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亦称军事学，是研究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并用于指导战争的准备与实施的科学。人类的战争活动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此后，人类所经历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经常发生战争。帝国主义时期，战争的范围空前扩大，手段也空前残酷。各个阶级、民族、国家、政治集团为了准备战争和争取胜利，竭力探索战争的规律，研究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使用，经过不断的发展，逐步形成范围广博、内容丰富的军事科学体系。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在争取自身解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也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军事科学，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一切战争。
战争与军事
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特殊社会现象。原始社会晚期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的暴力冲突，可以看作是战争的初始形态。这种部落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生存条件而引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阶级的出现，战争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进入阶级社会后，战争便成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成为政治的继续。几千年来，战争绵延不断，愈演愈烈。只有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阶级和国家消亡了，战争才能消亡。
军事是以准备和实施战争为中心的社会活动。诸如武装力量的组织、训练和作战行动，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使用，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应用，战争物资的储备和供应，国防设施的计划和建造，后备力量的动员、组织和建设等，都属于军事的范畴。军事不是孤立的活动，它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既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又对它们发生不同程度的作用。例如：政治的性质和目的，决定军事的性质和任务；军事的优劣成败，又直接关系到政治目的的能否实现。经济是军事的物质基础，经济力量的大小，制约着军事力量的规模和武器装备更新的速度;军事活动又可以促进或延缓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军事素质的高低;军事又给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发展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总之，军事与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正如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所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人类对战争规律的探索
战争是客观存在，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人们为了指导战争顺利地进行，不断总结战争实践经验，探索战争的客观规律，寻求克敌制胜的手段和方法（见战争指导规律）。军事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它来源于战争实践，又用于指导战争，接受战争实践的检验，并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军事学在古代社会就已出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军事学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方面都取得许多辉煌的成就，虽含有许多真理的成分，反映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但古代军事学尚未形成完整和严密的体系，有些军事理论和著作还带有神秘的或迷信的色彩。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后，随着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哲学和政治、经济等学科的进展，资产阶级军事科学逐渐形成并取得巨大成果。但仍含有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成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军事领域，在批判地继承以往军事科学成就基础上，创立了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从而使军事科学成为一门客观地、全面地反映战争规律的科学。
军事科学的任务和性质
军事科学的根本任务，是从客观实际出发，透过极其复杂的战争现象，探索战争的性质和规律。战争性质主要指它的社会政治性质，如正义的、进步的战争，或非正义的、反动的战争；为人民利益而进行的战争，或反人民的战争。此外，战争还有它的规模、持续时间和武器装备、作战方法等方面的性质，如世界战争或局部战争，持久战争或速决战争，核战争或常规战争，正规战争或游击战争等。战争规律是战争的各种矛盾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敌对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关系等客观条件的基础上通过战争实践而形成和发展的。战争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只要对上述各种因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就可以找出战争内在的规律，从而预测战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提出准备与实施战争的原则和方法。
军事科学是具有特定范畴的独立的科学。它以战争为研究对象，而战争有自己的内涵和规律，如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术的规律，等等。同时，战争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是敌对双方力量的总较量，战争的准备与实施涉及各个方面，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种有关的知识，还需要哲学所阐明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往往先应用于军事;所以军事科学又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
军事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战争，而战争又是在一定时间、空间内关系整个社会生活的特殊社会活动形态，因此军事科学属于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自然科学的许多成就，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军事方面。军事技术是建设武装力量和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军队的编成和作战方式以及战争的胜负，除了人的因素以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武器装备和技术的水平。因此，军事技术，包括各种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使用、维修等，也是军事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武器准备和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一切军事技术都是为战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它并不影响军事科学的本质属性和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战争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它又是通过进行战争的敌对双方的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人们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也不尽相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任何国家的军事科学研究，都必然要遵从本国的政治并为其服务。不同国家的军事科学，由于受本国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状况和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等的影响，又具有各自的民族特征。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上各方面的斗争异常剧烈，世界各国日益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加以现代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军事学术的广泛交流，使军事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受国际和世界的影响。然而，它的阶级性和民族特征却绝不会因此而消除。
目前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还有阶级，局部战争一直连绵不断，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的力量也在增长，斗争将是长期的，因而军事科学也将继续不断发展。将来，随着阶级、国家的消亡，消除了战争的根源，人类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军事科学也将最终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在世界古代历史上，中国的军事学曾在许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很早就出现了金属兵器和战车，建筑了被誉为世界奇迹的古代防御工程体系万里长城（见长城筑城体系）；火药、指南针的发明和火器的创制，在世界军事史上有深远的影响；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技术专门家；最早创立了较系统的军事理论，从先秦到清代前期，先后有2000多种兵书问世，并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军事历史、军事地理著述，编纂了卷帙浩繁的军事类书。中国古代军事学源远流长，成就巨大，在世界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古代西亚和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如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等，在军事学方面也有各自显著的成就。
中国古代的军事学
中国古代军事学的诞生(夏、商、西周时期，约公元
前21世纪～前771年)
兵器的产生和军队的出现人类最初的战争，以狩猎工具为武器。随着生产与战争的发展，生产工具与作战兵器逐渐分化。开始主要是制作和使用石（骨）兵器。相传约四五千年前，中国父系氏族社会部族融合时期，黄帝、炎帝两大部落联盟，同蚩尤部落联盟战于涿鹿之野，蚩尤部落“以金作兵器”（《世本·作篇》），说明中国在原始社会末期，已开始生产金属武器。公元前二千多年，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立后，虽仍以石兵器为主，但已能制作刀、戈、戚、镞、矛、匕首等青铜兵器。商代有了专门炼铜的坩埚，能较大量生产铜兵器，开始了以金属兵器为主的时代。西周制造铜兵器的技术和形制都有显著改进，出现了合戈、矛为一体的戟。周代青铜兵器进入鼎盛时期。
古代军队已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夏禹之子启继承王位后，与反对者有扈氏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南）。启的军队由六“卿”统领。原始军事民主制度下由部落成员参加的战争，这时已转变为由军队进行的战争。商代军队编制最大单位是“师”。士卒由贵族和自由民充任，战时应召出征。奴隶在军中一般只担任运输或勤杂劳役。西周军制沿袭殷商而有所发展，严格实行“国人”从军，据《周礼·夏官》记载，已有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
战车的出现和车战的兴起文献记载表明，夏初甘之战已出现战车。商在灭夏的鸣条之战中使用战车70乘。商代后期车战已成为主要作战方式。西周军队主力是战车兵，以车乘为基本作战单位。每辆战车除车上甲士外，配属若干徒兵。武王伐纣用战车 300乘；周宣王攻楚用战车3000乘。车战一般只在平原地区进行，根据地形情况将战车列成方阵，作战时通常是对攻。在作战指挥上，至迟到西周中晚期已用金鼓旌旗。
