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
考古学的产生有长远的渊源，但到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出现。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它包含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等分支，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考古学”名称的由来
中国汉文中“考古学”这一名词，是从欧洲文字翻译过来的。欧洲文字中的“考古学”一词，如Archaeology(英文)、Archéologie（法文）、Archaeologie（德文）、Археология（俄文）、Archeologia(意大利文)、Arqueologia(西班牙文)等，都是源于希腊文Аρχαιολογ奾α。希腊文中的Аρχαιολογ奾α，由“凊ρχα愨ο宩” 和 “λ奿γο宩” 二字组成，前者意为古代或古代的事物，后者意为科学。所以在古代的希腊，Аρχαιολογ奾α一词是泛指古代史的研究，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所使用的这个名词便属此种含义。17世纪这一名词被重新使用时，其含义稍有改变，是指对古物和古迹的研究。在17世纪和18世纪，一般是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的研究。到了19世纪，才泛指对一切古物和古迹的研究。
在中国，东汉（1～2世纪）时已有“古学”的名称。《后汉书》中说马融“传古学”，贾逵“为古学”，桓谭“好古学”，郑兴“长于古学”，这里所谓“古学”是专指研究古文经学，实际也包括古文字学。北宋中叶(11世纪)，“金石学”诞生，其研究对象限于古代的“吉金”（青铜彝器）和石刻。到清代末叶(19世纪)，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从铜器、石刻扩大到其他各种古物，所以有人主张将金石学改称为“古器物学”。由于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的“古器物学”已接近于近代考古学，所以也有人把欧洲文字中的“考古学”一词译为“古物学”（如1931年商务版《百科名汇》）。其实，中国的这种“古器物学”并不等于考古学，要经过系统化以后才可成为考古学的一部分。
考古学的定义
从现今通常使用的情形来看，考古学这一名词主要有 3种涵义。第一种涵义是指考古研究所得的历史知识，有时还可引伸为记述这种知识的书籍；第二种涵义是指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包括搜集和保存资料、审定和考证资料、编排和整理资料的方法和技术；第三种涵义则是指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以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
现在，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已有它的充实的内容，周密的方法，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目标。虽然还没有一个被普遍确认的定义，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学术界对考古学一词的理解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可以从共同的理解出发，考虑到上述的 3种涵义，给考古学下定义说：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对于这样的一个定义，需要作以下的解释和说明：
研究的年代范围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范围是古代，所以它与近代史、现代史是无关的。各国考古学都有它们的年代下限。例如，英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诺曼人的入侵(1066)，法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加洛林王朝的覆灭 (987)，美洲各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C.哥伦布（约1451～1506）发现新大陆(1492)。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可以定在明朝的灭亡(1644)。
近一时期以来，英国有“中世纪考古学”，其年代下限延伸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1640)；又有所谓“工业考古学”，其年代下限更延伸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初期。在美洲，则有所谓“历史考古学”或“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它们的年代范围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直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美洲各国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但是，英国的所谓“工业考古学”、美洲的所谓“历史考古学”或“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实际上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以研究近代史，所以不能算作真正的考古学。
相反，也有人把考古学的年代范围局限于史前时代，即没有文字记载的古代。这样，便把许多文明古国的历史时代也都排除在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之外，这也是不妥当的。考古学不研究近代和现代，而是研究古代，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考古学所研究的“古代”，除了史前时代以外，还应该包括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就中国考古学而言，历史时代不仅指商代和周代，而且还包括秦汉及其以后各代；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是不对的。当然，历史越古老，文字记载越少，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也越显著。要究明人类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的社会历史，就必须在极大程度上依靠考古学，因而史前考古学与史前史就等同起来了。
作为实物资料的遗迹和遗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资料。有些人望文生义，只看重一个“古”字，以为只要是考证古代的事物，不管是根据文献资料，还是根据实物资料，都可算是考古学。其实，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的遗存，即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这就是它与依靠文献记载以研究人类历史的狭义历史学的最重要的不同点。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但是，两者的关系虽很密切，却是各自独立的。它们都属“时间”的科学，都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为目标，但所用的资料大不相同，因而所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有人把依靠文献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狭义历史学也称为考古学，这是不符合近代考古学的基本含义的。
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应该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是经过人类有意识地加工的。如果是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则必须是与人类的活动有关，或是能够反映人类的活动的。这就说明，考古学是属于人文科学中的历史科学，而不属于自然科学，尽管在考古学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
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通常包括遗物和遗迹两大类。前者如工具、武器、日用器具和装饰品等器物，后者如宫殿、住宅、寺庙、作坊、矿井、都市、城堡、坟墓等建筑和设施。有的人片面地把“实物”理解为器物，只注重珍贵的古器物，而忽视许多重要的古代建筑、设施的遗迹，这是十分错误的。此外，农作物，家畜和渔猎、采集所得的动植物遗存，虽然多属自然物，但由于它们与人类的活动有关，有的更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所以也应属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虽然考古学的研究是以物质的遗存为依据，但作为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范围不限于物质文化，而是在于通过各种遗迹和遗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等物质文化，也包括美术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十月革命后，苏联曾把“考古学”改称为“物质文化史”。这虽然突出了考古学以实物资料为依据的特点，但实际上却局限了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因此，设在莫斯科的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虽然使用“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这一名称达30余年之久，但后来终于又重新改称为“考古学研究所”。
对人类古代社会的研究人类的活动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类所制作的器物和所创造的文化，都是反映社会的共同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共同的文化传统。个人的创造发明，都是以他们所在社会中长期积累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他们的创造发明，只有被他们所在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接受、继承或传播，才能成为整个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因此，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应该是具有社会性的产物。无论是工具、武器、装饰品等器物，还是宫殿、住宅、城堡、坟墓等建筑、设施，实际上都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个人孤立的、偶然的作品。从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而言，必须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遗物和遗迹的整个系列和类型上，而不是研究孤立的、单独的一件器物。孤立的、单独的一件器物，只能算是古董，而不能成为考古学研究的科学资料。即使这件器物具有高度的美术价值，那也只能作为美术史研究的好标本，而不能当作考古学研究的好资料。考古学要究明的是整个社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传统，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天才的独创。在考古学研究中，一般不存在对个别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这不仅是由于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资料往往无法与某一历史人物相联系，更重要的还由于考古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而不在于某一个人的单独表现。
