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inmuke Yundong
[外文]：New Wood-Cut Movement
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鲁迅倡导，以进步美术青年为主力的木刻创作运动。中国古代木刻版画具有悠久的历史，但这种版画都是刻工复刻画师的原稿，是一种复制木刻。这种木刻大约在14世纪初传到欧洲，到19世纪欧洲产生了创作木刻。创作木刻的特点是不模仿，不复制，刻者自己以刀代笔，以木代纸或布，完全由刻者自己创作，刻家就是画家，所以“已和复制木刻离开，成了纯正的艺术”（鲁迅《近代木刻选集》（一）小引）。中国的新兴木刻正是在引进欧洲这种木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鲁迅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这正是他介绍与倡导创作木刻的主要动机。新木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艺运动的一部分，它以鲁迅及其他革命文艺家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为大众的艺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它采取写实主义的手法，广泛借鉴外国版画的经验与技巧，吸取传统版画的某些特色，在全国各地办社团、展览、出版画集，成为30～40年代最活跃和最有战斗性的美术运动之一。
新木刻运动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
初创时期为了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艺，输入外国的版画，鲁迅于1929年与柔石等合组了朝花社，通过该社所输入的许多外国版画受到进步美术青年的欢迎。不久，鲁迅又介绍苏联作品，于是有《新俄画选》的出版。1930年左翼文学艺术家联盟成立，左翼文艺运动进一步发展。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一八艺社就是最早接受“普罗”美术观点而重新改组的木刻社团，1931年夏，鲁迅借日本版画家内山嘉吉到中国探亲休假之际，举办了木刻讲习班。从此播下了木刻种子，为木刻社团的活跃打下了基础。先后有一八艺社研究所、春地美术研究所、野风画会、现代木刻研究会、上海木刻研究会等专门的木刻组织出现。参加活动的有陈卓坤、陈铁耕、江丰、黄山定、胡一川、于海、夏朋、陈烟桥、刘应洲、何白涛、顾洪干、郑野夫、 倪焕之、 马达、沃渣等。后来在沪、杭的美术学校里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以进行木刻活动为主导的社团，有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MK木刻研究会、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的野穗社、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木铃木刻研究会、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无名木刻社。参加活动的有钟步清、邓起帆、王绍络、周金海、张致平（张望）、陈普元、金逢孙、郝丽春(力群)、叶百芬、刘平若（曹白）、王之兑(刘岘)、黄裕祥（黄新波）等，还有没参加社团的个人从事木刻创作的如罗清桢、张慧等。1934年，上海的木刻社团，全部被迫解散，只有广州还有现代版画会，主要成员有李桦、赖少其、刘仑等；北平有北平木刻研究会、平津木刻研究会，主要参加者有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开除的一八艺社成员王肇民、杨澹生、沈福文、汪占非，还有金肇野、许光音、唐珂、段干青等。1936年以后，上海木刻活动再次活跃起来。出现铁马版画会，主要成员有江丰、郑野夫、沃渣、温涛；刀力木刻研究会主要成员有陆地、杨可扬、刘建庵等。鲁迅逝世后，在上海的木刻工作者曹白、力群、陈烟桥、马达、江丰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木刻作者协会，为抗战以后版画活动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35年元旦由平津木刻研究会举办了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翌年由广州现代版画会举办了第2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新兴木刻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把德国版画家k.珂勒惠支、梅斐尔德、比利时版画家f.麦绥莱勒、苏联版画家法复尔斯基、克拉甫琴珂等作为版画创作的榜样来学习。比较突出的作品有陈铁耕的《母与子》、江丰的《码头工人》、 陈烟桥的《都市的背后》、 张望的《负伤的头》、 胡一川的《到前线去》、 郑野夫的《黎明》、《搏斗》、陈普之的《黄包车夫》、曹白的《卢那察尔斯基像》、力群的《采叶》、罗清桢的《爸爸还在工厂里》、黄新波的《推》、 何白涛的《街头》、 刘岘的《马克思像》、温涛的《她的觉醒》、李桦的《怒吼吧！中国》和赖少其的《静物》等。这些作品尽管还有幼稚的一面，但它们为新兴木刻的继续发展走了可喜的一步。