早期军事谋略的运用世传所谓黄帝兵法，虽难以稽考，但到氏族社会末期，战争指导中已不乏谋略。军队出现后，谋略运用成为重要问题。据载夏少康以武力夺回王位时，在战前就注意谋略，还派出了军事间谍。商灭夏，先攻取夏的属国，改变了力量对比再伺机决战。周灭商也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地翦除对方羽翼的谋略，然后趁商王室内部纷乱、商都空虚之机，联合诸侯大举东征。牧野之战武王誓师，揭露商纣罪行，进行战场动员以鼓励士气，宣布作战要求及不杀降等纪律。商灭夏与周灭商，战前都重视探测对方虚实，获取情报，用间也是相当成功的。
军事文献的开始出现古代军事理论，并非一开始就以兵书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国家的典章法令和其他文献之中。《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中就有一些反映商、周之际谋略思想的内容。如认为国政衰败不能兴师，深得民心则可用兵；主张师出有名，纪律严明；作战时避敌锋锐，伺机而动，诱敌而击等。中国古代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和诗歌总集《诗经》，也记述了夏、商、周三代一些军事理论片断和零星的谋略思想及战争情况。
春秋以前已有专门的军事文献《军志》、《军政》。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学诞生的重要标志，可惜它们早已亡佚，仅能从其他典籍的一些引录中窥其一斑。如《军志》主张“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军政》提出，“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孙子·军争篇》）等。
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兴盛(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
～前221)
军事技术和军队组织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战火频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各诸侯国都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以图称霸争雄。
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比西周时轻便、灵巧，戈在形制上比西周有改进。南方吴、越等国的剑，制作尤为精致。战国时期青铜兵器更加犀利、坚实。中国至迟在春秋晚期已掌握冶铁技术。长沙出土的春秋晚期钢剑，为含碳约0.5％的中碳钢锻造而成。战国时期，冶铁业已逐渐盛行，到了晚期，不仅能炼出高碳钢，并掌握了淬火技术，于是开始进入以铁兵器代替铜兵器的时代。楚国铁矛锋利，刺人“惨如蜂虿”(《荀子·议兵篇》)。韩国的铁制剑、戟，中山国的铁杖、铁锥，在当时都很有名。战国晚期还出现了铁制兜鍪、铠甲。
砲的出现和弩的改进与大量使用，是军事技术进步的另一表现。中国最早的砲是抛石弹杀伤敌人的机械，称“投机”、“飞石机”、“发石车”等。《汉书·甘延寿传》注引《范蠡兵法》称：“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原始社会晚期已有木弩，但弩机极为简单。春秋时弩机已是青铜制造，结构精巧，便于瞄准，弩射程较远。战国时燕国制造了强弩，韩国劲弩能射600步之外。公元前343年齐魏马陵之战中，齐军万弩齐发大败魏军，弩成为当时战场决胜的重要武器。据《墨子》城守诸篇所记，战国时期筑城与攻城技术已相当进步。由于武器种类多、数量大，各国普遍建立了专管武器制作、储存、发放的府库。
在军队组织方面，一是改变了车兵为主的体制。公元前719年，鲁、宋等国联军“败郑徒兵”，是中原诸侯国使用步兵的最早记载。春秋末期，吴、越、齐等国的舟师已能在江河、海面作战。骑兵早先多见于北方游牧民族中，战国时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逐渐成为中原各诸侯国的一个兵种。二是兵制的改革。春秋后期已逐渐打破了“国人”从军的旧制。战国时普遍实行了郡县征兵制，大批农民被征集入伍。同时采取募兵制，招募考选武士以充当军队的骨干和组成国君的卫队，如魏之“武卒”、秦之“锐士”、齐之“技击”。三是军队和常备军逐渐扩大。春秋末期北方齐、秦大国拥有兵车二三千乘，南方楚国则达五六千乘。战国时三晋、齐、燕各有带甲（步兵）数十万，秦、楚号称“带甲百万”。春秋时各国有少量武士常年担任国君的警卫，战国时各国竞相扩编常备军。四是专职将帅的出现。春秋以前一般都由国君统帅军队出征，六卿也兼军将，战国时文武分途，由专职的“将军”、“柱国”、“尉”等统兵打仗。
作战样式和战略战术的演进车战受地形限制较大，春秋末期晋国魏舒“毁车为行”，将战车上的甲士改编为徒兵，易车战为步战，提高了作战机动能力。到战国后期，步战已成为主要作战样式；车、步、骑配合，水、陆并用，使野战流动性加大。春秋战国之际城邑的迅速发展，使城寨攻防也成为重要作战样式。
作战指导上的变化亦很显著。在谋略方面：逐渐否定了重信轻诈等用兵之道，重视审时度势、因利乘便，如晋国欺骗虞国，假途灭虢后再回师灭虞（见假途灭虢之战）；注意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结合和敌友力量的分化组合，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举行数国谈判和多国会议。春秋以前的战争主要以战胜对方为度，战国则以消灭敌军实力为准，战争规模扩大，持续时间延长，伤亡人数增多。战国时期孙膑在桂陵之战中以“围魏救赵”、在马陵之战中以“减灶示弱”诱敌就范的谋略，在古代军事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战法方面：春秋时期已逐步突破商、周以来的两军对阵、正面攻击的惯例，采用了多种方法作战，有两翼突破、再捣中坚（如鄢陵之战）；设伏诱敌、乘势歼灭（如鸡父之战），疲敌而击、后发制人（如长勺之战），等等。车战时代重在野战，战国时设守要害和利用城池防御，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如晋阳之战、即墨之战都是经旷日持久的坚城防御而最终得胜的。有的还挖地道作战。在阵法方面：春秋初期的繻葛之战，创造了有名的“鱼丽之阵”，使车阵趋于严密灵活。战国时阵法已有多种多样，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提到了方、圆、疏、数、锥行、雁行、钩形、玄襄、火、水等十种阵法。
以《孙子》为代表的兵书的巨大成就春秋战国之际，为适应战争指导的需要，军事理论著作相继问世，《孙子》（见《孙子兵法》）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孙子》总结了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具有深刻的谋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它初步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冲破长期鬼神论、天命观的束缚，强调战争“必取于人”，具有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它分析战争中的奇正、虚实、勇怯、强弱、利危、攻守等对立的现象及其互相转化的关系，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它揭示的某些战争规律和作战原则，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致人而不致于人”等，至今仍不失其科学价值。这部名著中的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成为后世兵书的典范，影响深远。明代军事理论家茅元仪认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兵诀评》），道出了这部划时代著作承前启后的作用。《孙子》在唐代中期传入日本，18世纪下半叶传入法国，后来又传入俄、英、德等国，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一个思想源泉。
继《孙子》之后，战国时期兵书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它们在继承《孙子》军事思想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如《尉缭子》提出了“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的卓见；《孙膑兵法》认为富国才能强兵等。各书的内容范围和论述重点有所不同，总起来看，大致涉及战争观、谋略、战法、阵法、将帅修养和军队组织、训练、纪律、奖惩制度、指挥、侦察、通信，以及攻防战具、行军渡水器具等许多方面。这些著作在体例上也为后世兵书所借鉴。
非兵家论兵和军事历史学、地理学的创始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带来意识形态领域的空前活跃。各派思想家、政治家对战争问题各抒己见，是“百家争鸣”在军事上的反映。其中论兵内容较多、影响较大的是儒、墨、法、道四家。如儒家的仁义为本、足食足兵和强调组织训练的思想，墨家的休养生息和注重武器与军事工程的主张，法家的讲耕战、重实力、权术和刑赏的观点，道家的“慈故能勇”、“柔弱胜刚强”、“进道若退”的辩证命题等，都给历代军事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先秦诸子论兵，开创了古代非兵家论兵的传统，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古代的军事历史学，不像古代欧洲那样首先以记述战争历史的专著出现，而是在其他史籍中包含有大量关于军事历史的内容，如编年史《左传》、国别史《国语》、典章制度汇编《周礼》和策士论集《战国策》等。先秦典籍普遍重视军事史，为军事历史学奠定了基础。军事地理学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孙子·地形篇》、《管子·地图篇》都有这方面的论述。研究在战争中利用地理条件，已成为兵书中的重要内容。
中国秦汉至五代时期的军事学（公元前 221～公元
960）
军事技术的进步秦的统一六国，汉、唐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军事技术的进步。秦以后进入了铁兵器为主的时代，至东汉铁兵器完全取代了铜兵器。骑兵装具有重大发展，至迟在西晋已有了马镫。南北朝时战马也装上防护铁甲。射远武器弩，除以手操持的擘张弩外，战国末期出现的用足踏张弦的蹶张弩，至汉代已普及军中。弓弩的射程可达千余步，已大量使用钢铁箭镞。诸葛亮改进连弩，一次能发10矢；又创造“木牛流马”，提高粮食、辎重运输能力。官渡之战中袁绍军使用了大型攻城器械高橹，曹操军则用“霹雳车”抛石击破高橹。
军事交通、运输、军事工程作业等技术的进步也很突出。先秦已有各种名称的战船，汉代大型战舰“楼船”高十余丈。三国时东吴建成五层战船，可载兵3000人。唐代使用了用人力驱动的车轮船。商周之际已能造浮桥，从秦汉至五代，更不乏在长江、黄河、渭水、淮河上连舟为桥以通军行的记载。始于西周的烽燧报警，至汉以后已相当快速，三国时东吴烽火“一夕可行万里”。秦始皇广修直道，发展商周的传驿为军事服务，至唐代全国有驿站1600多处。春秋时期开始修筑的长城，至秦代已总长达5000多公里。筑城技术方面秦代有了城门楼“谯门”，可供瞭望和发射矢石，汉代在城墙外埋设尖桩称为“虎落”，从汉至五代马面墙、瓮城也逐渐被采用，城防能力不断提高。挖地道作战，自东汉至唐屡见记载。唐平安史之乱中李光弼率部守太原时，已能准确无误地将地道挖到城外叛军的营帐之下。
特别要指出的是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据考至迟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以前火药已在中国首先研制成功，火药首次用于战争是唐末天祐元年（904），当时谓之“飞火”。从此，古代军事技术面临重大的变化。
军制的发展和战略战术的成就秦、汉时全国军队区分为京师兵、州郡兵和边防兵，这一制度影响久远。始于西汉盛于三国的军事屯田制度，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形式。南北朝时创立的“府兵制”，消除了长期形成的家兵部曲等私人武装，至唐成为兵农结合的一种形式，但未能长久维持。车兵在西汉时被淘汰，骑兵一度成为主要兵种。
秦、汉、晋、隋、唐统一全国的几次大规模战争，分别成功地运用了由近及远、各个击破，避实就虚、声东击西，水陆并进、分进合击，先疲后打、奇兵突击等谋略和战法。骑兵长途奔袭，在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作战中比较多见。步骑配合实施奇袭和用车结营以制骑兵，也是常用战法。这一时期还有大规模渡江作战或远距离顺江而下、溯江而上的作战。几次农民大起义，尤其是隋末瓦岗军、唐末黄巢军在战略战术上都卓有建树。
军事论著概况和特点秦始皇为防止六国贵族复辟和人民反抗，收缴并销毁民间所藏兵器，对兵书或毁或禁。西汉两次整理兵书，并行分类，颇有成绩。汉初出现的《三略》和后来的《淮南子·兵略训》等，是传世的重要著作。但由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兵家地位开始下降。封建统治者大多忌讳民间谈兵，兵书由国家统一收藏，影响了它的编撰和流传。由于战乱频繁或朝代更迭，兵书或遭焚毁，或散失。史籍著录兵书自汉至唐略呈递减趋势：汉初有兵法传世者共182家，至汉成帝时仅剩53家、790篇，如范蠡、韩信等人的兵法，当时已亡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兵书135部、512卷，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仅23家、60部、319卷。汉代开始流行谶纬术数，使兵书也逐渐充塞一些风角占卜、奇门遁甲等不科学的内容。自汉以后借神话传说人物或前代名人而著述的伪托之风不绝，使兵书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辨伪竟成为后世兵书研究中的一大难点。
