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 的概念源于欧美国家。 中国学者们认为： 情报学是研究情报的产生、传递、利用规律和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手段使情报流通过程、情报系统保持最佳效能状态的一门科学。它使人们正确认识情报自身及其传播规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手段，提高情报产生、加工、贮存、流通、利用的效率。
情报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的一门新学科，至今仍在发展完善中。因此，它不像一些基础学科那样，有着严格而且统一的学科定义。例如苏联是世界上较早提出情报学概念的国家，以Α.И.米哈依洛夫教授为代表的苏联情报学家认为：“情报学是研究科学情报及其交流全过程的学科。它研究科学情报的构成和共同特性，研究其交流全过程的规律性。”60年代末，美国情报学会主席J.雅荷达曾指出，“情报学是一门研究情报的特性与活动，管理情报过程的手段，以及为保证情报的有效利用所必需的加工技术的学科”。德国的情报专家则把情报学称之为情报文献学，视其为研究情报和文献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和工作方法的学科。“世界科学情报系统”(UNISIST) 的专家给情报学规定了这样的定义：“情报学是一门研究情报的性质和特点、影响情报流通的因素以及有效查取和利用情报的加工技术和方法的科学，它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50年代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科学情报工作者对情报学开展了逐步深入的研究，并且认为它在世界上已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其定义尚无严格的统一表述，但都包括了以下共同点：
（1）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情报。
（2）情报学研究科学情报的产生、内涵、表征、传播、流通等自身特性和规律，以及有效加工、传播和利用科学情报的技术与手段。
（3）情报学是一门新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学科。
随着人类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演进，情报学的社会重要性日益增加，其作用和研究成果被认为是信息化社会的强大支柱之一。情报科学家把情报学的社会重要性总结为：可使人们有效地传播已积累的知识；不断地使人们及时吸收并应用新知识防止情报知识自身的老化；通过情报的贮存与检索，唤起人们对知识的记忆；通过对情报知识的有效利用，强有力地推动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情报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同它们的情报活动、情报工作和情报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的。现代情报学理论与活动主要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C.E.香农的“信息论”、N.维纳的“控制论”、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分别为情报学奠定了理论和物质基础。情报学的发展历史可分为4个阶段：
孕育与形成阶段(40年代中至40年代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工业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使情报学有了诞生的社会需求和基础。以德国、英国、美国和苏联为主的一些国家积累了大量需要处理和利用的科技文献资料和科研成果；西方国家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大大增加；计算机问世并被利用于文献加工领域；新的学术思想活跃以及新的学科不断诞生。这些因素成了孕育与形成情报学的强大力量。情报学最初阶段的理论基础是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V.布什和S.C.布拉德福奠定的。前者于1945年发表了“诚若所思”一文，首次提出了机械化检索文献缩微品的设想；后者于1948年发表了“文献工作内容的改进和扩展”一文，强调了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文献工作到20世纪40年代所面临的必须革新的局面。二者的结合铸成了文献工作向情报学的历史性转移。这一时期，情报学发展的最重要国际活动是1948年英国皇家学会召开了国际科学情报会议。
初期发展阶段(50年代)
在这一阶段情报学已初步形成了研究体系和内容：情报组织，情报贮存与检索设备，机器翻译和情报需求。美国人M.陶伯、C.N.莫尔斯、A.肯特、H.P.卢恩等人相继研究出单元词索引、叙词索引、组配索引、题内关键词索引以及定题情报服务的原理或装置，给情报检索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英国人布拉德福和B.C.维克里于50年代前后分别对文献分布理论、R.A.费尔桑对分类检索理论、C.W.克莱弗登对检索系统性能的评价问题分别作了研究。
1957年是这一阶段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美国科学家C.柴瑞宣布在美国把各种各样的交流研究与活动统一于情报学。同年，在美国，情报手工检索开始越来越多地转为计算机检索系统。情报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的性质自此开始越来越有力地显露出来。