要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还必须在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扩大研究的范围。这就必须注意同一时期各地区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传播关系，也要注意人类社会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继承、演变和发展的进程。这些横的联系和纵的进程，正反映在大量的遗迹群和遗物群之中，有待考古学家去分析和究明。
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
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迹、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便是指导研究这种规律的理论基础。
有的历史学家，其中包括考古学家，不承认历史发展存在客观的规律。他们认为，除了论证历史事实之外，只有史料鉴定学和历史编纂学，而没有阐明历史发展规律的广义的史学。这当然是错误的。有的学者，例如60年代美国的“新考古学派”，虽然承认历史发展有客观的规律，但却把这种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混为一谈，这也是不对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现象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现象，是由于有“社会的人”这一因素的存在。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起作用的是人，而人是赋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而行动，或受热情驱使而行动，并抱有预期的目的”。恩格斯又说：这“丝毫不能改变历史进程服从内在规律的这一事实”。但“对于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个别年代和个别事变的研究”，则是十分重要的。总之，我们一方面要重视社会发展的规律，一方面又不能把考古学写成简单的社会发展史。
考古学家要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探求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点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以史前考古学为例，尽管考古学文化类型多种多样，但它们从发生、发展到最后的消失（即合并于另一文化类型或演变而成为另一文化类型），总是具有共同的规律；由于自然条件、社会背景等的不同，各种文化类型也必然会有自身的特点和自己的具体演变过程。历史考古学也是这样，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许多国家的社会文化都有一定的共性，但也有它们各自的特点和个性。
近代考古学之具备上述定义中所含的性质，是有着相当长的一段发展过程的。从15世纪开始，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处于上升的阶段。他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相应地发展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这样，考古学也随着各门科学的产生而在欧洲出现。
考古学的出现，有它的历史背景。首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古典时代的语文和美术史的研究，从而开始对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刻和铭刻的搜集。不久又进而对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地区的古迹和古物发生兴趣，后来这种兴趣还扩大到对近东地区的埃及、巴比伦等地的更为古老的古迹和古物的寻访和搜集。
当时，在西欧和北欧，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瑞典、丹麦等许多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相继成立。这些国家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古老的历史文献。它们企图凭借先民遗留下来的古迹和古物，宣扬古代历史，以增进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这也是近代考古学产生的原因之一。
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推翻了《圣经》中关于上帝造人的神话。 尤其是到了 19世纪中叶，C.R.达尔文(1809～1882)的《物种起源》、C.莱尔(1797～1875)的《从地质证据来证明人类的古老》和T.H.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出版使人们懂得人类的出现至少在数十万年之前，并认识到人类是从猿类演化而来的。于是，史前考古学产生了。它以进化论的理论为指导，按照近代自然科学的传统，以严格的科学方法从事研究，使作为科学的近代考古学从此得以成立。
纵观近代考古学的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可以按照阶段的不同，将它分为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发展期和继续发展期。
萌芽期
约从1760至1840年。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考古学的成长。当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有研究埃及的学者同行，在埃及寻访古迹和古物。作为战利品，拿破仑又从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掠夺古物，在法国建立博物馆。他派亲族统治意大利，并大规模地发掘公元79年火山爆发时被埋没的庞培城址。特别是拿破仑的部下在埃及发现罗塞塔石碑，碑上的三体文字为学者们考释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重要的钥匙；1822年法国学者J.-F.商博良释出了这种象形文字，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
另一方面，德国J.J.温克尔曼(1717～1768)开始利用古代的遗物，而不是专靠古代的文献，从事欧洲古代史的研究。他以保存在罗马等地的许多古代美术品为资料，写成他的名著《古代美术史》。有的学者称他为“考古学之父”，可见他对考古学影响之大，尽管古代美术史并不等于考古学。
形成期
从1840至1867年。
“三期论”的提出19世纪中叶，考古学终于发展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史前考古学。由于史前时代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对史前史的研究必须完全依靠考古学，而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又推动了整个考古学的发展。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C.J.汤姆森从该馆所藏的史前古物着眼，提出了著名的“三期论”，认为史前时代的丹麦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不久J.J.A.沃尔索(1821～1885)又进而把“三期论”用于野外古迹的分期，并以发掘工作中所见的地层关系作为证明。1843年，沃尔索发表了《丹麦原始时代古物》一书，使“三期论”从此成为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基础。
旧石器的发现和证实上述丹麦的石器时代，只限于新石器时代（因冰川关系，丹麦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对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是从英、法两国开始的，而法国J.布歇·德·彼尔特在索姆河畔首先发现旧石器，并认定是原始人类所用的工具。1859年英国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核查了布歇·德·彼尔特的发现，确认此地的旧石器是与已经绝灭的动物化石共存的，从而证实了他的学说。1865年英国的J.卢伯克(1834～1913)使用希腊语的词根，创造了“旧石器”(Palaeolithic)和“新石器” (Neolithic)两个名词，以表示两个石器时代的存在。当时，进化论已成为欧洲思想界的主流，它为史前考古学打开了前进的道路。1856年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化石，不久也被引用为进化论的物证，彻底否定了上帝于公元前4004年造人的神话。后来，E.A.I.H.拉尔泰(1801～1871)又用古脊椎动物化石作标准，把旧石器时代分为 3期；G.de莫尔蒂耶则用第一次发现的地点作为各期的名称。这种分期法和定名法，至今仍为考古学界所通用。
新石器时代方面，1853～1854年在瑞士境内发现了“湖居”遗址，有着许多保存良好的遗迹和遗物。后来知道，湖居遗址中除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以外，还包含有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1846～1864年在哈尔施塔特的发掘和1858～1860年在拉登的发掘，证实了欧洲的史前时代应包括早期铁器时代，这两处地名便被用作欧洲史前考古学中的两个分期的名称，后来又成为两个文化的名称。
埃及和西亚的考古工作商博良释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以后，引起了欧洲人对埃及的古迹和古物发生更大的兴趣。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考察队到埃及各地调查发掘。在这以前，意大利人G.B.贝尔佐尼(1778～1823)在埃及滥掘古墓，掠取了大量珍贵的古物。到了1859年，法国A.马里埃特担任埃及政府的古物局局长，才对这种盗掘加以控制。他任职30年，主持了30多处发掘，取得了丰富的收获。
19世纪初年，在波斯境内发现了刻有楔形文字的摩崖石刻。1835年英国人H.C.罗林森(1810～1895)释读出贝希斯顿三体铭文中的一种楔形文字为古波斯文。后来，其他两种楔形文字也被考释出来，证明分别为古埃兰文和古巴比伦文。古文字学方面的这些研究成果，对西亚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有很大的帮助。1842年，法国人P.-┵.博塔开始发掘尼尼微城址。次年，他又在豪尔萨巴德发现了亚述王朝萨尔贡二世的宫殿址，获得了大批石刻浮雕和楔形文字的铭刻。1845～1851年英国人A.H.莱亚德也在尼姆鲁德和尼尼微发掘出亚述时代的许多石刻浮雕、楔形文字的石刻和泥板。他出版了《尼尼微石刻图解》和《尼尼微发掘记》，影响很大。但当时的工作水平很低，主要是挖取珍宝，谈不上什么科学性。1850年，瓦尔卡古城址被发现，并进行发掘，虽然当时还不知道它是属于比巴比伦更早的苏美尔人的。
希腊罗马的古典考古学从19世纪初期以降，英、法、德等国的古物爱好者相继到南欧游历、考察，往往将希腊罗马的石刻浮雕等精美文物运回本国出售，或赠送给博物馆。从雅典巴台农神庙拆下来的浮雕石刻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它是由埃尔金于1816年运到伦敦的，故被称为“埃尔金大理石刻”。有的人还发掘了希腊罗马的古城址和基地，目的也在于攫取文物，不讲求工作的科学性。