汉儒争注经文而不注兵书，唯曹操注《孙子》，开注先秦兵书的先河。用注释兵书的方法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成为古代军事著作的一种形式，至唐渐盛。宰臣学士继承先秦非兵家论兵的传统，在许多保境安邦的建策、文稿中，关于边防强弱、兵制利弊、用兵得失、谋略优劣等论述，是古代军事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史记》、《汉书》等各代史籍，都有大量记述兵制史、战争史和军事人物的内容。西晋司马彪的《战略》，从残存的片断来看，像一部通过战争史例论述谋略的著作。初唐类书《艺文类聚》和中唐论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典》，都分门别类地汇集了许多军事论述和历史资料。北魏地理名著《水经注》和魏晋以来的地方志中，也有不少有关军事地理和军事历史的内容。
中国古代火药用于战争后的军事学（宋～清代前期，
960～1840）
火药、指南针的应用与军事技术的发展北宋初，利用火药创制的火毬、火箭等燃烧性火器用于战争，开始了战争史上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期。南宋初，陈规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长竹杆火枪。之后，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又制成了能发射子窠的突火枪，在发射原理上是欧洲近代枪炮的先导。元(蒙)军把竹火枪改进为金属火铳，为近代枪炮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3世纪末，火药与火器的制造技术，经由阿拉伯西传至欧洲。从15世纪末叶开始，欧洲的火器制造技术逐渐走在前面。16世纪20年代后，明代的火器研制者融合中西火器制造技术，制成有瞄准装置的鸟铳、火炮和其他火器，发展了地雷制造和利用火药燃烧时产生的反冲力推进的火箭技术。与此同时，各种冷兵器和攻城、守城器械，也不断得到改进。
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在11世纪已用于舟师导航。大型战船除楼船、车轮船外，明代还建造了多桅多帆的宝船和福船等巨舰，能作战于江海和远航大洋。郑和下西洋所组建的舰队，舰船曾多达 200余艘，其中宝船60多艘，官兵多达 2.7万余人，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舰船建造与军事航海技术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军事筑城学也有很大的发展，明初建筑的南京城，在军事上具有因山顺势，控制险要，多层设防，易守难攻的特点。明代中期戚继光修筑的从山海关至居庸关的东段长城，城墙连结着关隘城堡和空心敌台，在主要地段的相邻敌台间能形成交叉火力，使长城成为点线结合的坚固防御筑城体系（见长城筑城体系）。
军队编制装备和作战方法的变化明洪武年间，各地卫所驻军已有10％装备火铳。永乐前期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队神机营。明代中期，戚继光编练的水军营、步营、骑营、车营、辎重营，使用枪炮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数的50％左右。车营平均每12名士兵装备1门火炮；骑营则装备有60门虎蹲炮。清康熙中期，在京师建立装备鸟枪和火炮的内外火器营，城关要隘和边防海防重地也都配备了枪炮等火器。
火器的广泛使用，使军队的作战方法发生了变化。通常以火器在较远距离上杀伤敌人、摧毁敌阵，冷兵器则用于近战和白刃格斗。军队指挥增加了组织运用火力、组织枪炮与冷兵器之间的协同和不同营种之间的协同等内容。战斗编组与战场管理比以往更为复杂。作战中要补充消耗的弹药，使后勤保障的工作量也随之加重。
谋略的运用和战术的发展从北宋初至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近900年中，战争频繁，其中有王朝统一战争、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农民起义战争与对外战争，战略战术也随之发展。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后，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先消灭荆南和湖南两个政权，尔后又按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方略统一全国。元末农民战争群雄并起之时，朱元璋先建立了以金陵（今江苏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积粮练兵，扩充实力；进而利用矛盾，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心兼施，次第消灭对手；尔后又以先翦羽翼、后捣腹心的决策，北上灭元。明王朝实行睦邻自固的国防政策，扩建沿海卫所，加强沿边关防，整军练兵，备战慎战，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国家的安全与统一。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采取先取关中，再攻山西，先消灭明军主力，后夺京师的战略，灭亡了明朝。
北方少数民族领袖，往往以远交近攻、联此击彼之策，统一本族各部和附近各民族后，集中兵力，选择有利时机，兴兵破关掠地，或逐鹿中原，夺取中央政权。成吉思汙、努尔哈赤和他们的继承人，都成功地采用这些策略，分别建立了元王朝和清王朝。
在此期间，火器与冷兵器相结合的战术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元末明初，朱元璋的军队创造了火器与冷兵器依次攻击敌船的水战战术，以多排火铳兵对敌依次实施齐射的野战战术，以及用火铳与冷兵器相结合的攻城战术。朱棣在亲征漠北之战中，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布阵原则。先以火铳齐射摧毁敌军的前锋，继以密集的骑兵冲击敌军主力。于谦在保卫北京的作战中创造了以火铳守御坚城的战术。戚继光在兵器使用上提出了以火器为先，冷兵器中以长兵器为先，以及兵器配置要以长护短、以短卫长的原则；阐述了“三点一线”的射击瞄准法；对士兵使用火器与冷兵器作战的训练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创造了以11人为一队，分合灵便的“鸳鸯阵”。明末徐光启对使用西方火炮守城提出了“以台（炮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的原则。袁崇焕依托坚城，使用火炮，取得了宁远（今辽宁兴城）和宁（远）锦（州）保卫战的胜利。后金皇太极用火炮轰击城堡，夺取了大凌河及于子章台。清康熙帝也采用这种战术收复了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萨。郑成功在收复台湾的作战中（见郑成功收复台湾），使用200多门火炮进行登陆作战，在战术上有新的发展。
骑兵战术在北方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军队中也有相当的发展。到成吉思汙时，骑兵的远程奔袭、快速突击、迂回包抄、在野战中歼敌的战法，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武学的兴办与军事理论研究的发展为了培养武臣子弟和青年军官，宋王朝自熙宁五年(1072)正式兴办武学，教育学生攻读历代兵法，研究军事理论，并以弓马武艺训练学生。明清两朝也循此例先后设立武卫学与八旗官学。
北宋前期，为了边防的需要，大力提倡文武官员研究历代军旅之政及讨伐之事，并组织编纂出中国第一部新型兵书《武经总要》。该书包括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两大部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后又将《孙子》等七部兵书汇编为《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的必修课程。北宋初期编纂的类书《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都专列了军事学的内容，收入了一些有价值的军事史料。
明代后期，倭寇的威胁，北部边警的频繁，欧洲殖民者的寻衅，促使一些有识之士研究军事，提出经武练兵及充实边防海防的许多新鲜观点和有效措施。各具特色的军事著作纷纷问世，主要有：最早提出御近海、固海岸、严城守的海防战略理论和绘制沿海地图、海防图的《筹海图编》；以练兵、教战、用器、布阵见长的名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阵纪》；精于火药与火器研究的《兵录》；军事学内容详备，并收有《郑和航海图》和神火飞鸦等罕见资料的军事百科全书性著作《武备志》；传播西方火器制造和使用技术的《神器谱》、《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等。
清代初年，出现了综述山川险易和用兵得失的军事地理学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戎政典》，汇集了历代各种军事资料。至鸦片战争前夕，还出现一些总结实战经验或论述防务、训练的兵书，如《洋防辑要》、《筹海初集》等。
世界古代的军事学
中国以外，世界各国远古时期的战争情况，多见于神话和传说。在漫长的年代里，埃及、印度、阿卡德、巴比伦、赫梯、亚述、希腊、波斯、马其顿、罗马等奴隶制国家，为了扩张领土、建立霸权、掠夺奴隶和财物，进行过无数次战争。以战争实践为基础，人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对战争准备、军队组织、作战方法、兵器使用、物资补给等方面逐渐有了认识，初步形成了各自的战争艺术。公元5世纪后，欧洲各国先后进入中世纪封建时代，政治上、经济上的封建割据和分散闭塞以及宗教神学的禁锢，限制了军事学的发展。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火药、火器的传入及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欧洲出现了军事上的复兴，军事学也得以发展。
军队的兵员和编组埃及等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军队，其核心是法老或国王的常备侍从，成员大部是构成军人等级的军屯户，战时召奴隶主、自由民出征。兵种主要是步兵，也有战车兵，逐渐发展了骑兵，还建立了海军。步兵一般按所用兵器类型分编为长矛队、短剑队、狼牙棍队、投石队等，按十进制组成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等。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国家，每个自由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组成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民军。民军按财产标准编队，最富有的编成骑兵，占有较多土地的编成重装步兵，没有财产的编成轻装步兵，奴隶只随军服杂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和奴隶主个人财富的大量积累，自由民的不断分化，出现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经常的、长期的战争又促使军队职业化，民军逐渐为雇佣常备军所取代。古希腊军队通常编为方阵，古罗马军队的基本组织单位是军团，由重装步兵、轻装步兵和骑兵编成，下辖大队、中队、小队。中世纪，随着采邑制的出现，欧洲封建国家实行骑士兵制。在几百年中，军队组织制度无重大发展，骑兵在战场上占据统治地位。中世纪末期，随着封建割据状态的消除，中央集权的相继建立，骑士组成的军队被国家统一的常备雇佣军取代，步兵又逐渐成为主要兵种。16世纪，出现了由长矛兵和火绳枪兵组成的步兵团。17世纪初，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改进步兵团的编制，建立了团属炮兵和野战炮兵连。后来，法国建立了炮兵团。此时，炮兵、工兵已成为独立的兵种，连、营、团、旅已成为军队的正规编制单位。
军队的装备约公元前3000至前1000年，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在美索不达米亚、爱琴海沿岸、南亚、北非等地区有了青铜兵器。公元前12世纪后，在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有了铁制兵器。在中世纪以前，各国所使用的冷兵器大致相同，按其用途可分为劈刺砍杀兵器（矛、刀、剑、狼牙棍等）和投掷射杀兵器(标枪、投枪、弓、箭等)。古埃及、亚述、波斯等国还装备有战车。攻城器械有攻城槌、云梯、橹楼等，渡河器材有羊皮浮子。防护装具有盾、头盔、铠甲、护腿等。海军大多装备桡桨战船和帆桨战船，船上有船首冲角和投掷器等。公元14世纪前，武器的种类、形制和材料方面有过多次变化和改进，但一直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中国发明的火药、火器于13世纪西传后，西方各国先后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早期的火枪命中率低，射程短，射速慢而且笨重。15～17世纪，各国对枪、炮作了多次改进，火枪由火门枪经火绳枪到燧石枪，在结构和性能上均有进步。火炮的改进主要是减轻重量，改良结构，提高射击精度和机动性能。在火炮标准化方面也取得了进展。16世纪20年代，火炮搬上舰船，延长了军舰的作战距离，增强了威力。从甲板炮到侧舷炮，从轻型炮到重型炮，以及火炮口径的增大和数量的增加，是17世纪后期海军装备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战争艺术在奴隶制时期战争实践中涌现出许多著名将领和统帅，如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迦太基的汉尼拔，罗马的西庇阿和G.J.凯撒等。他们为赢得战争胜利，重视总结前人的经验，掌握用兵的方法和适合当时条件的战略战术，形成了古代的战争艺术。如亚述帝国在征服邻国时采取了逐步蚕食、各个击破的战略；希波战争中，雅典等城邦采取两翼突击、诱敌决战等战法，打败波斯军；亚历山大三世东侵时采取陆海军协同和骑兵突袭的战法；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运用出敌不意、翻越天险、伏击和包围迂回战法（见布匿战争），并于坎尼之战以劣势兵力打败罗马军队，等等；在战争史和军事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古希腊的方阵战术经长期运用后，由埃帕米农达在留克特拉会战中加以改进，他在西方首创不沿正面平分兵力的斜阵战术，使集中兵力在决定性地段进行主攻成为一个重要的作战原则。古罗马的军团战术，以中队为单位的疏开的战斗队形代替了方阵，克服了方阵转动不灵的缺点。中世纪初期，步兵降为辅助兵种，骑士间的单打独斗成为主要作战形式，战略战术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5世纪后，雇佣兵代替了骑士兵，射击武器的大量使用，使战术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三十年战争中，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瑞典军队中首次采用了线式战术。使用炮火攻城，促进了筑城技术的发展。海军作战由船体冲撞和接舷战为主发展到炮战为主，产生了海战的线式战术。