中国情报学起步稍晚，始于50年代。1956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了科学情报研究所，标志着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开始。1957年出版了《 科学情报工作 》杂志( 后改名“科技情报工作”) 介绍国内外情报工作现状与发展，引起学者们探讨情报工作理论的兴趣，是中国情报学研究的开端。1958年，该所归国家科委领导，改名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既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谋服务，又面向全国各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及厂矿企业。同年，丁柯等人为了整理情报资料的需要，研究、引进并编译了国际十进分类法，这是情报部门研究情报理论的早期活动。1958年召开了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科技情报工作的“广、快、精、准”指导方针。1958年中国已开始出现情报述评和分析，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情报研究工作，其成果具有综合性、战略性和及时性的特点。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还于1958年创办了中国科技情报大学，后并入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了情报专业。
发展与壮大阶段(60～70年代中期)
就国外先进工业化社会而言，情报学在这一时期已成为一门成熟的而且仍然在不断发展的独立学科。 它的研究对象、 内容、体系、研究方法和手段、 系统与网络实体、 同其他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交叉程度都变得更为广泛、严格和复杂。1979年由英国、 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和苏联6国情报学家所举行的亚特兰大“情报科学研究计划圆桌会议”称这一阶段为情报学的实用研究阶段，重点在于发展适用性情报技术，支持国家情报系统的建立，支持和加强专业化情报服务系统，解决情报用户与情报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关系问题。例如1961年美国化学文摘社用电子计算机实现了“化学题录”的自动编排。1962年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建立了计算机化的 RECON情报检索系统。1964 年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建成了 MEDLARS 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并于 1971 年将该系统联机化。1972年洛克希德公司的DIALOG、系统发展公司的ORBIT、1976年书目检索服务社(BRS) 的联机检索系统相继投入使用。它们在用户与数据库之间架设桥梁，促使联机系统广泛应用。与此同时，在理论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发展，如美国的E.加菲尔德发明引文索引并于1961年试编成了《科学引文索引》。D.J.de S.普赖斯侧重从历史与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科学情报，于1961、1963年分别出版了《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与《小科学、大科学》两书，为文献计量学的发展作了奠基性工作，并提出了科学文献指数增长定律与衡量科学文献老化的普赖斯指数。米哈依洛夫等人于1965、1968、1976年分别出版了《科学情报原理》、《情报学基础》、《科学交流与情报学》 3本书，大大丰富了情报学理论。1970年美国T.萨拉塞维克编出了《情报科学导论》，用文集形式系统介绍了美英学者对于情报交流与情报技术的一些观点。G.索尔顿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进行了用加权词方法的自动标引方案试验。上述研究与实践标志着情报学在60～70年代已进入了它的发展与壮大时期。它是以情报技术的发展与联机情报系统的建立为特征的。
在西方国家的情报学发展和壮大的这一时期，中国的情报学只在60年代初期经历了短暂的发展。1962年袁翰青与曹昌等10多位学者编写了“科技情报工作讲义”，为创立中国的情报学理论作了可贵的尝试。60年代初期有关文摘的大讨论和分类法还是主题法的大讨论，经过争鸣，肯定了自编文摘的方向，加深了对两种方法优缺点与应用范围的认识，活跃了学术研究气氛。同期，还建立健全了中国情报刊物体系，提出了3大类，9小类的理论。1963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成立了情报方法研究室，购置了布尔检索机，进行机械检索与计算机自动翻译等的试验与研究。这是中国有计划地研究情报学的开始。在情报交流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情报网站，通过召集会议，出版刊物，举办培训班等开展情报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起到发达国家情报系统的作用。
因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影响，1966年至70年代初，中国情报学研究陷于停顿。
提高与充实阶段(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
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高密度信息存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情报学的研究范围和深度大大拓宽和提高。情报学及其研究成果已被国际社会视为人类信息化社会的理论和物质基础的一部分。在这一阶段，情报学重点面向国家和国际联机情报检索系统及网络的“设计与开发”，情报学基础理论， 情报学与信息化社会。 在基础理论方面，英国B.C.布鲁克斯发表了《情报科学基础》连载论文，提出情报学要研究主观精神世界与客观精神世界相互作用的观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情报科学技术处制订了加强情报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情报技术与系统的计划。肯特开始研究情报传递的经济学。F.W.兰开斯特“无纸社会”的观点，F.马克卢普开始研究“以科学／学术交流为基础的综合数据库”，为未来的情报系统与技术提供必需的理论结构。与此同时，跨越国界的情报联机检索系统发展迅速；CD-ROM技术、光盘技术、电子出版物、电子邮政在信息存取和传播中广泛应用。情报科学面临着信息革命和信息化社会到来的挑战，从而进入了全面提高与充实的发展阶段。