成长壮大时期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及以后的解放区，新木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创造出辉煌的成绩。
1937～1940年间，原来在白区从事左翼美术运动的青年美术家纷纷来到延安或新四军所在地区。先后到延安的木刻家有温涛、胡一川、沃渣、江丰、陈铁耕、马达、罗工柳、陈九、王式廓、 力群、刘岘、张望等人，成为推动解放区木刻运动的骨干力量。1938年春，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延安建立鲁迅艺术文学院。该院美术系的干部与教员，除少数漫画家、油画家之外，主要就是木刻家。教员和学生创作最多的作品就是木刻。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木刻工作者和其他美术工作者都以更多的时间到农村、工厂与前线，与工农兵一起参加劳动与战斗，同时向民间美术学习，探索中国木刻的新形式。从而产生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更高，更加具有民族风格的木刻作品。古元的《运草》、 《离婚诉》、 《区政府办公室》、《减租会》，彦涵的《抢粮斗争》、《把他们隐藏起来》、《帮助移民建立家业》，力群的《帮助群众修理纺车》，夏风的《货郎担》、《瞄准》，焦心河的《牧羊女》，郭均的《怎样养娃》，张映雪的《陕北风光》，张望的《八路军帮助农民秋收》，石鲁的《改造西洋景》，罗工柳的《马本斋的母亲》，沃渣的《夺回我们的牛羊》和马达的《推磨》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批作品风格朴实，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是新木刻运动的丰硕成果。不少木刻家重视向民间美术学习，所以也产生了古元、夏风的剪纸，力群、张晓非、戚单、彦涵等以木刻印刷的新年画和胡一川的一批套色木刻。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又出现了一批新作。如古元的《烧毁地契》、《人格》，彦涵的《审问》、《向封建堡垒进军》，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洪波的《参军图》(见彩图)，艾炎的《过黄泛区》，刘旷的《云梯》，关夫生的《过冰河》，李少言的《黄河渡伤员》，牛文的《丈地》和石鲁的《打倒封建》等。
战斗在晋东南根据地的木刻家，除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木刻工作团成员胡一川、彦涵、 罗工柳、杨筠、华山外，还有陈铁耕、邹雅、艾炎、 黄山定、赵在青、刘韵波等。其中，赵在青、刘韵波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在晋察冀边区的木刻家有沃渣、徐灵、陈九、刘蒙天、刘旷、唐炎、娄霜等。其中，陈九、唐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在晋绥边区的木刻家有李少言、力群、苏光、吕淋、林军、牛文、赵力克、侯凯、安明阳、刘正迁、陈岳峰、李济远等。在新四军地区工作的木刻家有吕蒙、沈柔坚、莫朴、程亚军、赖少其、邵宇、吴耘、芦芒、杨涵、关夫生、屠炜克、费立必、武石、项荒途、宋大可等。其中，费立必、项荒途、宋大可在战争中牺牲。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新木刻运动在国统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新木刻作者及其活动取得了合法地位，他们投身于抗日洪流，成为全民抗战宣传工作中的主要力量。