军事著作外国古代的军事著作主要是军事历史著作，如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着重于史实的记述，只是简单地涉及军队的组织、训练、谋略和战法。军事理论著作出现较晚，数量也不多。著名的有古希腊色诺芬的《长征记》、艾涅的《战术》、奥尼山得的《军事长官指南》，古罗马F.韦格蒂乌斯的《罗马军制》、S.J.弗朗蒂努斯的《谋略》等。到中世纪，欧洲的军事理论著作更是屈指可数。拜占庭帝国佚名作者著的《战略》，主要论述战术问题，稍后有里欧的《战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N.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艺术》等著作，在欧洲军事学术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后来，奥地利的R.蒙特库科利，法国的 S.de沃邦、H.-M.de萨克斯，以及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等人的著作，都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人类逐渐由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许多国家先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这延续了几百年的斗争中，诞生和发展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
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军事科学
资产 阶级军事科学的形成16世纪，欧洲各主要国家开始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的禁锢。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军事技术的进步。武器装备不断改进：燧石枪、前装线膛枪逐步改进为击针后装线膛枪;由前装滑膛炮改进为后装线膛炮，榴弹和榴霰弹代替了球形炮弹；出现了装甲列车、装甲战舰、地雷和水雷。火器射程和毁伤力的增大以及命中精度的提高，又促进了筑城学的发展。在资产阶级革命战争中建立的群众性的军队，不同于以前的奴隶主军队和封建雇佣军，它有革命热情和明确的作战目的，战斗力强。在已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其常备军逐渐蜕变为资产阶级统治者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对内镇压人民的工具。大量的战争实践经验和古代军事学成果，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对于军事科学的范畴和研究对象，资产阶级军事家有不同的见解，也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18世纪，英国的H.H.E.劳埃德在其著作中较早谈到军事科学，他认为军事科学只是研究军队准备战争的问题，而把作战问题排除在外。普鲁士的 A.H.D.von比洛认为军事科学就是战略和战术，并把战略区分为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奥地利的卡尔大公认为军事科学应划分为战略（或关于战争的科学）和战术(或军事艺术)。出生于瑞士的A.-H.de若米尼认为军事科学就是军事艺术，它有六个组成部分：战争政策、战略、大战术、战争勤务、工程艺术和基础战术。 普鲁士的C.P.G.von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事艺术就是作战方法，区分为战略和战术。这种情况是军事科学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拿破仑战争与资产阶级军事科学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战争，以及武器装备的改进，引起军队的性质、组织编制、作战方法和兵役制度等的改变，逐步形成一套新的战略战术。拿破仑一世改造了法国革命所建立的军队，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了由步兵、骑兵和炮兵组成的师和军。拿破仑的主要作战原则是强调进攻，力求消灭敌人军队，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战场，迅速果敢地机动和出敌不意地奇袭，各个击破敌人，并掌握强大的预备队等。作战时采取纵队和散开队形相结合的纵深战斗队形，步、骑、炮兵密切协同作战。拿破仑的这一套战法，后来也为反拿破仑的各国军队所采用。
总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经验，研究拿破仑的统帅艺术，是19世纪许多国家军事理论家的主要课题。突出的代表是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若米尼著有《战争艺术概论》、《法国革命战争批判军事史》等。他认为，军事艺术（军事科学）不仅应研究军事行动，还应研究战争的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等政治问题。他在总结拿破仑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战争艺术的一般原则，如进攻与防御的方法，阵地战和运动战，选择战略要地和作战线，建立预备队等。但他认为战略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克劳塞维茨的主要著作是《战争论》。他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反对军事艺术的原则是永恒不变的说法，认为必须从一切战争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中去考察战争，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著名论断；认为军事行动的基本目的是消灭敌人武装力量，军事艺术最一般的原则是兵力数量上的优势，保持兵力集中和以隐蔽迅速的行动来达成突然性。他重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但由于受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未能对政治的阶级本质和精神因素作出正确的解释。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在军事理论上的成就，使军事科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特点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军事学的成果。在启蒙思想和实验哲学的影响下，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既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成分，也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因素。它强调研究战争的历史经验，探索战争的规律和方法，用以指导战争，但它掩盖战争特别是侵略战争的阶级本质。同古代军事学相比，它更强调军事技术的作用，重视武器装备的改进和军队编制、制度的改革。它也重视政治精神因素和人的作用，但往往夸大统帅个人的作用，夸大武器特别是新式武器的作用。它重视地理、自然条件对战争的影响，但也有片面强调地理环境起决定作用的论点。诸如此类的问题，反映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有它的局限性。
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军事科学
军事技术进步 与军队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此时，整个世界已被几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由国家与国家的战争、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的战争，发展为世界大战。战争规模的扩大、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使军事技术得到长足进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现了多种新式技术兵器：陆军有自动步枪、机枪、迫击炮、手榴弹等；海军有驱逐舰、战列舰、巡洋舰、潜艇、鱼雷和鱼雷艇等；飞机开始用于军事。交通工具发达，通信器材得到广泛应用。大战中出现了坦克、高射炮、毒气等；作战飞机区分为侦察机、战斗机和轰炸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事技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量使用了各种飞机、坦克和新式火炮，还使用了雷达和其他无线电电子器材，导弹和原子弹等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多数国家已实行普遍征兵制。交战双方军队数量庞大，出现了方面军和集团军群的编制。建立了航空兵、坦克兵、化学兵等新的兵种部队。陆军的摩托化、机械化程度日益加强，炮兵和工程兵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战末，英国率先建立了新的军种──空军。战后，一些国家也加强了航空兵的建设。出现了防空兵、空降兵等兵种。海军中组建了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等。
两次世界大战与帝国主义军事理论适应帝国主义国家推行海外扩张政策的需要，美国的A.T.马汉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海权论。主张建立并运用强大的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去夺取制海权，控制海洋，进而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这种理论对美、英、德、日等国的海军建设和海洋战略具有重大影响。德国的 A.von施利芬继承了克劳塞维茨和H.K.B.von毛奇的军事思想，主张速决战，提出要仿效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的战法，进行大胆的迂回机动，合围歼灭敌人的基本兵力。他根据德国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在东、西两面作战的战争计划，成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略指导的基本依据。法国的F.福煦预测未来的战争将是短暂的，其进程将是激烈而快速的。他认为只有战斗才能决定战争的结果。在战争中军队行动的快速性、积极性、高度纪律性和节约兵力等都具有重大意义，而指挥是否得当则是决定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践检验了战前的各种军事理论。战前，各参战国都立足于短期战争，企图以一两次总决战取得胜利，没有实行国民经济总动员。至1914年底，双方已处于僵持局面，不得不作持久的打算而陆续实行国民经济总动员。交战各国在战前确定的战略方针及所作的预测都落了空。战争成为长期的，持久的。战争的范围扩大，作战行动的正面和纵深大大扩展。军队对国家经济的依赖性增大，国家的经济潜力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联盟战略，协调盟军的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为适应指挥大规模的战争，战略指挥体制有新的发展，各国都设立了军政合一的最高战略决策机构。协约国方面还设立了三军总司令。战前一些国家已对大兵团的作战指挥进行了研究。如德国出版了《德军高级指挥基本原则》，法国总统颁布了《法国大军统帅纲领》等。战争中形成的诸兵种合同作战理论受到重视，但在战略行动和战役的组织指挥上仍然存在问题，如战役突破未得到圆满解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战后新式武器的发明、应用和不断完善，大大推动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发展。两次大战之间，许多国家对军事理论的研究空前活跃。意大利的G.杜黑提出“空中战争”理论，认为空军应是未来战争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工具，依靠空军夺取制空权并实施空中进攻，即可摧毁敌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抵抗而保证战争取得胜利(见空中战争论)。英国的J.F.C.富勒提出的“机械化战争”理论，法国的C.戴高乐提出的“职业军队”理论和德国的 H.von泽克特提出的“小型军队”理论，都主张依靠少数精锐的职业军队，使用坦克和飞机等新式武器来取得战争的胜利。法国的H.P.贝当提出依靠坚固战略防御工事制胜的理论。德国的E.F.W.鲁登道夫提出了“总体战”理论，认为现代战争将是全面战争，既要歼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又要无情地打击敌国的工业目标和居民，战争进程将是闪电式的，力求速战速胜。