1978年以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情报学也进入了繁荣的局面。 1978 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成立，1982年《情报学报》创刊。到1990年底该学会共举办学术讨论会59次，收到论文4904篇。各省市区、各部委科技情报学会(分会)先后相继成立。《情报科学》、《情报学刊》、《情报理论与实践》等杂志陆续出版，使情报学研究十分活跃。1978 年后，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等数十所高等院校开设了情报学方面的专业，并编出了“情报学”、“情报学概论”与“科技情报工作概论”等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教材或专著，培养了不少毕业生与研究生。不少科技情报所与大专院校已设立情报学专门研究机构，它们在情报政策、情报需求、情报产业、情报教育等课题研究中获得了一定成果。中国情报学从一开始发展就注意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吸取先进经验，推动国内情报学研究和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1978年第一次翻译出版了西方国家的情报学图书《情报学浅说》；1979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合作举办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情报检索培训班；1984年国际联机情报检索终端首先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建立。已在近50个城市中配备终端110余台，检索课题已超过3万个。各级情报机构已配备大中小型计算机70余台，微型机1000多台，从事情报检索系统与数据库开发应用服务与维护的人员达4000人以上。中国科技情报系统已自建各类数据库300多个;引进国外文献数据库达到50多种，累计已提供3万余个课题的检索服务。随着中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情报学在中国已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已开始跟上国际情报学发展的步伐。其标志是：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与基本概念；研究内容不断拓展与加深；研究方法开始定量化;有了近千人的研究队伍和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了专门的学术机构、专著和刊物，在高等院校设置了相应的科系或专业，培养了自己的研究生。199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情报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生命力很强的交叉学科正在中国学术界赢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中国学者和外国大多数情报专家都认为情报学属于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成学科，它作为理解现代化通信与知识综合化所必须的一个领域而存在。现代科学除了继续细分深化之外，综合交叉也是一个重要发展特点。从科学技术发展史来看，边缘交叉学科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技术科学各学科之间、自然科学与技术学科之间或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交叉；第二阶段则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交叉，而情报学则是属于第二阶段的交叉产物。
围绕着情报学的性质，苏联、美国、英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情报专家曾有过一些既有共性又有特性的论述。鉴于情报学是研究有人参与的情报过程，米哈依洛夫认为它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而美国的一些学者如萨拉塞维克等则将它分为理论情报学与应用情报学，认为前者属于社会科学，后者属于自然科学。英国J.法拉丹则认为情报科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必先利用可以予以分割的一些可观察的单元与现象，进而展开研究更复杂与困难的现象。从工作实践出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情报专家则把图书馆和文献学、计算机和通讯科学、管理和系统科学这3个领域的交叉产物视为情报学。
因为情报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情报及其活动的各种规律”，追求的目标是“最佳的标引方案”、“最少的情报查找时间”、“最大的情报流通”，所以情报学的内容主要有11个方面：
（1）情报的产生、内容、特点和结构；
（2）情报的传播、交流和利用；
（3）情报的贮存和检索；
（4）情报的标准与规范；
（5）情报系统和网络；
（6）情报用户和情报需求；
（7）情报的大容量存储和高速传递；
（8）情报学与相关学科；
（9）现代化信息技术和手段在科学情报领域的应用；
（10）情报的经济学与社会学；
（11）信息化社会。
除上述普遍承认的有关情报学 11 项内容的论述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曾于1979年对情报科学的内容进行了另一种归纳，认为其内容主要有4个方面：
（1）情报的标准与计量。例如，情报系统的基本特性；情报的数量、复杂性、含义、利用和价值；情报的计量和算法；标准实验条件的定义和测试等。
（2）情报的结构。研究课题包括情报搜集和存取系统的结构性质；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 (即语法学和语义学) ；语言结构和情报之间的关系；情报的统计理论以及情报模式如何通过数学计算的方法加以验证和自动识别等。
（3）情报传递。主要是研究人作为情报加工者的能力和限制条件。研究课题包括人的情报加工特性；人和情报系统、情报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情报的表述。
（4）情报经济学。主要研究情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过程。所研究的问题包括情报学概念在经济结构中的应用，情报经济模型等。