从1863年起，意大利考古学家G.菲奥雷利改进了对庞培古城遗址的发掘方法。他以恢复这一古城的原貌为目标，对遗址中的房屋遗存按单元进行全面的揭露，讲求层位关系，并将发掘出来的遗迹保存在原地。在发掘中，贫民的居处和富人的邸宅同样受到重视；出土物不论精美与否，都被作为不容忽视的标本。他的这种审慎、周密的工作态度，为此后庞培城址的科学发掘打下了基础。
国际考古学会议的召开作为近代考古学形成的重要标志，1866年在瑞士召开了第一次“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国际会议”。这使得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到1912年为止，这个国际会议共开过14次。1932年改为“先史学和原史学国际会议”，在英国首次举行。它的第11次会议定于1986年在英国举行，届时还将加上“世界考古学会议”的副标题。1867年在巴黎举办的规模宏大的世界博览会，其中有一“劳动历史陈列馆”，以史前时代的劳动工具为主要陈列品。莫尔蒂耶负责欧洲各地标本的选定和陈列，马里埃特则负责埃及考古学标本的选定。这样，考古学在广大群众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成熟期
约从1867至1918年。这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兴盛局面。这主要表现在类型学的发展和史前考古学的系统化，自然科学的方法被应用，田野调查发掘工作开始科学化，近代考古学从欧洲、北非、西亚普及到东亚和美洲。
类型学的发展和史前考古学的系统化前一时期开创的类型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主要是划分器物类型的工作更为细密、准确了。除了按照形态的变化把器物排比成“系列”以外，还根据出土的地层关系来确定系列中各器物类型的年代先后；排比不限于某一种器物，而是将许多不同种类的器物分别排比成系列而互相参照。经过排比之后，各种不同类型的器物组合往往可以代表某一考古学文化。在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1912年步日耶把上旧石器时代调整为3期，连同下旧石器时代的3期，将旧石器时代一共分为6期。他的“六期说”体系被考古学界长期沿用，但后来被证明这只适用于欧洲。1892年，A.布朗提出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应有一个过渡期，称为“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但这一术语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逐渐采用。
瑞典的O.蒙特柳斯继沃尔索之后，大量使用比较考古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将类型学的理论加以系统化。从1885到1895年，他把北欧的新石器时代分为4期，青铜时代分为5期。这时，早期铁器时代的哈尔施塔特期和拉登期 2期被进一步确定下来。这样，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洲史前考古学的整个体系得到了确立。法国学者J.德谢莱特(1862～1914)于1908至1914年出版的四卷本《史前考古学手册》，总结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的史前考古学成果。
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史前考古学的绝对年代在史前年代学方面，这一时期已开始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例如，20世纪初，地质学家把欧洲的地质年代确定为4个冰期和3个间冰期（见第四纪地质学）。于是，考古学家把旧石器时代文化与冰期、间冰期的划分联系起来，进行分期。各冰期的绝对年代最初是根据地层的厚度来推测的，极不可靠。1910年瑞典德耶尔(1859～1943)提出了季候泥层分析法，判定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泥层的绝对年代可以上推到 1万年左右。不过这一分析法的应用只限于一定的地区，而且必须将考古资料与地质年代学的泥层联系起来，才能判定。此外，蒙特柳斯除了就欧洲青铜时代的相对年代进行分期以外，1904年还对各期的绝对年代作过推测。
考古发掘工作的科学化在这一时期中，考古学最重要的发展是发掘方法的改进。可以说，真正的、科学的考古发掘，是从这时期开始的。首先是明确了发掘的目的不是为了挖宝，而是要把地下的古迹和古物揭露出来，了解它们原来的位置、布局和后来的变化，这样就可以使由于时间的推移而被灰烬和泥土掩埋起来的人类的历史得到重视。
19世纪后期，德国和奥地利的考古学家在希腊和意大利发展了考古发掘的技术。在庞培古城遗址，意大利的考古学家进一步发展菲奥雷利的发掘方法。在近东，1870年以发现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古城而著名于世的 H.谢里曼，除了在发掘中采集全部遗物并注意地层关系以外，他还要求充分做好包括绘图、照像在内的各种记录，迅速整理资料，及时发表报告。英国的F.皮特里在埃及的发掘工作中，更讲求发掘方法的科学化，他于1904年写出《考古学的目的和方法》一书，总结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英国，皮特里的前辈A.H.L.-F.皮特-里弗斯则被视为科学考古发掘的创始者，早在1880至1900年，他便已用上述的科学方法在英国克兰伯恩蔡斯地区发掘居住址和古墓。这样，考古学也就被承认是利用实物的证据以探索古代人类历史的一门科学了。
欧洲、北非、希腊和近东地区的重要新发现这一时期的考古新发现，解决了许多重要的问题。首先是从1875年起，在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陆续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它们与洞穴中的象牙或兽骨的雕刻品一起被称为“洞穴艺术”或“旧石器艺术”。1894～1895年皮特里在埃及涅伽达发现王朝时代以前的墓地，后来经过他的分期排比，列为第三十期到八十期，其中第七十六期和七十七期相当于历史时代的第一朝，从而使得史前文化和历史时代的文化衔接起来。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方面，由于谢里曼在特洛伊城址、A.伊文思在克诺索斯城的发掘，把希腊的历史从古典时代上推到传说中的“荷马时代”，又进而追溯到史前时代。关于小亚细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的赫梯帝国，过去虽曾发现过石刻浮雕和铭文，但到1888年才由A.H.塞斯(1845～1933)证明它们是属于赫梯人的，并初步考释出赫梯的文字；德国人发掘赫梯国的首都哈吐沙，发现了数千片前14世纪的泥板文书， 捷克斯洛伐克的 B.赫罗兹尼考释出赫梯语的楔形文字，并将泥板文书翻译出来。在两河流域，1874年泰洛赫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这里的遗存属于苏美尔人的文化。此外，德国人1899～1914年在巴比伦古城和1903～1904年在亚述故都阿苏尔城址的发掘，由于成功地清理出用土坯砌成的墙壁，还利用探井法搞清地层，使这两座都城的部分面貌被清楚地揭示出来。
考古发掘工作扩展到新地区──美洲和东亚在这一时期，欧美的考古学者还到中美和南美各地进行调查发掘。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在洪都拉斯的科潘地方的马雅文明遗址进行的，1896年发表了正式的发掘报告。德国的M.乌勒，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直在秘鲁的帕查卡马克进行发掘，他的发掘报告于1903年出版。
在中国，帝国主义者为了凯觎中国的领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纷纷派遣探险队到新疆，搞考古调查、发掘，以掠取古物。东亚的日本，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开端，逐渐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受欧美考古学的影响，也开始在国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日本和俄国还派人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行掠夺性的考古发掘。当时中国的考古学界，还停留在金石学的阶段，没有人到野外去做考古发掘工作。
发展期
从1918至1950年。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的考古研究工作很快就恢复开展起来，使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更多的考古新发现，更重要的是在理论方面有了发展和提高，调查发掘工作更加科学化，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法广泛应用，考古工作在地域上进一步扩大，成为世界范围的考古学。
理论方面的发展和提高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考古学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从事研究，使苏联考古学的面貌为之一新。西欧的学者也相当重视理论。尤其是英国的V.G.柴尔德，在一定程度上也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前一时期在考古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汤姆森的“三期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时遇到了L.H.摩根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另一种“三期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挑战。后者是按照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阶段划分的，被苏联考古学界以及柴尔德等西欧的考古学家所采用。但汤姆森的“三期论”仍然有它一定的作用，所以并没有被国际学术界所抛弃。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考古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文化”代替了“时期”;从前的所谓“阿舍利时期”、“莫斯特时期”之类，这时都改称“阿舍利文化”和“莫斯特文化”等。这主要是因为考古学的“文化”有地域上的局限性，一种“文化”不能代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时期，各种不同的“文化”往往在同一个时期中并存，实际上是各自代表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明确了考古学“文化”这一基本概念之后，考古学研究就必须有更多的资料和对资料更为精细的分析，而研究的结果就能更符合于客观的实际。柴尔德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欧洲文明的黎明》、《史前时代的多瑙河流域》和《远古时代的东方》等著作，便是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正确的概念进行广泛、深入研究的杰出代表。
调查发掘工作的更加科学化在田野考古学方面，调查发掘工作的科学性又有了显著的提高。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田野考古学的水平的，是英国的考古学家M.惠勒。他总结前代田野考古学家们的经验并加以发展，除了提高发掘的技术以外，还强调要提高发掘的目标。他主张考古学家要掘出古代的“人民”，而不仅仅是掘出古代的文物。后来，他把他的观点和方法写成一本题为《从土中发掘出来的考古学》的书，是现代田野考古学的杰作。另一位田野考古学家，英国的O.G.S.克劳福德(1886～1957)，在调查工作方面作出了新贡献。他本是地理学家，所以充分注意地理环境对古代人类社会的影响。他的著作《田野考古学》，主要是总结了他在广大的田野上进行考古调查的经验。他还发展了航空考古学，使空中摄影成为调查地面上的古代遗迹的得力工具。