这些理论适应了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由于他们主观片面地夸大某种新式武器或某个军种、兵种的作用，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德、日、意三国发动的局部性侵略战争开始的，后来发展为中、苏、美、英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与法西斯轴心国家之间的世界范围的战争。战争中，资产阶级的军事科学再一次经受实践检验并得到新的发展。当时，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分属于两个敌对的联盟集团。他们从本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自身的利益出发，各有不同的企图和不同的战略思想。法国的军事思想保守落后，拘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迷信马奇诺防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结果在德国的进攻下很快失败。德国和日本采取进攻、速决的战略和突然袭击的手段，虽在初期取得一系列胜利，但在苏联、中国及其他同盟国军民的坚决抵抗面前，终遭彻底失败。同盟国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地面、海上、空中作战和登陆作战、空降作战、防空作战，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在战争中，大兵团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军种、兵种战术进一步完善，战役理论和合同战术得到较全面的发展。由于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技术兵器数量多，物资消耗成倍增长，军事对经济的依赖更大，军事经济理论进一步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促进了军事运筹学的产生。导弹、原子弹等的研制成功和使用，标志着一个新的军事技术时代的开始，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亦将有新的发展。
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军事科学(1840～1949)
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引进19世纪中叶，殖民主义国家加紧侵略中国。闭关锁国的清王朝，政治、军事日趋腐败，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上的发展情况缺乏了解。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两广总督林则徐开始搜集外国军事资料，研究敌情，提出组织民众，军民配合，沿海各省协力筹防和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在近海和陆地歼敌的抗英方针。战后，魏源等有识之士，总结和吸取了清军战败的教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造战舰、制枪炮、练精兵、翻译西方军事科技书籍。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军事技术人员开始探索西方的长技，并编写了一些关于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设防备战的论著。
清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中，除直接利用外国侵略军屠杀人民外，还由曾国藩、李鸿章大量购买西方枪炮，装备湘军陆师、水师和淮军，对清军旧式编制作了初步改造。太平军在革命战争中，也注重购买和制造先进枪炮装备自己，采用一些发挥起义军长处的战法打击清军，并发展了农民革命的军事制度。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开始组织学习和引进西方近代军事科学。在半个世纪中，先后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汉阳枪炮厂等30多个军工厂（局），仿制西方枪炮弹药，建造蒸汽舰船，初步建立了近代军事工业体系。清军的装备得到改善，组织体制和编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旧式水师被近代海军所代替，在沿海建设了部分基地和要塞。陆军几经变革后，按步、骑、炮、工、辎等兵种编组成新式陆军。先后创办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讲武堂及各种专业学堂等70多所军事学校。聘请外国军事教官，指导军事训练，讲授西方军事学术，并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军事科学，初步形成了近代军事教育系统。翻译和编著了《战法学教科书》、《战术学》、《防海新论》、《火器真诀》、《兵学新书》等多种军事书籍，从各方面介绍西方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近代军事科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清军爱国官兵运用这些成果，取得了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在镇南关大捷、摩天岭阻击战、黄海海战、天津保卫战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但是，清代末期学习和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科学技术，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思想和根本制度，仍然是封建主义的、腐朽没落的。所以，并未能挽救清王朝的失败。
辛亥革命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军事科学中国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就主张以武力推翻清王朝，曾和黄兴等多次组织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又领导国民党继续同封建军阀进行不断的斗争。他对军事问题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指导了当时的革命战争和军事建设。他所领导的革命政府曾组建了广东舰队和中山航空队，开办了广东海军学校和航空学校。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又创建黄埔军校，并以军校毕业生为骨干，建立了国民革命军。这些军校、军队都仿效苏联红军，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思想教育官兵，严格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学术，受到了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影响，从而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在此期间，北洋军阀政府扩建陆、海、空军，按西方操典进行训练，并以原来清王朝的军事学堂为基础，建立了一些军事学校。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保定军官学校。由于进步思潮的影响，该校不少毕业学生后来也参加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工作，有些人成为领导和骨干，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也有类似的情况。
1927年到1949年，除抗日战争时期外，蒋介石独裁统治始终把他的主要军事力量用于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军事领率机构，以及陆、海、空三军和炮兵、装甲兵等特种兵部队，开办了相应的军官学校，基本上按照西方和日本的操典、条令和教程进行训练。先后组织翻译了日、德、意、英、美等国的许多军事著作，把外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同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治军作战思想掺杂混用。封建、法西斯是蒋介石军事学术思想的政治特征。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些爱国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也著书立说，介绍军事科学研究的成果，传播加强国防建设、抵御外来侵略的思想。如蒋百里在1937年出版的《国防论》一书中，提出长期抗战的主张。杨杰在《国防新论》和《军事与国防》等书中，对当时的国防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和论述。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K.马克思、F.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同时，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В.И.列宁、И.В.斯大林、毛泽东等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在领导本国人民争取解放和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先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以自己在军事理论上的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无产阶级军事科学。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吸取古代军事学和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的精华，排除其糟粕，因而能够正确地揭示战争和军事活动的客观规律，使军事科学得到了高度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并开始走向反动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虽然出现过巴黎公社的武装起义，但就这个时期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来说，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当时和历史上的战争，探讨战争和军事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一些根本问题。
关于战争根源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把战争放到社会经济基础上来研究，认为战争和军事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战争并不是永恒的社会现象。阶级社会的战争，是私有制和阶级剥削的产物。“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他们指出，统治者掌握着武装力量，会使用暴力对付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应当采用和平斗争方式，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就要使用武器，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无产阶级不可能单纯通过议会斗争取得胜利，最终必然要转到暴力革命，但不是盲动或绝对放弃和平手段。
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以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先占领城市，夺取国家政权。巴黎公社起义就是走城市工人武装起义道路，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起义开始后要坚决地不停顿地进攻，要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要善于在决定性的地点和决定性的关头集中优势力量，保持精神上的优势，勇敢地去夺取胜利；起义和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
关于建立革命军队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它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必须拥有自己坚强的武装力量。在获得胜利以后，还必须凭借武装力量保卫革命的成果，维持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第362页）。恩格斯曾提出，人民武装力量的组织应由正规军和工人农民自卫军两部分组成，并强调加强纪律、训练和掌握军事知识的重要性。
关于人民战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应该武装起来，实行人民战争。普遍武装人民，训练人民，组织群众起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是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战胜反动统治者和侵略者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军队在人民战争中的骨干作用；阐明了人与武器的关系：“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当然，武器装备在战争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关于战略战术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阐明了政治、经济、技术条件与战略战术的关系，指出:“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第184页）作战方法改进的前提，是新的生产力，是更好地武器的发明和兵士成分的改变。他们还论述了战略战术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成功的机动有助于取得最后的胜利，时间就是军队，以及在决定意义地段的进攻，决战问题，军队指挥问题，后方和后勤的重要性等。
