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Liji Yueji
[外文]：Collection of Rituals:Annotations on Music
中国儒家音乐理论的专著，《礼记》中的第 19篇。同样内容又见《史记·乐书》，文字及篇章先后小有不同。《礼记》为西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时博士戴圣所编定，共49篇，采集战国至秦汉的儒家著作而成，世称“小戴礼”。《史记》为30篇，在《汉书》的《艺文志》和《司马迁传》等篇中都说“十篇有录无书”，《乐书》即在此10篇之中，现存《史记·乐书》则是在“小戴礼”成书当时或稍后的人（一说为褚少孙）补入的。《乐记》作者，据《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则为西汉的河间献王刘德等人；据《隋书·音乐上》所引“沈约奏答”：“《乐记》取《公孙尼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则为战国的公孙尼子。对此尚无定论。
《史记正义》说：“《乐书》考，犹《乐记》也，郑玄云：以其记乐之义也。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十一篇者，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虽合之，亦略有分焉。刘向校书，得乐书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惟有十一篇。其名犹存也。”在《正义》的《乐书》注文中，随时指明原文的篇名和章次，这也就是现存《乐记》的脉络。刘向校书在汉成帝（公元前32～前7）时，终成帝之世未完成，当晚于“小戴礼”成书的时间，因此，《乐记》和《乐书》是采入《礼记》、补入《史记》时所能见到的文字。刘向校书所得23篇，除11篇借助于《礼记》和《史记》流传至今外，其余12篇早已失传，只留下了篇名。这12篇的篇名是：《奏乐》第12，《乐器》第13，《乐作》第14，《意始》第15，《乐穆》第16，《说律》第17，《季札》第18，《乐道》第19，《乐义》第20，《昭本》第21，《抬颂》第22，《窦公》第23。它们的佚文尚可见于某些文献中。对于以上篇名，郭沫若在《青铜时代·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一文中认为：“奏乐”疑本作“泰乐”，即《吕氏春秋》的《太乐》；“意始”疑本作“音始”，即《吕氏春秋》的《音初》；“季札”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指季札观乐)；“窦公”即《周官·大司乐》章。郭氏还指出现存《乐记》在内容上的疑问，认为今存的《乐记》，由于汉儒的杂抄杂纂，已经把原文混乱了。
《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流传过程等方面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却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儒家音乐理论的重要著作。它发展了创始于孔子的儒家音乐思想，比《荀子·乐论》在内容上有更多方面的展开。在二十四史中，从《史记》把它作为《乐书》起，凡有“乐志”（或称“音乐志”、“礼乐志”）的，在理论上，无不引用它的文字或者转述它的内容;在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中，把它所表达的音乐思想视为正统；士大夫们谈到音乐问题时，总要以它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
《乐记》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音乐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指出音乐产生于人的思想感情，而人的主观思想感情的变动，则是受客观外界事物影响的结果。音乐形成的过程：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感情激动起来，就表现为“声”(包括乐音和噪音)，这种声互相应和，其变化有一定规律的成为“音”（乐音），把音按照一定组织奏作起来，再加上舞蹈，就成为“乐”（音乐歌舞）。
（2）音乐表现不同的感情，因而反映并影响社会的治、乱。《乐本篇》列举了哀、乐、喜、怒、敬、爱各种不同感情在音乐上的不同表现，进而提出：“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指出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兴、亡必然会影响人的思想感情，因此必然会从音乐中得到反映；反之，音乐表现的不同，也必然会对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兴亡起反作用，给予潜移默化的影响。“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概括，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这在其他名篇里，也还有从不同角度所进行的阐述。
（3）音乐的社会教育作用。强调既然音乐能对社会起反作用，影响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亡，就应该使音乐成为社会教育的工具，用礼、刑、政一起，在不同的方面发挥作用，以安定社会，使国家大治。有关这一方面的论述，贯穿着《乐记》全文，可见是儒家音乐思想的核心。它在后世弦被为“乐教”。
（4）在音乐美学方面，要求以善为准则。孔子曾通过对《韶》和《武》两个乐舞的评论，提出了“善”和“美”的音乐美学准则：“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还说过：“人而不仁，如乐何？”“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他实际上强调的是音乐表现（包括内容和形式）要符合于“善”的道德规范。《乐记》继承、发展了这一音乐美学思想，更反复提倡“德音”、“和乐”，反对“溺音”、“淫乐”。具体提出这两对名词的，虽然只是在《乐象》和《魏文侯》篇，但是用各种说法表达这个意思的文字却占到《乐记》全文的一半左右，甚至把所提倡的抬到“与天地同和”，把所反对的贬为“乱世之音”、“亡国之音”，再加上渗入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就堕入形而上的玄学之中，使本来出发于“乐教”而有其合理性的美学观点变成不可取的说教了。
《乐记》内容上的主要问题就在这里，时常从合理的命题出发而走向自己的反面。除上文所说的以外，又如在“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之后，接着就把宫、商、角、徵、羽五音，附会为君、臣、民、事、物；在提出“乐者，通伦理者也”之后，接着就说：“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这类情况很多，反映了它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当然，也有的是由于汉儒杂抄杂纂，把原文混乱了的缘故。
《乐记》中保留的音乐史料，如关于乐舞《大武》的表现内容，师乙所说的歌唱理论，以及魏文侯对古乐、新乐的态度等，历来受到重视，也是其内容的重要方面。
《礼记》原有汉郑玄注本，明永乐时，把宋卫湜所撰的《礼记集说》修入《五经大全》，并定为科举取士的必修读物，清孙希旦所撰《礼记集解》则为后来所通行。由吉联抗译注的《乐记译注》已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