由于田野考古工作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世界各地的许多重要的遗迹才能运用新的技术和方法进行发掘，而发掘出来的遗物也能得到妥善的处理。1923年英国H.卡特在埃及发掘图坦哈蒙墓，1926年英国L.吴雷在伊拉克境内的乌尔发掘苏美尔王陵，都获得了成功。这与19世纪中期在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发掘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广泛应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有快速的发展，它们在考古学上的应用比前一时期更为广泛和普遍。例如，在勘察方面，除利用空中摄影技术探索地面上的遗迹以外，还利用“地抗力”的测定法以探测埋藏于地下的遗迹。在分析、鉴定方面，则应用地质学、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判别岩石、矿物和金属制品的质地和成份，应用体质人类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的方法以鉴别人骨的性质、兽骨的种类和农作物的品种等。结合考古发掘，进行古代土壤和其中所含孢子花粉的分析以了解古代的植被面貌（见考古植物学），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在这个时期，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也被考古学家们所广泛应用。除了利用地图的测绘以显示遗迹和遗物的分布外，还可以把遗迹、遗物的分布图与带有古代植被的地形图结合起来，以考察古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英国考古学家C.福克斯在20～30年代所著的《剑桥地区的考古学》和《不列颠的个性》两书，是有关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著作。
考古学研究的世界化这一时期的特点，还表现在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学术知识的传播，考古工作进一步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促进了考古学研究的世界化。
首先是苏联的考古工作在其辽阔的国境内广泛开展，从东欧、中亚到西伯利亚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特里波利耶文化遗址的发掘，究明了乌克兰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代农业部落的社会结构。黑海沿岸古希腊城邦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地奴隶制社会的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С.П.托尔斯托夫在中亚阿姆河流域的调查发掘，把花拉子模的历史从中世纪上推到新石器时代。C.B.吉谢列夫在南西伯利亚的发掘，使这一地区长达4000年的古代史得到恢复。在苏联的东欧地区，斯拉夫民族的起源和中世纪俄罗斯城市的发展是两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经过考古学家的努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南亚次大陆此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考古局局长由英国人担任。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工作是英国J.H.马歇尔在哈拉帕城址和摩亨佐达罗城址的发掘。发掘证明，这两处古城是“印度河文明”的两个中心，其年代可以上溯到前第2千年的前半期，这里不仅已有冶铸青铜的技术，而且还出现了文字，从而纠正了吠陀时代以前的印度完全处在史前时代的错误结论。马歇尔还发掘了历史时代呾叉始罗等处的佛教遗迹，但发掘工作的水平不高。到1943年惠勒任印度考古局局长以后，印度考古学的面貌才有新的变化。
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是在这个时期正式开始的，而且很快就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1927年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共同发掘北京周口店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929年裴文中在该遗址发现了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其次是从1928年开始，中国学者李济、梁思永等在河南省安阳发掘殷墟，证明这里是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宫殿址和王陵出土的大量文物说明，前第2 千年后期的商殷文化已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在这以前，瑞典人安特生于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接着又在甘肃和青海发掘了许多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他所推定的年代序列，在40年代为中国学者所纠正。1928年，中国学者吴金鼎在山东省章丘县的城子崖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1931年梁思永发掘安阳后冈遗址，从地层关系判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年代先后序列。于是，黄河流域史前时代文化和历史时代早期文化的基本轮廓得到了初步的究明，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开创了良好的端绪。
日本考古学发端于1877年，美国人E.S.莫尔斯(1838～1925）在东京郊区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绳纹文化的遗址大森贝冢。1884年日本学者在东京弥生町发现弥生文化的陶器，此后的发掘证明弥生文化已有铜器和铁器。在年代序列上，继弥生文化之后的是古坟文化，它属于日本的原史时代。1918年鸟居龙藏发表题为《有史以前的日本》的著作，对前一时期的考古工作进行了总结。1934年在奈良县开始对藤原宫遗址进行调查发掘，把田野考古工作的范围扩展到历史时代；1949年在群马县岩宿发现“无土器时代文化”，又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推进到旧石器时代。为了引进西欧近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滨田耕作曾到伦敦大学向皮特里学习，归国后在京都大学举办考古学讲座，培养了许多新的考古学家。
埃及以外的非洲地区曾被看作“黑暗大陆”，没有什么古代文化可言。但在这一时期，不仅法国人在地中海沿岸的突尼斯等地发现了迦太基和罗马时代的遗迹和遗物，而且在非洲各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步日耶曾在40年代对出土的旧石器作过研究，还临摹了南非的岩画。30年代以来，R.布鲁姆在南非，L.S.B.利基在东非发现了南方古猿的化石，它们可能是直立人的直系祖先，与之共存的据说有打制的砾石工具，以后称为奥杜韦文化。因此，有人认为东非也许是人类最初的摇篮。
美洲的考古工作也获进一步开展。墨西哥和秘鲁是美洲古代文明的两个中心，最受重视。秘鲁的J.C.特略发现了查文遗址，发掘工作证明查文文化是秘鲁最早的文明，年代约从公元前900到公元300年。墨西哥的A.卡索发现了蒙特阿尔万遗址，它是萨波特克文化的中心，年代约当公元前600至公元600年。但是这一时期更多的考古工作是由美、英等外国学者做的，他们对墨西哥的马雅文化和奥尔梅克文化等都作过分析和研究。美国学者在美国境内，主要是研究史前时代的印地安文化，研究方法的特点在于考古发掘与民族志调查（调查现存的印地安人部落）相结合。1926年，在新墨西哥州的福尔瑟姆发现美洲当时所知的最早石器，年代约在前9000年至前8000年，说明早在中石器时代，北美洲已有人类居住，他们可能是末次冰期以后从亚洲的东北部迁移过来的。
综上所述，由于考古工作在地域上由欧洲、近东扩大到全世界，前一时期以小范围内的研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单线演进的人类社会展史体系，已经不适用于全世界这个庞大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必须取代过去的“时期”的概念之原因。这种发展也为建立全球范围的“世界考古学”体系打下了基础。
继续发展期
约从1950年至今。这时期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其特点基本上是前一时期各个特点的继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学的兴盛则是这一时期的新特点。
理论方面的发展除了苏联以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建立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思想，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方法从事考古学研究，这在世界考古学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考古学家们主要是沿着前一时期以来的理论体系继续前进，但也相当重视古代人类社会中的经济因素；英国学者J.G.D.克拉克所著《史前欧洲经济的基础》一书，从经济方面的角度出发，描述并解释欧洲史前时代的考古资料，便是体现这种研究方式的代表作。
对于前一时期盛行的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有的学者提出了疑问。考古学“文化”一词，是从民族学引进的，用以表示具有同一文化传统的共同体。但根据民族学的资料，同一部落或民族所用的物件，有时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如现存爱斯基摩人在夏季营地和冬季营地所遗的两套不同的用品）。即使是一个定居的农业社会，随着年代的推移，所用器物的形貌也会发生变化，经过较长的时期，甚至会变得面目全非。至于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共同体究竟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那就更难以确定。这些问题的提出，虽还不足以否定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性，但促使考古学家们在运用这一概念时要作周到、灵活的思考，避免简单化和绝对化。
在60年代，美国兴起以L.R.宾福德为首的所谓“新考古学派”，主张考古学应该是一门研究“文化过程”的科学，研究的目标在于探求“文化动力学”的规律。他们撰造一些别人难以懂得的术语，以阐述他们的范例和理论，提出他们的模式和规律。他们的主张虽然过于片面，似乎没有为学术界提供建设性的效益，但可以看作是对传统考古学流于繁琐的一种反抗，可以促人深思和反省。
