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gaomin
汉武帝刘彻为打击商人势力、解决财政困难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告缗是算缗的延伸。汉高祖刘邦时采取抑商政策，其内容之一即为“重税租以困辱之”；武帝时公卿也奏言：“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可见，算缗应该是汉初抑商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算缗是一种财产税，汉初如何征收，不知其详。孝惠、吕后时有“复弛商贾之律”，可能曾一度废止过。
汉初的抑商政策虽然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文帝时贾谊和晁错都曾大声疾呼：弃农经商是天下之“大残”，富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资本勾结王侯，势力甚至超过了官府。至武帝时，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由于武帝内兴功利，又连年对周边少数族进行战争，封建国家的财政发生很大困难，商人势力乘机兴风作浪。他们以高利贷盘剥贫民，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或冶铸鬻盐，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巨额财产，既不佐国家之急，又严重损害平民百姓的利益，促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因此，汉武帝在张汤、桑弘羊等兴利之臣的筹划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更改币制、盐铁官营、酒榷、均输平准等，以此打击商人势力，摆脱封建国家财政上的困难，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算缗和告缗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曾“初算商车”，即对商人所拥有的车辆征税。至元狩四年（前119），张汤等人建议恢复原先算贾人缗钱的旧制。于是，武帝又下诏“初算缗钱”。其范围比算商车要大得多，具体办法有三：
（1）对各类商人征收财产税，诸如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以及其他虽无市籍而从事商业以谋取利润者，都要根据资产多少编造名册，呈交官府，作为征税的依据，税额为“率缗钱二千而算一”，即每二千钱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
（2）对手工业者即“诸作有租及铸”，征收财产税，税额为商贾的一半，“率缗钱四千算一”。
（3）对车、船征税。轺车的征税办法是：凡不属于国家官吏、三老、北边骑士而拥有的轺车，皆令出一算，商贾所有的轺车则为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算缗主要是针对商贾的。张汤等人还建议，对那些抗拒不交或隐匿财产，偷漏税款的商贾，罚以戍边一岁，没收全部资产；并且奖励百姓告发违法商贾，“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尽管如此，许多商人仍然隐匿财物，不肯协助政府克服财政困难。于是，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令“告缗”，由杨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杨可告缗遍天下，商贾中家以上几乎都被告发。武帝派遣御史和廷尉正、监等分批前往郡国清理处置告缗所没收的资产，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达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都因此破产，武帝将没收的缗钱分配给各个部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机构设置农官，分别经营没收的郡县土地。没收的奴婢则主要用于饲养狗马禽兽和在官府担任杂役。告缗沿续近十年，直到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继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后，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赎罪，山东漕粟一岁增至六百万石，均输帛达五百万匹；加上告缗没收的大量田宅、奴婢和货币财物，使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才停止了告缗。告缗以及盐铁官营等政策，为武帝的内外功业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起到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但商人势力在经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西汉后期，商人与官僚、地主逐渐合流，加剧了土地兼并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