列宁、斯大林的军事理论
列宁、斯大林生活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暴力革命已成为直接实践。列宁、斯大林的军事理论，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理论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并直接指导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武装革命和巩固、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及国内战争时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学说，为苏联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
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学说列宁科学地阐明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的原理，指出战争与和平都是不同阶级的政治的继续，战争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阶级本质。战争的性质是由政治目的决定的，有正义的革命战争和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进行了透彻分析，认为：“现时的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阶段，除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外，还会有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起义和战争，以及这两种战争的汇合等。民族解放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学说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加剧了反动政府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条件，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要努力把各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变为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者的国内战争，变为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战争。”（《列宁全集》第21卷325～326页）根据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情况，列宁、斯大林和俄共（布）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组织领导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典范。
关于建设无产阶级军队的原则列宁创建了俄国工农红军。他反复强调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的一系列原则。为了把红军建设成无产阶级的、为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的军队，他指出必须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教育；通过政治委员、党支部和加强政治工作，实现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领导；培养无产阶级优秀分子成为军队的骨干，合理利用旧的军事专家；实行一长制；强调军队中必须有最严格的纪律，觉悟和纪律是军队力量的源泉；认真学习军事，加强军事训练；掌握科学技术，建设现代化的军队。
关于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原则列宁认为，战争是对每个民族的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全面考验。他要求实现全民武装，动员全民参战，广泛开展人民战争。号召一切为了前线，大家都来支援战争，把全国变成军营，这样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提出必须实行正确的革命政策和措施，把战争的性质和目的告诉人民。他指出应该做好宣传、组织群众，特别是临近前线地区的工作；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建立巩固的有组织的后方。他还要求严肃地对待国防，精确地估计力量对比，发展国家的经济，增强国防力量；强调要善于利用敌人矛盾，争取同盟，各个击破。列宁提出除了学会进攻之外，还必须学会防御和必要的退却；他认为在决定时机和决定地点拥有压倒优势是军事胜利的规律；要求实现统一指挥，集中管理；加强军事科学研究等。十月革命后，在同德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列宁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接着又领导苏维埃俄国军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白匪军的武装叛乱，使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巩固，同时丰富和发展了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Μ.В.伏龙芝等在进行军事改革的同时，加强军事科学的研究工作。随后斯大林又同Κ.Е.伏罗希洛夫、Μ.Н.图哈切夫斯基等苏军领导人一起，为加强苏联的国防建设和战争准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苏联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虽有失误，但他动员和依靠苏联人民奋勇参战，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领导苏联军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在斗争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
关于国防建设的学说斯大林要求“要在国内创造一切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必要前提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防力量”（《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 158页）。在军队建设上，要求保持并巩固红军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特点;同时指出，使红军拥有精良的武器装备是战斗实力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方针，建立了可靠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为国防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到卫国战争前夕，苏军的装备和技术水平已有较大的提高。战争爆发后，提出把全部工作转到战时轨道上来，集中全部力量增加生产和进一步改进武器装备，为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因素斯大林在20年代后期曾提出，决定战争命运的归根到底是正确的政策和千百万群众的同情与支持。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又提出：“现在战争的命运不会由突然性这种偶然因素来决定，而要由那些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后方的巩固性，军队的士气，师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装备，军队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来决定。”（《斯大林军事文集》第 252页）这对提高苏联军民的斗志和胜利信心，对加强军队建设和战争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战略战术原则斯大林指出战略必须完全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为依据。战略最重要的任务是规定基本打击方向，预先决定各次战役的性质。策略是服从与服务于战略的。作战方式、战争形式不是永远一样的，要善于机智地运用。军事艺术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己拥有一切兵种，使它们日臻完善，并善于把它们的行动配合起来。斯大林领导苏联军民进行卫国战争期间，强调在防御阶段实行积极防御，正确地组织退却和适时地实施反攻；建立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正确选择主要突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发挥协同作战威力，合围歼灭敌重兵集团；不给敌以喘息机会，并要求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时，重视总结战争经验，组织修改条令、教令，加强部队训练。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使无产阶级军事科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毛泽东军事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总结了历史上的战争经验，探索中国革命战争所特有的规律，用以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毛泽东等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通过长期战争实践，不仅探索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且揭示了战争和战争指导方面的许多普遍性原理，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许多领导人都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于战争观及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指出，战争是“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毛泽东选集》第155页，人民出版社，1964)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人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也出发于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战争是有规律的，战争规律是可以认识的。研究和指导战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着眼其特点和发展。必须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战争指导者必须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并善于运用辩证法进行作战指导，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不能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资本主义经济十分薄弱，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有绝对优势，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不能把武装斗争的矛头指向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而应指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特别是在各省交界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支持长期战争的战略基地，在农村聚集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发展壮大，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实践证明，这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的革命实践，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的学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建设人民军队的理论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为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提出了一整套建军理论和原则。主要有：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主要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见三大任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原则；自觉执行纪律，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等等。
