拄杖、禅杖和锡杖。埃及狮身人面兽让人猜的谜语是：“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猜一猜，这是哪种动物？”答案是：“人。”因为，婴儿用四肢爬，成人用两条腿走路，老人靠拐杖支撑。这拐杖，就是老年人的第三条腿。缁素概莫能外。
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六记载，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鹫峰说法时，有一位老比丘在登山时跌倒了。佛就听许诸比丘中的老弱无力或病苦缠身者持用拄杖。这种杖，恐怕就是一般人用的拐棍儿。后来，中国的僧人，特别是禅宗的僧人，常在出外游行时，于所持的拄杖下半截约相当于从地面到自己膝盖的长度之处弄上一根横枝，作为渡水徒涉时探测水深之用，特称之为“探水”。这大约是中国游方的云水僧人对拄杖的实用性发展，很适合旅游使用。现当代大德老法师和老居士拄使的拐杖，据笔者所见，与一般老人所用者并无不同。
另据《十诵律》卷四十等记载，释迦牟尼佛指导弟子们坐禅时，有的僧人坐不住，不能澄心静虑，老是昏昏欲睡。佛便指导释子们用盆往头上浇凉水。这种盆原来没有把柄，掌握不住，掉在头上，“痛恼垂死”，佛说：“应施柄！”可是，老往头上浇凉水，也非长久之计，于是又想出由禅侣用手敲他脑壳的办法，用毡球往他身上拽的办法，最后制定并制作出一种“禅杖”来。它是一根短棍儿，由禅侣用来捅醒瞌睡者。因为棍子头儿尖，常把衣服扎破，所以佛又制定：“应以物裹杖头！”在用完了禅杖靠地安放的时候，“著地作声”，佛又指示：“下头亦应裹！”还告诫说，取用时“应生敬心”，“应以两手捉杖戴顶上”。汉化佛教僧人坐禅时所用的禅杖，据《释氏要览》卷中和卷下记载，只是以竹、苇等细棍儿造成，只是一头儿用布或毡等物包裹，用来触动昏迷。这项工作由“下座”执行。下座者，披剃不久，法腊（出家年数）仅一至九年之禅和子也。这种禅杖平时靠放在禅堂的侧壁上，包裹的一头冲上。
但是，现代寺院中用来惊醒坐禅者的用具却是“警策棒”，简称为“警策”的。它是一种长而扁平的木板，长约一米多，宽有五到七厘米左右，上幅略微宽一些，下幅是把柄，有制成圆形的，也有扁的。有时也用竹篦代替。一般常在警策的上端正面书写“巡香”二字，下端背面书写“警昏沉”三字，以区分正反上下。警策由年长的师父一辈人掌握，用来纠正僧人坐禅时怠惰、打瞌睡、姿势不正等不良表现。用法是：先轻轻拍打对方右肩，这是预告；再不觉悟，接着可就重拍痛打了。接受教育的僧人清醒以后，合掌示谢；纠正者则横持警策，上端向左，正面向上，打一问讯。这种警策棒或竹篦，在诵经、师徒问答时也常使用。
下面再说“锡杖”，这要由天竺僧人外出乞食谈起。乞食是梵语paindapātika的意译，又译为“分卫”“托钵”“行乞”等，但它与一般市井乞丐的乞食或说行乞大不相同，具有特殊的涵义，指的是僧人为资养色身而向世俗人家乞求施舍食物的一种行仪（行仪是僧人规范化了的日常例行行为，其中包括许多规矩、礼仪、作法）。这样作的涵义有二：一是“自利”，即为方便行道而摆脱俗事（实际上是不事生产）；二是“利他”，即给予世俗人等因斋僧而得到的广种福田的机会。
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四等记载，释子外出乞食时，最初没有经验，默然而入人家，不受欢迎；佛指示可以“作声警觉”，于是再去的时候就“呵呵作声，喧闹而入”，结果更不受欢迎；佛又启示说：“更无方便可使作声，唯此呵呵能为警觉？”再去的时候，僧人拳打门扇作声而入，更加不受欢迎。这时佛说了：“不应打门，可作锡杖。”并且讲了锡杖的制式：“杖头安环，圆如盏口。安小环子，摇动作声而为警觉。”
有《得道梯橙锡杖经》一卷，记载有关锡杖的事颇为详尽。汉化佛教大体上据此认识和制作、执持锡杖。下面我们也据此敷演一番。