情报学可分为理论情报学、应用情报学以及情报工程技术3 部分。理论情报学主要研究情报的产生、加工、传递与利用问题。中国将其归纳为情报源、流、用的研究模式。 情报学按传统着重研究源与流两方面， 认为用是属于用户本身的问题，近来则有趋势强调用的研究，要研究交流的全过程。由于其他学科在情报学中的交叉渗透，近来产生了一些分支领域：如情报经济、情报心理、情报术语、情报数学、情报控制、情报社会……等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解决将会使情报学的面貌一新。情报又可细分为政治情报、经济情报、科技情报、军事情报、社会情报等，但情报学主要关心它们的共性问题。理论情报学的观点还很多。如M.C.约维茨的决策论观点，H.葛劳斯的结构与功能观点，S.K.森的情报基因观点等等。
应用情报学主要研究情报工作与事业这样一些偏重实践的问题， 情报工作按流程可分作情报采集、 加工、报道、检索、研究、服务等环节。研究这些环节中的规律性问题构成了应用情报学研究的微观方面。情报事业则是指一个较大领域(如国家、地区、大的团体等)从事的社会情报活动，对它的研究构成了应用情报学研究的宏观方面，并多涉及情报的基础结构，如情报政策与规划、情报机构、情报中心、情报学会、情报标准化、情报教育等问题的研究。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情报吸收能力，也是各级领导与管理人员关心的一些问题。应用情报学在中国有较大影响，中国的科技情报学家在这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情报工程技术主要包括情报技术、情报系统等方面。情报技术主要是指与情报工作有密切联系的计算机技术、缩微技术、声像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等。又可以按流程分为情报输入技术、情报存储技术、情报处理技术、情报输出技术以及情报传输技术。情报技术相对于信息技术则偏重于应用层次，其中联机情报检索、自动标引、机器翻译、光盘技术应用等是目前颇受重视的一些领域。由于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知识工程的运用、智能情报检索、专家系统等给情报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前景。在情报系统方面，比较典型的是通过数据传输网将计算机、情报资源、情报机构和用户联成有机整体，形成联机检索系统，情报资源共享。这方面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名目繁多的各种情报系统。中国历来较为重视情报工程技术，各个专业部委在这方面倾注心力较多，其成果较多反映在历届的计算机情报检索及有关技术的研讨会上。
按照上述的内容分类，结合中国情报学研究的实际，并且力求与图书馆学、档案学减少不必要的交叉，本卷情报学共设立了6个分支:属于理论情报学的情报理论分支;属于应用情报学的情报业务与情报事业两个分支;属于情报工程技术的情报技术与情报系统两个分支；人物、资料分支。当然，这种分类方法可能不完全合理，只能说基本包括情报学的核心内容。
目前情报学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1）社会调查法。通过现场调查针对社会现象搜集数据，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又可分作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两大类，前者主要是用现场观察法，后者又分作访问调查与调查表调查。
（2）文献计量统计方法。对以记录形式进行交流的各个方面进行计量统计，如对于某国、某学科的论文数量、年度增长率、利用状况、对文献中所附参考文献种类、数量等进行计量统计。从中找出变化规律，建立相应数学模型，从定性与定量分析中达到掌握过去与现在的变化脉络，进而预测未来可能的变化。
（3）数学分析法。现代数学的许多分支在情报学的研究中都在应用，如在情报检索理论、情报传递的机制、情报采集方案的确定中，概率论、集合论、模糊数学、微分方程、运筹学等均在应用，甚至数论、图论、泛函分析、变分法等，也可以应用。
（4）系统分析与评价方法。对于情报系统各个侧面与总体，可通过引进系统论等方法，进行分析与评价、规划与设计。如情报机构的工作量与处理时间，报道与检索类刊物的时滞，对收藏的文献进行评价，对情报产品进行测试，对情报服务工作进行评价，对索引方式与检索系统进行分析、试验与评价。由于系统论的研究方法众多，对某一具体研究对象来说，就需要比较不同的方法，从中选择最佳方法，以期获得最优的结果。
（5）历史的研究方法。进行历史的研究一般先鉴别一个历史问题，搜集有关史料，形成假说。然后进一步严格搜集与组织史料，认真加以核实，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进行这种研究要力求从经验走向科学，尽管在这一分析中要做到精确是不容易的。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情报学是如何形成的，促使我们了解过去的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与方式。通过情报学发展过程的剖析，可以加深对于情报学的意义与价值的认识。
情报学的研究方法还很多，诸如德尔斐法、内容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哲学研究法，多综合加以运用，近来又出现空白点分析法、聚类映像法等。
情报学是在融会许多学科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称它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信息科学是研究信息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英文名称也是information science或informatics，是一个复杂的科学群体，正处在统一化、体系化的过程中。信息科学的基础是信息论，它只研究信息传输的共性，而不研究信息传输的特性，不涉及传输的知识内容、价值或语义问题。而情报学除了关心传输中的情报结构与形式，还关心传输的知识内容。情报学中专门有一个分支──情报研究，专门研究所传输的知识内容，分析各个学科、专业的水平动向，并进行适当归纳与综合，为各种决策提供支持。但人们仍相信，信息科学可以对情报科学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如它对于消息中有关信息量的概念提供了明确的处理方法。情报学要充分吸收和利用信息论的成果，以提高情报传递的效率。
