追求华美轻暖，动步就乘车，住“洞房清宫”之中，左右总有许多美女围绕着，“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怎么能不生病呢？《老子》十二章中早指出声色犬马是会使人生病的，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病状、病因分析清楚了，就要对症下药，吴客认为这种病不必用药石针灸，“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于是便讲了七件事来启发太子。这七件事是：音乐、饮食、车马、宫苑游观、田猎、观涛、要言妙道。七件事说完，太子的病便好了。七件事中，前六件都是讲的享受游乐。以前的注释，多认为这是带批判性的，是反面文章，是为了衬托最后的要言妙道。其实不然，既名“七发”，当然七件事都有启发作用。而且文中已透露七件事中“田猎”、“观涛”都有医治“浩唐之心，遁佚之志”的作用。再说《七发》受楚辞的影响，《楚辞·招魂》中为了引导“魂兮归来”也大量铺叙各种生活享受，其中描写宫室、美女、饮食、歌舞、游戏都生动具体，极尽形容，展现作者渊博的知识，语言的才能。《七发》亦如此，如写音乐经他夸大形容，那琴无疑是天下第一名琴，鼓琴者、歌舞者也都是古今第一名家，悲歌一曲，感动得鸟不能飞，兽不能走，连虫蚁都动弹不得了。这其实是借助语言的力量来发掘音乐的文化内涵。写饮食、车马等等也无不如此。其作用是在激发太子生活的兴趣，以摆脱萎靡不振之状态，并非提倡或批评奢侈享受。例如田猎是古代体育运动并具有军事训练的性质，经作者一番形容，楚太子已经“阳气见于眉宇之间”，有些活气了。但真要请他参加，还是“仆病未能也”。观涛是描写潮水的奇文，海潮澎湃，声如擂鼓，那样的气势，那样的壮观，是足以让人“澡溉胸中”、“发皇耳目”的，作者的形容确实也引起了太子的兴趣，但要他强起观之，他还是一句“仆病未能也”。在作了这些铺垫之后，作者最后才提出“要言妙道”。当时儒家尚未“定于一尊”，所以“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还必须有庄周、魏牟、杨朱、墨翟等人参与。最后担任总结的则是孔子、老子两位，而孟子则起了特别的作用，他拿着筹码来计算，大概是分别各家的异同得失。这样总结出来的“要言妙道”，当然是万无一失。这种“要言妙道”，不是某一学派的教条，这是对真理的探求，是生活的指南，提高思想境界，才是开启心智的良药，种种精神性疾病，当然就随之不治而愈了。
枚乘提出了辞赋治病，看来确实有效。汉宣帝时，太子患病，症状是“若忽忽善忘，不乐”，宣帝便命王褒等几位辞赋家，到太子宫中，陪侍太子娱乐，早晚“诵读奇文及所造作，”太子病好了，才又回到宣帝身边。所谓“奇文”大概指《僮约》、《责髯奴文》之类的赋体作品。太子尤其喜爱王褒作的《甘泉》、《洞萧颂》等赋作，“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见《汉书·王褒传》）。汉宣帝和其曾祖父汉武帝一样，是位辞赋爱好者。他认为世俗都喜欢穿戴好看的服饰，听流行音乐，辞赋与之相比，“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同上）。他将辞赋定位为高尚娱乐，不仅能让人开心，并能扩充见闻，增长知识，弄得好，还能像古诗一样，有讽谕教化之作用。辞赋的娱乐功能早已发现，它往往虚构人物，互相较量，利用层进、夸张、形容、铺陈、排比等手法，将一些事、物说得天花乱坠，在文学类别还不够丰富的情况下，它又像小说，又像戏剧，尤其是它的音乐性值得重视。汉赋中堆砌了许多同义、近义的词汇，诚如鲁迅先生所言，简直无法加以区别。汉赋大家为何要这样写，而且成为一时之风气呢？固然这里有识字教育之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其音乐效果。汉赋或韵或散，朗读起来，铿锵有力，有一泻于里之势。笔者曾听过昆曲中的辞赋朗诵，深深为之折服，并悟出汉赋以“颂”命名的道理，这正是对其音乐性的提醒。音乐有助于治疗，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所以说辞赋具有医疗作用，这既有文献之记载，又可以从事理上得到论证，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