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依附理论主要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依附理论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学者，也有非洲国家的，如阿明，但没有一个是亚洲国家的。由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为蓝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对拉丁美洲还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将它简单套用到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小仓充夫批判依附理论忽视了地区差异：弗兰克为首的依附理论大都是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它将拉丁美洲的特点过于一般化了。小仓充夫的批评也仅仅是针对弗兰克而言，两者都没有提到卡多索、法莱图和埃文斯的“依附发展论”，更没有对后者做出评价。如果他们的立论成立，即“古典依附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亚洲国家，“依附论”的新近发展——“依附发展论”则未必然。笔者认为，虽然“古典依附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可以为“依附发展论”提供新的经验，运用“依附发展论”观察受外资影响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理论层次上认识和把握亚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前景。
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要拓深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需要对支持这些研究及相关的具体研究范式的理论框架及其预设做出分析和批判，还需要客观的、冷静的怀疑眼光。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发展研究应否采用西方的概念及理论，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论题，凭藉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随意论断都是不足取的，只有透过谨慎的知识学分析和中性的方法研究，才能期望获致知识上的自觉和认识上的拓深。因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遗产，不应抱着有色眼光看待，某些意识形态的障蔽反倒阻碍了我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对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都应作如是观。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信息、管理制度等等，伴随着国外公司的到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交通运输条件优越、享受优惠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外向型”或“外联型”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沿海毗邻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沿的地区，通过大量的“海外关系”，引进外资和技术，兴办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目前更多的人在思考“引进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问题。如果运用“依附发展论”的理论观点观察沿海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经验，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应当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20多年来的经济大发展确实离不开外来企业家、资金和设备的引进，然而也造成了生态污染、环境恶化等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行政官员、外商等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怎样？谁是受益者？这些都是深入的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依附发展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