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听命于林彪、江青的解放军报“红色政权”，把一大批编辑记者清除出报社，交各大军区下放劳动。我们有十多人先后被广州军区下放到生产部队。我和杨记者、胡记者以及杨编辑等人被下放到湖南广西交界山区某生产团，在连队当兵，参加种花生等体力劳动。在这个团接受劳动锻炼的，还有一批广西高等院校的学生。
这年夏天，这个团的政治处需要写一些上报的文字材料，便让杨记者和我，还有一位大学生暂到团部招待所住着。他们说这是照顾我们，减少我们的体力劳动，实际上是要利用我们的一技之长，按照他们的口径写东西，为他们吹嘘。
团部招待所很简陋，住的条件比连队好，伙食同连队差不多。这个山区还很穷困，当时突出政治，文化大革命闹得凶，农村和军队农副业生产都下降。我们每天吃的是没有什么油水的千篇一律的饭菜，时间长了，真像《水浒传》中鲁智深在五台山讲的，“嘴里淡出鸟来”。
招待所附近是一大片松林，一次大雨过后，林间空地长出很多蘑菇。我从来没吃过鲜蘑菇，想采点来吃，但不知哪些好吃哪些不好吃。杨记者是云南人，小时在家乡采过蘑菇。他采了一大把，由我出面请炊事员帮助炒来吃。炊事员看我们可怜，特地多放了些油，炒得香气扑鼻，令人馋涎欲滴。我们三人很快就吃下一大半。
这时，那位杨编辑顺路来看我们。他闻到香味，顿时流出口水。他把我们吃剩的全吃光，还端起菜盘，把菜汤都喝得一千二净。
饭后，杨编辑抹抹嘴走了，我们三人便躺下午休。但为时不久，我就感到头晕、恶心，睡不着觉。那位大学生也不睡，同样说头晕、恶心。杨记者被我二人吵醒，问是怎么回事?大学生说：“是不是那些蘑菇有问题?”蘑菇是杨记者采来的，他说不会有问题，头晕可能是开夜车累的，多休息休息就会好。
我睡不着，便到屋外去散步，想呼吸一些新鲜空气，结果还是头晕恶心不止。我向团卫生队走去，想问问医生。半路上，突然腹内肠胃一阵翻滚，哇哇地大口吐起来，把午饭几乎全吐光了。这一吐，恶心减轻了，但头晕目眩，立脚不稳。我连忙扶着一棵树，心想，这肯定是吃蘑菇出了问题。
到了卫生队，不料杨编辑已经靠墙坐在那里，医生要给他量体温。他有气无力地说：“我前天淋了雨，受了凉，可能感冒了。”我当即打断他说：“你头晕恶心是不是?你不是感冒，和我一样，是吃蘑菇吃的!”
那医生听我一说，马上跳起来说：“你们吃蘑菇啦?这里的蘑菇有毒!谁叫你们吃的?你们嘴真馋!”那时，下放干部低人一等，医生对我们毫不客气。他大概从没治过蘑菇中毒，便找出一本厚厚的精装书，急急忙忙翻看着。
医生给我二人各一根玻璃棍说：“到厕所去!用这根棍捅喉咙，赶快呕吐，吐得越彻底越好!”我已经自动吐过一次，第二次没有多少东西可吐了。杨编辑吐得撕心裂肺，肝肠欲断，满头冷汗，脸色煞白。他苦笑着说：“吃了一点点，吐了一大堆，得不偿失，真倒霉!”
医生叫我把杨记者和那位大学生都喊来，依法炮制，也叫他们呕吐。然后给我们四个各打了一针。据说这种针剂很毒，用它来医治蘑菇中毒，叫做“以毒攻毒”。医生说：“你们吃的，可能不完全是毒的。如果全是毒蘑菇，你们早就那个了!你们可算是万幸!”
饥不择食，吃了这么大的苦头，至今想起来，还有点后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