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应用方面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快速发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也更为广泛，更为重要。如电磁测定法用于探寻遗迹，放射性碳素测定法、钾氩法、热释光测定法、古地磁测定法等用于测定遗迹和遗物的年代， X射线荧光分析法、电子探针法、中子活化法等用于分析遗物的成分等，使得考古学研究得到很大的进展。用电子计算机贮存并分析各种考古资料，也是这一时期才开始的。尤其是放射性碳素断代的广泛应用，使考古学家能确知各种史前文化的绝对年代，从而就它们之间的年代先后序列作出确切可靠的结论，这可以说是史前考古学上的一次革命。过去，欧洲的考古学家们认为，欧洲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的绝对年代较晚，是受到近东地区文化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经过放射性碳素断代，知道它们其实并不晚，很可能是独自形成的。这使得柴尔德在他的遗著《欧洲社会的史前史》一书中也改变了以前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此外，由于航空技术和摄影技术的提高，特别是人造卫星上天之后，航空摄影发展为航天摄影，使得前一时期创立的航空考古学又有了显著的进展。潜水设备的改进，则使水底考古学在这一时期得到正式的成立（见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上的应用）。
考古学研究范围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扩展这一时期内，随着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广泛开展，新的发现不断增多，加上自然科学方法在年代学上的进一步应用，史前考古学的年代上限大大向上推进了。1960年以后，肯尼亚学者L.S.B.利基在奥杜韦的第1和第2层发现了能人化石，截至1978年，已出土了10个个体，其年代早于直立人。地层中也有奥杜韦文化的砾石器，从而提早了人类及其文化的历史。R.利基继其父老利基之后，和其母M.利基在肯尼亚发现了更多的南方古猿化石，据钾 -氩法测定，它们的绝对年代可以早到距今约 250万年，引起了国际考古学界的极大重视。在中国，除了周口店北京人的头骨化石和石器仍有出土以外，还在陕西省蓝田发现了蓝田人头盖骨化石和石器，据古地磁法测定，陈家窝的年代约为距今60万或65万年，公王岭的年代约距今为85万至75万年（另一数据为距今100万年），比北京人为早。尤其是在云南省元谋发现的元谋人，虽然只有两枚牙齿，但经古地磁法测定，其年代可早到距今170万年左右（也有人认为距今约70万年）。在新石器时代方面，农业起源的年代也大为提早。例如，在西亚的两河流域，通过在耶莫和耶利哥等处的发掘，发现了从渔猎生活到农业定居生活的过渡性的文化遗址。在中美洲的墨西哥，发现了处于开始栽培阶段的玉蜀黍遗存，后来还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地发现其他早期的农作物遗存，为美洲农业的起源提供了新证据。在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了仰韶文化以前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它们与仰韶文化一样，都以粟为主要农作物；在长江下游地区，则发现了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的河姆渡文化，其年代与仰韶文化的前期相当。
这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另一趋向，是历史考古学受到高度的重视，年代下限被逐渐向下延伸。在欧洲，除了“中世纪考古学”和“中世纪以后时期的考古学”以外，甚至还提出所谓“工业考古学”；在美洲，则把“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和“历史时代遗址考古学”合称为“历史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受到重视，是考古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严格说来，欧洲的“工业考古学”和美洲的“历史考古学”都不能算作真正的考古学。这也许是对过去学术界过于偏重史前考古学的矫枉过正。
前一时期考古工作在地域上的扩展，已经形成了考古学的世界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获得独立，它们为了发扬本国的学术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都重视考古工作的开展，并取得许多成果，从而使得考古学的世界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就史前考古学而言，1969年初版的克拉克的《世界史前学》一书，便是在考古学进一步世界化的基础上写成的。
中国考古学的兴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余年来，中国考古学迅速成长。在理论方面，考古学的研究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中国考古学界以自力更生的精神，依靠自已的力量，同时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在方法方面，田野考古学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除了作为重点地区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外，调查发掘工作还遍及全国各地。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和技术被逐渐应用，考古学与其他各有关学科之间的协作也不断加强。在调查发掘工作的坚实基础上，各种考古资料经过整理和分析，被用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系统地总结了30余年来中国考古工作的基本成果。
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许多研究成果，为世界史前考古学增加了新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由于中国是旧大陆四大文明中心之一，早在前第 2千年便有了文字记载，这就使得中国的历史考古学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在河南省郑州二里冈、偃师尸乡沟和二里头发现的早商或早于商代的遗址，使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年代上限不断提早，并使中国青铜时代的早期文化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相衔接，而它们之间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则说明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于中国本身，不是受到外来影响的结果。从商代、周代到秦汉及其以后各代，都城的遗址、帝王和贵族的陵墓、平民的居处和墓地，以及矿址、作坊址和窑址等等的调查发掘，为研究中国各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研究的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考古学的内容，而且也充实了世界考古学的体系（见中国考古学简史）。
资料的收集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谈到它的方法论时，首先是如何收集被分为遗迹和遗物两大类的各种实物资料。作为科学的近代考古学，收集实物资料的主要手段应该是田野调查和发掘。因此，田野调查发掘方法便成为近代考古学的最基本的方法。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发掘，这便是“田野考古学”，是考古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考古调查调查是发掘的准备。只有经过调查，才能选定发掘的地点和对象，并决定采用什么方法进行发掘。但是，调查本身也是科学工作。调查工作若做得广泛、深入，纵使不进一步做发掘工作，也可以解决一些考古学上的问题。例如，通过调查，可以究明某一文化在地域上的分布范围，了解该文化与它的地理环境的关系等。在调查之前，要广泛查阅文献，同时要充分利用地图和地名学的研究成果，以便得到探求各种遗迹、遗物的线索。航空照片和卫星照片等遥感资料，也能为考古调查提供启示。
考古调查中可能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大体上有平地上的居住址、洞穴中的居住址、都邑和城寨址、坟墓、矿穴和采石坑、摩崖造像和题刻、可移动的石刻（如造像、碑碣、经幢等）、各种类型的建筑物遗存，以及石器、骨器、陶器等各种器物和它们的碎片等。到达现场之后，要注意地形，仔细观察地面上的现象；要充分利用沟沿、路边、山崖等各种断面，寻找遗迹和遗物的露头。有些地点，如泉水附近、河流的交汇处及黄土地带的台地往往有居住址，石灰岩山坡往往有洞穴居住址，湖滨、海边往往有贝丘的遗迹，都特别值得注意。在调查过程中，要做好文字、绘图、照像和测量等各种记录，并适当采集标本，以便在室内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考古发掘调查发现的遗址和坟墓等，要按照各方面的条件，加以选择，才能成为正式发掘的对象。考古发掘要把埋没在地下的遗迹和遗物揭露出来；在揭露过程中，遗迹和遗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发掘工作都是对遗迹和遗物的破坏。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在于采取最妥当、最严密的方法，使这种损坏降到最低的限度。
要做好发掘工作，首先必须懂得地层学。“地层”这一名称是从地质学借用的。在人类居住的地点，通常都会通过人类的各种活动，在原来天然形成的“生土”上堆积起一层“熟土”，其中往往夹杂人类无意或有意遗弃的各种器物及其残余，故称“文化层”。如果后一代的人类居住在同一地点，又会在已有的“文化层”上堆积另一“文化层”。由于长期延续，文化层越堆越厚，层次越来越多。如果没有经过扰乱，上层的年代必然比下层的年代为晚。这样，文化层的堆积便构成了这一居住址的编年历史。人类的活动是复杂的，所以文化层的堆积情形也往往是十分复杂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时，必须恪守地层学的原则，使用各种技术和手段，从错综复杂的层位关系中将居住址的历史井然有序地揭露出来，而不致发生错乱或颠倒。这就要求考古工作者必须具有细致、谨慎的工作态度，采用严密、妥善的发掘方法。在墓葬的发掘中，地层学的重要性虽然不如居住址的发掘，但墓葬与居住址的文化层之间，墓葬与墓葬之间，乃至墓葬本身的各部分之间，也往往存在层位关系。
发掘的具体方法，要看发掘对象而定。总的说来，可分为居住址的发掘和墓葬的发掘两类。居住址的发掘，一般要采取开探方（或探沟）的方法，以利对各种现象的控制和记录，并可留出剖面，以观察文化层的堆积。探方(或探沟)必须统一编号，以求将发掘出来的遗迹、遗物汇合起来，有条不紊地纳入总体记录中。对于各种遗迹，诸如房屋、窖藏、道路、沟渠、水井、城墙和城壕等的发掘，都要按其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操作方法。对各种遗物，则要究明它们所在的位置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除了标明层位以外，还要记明坐标，以备查考。发掘墓葬的坟丘部分，要用“四分法”或“条分法”，其原理与发掘居住址时开探方或探沟相似。发掘墓室时，则要仔细清理葬具、尸骨、随葬品和它们的痕迹。不论发掘何种遗迹，都不能放过任何细微的迹象；如夯土中的杵痕、坑壁上的锹迹、房屋中的柱穴、道路上的车辙、田地中的脚印之类，都要一一清理出来。
在全部发掘过程中，都要做好记录工作。记录的方式主要分文字、绘图和照像 3种，必要时还要制作模型。考古发掘工作的原则，就是要做到能够根据这些记录及所采集的器物，恢复居住址或墓葬在未发掘前的原状。
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考古学是“时间”的科学。因此，在整理从调查发掘中所得的各种资料时，最基本的一环，是要判断遗迹和遗物的年代。这便是考古学上的“年代学”。
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考古学的年代，可分为“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前者是指各种遗迹和遗物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后者是指它们的作成距今已有多少年，严格说来，两者属于不同的概念。断定相对年代，通常是依靠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这是考古学范围内的两种主要的断代法。此外，也可以利用某些自然科学的手段来断定相对年代。