关于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人民战争。它以广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并把武装斗争同各条战线的非武装斗争配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创造了一整套以劣势装备的人民军队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了以“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核心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作战方针和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战略的内线持久防御战和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战的具体方针；并及时引导全军实行战略转变，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按照“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歼灭敌人，使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在国内外抗日力量的配合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中，他坚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方针，在战略防御阶段，指导全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不断转化敌我力量对比，并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在战略进攻阶段，组织进行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歼灭敌人重兵集团；并实施战略迂回包围，歼灭溃逃之敌。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是战略进攻阶段歼敌重兵集团的光辉范例（见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毛泽东还总结提出解决敌人的三种方式：天津方式（战斗解决）、北平方式(和平改编)和绥远方式（留待以后改编），从而加快战争进程，迅速解放了全国大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败了使用除原子弹以外的各种现代化武器的美国军队，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又有新发展。毛泽东根据新的情况和经验，提出了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尔后再逐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要求重视对敌坦克、飞机、空降兵作斗争；及时总结了以坑道为依托的阵地防御和反击作战的经验。以上这些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战略战术，是适应当时的情况提出来的，它反映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所以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则。
关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学说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革新军制离不开现代化。解放战争时期，要求加强炮兵、工兵等兵种的建设和现代化运输工具的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又及时提出加强国防，建设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的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他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明确要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来增强军事实力；要求军队必须掌握最新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使部队正规化建设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并强调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指出兴办各类军队院校，加速培养干部，成立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加强军事理论研究，总结在新条件下的作战经验，以及制定各种条令、条例等，对加强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他对司令部工作、政治工作、后勤保障也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还强调民兵工作的组织、政治、军事落实，充分发挥民兵在保卫和建设国防中的作用；并提出有计划地加强人民防空和有计划地进行国防工程建设的方针、原则。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建成了一支包括海军、空军和陆军各兵种以及战略导弹部队的现代化军队，自力更生地全面发展了国防科技，建设了国防工业。1964年10月，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随后又成功地试验了氢弹、导弹核武器，实现了远洋和从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掌握了近地轨道和同步轨道的人造地球卫星及回收技术，使中国的军事技术在这些方面跨进了世界先进行列，使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上述理论，集中反映在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等一系列著作中，也反映在各个时期由他起草的大量文件、电报中。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指针，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战争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概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战争与军事科学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和苏联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中，不断加紧军备竞赛，运用各种手段争夺势力范围。在他们两国之间和北大西洋公约、华沙条约两个军事集团之间虽然没有爆发战争，但世界许多地方的局部战争却不断发生。其中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进行侵略扩张的战争和武装干涉；有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国内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和武装起义；也有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和边界冲突。有不少战争是由美、苏两国操纵或直接出兵进行的。他们把局部战争作为争夺霸权、扩张势力范围的手段和新式武器的试验场。
战后几十年间，人类社会经历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核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激光技术等一系列新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并首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引起了作战手段和作战样式的巨大变化。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一些国家军事科学研究的重点曾出现过两次明显的变化。首先是核武器的迅速发展，使核战争成为军事科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核武器制胜论”和“核威慑战略”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美苏两国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的基础。争夺核优势和进行核讹诈，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军事角逐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无核和少核国家处于美苏两国的威胁下、除坚持反对核军备竞赛外，也重视研究如何对付核战争，防备核突袭，探讨在核条件下军队建设和作战的一系列问题。其次，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苏之间核僵局的出现，研究以核武器为后盾的常规战争，特别是使用新的高技术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又成为美、苏等一些国家军事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战略战术上也有所发展。美军提出了空地一体作战的理论。苏军则强调高速度、大纵深和立体作战的理论。与此同时，美、苏之间还展开了一场以发展空间武器为重点的军备竞赛。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以期打破核僵局，夺取对苏联的战略优势。苏联也加紧发展自己的空间武器，力图保持与美国的均势。西欧国家也联合成立了欧洲航天局，企图在20世纪内成为世界第三个“空间大国”。有的国家还提出了在西欧建立防御导弹的新防御系统的“欧洲防御倡议”。
中国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几十年来一直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重点探讨现代条件下进行人民战争的有关问题，探索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其目的是加强国防，反对侵略，使中国的国防成为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中国研制和装备有限数量的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曾一再宣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主张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航天技术，是为了和平的目的。中国坚决反对空间军备竞赛和空间军事化。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军事科学有了新的进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观点，为国防建设从指导思想上实现战略性转变和进一步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的军事科学体系也日益完善。
现代军事科学体系
军事科学体系，包括军事科学的整体结构、学科的设置和分类，以及各学科之间的关系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军事科学领域的学科划分越来越多、越细，各学科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加强对军事科学体系的研究，对于军事科学的全面发展及各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虽然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军事科学的结构、学科的划分、研究的重点互有差异，但一些基本学科的设置则是大同小异的。如苏联军事科学结构中，包括军事科学总论、军事艺术理论（含战略、战役法和战术的理论）、军队指挥管理理论、军队建设理论、军队训练教育理论、军事经济和后勤理论、民防理论和军事历史等组成部分。西方国家的军事理论研究也大体涉及这些内容。有的还包括国防政策研究、和平时期的威慑战略和危机处置等课题。
中国现代军事科学，包括军事理论科学和军事技术科学。它们是军事科学完整体系的两大组成部分。在一定经济、政治基础上，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是国防力量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关键。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军事理论是先导，它对军事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起着指导作用；军事技术又对军事理论的变革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军事理论科学