抗战初期，当许多木刻家从全国各地集中在武汉时，通过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简称“全木协”）的建立，结束了众多社团分散活动的局面。从此“全木协”这个全国性的组织担负起领导和推动全国木刻运动发展的任务。“全木协”在武汉时期的常务理事是马达、力群、卢鸿基、刘建庵、陈九等人。“全木协”成立不久，举办了全国抗战木刻展览会，通过出版《全国抗战木刻选集》和举办木刻训练班，在团结和动员木刻界力量上发挥了作用。武汉撤退后，“全木协”迁重庆，由酆中铁、文云龙（金文韶）、黄铸夫、王大化、刘鸣寂负责。举办了第 3届全国抗战木刻展览。这次展览对曾经出现的“文化与抗战无关”的论调无异是一次有力的批判，使过去一些对木刻不了解，对木刻歧视、鄙薄的人转变了看法。部分作品还选送到苏联展览。1939年7月“全木协”由重庆迁桂林，由刘建庵、黄新波、赖少其主持。举办了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木刻展(1939)、木刻十年展(1940)，出版了《救亡木刻》旬刊(《救亡日报》副刊)、《漫木旬刊》、《工作与学习·木刻与漫画》和“全木协”会刊《木艺》两期。“全木协”根据会员分布情况设立许多分会，其中浙江分会由郑野夫主持，湖南分会由李桦主持，广东分会由刘光、梁小泰主持，以浙江地区开展的工作最为活跃。
抗战初期从上海到浙江去的木刻作者于1939年11月成立浙江战时木刻研究社，由孙福熙任社长，金逢孙、万湜思任副社长；并推定郑野夫、张明曹、朱项苦、项荒途为正、副社长，在丽水筹备木刻函授班，报名参加的达100多人，按地区设立导师就近指导函授班学员。函授班出版了作为讲义的《木刻半月刊》，又由郑野夫主编出版了《旌旗》、《号角》、《战鼓》、《铁骑》、《反攻》等木刻丛集做范本。由万湜思、项荒途主编了会刊《刀与笔》以交流情况。为了给全国木刻工作者供应木刻刀具，郑野夫等创办了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简称“木合社”)生产木刻刀。该社有印刷厂，不仅出版了《木合》会刊，并由郑野夫、杨可扬主编了《木刻艺术》双月刊，继续桂林时期“全木协”会刊《木艺》的工作。“木合社”迁到福建以后，由杨可扬主编《新艺丛书》，由崇安木合工厂继续出版。其中陈烟桥《鲁迅与木刻》，阿扬的《新艺散谈》等，都对新木刻运动起过积极作用。
分散在各地的木刻家利用可能的条件开展木刻工作。重庆育才学校绘画组的陈烟桥、 张望、 刃锋、刘铁华、王琦等，为培养青年木刻家作出了积极努力。江西在罗清桢、荒烟的主持下办了《战地真容》；福建宋秉恒主办了《大众画刊》，出版过《大众版画选》，许霏主持了《白燕艺术学社》也办了木刻函授班；广西有龙廷霸、杨纳维、蔡迪之、王立、易琼等从事木刻活动。
正当新木刻运动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得到发展的时候，发生了皖南事变。“全木协”竟被国民党政府解散，木刻运动曾一度沉寂。经重庆木刻家们的努力，于1942年成立了中国木刻研究会，由丁正献、王琦、刘铁华、邵恒秋、罗颂清任常务理事，继续开展木刻运动，举办了1942、1943两年双十全国木刻展览会，并展出了解放区的木刻作品，同时还将作品送往美国、英国、苏联、印度展出，扩大了中国木刻影响。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统治区各地的木刻工作者集中到上海，将木刻研究会改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由李桦、郑野夫、王琦、陈烟桥、杨可扬等任常务理事。该协会举办了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展出单幅木刻和连环木刻897幅(包括解放区木刻作品)，参展作者113人。会后出版了《抗战八年木刻选集》。该协会还连续两年在春秋两季举办了 4次全国木刻展，出版了会刊《木刻艺术》两期。1947年协会组织木刻作者配合“五·二○”学生运动，创作了一批木刻传单。1947年5月开始在上海《时代日报》上主编了《新木刻》周刊，历时1年3个月。此外，还选出作品送苏联、日本、英国展出。
国统区的木刻创作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映人民疾苦，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不断创作出一些颇有深度的好作品。著名的有李桦的《怒潮》（组画）、黄新波的《卖血后》、朱鸣岗的《台湾生活》（组画）、刃锋的《家破人亡》、麦秆的《放回来的爸爸》、梁和泰的《铁的动脉》、张漾兮的《人市》、王树艺的《自行失踪的人》、王琦的《民主血》、杨纳维的《沉默的抗议》、 杨可扬的《教授》、 荒烟的《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赵延年的《抢米》、邵克萍的《夜阑人静》、黄永玉的《我在海上一辈子》和章西厓的《扰》、龙廷霸的《孤儿寡母》等。
鲁迅在1934年为《无名木刻集》写序时说过：“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这些作品，当然只不过是一点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却非先有这萌芽不可。”经过18年的艰苦努力，新木刻终于成为茂林嘉卉，成为社会主义美术事业的一支艳丽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