地层学断代的要旨，是先确认各文化层次序的先后以断定它们的相对年代，然后再以各层所含的遗物断定各层的绝对年代。这里，有两条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1）各层（或各墓）所含年代最晚的一件遗物，是代表该层（或该墓）可能的最早年代；
（2）各层（或各墓）的年代，可以以该层所压和被压的上下两层的年代分别作为它的上限和下限。
以层位关系断定年代，要依遗迹的性质不同而作不同的解释。压在城墙（或屋墙）墙基下的遗物年代要比墙的筑成年代为早，或与墙的筑成年代基本相同；土堆（包括坟丘）所压地面上的遗物，其年代一般要比土堆的筑成年代早，但土堆周沿低处所压遗物的年代则往往反比土堆的筑成年代为晚，因为它们是后来土堆逐渐崩塌时才被压住的；墓坑填土中的遗物年代比墓的埋葬年代为早，或与墓的埋葬年代基本上相同；壕沟中初填土层的年代与壕沟的使用年代相同，但次填土层的年代可能与壕沟的使用年代相同，也可能较晚。
不同性质的遗物，被作为断定地层（或墓）年代的依据时，其价值亦不相同。古钱的铸造年代虽然很明确，但因它可以长期沿用，所以用它来断定地层（或墓）的年代时必须慎重分析；陶器（或其碎片）易碎，不能经久使用，作为断代依据的价值则较高；古钱以外的金属制品，时代特征显著，使用时间虽比陶器长，但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作为断代依据的价值也相当高；石器和骨器的使用期不会很长，也宜于作为断代的依据，缺点是它们本身的时代特征往往不很明显。
类型学断代的要旨，是将遗物或遗迹按型式排比，把用途、制法相同的遗物（或遗迹）归成一类，并确定它们的标准型式（或称标型），然后按照型式的差异程度的递增或递减，排出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可能便代表该类遗物（或遗迹）在时间上的演变过程，从而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相对年代。遗物（或遗迹）在型式上的演变既有进化，也有退化，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若能设法断定这个“系列”中的最前一端和最后一端的绝对年代，其在断代上的效果就会更好。此外，存在于不同种类的遗物（或遗迹）中的平行的“系列”越多，通过互相对照，断代的结论也越可靠。
断定绝对年代的方法，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内，主要是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作为判断年代的证据，则有内证和外证之分。在调查发掘所得的许多实物资料中，碑碣、墓志、简牍以及其他各种器物的纪年铭文是断定绝对年代的可靠的内证，但也有一些应该注意之处，不可疏忽。例如石碑，有时是从别处移来的，有时建筑物经过多次重修而旧碑却长期遗留，这样碑上所刻的纪年便不足以断定建筑物的年代；又如器物上的纪年铭，虽然可以确定器物本身的年代，但若该器物是被长期沿用的，那就不能据以判断其所由出土的文化层或墓葬的绝对年代。所谓外证，是指根据书籍记载或口头传说，来了解某一遗迹或遗物的年代。与上述的内证相比，利用外证应更审慎，因为书籍记载未必都符合实际，口头传说尤其如此。
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学的绝对年代的断定，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最近几十年来，各种自然科学在考古学上的应用，有了长足的发展。就测定考古资料的绝对年代而言，就有放射性碳素断代、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钾-氩法断代、 树木年轮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氨基酸外消旋法断代、黑曜岩水合法断代、铀系法断代等方法，有的也适用于历史考古学的断代。其中，应用最广的是放射性碳素断代，其次是热释光、古地磁和钾 -氩法断代等；树木年轮断代虽不能普遍应用，但具有相当高的精确度。总之，用各种自然科学手段测定年代的方法，为第四纪以来人类进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年代依据，特别是为建立以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为主的史前考古学的年代体系奠定了基础。
器物的制法和用途整理、分析考古资料的又一重要任务在于判别各种器物原料的成份及其产地，并究明器物的制造方法和用途。这对研究各个时代的生产和技术发展水平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例如古代的铜器，其原材料成份有纯铜、铜锡合金、铜铅合金、铜锡铅合金之分，必须分析，才能得到确切的鉴定。古代的铁器，就其质地和制法而论，有铸件和锻件之分，也有铁质和钢质之别，而钢质又有低碳钢、中碳钢和高碳钢之分，因制法的差异，又有“百炼钢”和“炒钢”等区别，特别是早期的铁器有时系用陨铁制成，不能与人工冶炼的铁相提并论。自然科学在考古学上的广泛应用，为分析器物原材料的成份，鉴定原料的产地，究明器物的制造方法提供了可靠的手段。由于古器物的质料是多种多样的，加上珍贵的古物不允许因分析而造成破坏，所以必须采用许多不同的方法。就目前通用的而言，除普通化学分析之外，还用发射光谱分析、原子吸收光谱分析、X 射线荧光分析、中子活化分析、电子探针显微分析、β射线反向散射分析、 X射线衍射分析、红外吸收谱分析、穆斯堡尔谱分析、热分析、同位素质谱分析等多种方法，以鉴定石器、陶器、金属器、玻璃器、釉瓷器、木器、骨器以及皮毛和贝壳制品等的原材料成份及其产地，有的还能鉴别器物的制造工艺。
关于器物的制造方法，除有时可以参考自然科学的分析鉴定以外，主要是依靠对器物本身的深入观察和研究，有时还要经过模拟试验，才能得到究明。所谓模拟试验，是指根据对古器物的观察和研究，初步判定它们的制造方法而进行试制，若能制成同样的器物，便可证明古器物很可能就是用这种方法制造的。例如，在石器时代考古学上，石器的制法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研究和模拟试验证明，按照制法不同，石器可分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两大类，而主要流行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则又有直接打法、间接打法和压制法等不同的制法。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对陶器制法的研究，除了判别器物的成形是手制的、模制的还是轮制的以外，还要究明施纹、呈色等工艺，并测定烧成时所达到的温度和窑中的气氛是氧化的还是还原的，等等。在研究新石器时代以降的各个时代的纺织品时，除了鉴别它们属于何种纤维以外，还要判明经纬线的组织、密度和显花、染色的技法，并进而推测所用织机的构造和效率。对于各种铜器和铁器，除了分析原材料的化学成分以外，还要究明从矿石的采掘、提炼，范模的取材和制作，直到浇铸或锤打成器的全过程。对于历代的瓷器，则要究明选土、制坯、配釉、施釉等工序，特别要了解入窑烧制的技术。为了全面了解器物的制造方法，还必须通过对矿山、工场和窑址等的调查发掘，作更深入的研究。识别器物的用途，主要也是依靠对器物本身的观察和研究，必要时也须经过模拟试验。在研究各种器物的制法和用途时，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资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合性和理论性的研究
从史前考古学到历史考古学，考古学研究的总的目标是要究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其中包括人类进化史、民族形成史和社会发展史。为了达到这个总目标，就必须从最基本的调查发掘工作做起，通过对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实物资料加以整理、分析，广泛地与各种有关学科相结合，扩大研究范围，充实研究成果，经过归纳，加以提高，从理论上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考古学文化和民族的形成在史前考古学的领域内，主要是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在研究考古学文化时，必须注意各类遗物之间以及遗物与遗迹之间的共存关系。例如，通过广泛的调查，发掘，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及石器、骨器和装饰品等经常从某种特定类型的墓葬或居住址中同时出土，这就证实了它们之间的共存关系。这种共存关系是陶器与陶器之间的共存关系，也是陶器与石器、骨器、装饰品之间的共存关系，而且还是陶器、石器、骨器、装饰品等遗物与墓葬、居住址等遗迹之间的共存关系。这样的共存关系，便构成了史前考古学上的“文化”，称为“考古学文化”。
调查发掘工作证明，“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它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与民族学的资料相结合，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各种“考古学文化”类型是体现当时各个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存在，与民族的形成有关。这样，通过对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发生、演变以及对不同地区的各种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便可以了解当时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时可以了解民族形成的历史。当然，如前所述，在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对民族的形成进行研究时，必须作周密的思考，特别要注意避免简单化和绝对化。
人类远古史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全面地综合各个地区的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至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资料，加以系统的分析、研究，便可以论证整个人类的远古史，其中包括人类本身的进化史。到目前为止，根据已经作出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人类远古史的要点如下：
（1）根据人类化石的新发现及对其绝对年代的测定，在距今大约二三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已经出现了人类。
（2）人类从开始出现以后，在占其全部历史的99％以上的漫长时间内，只能使用以打制石器为主的粗陋工具，从而不得不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自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文化发展十分缓慢。
（3）到了距今约1万年的时候，在亚洲西部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率先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产生了农业和畜牧业，使人类的经济生活从完全依赖自然的赐予而转为依靠自己的生产收获。所用工具虽仍以石器为主，但有的已为磨制，不久又发明了制陶和纺织。农业的出现，使人类的居处逐渐固定化，因而出现了聚落。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也相继由旧石器时代转入新石器时代。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