大体分为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门类，分别形成若干学科。
军事思想通常包括战争观和战争与军事问题的方法论，战争指导思想，建军指导思想等。它的任务是揭示战争的本质和基本规律，研究武装力量建设和使用的基本原则，并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国家、军队、主要领导人和军事家在战争与军事问题上的基本思想、观点和理论。
军事学术研究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的规律和方法的各学科的统称。这些学科是：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队指挥学、军事运筹学、军制学、战争动员学、军事教育训练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队后勤学，以及军事历史学、军事地理学等。
战略学是研究全局性的战争规律的学科。战役学和战术学分别研究战役、战斗的规律和组织实施。有些国家或军事家，把上述各学科所研究的战略、战役法和战术等统称为“战争艺术”或“军事艺术”。军队指挥学是研究军队指挥规律的学科，是随着指挥工作的发展和现代化而从前面三个学科中分化出来的。军事运筹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运用数学和现代计算技术对军事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和系统筹划，以选取最优或满意方案供军事决策者参考。
军制学研究军事力量的组织、管理、发展和储备等各种制度。
战争动员学研究国家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并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
军事教育训练学主要研究军事理论教育和作战指挥、战斗技能等教练活动的规律和方法。
军队政治工作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富有特色的学科之一，它以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也研究中国古代和外国对军队所进行的各种政治性工作。
军队后勤学主要研究军队后勤建设及后方勤务的组织指挥和财务、军械、军需、车辆、油料、营房、卫生和军事交通等保障工作的规律和方法。
军事历史学主要是通过研究过去的战争和军事建设，以总结经验，探索军事指导原则和军事发展规律，是一门有悠久传统的学科。包括战争史、军队史、军事思想史、军事学术史、军事技术史等。军事理论就是在研究军事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军事地理学研究军事与地理的关系，探索地理环境对国防建设、军事行动的影响和在军事上运用地理条件的规律。
军事技术科学
它的研究对象，包括现代各种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使用和维修保养等技术，以及军事工程和军事系统工程等。军事技术是建设武装力量和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手段。军事技术科学的分类，包括基础理论和各个应用学科，后者可以按现代武器装备在各军种、兵种中日益专门化和综合化的趋势来划分，如海军技术、空军技术、战略导弹部队技术、装甲兵技术等；也可以按武器装备的种类来区分，如枪械、火炮、坦克和装甲车辆、军用飞机、舰艇、导弹、核武器，以及自动化的通信、指挥、侦察系统，等等。
军事科学体系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军事和军事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新的军事专业不断出现，学科随之增加，课题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如战略理论的研究，除了总体的研究外，还分别有各种战略的研究，诸如核战略、海洋战略、空中战略、外层空间战略以及战区战略、后勤战略，等等。这样就可能从战略学中分化出一些分支学科来。另一方面，由于军事与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关系密切，军事科学同其他领域中一些学科的联系日益加强，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从而又逐渐形成一些新的边缘学科，如国防经济学、国防外交学、国防教育学、军事管理学、军事社会学、军事人才学、军事伦理学、军事心理学等，军事技术领域的边缘学科则为数更多。
中国发展军事科学的方向
当代世界正处于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但其中不少国家时常发生经济、政治危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正在探索中前进。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波及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同时，和平力量不断增长，经过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平力量压倒战争力量，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绝不侵占别国的一寸土地，也决不容许任何侵略者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就是从这个根本立场出发的。为了保证国防现代化建设，适应巩固国防和今后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循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军事科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当前世界军备竞赛空前激烈，军事科学方兴未艾，各种军事思想非常活跃。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一步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从实际出发，在军事领域中进行新的探索，解决新的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军事科学的根本方向。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何等复杂的变化，世界科学技术如何迅速发展，对于战争和战争指导的一切问题，都必须坚持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防止资产阶级唯心论、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侵蚀，把军事科学研究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去。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论点，仍然是科学的真理。以战争观为例，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并未因为新技术的出现而过时，当代的任何一次战争，没有不是由于政治矛盾的激化而引起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未使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有本质的改变；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仍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对于每一次战争的性质，仍然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从而正确决定态度和对策。对于制约和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仍然要把军事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考察，力求作出正确的判断。
重视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对军事的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式武器不断出现，军队装备迅速更新。武器的威力、射程、命中精度和自动化程度空前提高。尤其是导弹、核武器等战略武器系统的发展，使军事技术成为实现一定战略目的的直接手段。与此同时，兵力兵器的机动能力大大增强。用于指挥、控制、通信、情报和工程保障、后勤保障及军事训练等的技术装备也日益先进。军队的组织编制和作战能力以及战争的样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争的突然性、破坏性空前增大。军事活动的范围，从地面、海洋、空中向外层空间扩展。电子对抗贯穿于战争准备与实施的全过程。由于军事技术的长足发展，现代战争出现了崭新的特点，更加突出了军事技术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对军队的军事政治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这一切，对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着全面的影响，忽视新特点、新变化的保守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当然，技术决定一切的片面的观点也须防止。
立足于本国国情，着眼于未来战争世界各国研究战争，发展军事科学，无不立足于实际情况与本国的利益和需要。当今世界各国在军事科学方面的交往虽然更为广泛，互相促进和借鉴，军事科学的发展日益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但是，每个国家都不能离开本国国情去探讨军事科学，超阶级、超民族、超国家的军事科学是不存在的。军事科学研究，从战略战术到技术装备的研制使用，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地理环境以及作战对象等条件。例如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但对中国来说，仍然要着重探讨现代条件下依靠人民战争，以劣势装备的革命武装力量战胜有优势装备的侵略者的战略、战役法和战术等问题。发展军事科学，既要立足于自己特定条件的基础上，又要面向世界和未来。为此，须重视对未来战争的军事预测。这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一项重要功能。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才可能科学地预测未来。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就包括这种预测功能。科学的预测完全在于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有关的各方面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掌握它的发展规律。知道它的昨天和今天，才能知道它的明天。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和一些资产阶级军事家，能在某些方面作出具有一定科学性的预测，原因也在于重视客观实际。目前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许多国家的军事研究机构都在进行对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的军事形势和未来战争的预测。军事预测需要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及时掌握有关未来发展的各种信息，诸如和平时期国防力量发展情况，世界政治形势和军事斗争态势，可能到来的战争的性质、特点和有关各方的战略、战役法、战术，等等。只有全面掌握可靠的信息，并应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才可能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从而为军事决策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方法现代科学方法，例如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以及建立在电子计算机基础上的数学方法和模拟方法等在军事上的运用，可以对某些技术性强的军事活动过程进行定量分析研究，使军事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新的“实验”手段，从而提高军事科学研究的效率。现在，这些方法已在不同的程度和范围内应用于军事预测、作战模拟和军队的编制体制、教育训练、后勤保障的研究，以及现代武器装备的发展规划、总体设计、费效分析和生产管理等方面。但是制约和影响战争的因素很复杂，战争中情况瞬息万变，对于这种参数多、随机性强的社会动态过程，目前的数学工具还难以进行精确的描述。同时，战争是由人进行的，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固然离不开那些可以进行定量分析的客观因素，然而更重要的是战争的性质、民心士气和参战人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些问题就很难单纯应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解决。因此不能把数学方法和模拟方法绝对化，更不能以这些方法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甚至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立起来。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把人的经验、素质和智慧同现代科学方法结合起来，辩证地应用和发展这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