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一
[拼音]：Wei Yuan
中国清代地主阶级主张革新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曾两入陶澍（1779～1839）之幕，协助筹议漕运、票盐、水利等问题，后历任知县、知州。一生著作丰富，主要有《古微堂集》、《圣武记》及《海国图志》等，并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1785～1848）之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见《清经世文编》）。
魏源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转变的动荡时代。他的经济思想基本上仍然属于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范畴，但是在他的革新思想中却带有某些资本主义的倾向，具有强烈的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本末论魏源有传统的农本观念，认为在一般情况下，“食先于货”（《圣武记·军储篇一》）。他把农业生产看作“本富”，而以货币财富为“末富”;把“有田富民”（地主）看作国家财富和力量的主要基础，要求政府对之实行保护政策。他虽然重视“本富”，但是对待“末富”，即“无田富民”，并不主张抑制。他在关于漕、盐、矿等方面的论述中，都明显地反映了利商、用商思想。例如，在漕运方面，他主张改河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借助海商的力量，革除官运的积弊。在盐政方面，主张改纲行票，轻盐税以敌私等。在鸦片战争时期，他提出在当时的形势下，“货”比“食”更为重要的观点，指出:“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军储篇一》），这是本末观点的一个新发展。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的。
奢俭论魏源认为俭是美德。但是黜奢崇俭只能在统治者的上层和贫民中提倡，因为上层统治者如果尚奢，就会由于不足而生攘夺；贫苦人民则应该安分守己，不应有过分要求。只有对于富民，才可以容许一定程度的奢侈，因为富民尚奢，可以增加消费，使贫民能够向富民提供更多的劳动产品和服役，从而可以“通工易事，泽及三族”（《古微堂内集·治篇十四》）。魏源这一观点，多少接触到增加消费对促进生产的作用。
学习西方的思想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为了寻求富国强兵、抵御侵略之道，他继林则徐之后，更明确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叙》）的主张。他认为，首先应学习西方近代军事工业技术，即“坚船利炮”。开始他的注意力还只在向西方买进船炮，后来逐渐主张在本国设官办船炮局制造，以摆脱对外洋的依赖。这些官炮局已不是旧式手工业兵器工场，而是效法西方的新式近代工业。它所制造的船械，可以卖给商人。而且除制造船炮以外，还可以制造一些属于民用的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舟等工业产品。这就意味着官炮局，已不单纯是官办军事工业，还包括一部分属于商品生产的民用工业。更为重要的是，魏源提出除官办厂以外还可以允许民办，这实际上已表现出他有要效法西方，发展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的意图。
对外通商观点
魏源坚决主张严禁鸦片贸易，防止白银外流，但是也坚决反对闭关锁国的保守做法，主张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以“自修自强”。因此，他认为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生产发展和国防的物资都可以允许进口。在出口方面，他主张积极组织丝茶等输出。在《海国图志》中，他还多次提到“补货价”，这实际上已接触到对外贸易中平衡贸易差额的理论。
货币观点魏源认为权衡万物轻重的货币，必须是“五行百产之精华”，“天地自然之珍”，即量小值大的珍贵物资。白银恰巧具有这个特质，事实上又久已成为广泛流通的货币，所以货币必然归结为白银。从金属论出发，魏源驳斥了王瑬的无限发行不兑现纸币的“废银行钞”论，指出国家发行货币，应该“一主于便民，而不在于罔利”。滥发纸币，久之必然贬值，物价腾踊，百货滞而不行。他对不兑现纸币，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至于以“官钱为本”的兑现纸币，则认为还是可行的。针对当时货币的流通情况，他建议采取两点措施:一是“采金”，鼓励商民开采银矿，以增加银的来源。二是“更币”，“仿番制以抑番饼”（《圣武记·军储篇三》），即仿效西方铸造银币，以抵制外国银元。魏源这一建议，反映了中国货币由称量货币向计量货币推进的要求，也反映了他力图抵制外国金融掠夺，维护民族利益的愿望。
资料二
中国清代思想家、地理学家。字默深，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生于湖南邵阳，咸丰七年三月一日（1857年3月26日）殁于杭州。道光进士，官至知州，学识渊博，著述很多，主要有《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老子本义》、《圣武记》、《元史新编》和《海国图志》等。《海国图志》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一部，也是他作为地理学家的代表作。该书有50卷本、60卷本和百卷本三种。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编成50卷本，道光二十七年(1847)扩充为60卷本，次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问世，魏源吸取该书和其他资料，于咸丰二年(1852)增补为100卷本。
《海国图志》内容丰富，记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军事和科学技术，乃至宗教、文化等情况，并附有世界地图、各大洲地图和分国地图等。此书旨在唤起国人，学习外国的长技，兴利除弊，增强国力，抵抗外来侵略。它与成书时间相近的《瀛环志略》是中国学者编写的最早的两部世界地理著作。
