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51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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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文学家。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梁代诗人庾肩吾之子。他早年曾任梁湘东国常侍等职,随同庾肩吾及徐摛徐陵父子出入宫禁,陪同太子萧纲(梁简文帝)等写作一些绮艳的诗歌,被称为“徐庾体”。他还曾出使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梁武帝末,侯景叛乱,庾信时为建康令,率兵防守朱雀航,战败。建康失陷,他被迫逃亡江陵,投奔梁元帝萧绎。元帝承圣三年(554)他奉命出使西魏,抵达长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杀萧绎。他因此被留在长安,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又称“庾开府”。

诗歌成就

庾信被强留于长安,内心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从此永别了江南;同时从封建道德角度来看,不仅是屈事二姓,并且是在杀他“旧君”的鲜卑族政权下做官,还被引为“失节”。再加上流离颠沛的生活,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了许多不幸。这些因素使他在出使西魏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庾信出使西魏以前的作品存者不多,一般没有摆脱“宫体诗”的影响,在形式和技巧等方面比较讲究,而内容则不免贫乏。他那时的诗中也常有写景的佳句,如:“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奉和山池》);“水流浮磬动,山喧双翟飞;夏余花欲尽,秋近燕将稀”(《入彭城馆》)等。他这一时期所写的抒情小赋如《春赋》、《对烛赋》、《荡子赋》等,辞藻华美,刻画一些妇女的心理也较细致,但笔力纤弱。这些赋中用了大量五、七言句,如《春赋》起首四句为:“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此赋末段也属这类句子,这些小赋和初唐歌行相似,在梁中叶以后的文人作品中,他的这些诗赋还算是比较好的。他还有一些诗则用典过多,缺乏真情实感。如《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一诗,虽仅八句,共用四个典故,而其他各句,也多化用前人作品句意。

庾信迄今被传诵的诗赋,大抵是到北方后所作。这些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和早年有所不同,但仍保持着喜用典故和注意对仗的特点,这是当时文风及他个人习惯使然,同时便于他在那种处境下吐露自己的思想感情。例如他诗歌的代表作《拟咏怀》27首,虽属模拟阮籍,实则全是感叹自己的身世。其中第三“俎豆非所习”、第四“楚材称晋用”两首,差不多每句都有出处,当是因为作者的思想不宜直言,只能用比兴或咏史手法来写。第三首的“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显然是倾诉自己迫于事势而不得不羁留长安的悲愁;第四首的“寓衛非所寓,安齐独未安;雪泣悲去鲁,悽然忆相韩”,则流露了乡关之思和对梁朝的留恋。第十一首“摇落秋为气”、十二首“周王逢郑忿”也较有名。如:“古狱饶冤气,空亭多枉魂;天道或可问,微兮不忍言”,是哀悼江陵陷落时被杀的官员和军民;“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既悲叹萧绎的败亡,也流露出对自己遭遇的愤懑。庾信在创作这组诗的时候,为了避免触犯北周政权而采用了较为隐晦曲折的手法。这和当时一些人单纯追求辞藻而“竞须新事”有所不同。所以这组诗用典虽多,仍使人感到真挚而不至晦涩平板。

他的《和张侍中述怀》自称“漂流从木梗,风卷随秋箨;张翰不归吴,陆机犹在洛”,渴望“何时得云雨,复见翔寥廓”;《奉和永丰殿下言志》中的第八首甚至说:“连盟翻灭郑,仁义反亡徐;还思建邺水,终忆武昌鱼。”这些诗句不但真切地吐露了内心的痛苦,而且流露出对北周统治者的不满。他的乐府歌行,也常常使用比兴手法自悲身世。如《怨歌行》写远嫁长安的金陵女子“回头望乡落泪,不知何处天边”,显然是自喻。《杨柳歌》写得比较隐晦,据清人吴兆宜说:“此篇多寓言,似为江陵之偦而作”,从诗中“百年霜露奄离披,一旦功名不可为,定是怀王作计误,无事翻复用张仪”等句看来,此说似可信从。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第二首中曾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的确,庾信到北方以后的诗显得苍劲和沉郁,诗歌风格的变化,既与他在北方所作的诗中多身世之叹有关,也和他经历战乱及对北方景物有较深的感受有关。如《郊行值雪》写北方的冬景,以“寒关日欲暮,披雪渡河梁”作结,颇有悲凉之气;《望野》写战乱后景象:“有城仍旧县,无树即新村”,虽很含蓄,但是把城乡残破之状写得很传神。他的《燕歌行》写围城中孤军苦战;《同卢记室从军》写北周齐王宪平北齐的战绩,都很真实而有气势。他还有一些诗句也写得清新可喜,对唐人五律有深刻影响。如“寒沙两岸白,猎火一山红”(《上益州上柱国赵王》);“野戍孤烟起,春山百鸟啼”(《至老子庙应诏》);“山明疑有雪,岸白不关沙”(《舟中望月》)等。所以明代张溥说:“史评庾诗‘绮艳’,杜工部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庾开府集题辞》)