先说，释迦牟尼佛告诉诸比丘，大家都应受持锡杖。包括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和他们的弟子们在内，都是执持锡杖的。这是因为，锡杖可以彰显圣智的意图，从这一点上说，锡杖可称为“智杖”；它又是行功德之本，从这一点说，又可称为“德杖”。它是“圣人之表式，贤士之明记，趣道法之正幢。”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手持的标帜性法器，和王者的权杖、魏晋清谈名士手中的麈尾、教师的教鞭等物性质有点类似。据《开元释教录》卷三记载，《得道梯橙锡杖经》又名《得道梯橙经·锡杖品第十二》，即一部大经中分出的一小部分，“亦直云《锡杖经》”。它是东晋时出现的一部失译经（译者与所出不明的经）。后世有人怀疑它是伪经，即中国僧人依据某些外来佛教资料或传闻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而编出来的经书。两晋南北朝正是清谈高潮期，作为身分标帜的戽麈尾、如意等盛极一时。中国僧人希望自己手中也掌握一种标识性的法器，于是把分卫用具升级，赋予更为神圣的意义，并加以经典性的说明，也是可能的事。按唐代僧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中自述见闻，则锡杖的梵语称呼是“喫弃罗”，那就是梵语khakharaka的音译，《翻译名义集》卷七中则译为“隙弃罗”的。这两部书都说，意译为“锡杖”，意取“锡锡”作声，所以在有的佛书中又称为声杖、音声杖或鸣杖。据义净所见，“西方所持锡杖”的标准样式是，头上唯有一股铁卷，上面安大环套小环；中间是木竿，长度为高与肩齐；下安铁纂，长度是二寸左右。其环形状或圆或扁，数目或六或八，质地或铜或铁，并无严格要求。所以义净认为“原其制意”，不过是如他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四中所说，供分卫时摇动用，相当于小贩在主顾门口摇铃罢了。遇有恶狗出吠，有的比丘要用此杖打狗，佛言：“不应以杖打狗”，举起杖来吓唬吓唬就行；有的狗一经吓唬闹得更凶，佛指示说：“取一抄饭，掷地令食！”到了不信佛的家门口，摇动锡杖好长时间，还不见有人出来，怎么办？佛言：“不应多时摇动。可二三度摇。无人问时，即须行去。”义净认为，如佛所说，“原其制意”，不过为分卫所用。他觉得，在汉化佛教中，踵事增华，把作用扩大了，殊可不必：“何用辛苦擎奉劳心，而复通身总铁，头安四股，重滞将持，非常冷涩，非本制也。”
义净的这番议论，恐怕是针对汉化佛教的情况，有的放矢。从《锡杖经》出现的晋代到唐代，佛教一直向汉化发展，又不断地有高僧长途跋涉赴天竺求取真经。像义净和玄奘这样了解天竺情况而又心存“正法”的僧人，肯定对汉化佛教的某些作法有异议。汉化佛教的锡杖早已从原始的敲门兼防狗的用途转化为高级的权杖，这种本质的转变，即使不算化腐朽为神奇，也得算化不神奇为神奇吧！ 它对提高僧人的地位大有帮助。这是多么聪明的一种变化方式啊！泥古不化和崇洋照搬终究是行不通的。试看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双轮十二环迎真身金银质花锡杖（皇家的文思院奉敕所造），便可窥见汉化佛教改造和提高锡杖身分的妙用。
应该说，《锡杖经》在概括并发展外来经典与传说中起到了集大成的作用。它明确说明有两种标准的锡杖：一种为四钴十二环，乃释迦牟尼佛所制立；另一种为二钴（义净补充说有六环，这就说明两种杖的说法乃是外来的，并非杜撰），乃迦叶佛所制立。它又概括出持锡杖威仪法，有25事，内容颇为杂乱。其中“年老”、“地有虫”等听许用杖的规定，似从原始的听用拄杖生发；“入檀越门，三抖擞，三反不出，从至余家”，则明显地是从分卫之法而来。但25事威仪提高锡杖身分，则是确切无疑。后世乃至当代，有法事的时候，法师常执持锡杖以表现身分地位，显示威仪，并作为法器使用，良有以也。
回转来再补说几句禅杖。后世以迄当代，在一般人心目中，它似乎成为佛门一切杖类的通称，把拄杖、锡杖等都包括在内，那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另有一种中国古代戏剧小说中常提到的武术家作战使用的禅杖，更与正规的佛家禅杖无缘。从历史上看，这种禅杖也是有变化的。例如，在著名的附有60幅精刻插图的杨定见本《水浒传》中，在五幅图中有鲁智深和他的禅杖的像。那禅杖是一根长棍，棍头上有一个小月牙状物，不知是否带刃。当代戏剧中的鲁智深却是担着一柄一头似平铲一头为大月牙的武器，看来两头都有刃。《西游记》中沙僧所用的“宝杖”与之同类。这种杖的造型与真正的佛家禅杖距离更远，恐怕只能称之为“方便铲”或“月牙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