计算机科学是通过对信息处理过程的研究，进一步对软件、特殊应用（人工智能）、计算机数学及计算机体系结构等方面进行探索性和理论性研究的一门科学。它是一种工具，计算机科学与情报学有着密切的交叉关系。电子计算机在情报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使情报的搜集、加工整理、存储、检索、传输、开发利用等工作及其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改变了图书馆和情报机构的传统观念和服务方式。
文献学与图书馆学关系十分密切，文献学或文献工作是情报学的基础之一，因此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关系也较密切。但是情报学现在已越出了传统的以记录载体为主要对象的阶段，着眼于广义的人类知识交流。一般来说，图书馆是以藏书、出纳、阅览等为工作重点，而情报中心则侧重加工、报道、研究以至提供各类情报，要求揭示每篇文献以至每个数据的内容。目录学是图书馆学重要分支，而情报学则侧重于文献内容之文摘法、索引法与述评法。藏书量是衡量图书馆规模的重要标志，而情报中心则以文献加工数量，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的质量以及情报服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作为衡量其工作之重要标志。
科学学以科学技术整体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构、机制、趋向及与相关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它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产物，是综合性很强的新学科。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学术交流。一个研究课题确定后，先要查文献。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体现是出人才出成果，而人才与成果最终也要在文献上表现出来，这是情报学着重探讨的一些问题。因此情报学也同科学学密切相关。再如科学计量学是科学学的一个分支，而在情报学中也有所谓文献计量学，两者内容是相同或接近的。只不过前者侧重为科学管理决策服务，而后者侧重为情报的科学管理服务。
管理学与情报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情报管理就是管理学中的一部分。政府、企业或事业单位的领导人要在复杂情况下做出判断与决策，必须要有信息与情报做根据，而下属机构在实施决策过程中，又要不断将情况反馈给上级部门。为了使各种情报在部门内部外部顺畅流动，必须对情报流进行科学管理，才能制订正确决策，并使之顺利实施。
在情报活动过程中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因此它与物理、机械、 电工、 电子等硬科学也有密切联系。此外，情报学还与控制论、通信科学、语言学、语义学、心理学、社会经济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情报工作对促进人类社会和经济的持续进步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情报学的发展前景将是广阔的。我们对其前景的预测就是在这一基本认识和估计下展开的。
（1）情报学是以情报工作实践为依据而形成的理论，它是一项涉及面非常广泛的社会事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情报社会化的程度将日益提高，传统情报系统的观念也将发生大的变化，情报工作将向产业化方向逐渐发展。
（2）情报是人类的一种精神财富，不仅由每个有情报意识的人脑来承载， 而且需要 “世界大脑”来承载。为了使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容易地取得所需要的任何情报，这就需要把情报学的研究放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的基础上来开展。光盘、数字通信、光纤通信、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等先进的理论与技术将获巨大发展和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将对整个情报学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情报学在高新技术的武装下，有可能为人类创造性思维活动提供增智工具甚至人工大脑，协助人们进行更加复杂的思维活动。
（3）情报学的内容与框架必将扩大，而不会局限在狭小的科学情报的范围内。除了纸载文献这一情报传统媒体外，其他各种形式的情报媒体──声像、缩微、电子出版物等正在不断涌现，这些非纸的媒体的出现将改变办公室的面貌，使人们开始考虑“无纸信息社会”和“人机对话社会”的出现。社会生活的这种变革，将使情报学在更宽广的领域内展开。
（4）情报学除了会在情报产生、加工、传播等环节上继续加深外，情报交流全过程的研究将会发展，情报利用问题将会突出出来。如果未来在情报学的研究上会有所突破的话，很可能将发生在情报利用的问题上。而情报利用问题的研究反过来又会促进与加深其他环节上的研究。
（5）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情报学的综合化趋势将更加明显，会出现更多的分支。在文献计量学的基础上，情报计量学将会得到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中的突出位置，将促使对情报经济问题研究深化。在情报社会化的进程中，情报社会问题的研究将提到日程上来。情报心理问题的研究尽管刚刚开始，但潜力很大。情报学吸收哲学的营养，有可能使现有概念体系升华，引伸出相应的定理与定律。
（6）在研究方法上，将从定性的研究过渡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并将借鉴与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改造，创造出更有特色的研究方法，从而给本学科注入新的活力。
（7）随着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情报学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重要学科之一，它将紧紧地与高新技术结合在一起，逐步形成更加充实的学科体系与研究规范，将揭示未来信息社会中人们情报活动的规律性，以及情报信息在社会、经济、文化中的巨大影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