资料三
中国近代思想家。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早年潜心王阳明的心学，后从清代经学家刘逢禄 (1776～1829) 学《公羊春秋》，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与龚自珍齐名。曾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曾任江苏东台、兴化等县知县、高邮知州等。积极参加过反抗英国侵略军的斗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后又参预攻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晚年，先居兴化整理著述，继居杭州“寄僧舍”，潜心佛学。
魏源著述较多，有《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孙子集注》、《书古微》、《诗古微》、《圣武记》、《海国图志》等。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新编《魏源集》。《古微堂集》中的《默觚》是他的哲学代表作。
魏源在认识论上注重习行，反对脱离实际，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焉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又说：“善琴弈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他正确地强调了习行，但未能解决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他说：“人之心即天地之心，诚使物交物引之际，回光反顾，而天命有不赫然方寸者乎？”只要“回光反照，则为独知独觉；彻悟心源，万物备我，则为大知大觉”。在这里他又陷入了唯心主义。
魏源有较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且矛盾的两个方面可以互相转化，“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而矛盾的相克相生，促成事物的变化和发展，“故气化无一息不变”。他的社会历史观具有较明显的变易进化观点，他说：“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但他这种变易进化观有很大局限性。他认为封建社会的“道”，封建专制制度及三纲五常是根本不变的，说“其不变者道而已”。
魏源还主张鬼神之说，认为“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并明确反对无鬼论，说：“无鬼非圣人宗庙祭祀之教，徒使小人为恶无忌惮。”但他是一位改革派，注重人为，强调“造化自我”，说：“人定胜天，既可转贵富寿为贫贱夭，则贫贱夭亦可转为贵富寿。”这一思想又违反有神论。
魏源哲学的矛盾，反映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矛盾。
资料四
[拼音]：Wei Yuan
中国清代思想家、史学家。 字默深，湖南邵阳人。21岁到北京研习汉学、宋学、公羊春秋学，并同林则徐、龚自珍等一起研究学问，谈论时政，也曾在工部侍郎李宗瀚家当过家庭教师。29岁中举，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聘为幕友，为辑《皇朝经世文编》。他关心经济之学，常为巡抚总督们筹商漕运、水利、盐法等政。
鸦片战争爆发，江浙震动。魏源坚决主张抵抗侵略，参加钦差大臣裕谦幕府，筹划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裕谦阵亡，《南京条约》订立后，他著《圣武记》，歌颂清朝初年的武功，感叹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力的衰弱，希望激励政府振兴武备，抵抗侵略。52岁考中进士，分发江苏担任知州。居丧期间，参照依据林则徐的《四洲志》等书，编成《海国图志》。服满担任兴化知县。58岁任高邮知州。61岁充皖军周天爵的幕僚，两次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军的反动军事行动。后居兴化，手订生平著述。64岁时病逝。
魏源曾批评清末教育的积弊说：“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史案例为本，举天下人士尽出于无用之途，此前代所无也。”他一贯重视培养人才，致力于改建书院，储藏卷籍，设立义学，育婴恤嫠，接种牛痘等文教卫生措施。对于前来问学的人，总是娓娓不倦地譬喻诱导，言教身教。他认为，国家不怕财政困难，只怕人才不够，鸦片战争以来人们思想上的“积患”，在于不知发愤和忧患，而愤和忧正是人心能由愚昧而觉悟及人才能由虚浮而务实的原因。他认为必须愤悱讲画，去掉思想上的蒙昧无知;“以实事程实功， 以实功程实事”，去掉人才的虚患。他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用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他还主张研究学术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和社会实际，提倡经世致用，抨击当时空疏繁琐脱离现实的汉学和宋学，他又强调善言心的要以事实来验证，善言人的要以法制为依据，善言古的要以今来论证，善言我的要以物为依据。
魏源反对关于心性的迂阔之谈和玄奥空虚的天理。提倡“亲历诸身”和“验诸实事”的学问。他认为，人的聪明才智不是先天的而是后获的，通过努力完全可以改变天资的自然差别，“中人可易为上智”。他反对所谓“圣人”能够生知、安行的先验论。他指出，如果真的这样，为什么孔子会发愤忘食，周公会坐以待旦，文王能在忧患中作《易》，孔子希望多活几年来学《易》。这说明作为圣人的孔子、周公、文王都不是“生知”的，而主要靠后天学习。他还强调直接经验的重要性，认为今天的经验比古人的重要，教师的“身教”比“言教”更重要。只有“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接触事物才能认识事物，通过实践才会感到困难。不通过亲身接触和实践，不能获得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