（4）在距今约5000年前后，在旧大陆的有些地区，首先是西亚地区，发明了铜的冶炼技术，开始制作铜器。最初为红铜，接着又在红铜中加锡或铅，成为青铜。这样，人类进入了青铜时代。在距今3400年左右，在小亚细亚的东部发明了铁器。以后，在旧大陆的许多地区，都或早或晚地进入了铁器时代。铜和铁的使用，使人类的文化又产生了一次飞跃。早在青铜时代，某些地区已发明了文字。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市也在各地相继出现。
（5）在世界各地，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不仅表现在进入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时间有早晚不同，而且还表现在各个时代的文化内容也有所差异。例如，有些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虽已使用磨制石器并制作陶器，但还没有真正的农业和纺织；有些地区虽已进入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但仍未发明文字。尤其是新大陆的美洲，大部分地区长期停留在石器时代，到11世纪左右才在个别地区出现青铜文化，而在15世纪末西班牙人入侵之前，整个新大陆仍始终没有进入铁器时代。
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类最初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主要在于人类能制造并使用工具，从事劳动。劳动不仅使人类逐渐战胜自然，而且也使人类自身的体质、形态和智慧不断得到发展，从而由“直立人”、“早期智人”进化到“晚期智人”。
历史唯物主义又认为，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人类的集体由简单的原始群发展到有严密血缘关系的氏族社会，但始终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进入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之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的进一步确立和贫富分化的加剧，出现了阶级的对立，国家也随之产生。在许多地区，最初的阶级社会是奴隶制社会，以后又发展到封建社会，而近世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在封建社会中萌芽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关于没有文献记载的远古时期，是从考古学的研究基础上得到阐明的。
考古学的分支
按照研究的年代范围、具体对象、所用手段和方法等的不同，考古学可以划分为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田野考古学及各种特殊考古学等分支。
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从研究的年代范围上划分，考古学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大分支。也有人主张在两者之间加入原史考古学而成为三大分支，但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
史前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是未有文字之前的人类历史，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则限于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两者的界线在于文字的发明。世界各地，文字的发明有早有晚，所以各地区史前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和历史考古学的年代上限各有不同。
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都以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这是它们之间的共同性。但由于历史考古学必须参证文献记载，而史前考古学则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可供依据，所以两者的研究任务也有所不同。史前考古学承担了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责任，而历史考古学则可以与历史学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究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
由于史前考古学主要是研究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有时也包括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历史考古学主要是研究青铜时代尤其是铁器时代，两者所研究的遗迹和遗物在性质上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它们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从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说，史前考古学要充分与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相结合，历史考古学则必须与历史学相配合，同时还要依靠古文字学、铭刻学、古钱学和古建筑学等分支。从断定绝对年代的手段来说，史前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技术，而历史考古学则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
田野考古学“田野考古学”的名称，是20世纪初正式提出来的。但当时的田野考古学主要是勘察地面上的遗迹和遗物，依靠地图进行调查，有时则要根据调查结果，测绘地图，作为记录的附件。以后，世界各地的田野考古转入以发掘为中心，并扩大调查的对象和范围，方法逐渐完善，技术快速进步。各种自然科学的手段相继被采用，许多机械设备被用作调查发掘的工具。利用航空照像和卫星照像、磁力探察和地抗力探察等方法以发现遗迹和遗物，用红外线摄影和用其他各种特殊的摄影技术测量和制图，为进行花粉分析和各种物理化学断代而取样，以及将发掘出来的遗迹保存于现场等等，都使得田野考古学的工作面扩大，技术性加强。调查发掘的对象也由一般的居住址和墓葬等扩大到道路、桥梁、沟渠、运河、农田、都市、港口、窑群和矿场等各种大面积的遗址，从而使得考古工作者必须与各有关学科的专家协作，才能完成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任务。
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整体，田野调查发掘和室内整理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割。但是，由于调查发掘工作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论，而且还使用许多特殊的器材和设备，又要广泛采用自然科学的手段，这就使得田野考古学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把它作为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也是理所当然的。
特殊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使用特殊考古学这一名称，是为了与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田野考古学等考古学的主要分支相区别。它包括上述三大分支以外的其他各种分支。有的是按研究对象不同而分的，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有的是按所用手段和方法不同而分的，如航空考古学、水底考古学等。
考古学和古代美术史，往往有共同的资料。古代美术史的许多研究对象，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岩画到各个时代的绘画、雕刻、造像、各种工艺品及神殿、寺庙和石窟寺等等，都属遗迹和遗物。考古学上的类型学和年代学等方法，也适用于古代美术史的研究。但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由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在年代上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又由于作为遗迹和遗物的各种美术品多是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发现的，所以美术考古学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也相当密切。
宗教考古学是以有关宗教的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分支。在古代，宗教信仰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因此，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时，必须把宗教活动也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各个时代的神殿、寺庙、祭坛、祭具、造像、壁画、经卷和符箓之类，都是宗教考古学的具体研究对象，有的具有一定的美术价值，所以宗教考古学与美术考古学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在宗教考古学中，欧洲的基督教考古学、北非及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考古学、南亚和东亚的佛教考古学是最为重要的，它们都属历史考古学的领域。但是，早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人类已有宗教性的活动，并有一定的遗迹和遗物。因此，宗教考古学这一分支，也应被包含在史前考古学的领域内。
以古钱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称为古钱学。由于古钱的铸造年代明确，它便成为考古学断代的最通常的依据之一。但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古钱学的研究有着更为广泛和重要的意义。古钱学的目标，不仅要判别各种古钱的铸造年代，而且还要通过对钱的形状、质料、重量、铭文、图纹和铸造技术的考察，究明它们的发行者和发行地点，确定它们的价值，研究铭文、图纹的意义和风格，从而为经济史、文化史乃至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材料。通过对出土古钱在地域上的分布情形的考察，还可以研究世界各个地区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情况，并为判断当时的交通路线提供线索。由于古钱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古钱学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
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铸、刻或书写于遗迹和遗物上的文辞，与一般的书籍文献不同。含有文辞的遗迹和遗物，大体上可分两类。一类如墓志、碑碣、印章、甲骨、简牍、泥板、帛书和纸书等，文辞是器物的主要内容；另一类如纪念性建筑物、雕刻品、绘画、货币、度量衡器、镜鉴、工具、武器和各种容器等，铭文处于附属的地位。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的任务在于识别铭辞的文字，判读辞句的意义，区别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字体，后者在使用拼音字母的国家里称为“古字体学”。就已经发现的古文字而言，古印度文字、契丹文字和马雅文字等，虽然已有不少单字能够识别，但还不能顺利判读文辞。但是，埃及古文字、苏美尔文字、迈锡尼文字（线型文字 B）和商周甲骨文字等，则已能详细解读，从而对究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文明和中国的商殷文明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对铭文的研究还可以判明遗迹和遗物的年代、制作者、所有主、所在地、用途和制造目的等。由于铭辞存在于遗迹和遗物上，其可靠程度大大超过文献的记载，不仅可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有时还可纠正其错误。因此古文字学和铭刻学对原史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航空考古学，是指使用飞机从空中向地面摄影，通过对所得照片的观察、分析，判定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种类及它们的分布情形。航空考古学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当时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考古学者利用空军侦察地形时所摄的航空照片，探寻地面上的古迹。战争结束后，此项工作进一步开展，尤以英国考古学者的工作为出色，奠定了航空考古学的基础。数十年来，航空考古学的技术不断改进，特别是人造卫星的发明和摄影技术的发展，使得航空考古学的效果大大提高。通过航空摄影和航天摄影显示和判别出来的遗迹，大体上可分3 类。
（1）由阳光斜射时产生的阴影显示出来的，如堤坝、城墙和坟丘等遗迹；
（2）利用因土质不同而产生的土色明暗判别出来的，如坑穴、壕沟和道路等遗迹；
（3）从谷物、野草等植物的绿色深浅差异而判明的，如村落、都市、农田、道路、运河等遗址。此外，没入海中的遗迹有时也可通过空中摄影而发现；腓尼基的两个海港──推罗和西顿延续到罗马时期的港市之被发现，便是著名的例子。航空考古学成效甚大，可以看成是田野考古学中的一支生力军。
水底考古学的萌芽可上溯到16世纪意大利人在海底探寻沉船。到了20世纪初期，水底的考古调查在世界各地进行，最有名的是在墨西哥奇琴伊察马雅文化遗址的“圣池”中寻找牺牲人和祭品，在突尼斯马赫迪耶港的海上探寻满载古希腊美术品的罗马沉船。但由于潜水条件的限制，调查时不能做精细的操作和记录。1943年发明了潜水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改进了各方面的设备和条件，这才使真正的水底考古学得以成立。从60年代起，先是法国人在马赛附近海底发掘沉船，接着美国考古队在土耳其附近海底发掘希腊罗马时代和青铜时代晚期的沉船，不仅获得船中许多古物，而且还为研究古代造船术、航海术、海上交通和贸易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水底考古学的对象从沉没物、沉船扩大到淹没于湖底、海中的都市和港市等的遗址，而勘察、发掘及摄影记录等的手段和方法也大为改善，使水底考古学以显著的速度不断取得成果。可以认为，水底考古学是田野考古学在水域的延伸。
除了以上所述各种主要的分支以外，考古学还可以按地区的不同而分为“欧洲考古学”、“埃及考古学”、“中国考古学”和“日本考古学”等各分支，而各地区的考古学则又可按时代等的不同而分为“古典考古学”（希腊罗马考古学）、“商周考古学”等等许多分支。
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极广的科学，与其他许多学科都有关系，必须得到这些学科的支持和协助，才能完成各项研究任务。
有关学科的种类与考古学有关的学科，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三大方面。
在自然科学方面，自然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和生态学等学科，主要是协助研究遗址所在地区的地史和天然资源，从各个方面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主要是用以鉴定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动物和人类的骨骸，并判定它们的年代。物理学和化学则应用于对遗迹的勘探，对遗物成份和性质的分析，并测定它们的年代。
在工程技术科学方面，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应用于对遗址的发掘、测量、制图，对发掘出来的遗迹进行复原或在现场加以保存等。采矿冶金学、陶瓷学和染织学应用于对工场址、矿址、窑址等遗迹的考察，对铜器、铁器、陶瓷器、玻璃器、纺织品等遗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学则专门应用于对发掘出来的造船工场遗址和船舶的遗物进行考察和研究。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都是分别就遗迹和遗物所提供的有关各该学科的资料，进行研究和解释。美术史学和建筑史学主要是研究发掘出来的美术品和各种建筑物遗存，就其样式、风格、年代、建筑技术以及保存方面的问题，作出判断和说明。历史学除了为发掘出来的种种遗迹和遗物提供文献上的解释并帮助判断它们的年代以外，还广泛地就古代的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以及涉及精神文化方面的各种问题提供文献上的资料，作出详细的说明，以补考古学在这些方面的欠缺和不足。
若干有关学科的举例这里只以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为例，进一步说明它们与考古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地质学对考古学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全面恢复第四纪的自然环境。根据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可以确认，早期人类所生存的更新世是地球上气候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北半球高纬度、中纬度地区和低纬度地区的高山，在那时出现过大规模的冰川活动。冰川的扩进和退缩，形成了寒冷的冰期和温暖的间冰期，两者的多次交替导致海平面的大幅度升降、气候带的转移和动植物的迁徙或绝灭等一系列事件，这些都对早期人类体质的进化、文化的发展及居住范围的变化发生过极大的影响。因此，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成果便成为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必不可少的依据。在地质学上，根据动物群的性质、堆积物的特点和其他环境变化的因素，更新世可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并可推定各期的绝对年代。这也就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分期奠定了基础。
地质学在一般考古学上的应用，主要是对岩石和矿物的鉴定。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大量石器，以及各个时代的许多石制品，其中包括宝石、半宝石等非金属矿物，都可用岩石切片的方法，用显微镜加以鉴定。这不仅能确认岩石和矿物的性质，而且可以推定它们的产地。
植物学在考古学上的应用相当广泛。在一般的遗址和墓葬中，最容易遇到的植物遗存是木材、纤维和种子，后者包括谷粒、果核和瓜菜籽等。通过对木材的鉴定，可以了解各种木器的材质，进而推定它们的制法和效用。通过对纤维的鉴定，可以了解纺织品的质料，进而探讨农业和纺织业的情形。通过对种子的鉴定，则可以了解农作物的品类，进而论证农业的发展水平和居民的生活条件。
植物学在考古学上的应用，还充分表现在孢子花粉的分析研究上。孢子花粉具有个体小、重量轻、质地坚、产量大、易于飞扬等特点，所以普遍在各处遗址的地层中大量存在，可采集并加以分析。通过对孢子花粉的鉴定，可以推断当时植物的种类;对各种孢子花粉的数量进行统计，可以了解当时的植被面貌。由于一定的植物种类要求一定的生态环境，所以通过对植被面貌的研究又可以进而推断当时的地理和气候等自然环境。例如，发现睡莲之类的水生植物的花粉，就说明当时附近有湖沼；发现大量云杉、冷杉之类的耐寒树木的花粉，则说明当时当地的气候寒湿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植物界总是不断地由低级往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而演变。因此，从不同地层中发现不同种类和不同组合的孢子花粉，还可以帮助考古工作者对地层层位的划分和核对。
不论是史前考古学，还是历史考古学，与动物学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从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来的动物骨骸，全属野生动物。动物群的特征、组合及更替，以及动物群中已绝灭的种类与现今仍生存的种类之间的比例统计，都有助于确定遗址的相对年代、划分地层和进行各遗址之间的对比研究。根据动物群中各种生态类型的特征及其分布，结合其他方面的有关资料，还可以分析出当时人类的居住环境和气候条件。
到了新石器时代，家畜在世界各地陆续出现。因此，各处遗址出土的兽骨可以作为研究家畜起源的最直接的依据。对新石器时代早期家畜的各种原始特征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人类最初是怎样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通过对世界各地区遗址出土兽骨的对比研究，还可以究明各种家畜饲养业在地域上的发展和传播，进而推定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
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往往含有大量的兽骨；靠近水域的遗址，还有许多鱼类、贝类的遗骸。如果它们全属野生动物，便可说明渔猎经济仍占重要地位；如果它们以家畜为主，则又可说明已经进入了畜牧经济的阶段。如果野生动物与家畜兼而有之，则两者的数量比例可以作为判断狩猎经济与畜牧经济何者更为发达的标志。如果墓中随葬动物的遗骸及骨制品所用骨料不属本地区所产的动物，则可以据此推测当地居民与外地居民之间的交往和交换关系。对各个历史时代墓葬出土的动物和家畜遗骸的研究，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各该时代的农业和畜牧业的状况。
体质人类学在考古学上的应用，除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史前考古学之外，还包括各个历史时代的考古学。从骨骸判定死者的年龄和性别，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基本项目之一。经过性别、年龄鉴定的墓葬中的人骨资料，便可成为探讨当时的丧葬习俗、婚姻制度和社会组织形态的重要线索；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这对研究原始氏族社会的发展和解体过程也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对墓主人性别、年龄的鉴定，还有助于了解当时居民的劳动分工和某些特殊的习俗。分析同时代墓群中死者年龄的分布，还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当时居民生活条件的优劣情况。
由于人类活体的外貌特征与骨骼的形态结构密切相关，所以可通过对古人骨骼的观察进行人种学的研究。结合考古学资料和古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各民族在体质上的关系，也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分析某处古遗址居民的人种类型不等于便能解决它们的族属问题，但对某民族的居民进行人种学研究也可为探索族源提供线索。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骨资料，可以了解古代居民的体质演变及其分布的规律；而据体质上的多型性在同一遗址的出现，则可以了解有关当时迁徙和征战方面的问题。此外，根据骨骼病态学的研究，还可以了解古代的有关疾病和环境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