庾信赠别友人的小诗往往写得亲切动人,很少用典。为历来读者所喜爱。如《寄王琳》:“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还有《寄徐陵》、《和侃法师三绝》、《重别周尚书二首》等,都很著名。明人胡应麟《诗薮》评庾诗:“五言小诗,特有佳者,合处往往类盛唐。”(《杂编》卷三)这些诗虽然有时平仄不调,但已开五言绝句的先河。

庾信到北方后也写过一些内容不甚健康的诗,如《和赵王看妓》等。此外,他还写过一些应制之作及郊庙歌诗,可取之处不多。

辞赋成就

庾信在辞赋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诗歌,他的抒情小赋如《枯树赋》、《竹杖赋》、《小园赋》和《伤心赋》等,都是传诵的名作。其中《枯树赋》纯用比兴手法,以树木自比,如用“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等拟人化的描写,引出自己身世飘零的感慨,慷慨悲凉,富于感染力。《小园赋》和《伤心赋》亦自伤身世之作。《小园赋》,偏重写景,其中“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诸句平易如口语,在庾信辞赋中别具一格。《伤心赋》偏重于倾诉个人不幸,有助于了解作者的生平。他还有些赋艺术价值不如上述几篇。但在文学史上亦有一定影响,如《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中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二句,是唐王勃《滕王阁序》中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所本。

唐代褚遂良书庚信《枯树赋》

著名的《哀江南赋》是他的代表作。这是一篇用赋体写的梁代兴亡史和作者自传。从这篇赋中可以看出他对梁代的覆亡充满了悲悼和依恋之情。他在赋的前半,竭力渲染梁初的表面繁荣,对梁武帝不无溢美之辞。然而他也清醒地看出梁武帝及其大臣们一味崇尚玄虚,不顾现实中的危机:“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赋中对梁朝君臣纵容姑息侯景并在叛乱发生后继续采取错误的对策作了批评。他对那些掌握兵权的皇族不顾国难、互相火并的行径加以痛斥,特别对萧绎的忌刻和残忍作了尖锐的揭露:“既言多于忌刻,实志勇而形残,但坐观于时变,本无情于急难。”并指出萧绎在平侯景乱后又专力于翦除异己:“沉猜则方逞其欲,藏疾则目矜于己,天下之事没焉,诸侯之心摇矣”,终于自取灭亡。赋中还写到江陵陷落后军民惨遭杀掠的情况:“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这些人“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许多人家骨肉离散:“况复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有的人被迫流落他乡,“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归”。至于在战乱中被杀害的人,更是不可胜数,“鬼火乱于平林,殇魂游于新市”。象这样生动而真实地描写重大政治事件而又深深浸透着作者的故国之思及对乱离中人民的同情的辞赋,确实很少见。这是此赋历来为人们称道的主要原因。

骈文及其他

庾信是南北朝骈文大家,与徐陵齐名,而论者大抵以为庾高于徐。他的文风以讲究对仗和几乎处处用典为特征,与徐陵有相似之处。

庾信的骈文全是到长安后作,多为应用文字,但常有抒情性和文学意味,还有一些对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有较大价值。最为人传诵的是《哀江南赋序》。文中用了一系列典故,自伤身世,其中“日暮途远,人间何世”;“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诸句,虽有些字句在语法上略见小疵,曾遭人讥议,然而笔端富于感情,很是感人。另外,他的《贺平邺都表》中提到“二十八宿,止余吴越一星;千二百国,裁漏麟洲小水”,表示希望周武帝宇文邕统一中国。这说明他之所以依恋江南,除了传统的忠君意识外,主要还是乡关之思。

庾信的《拟连珠》均是优美的骈体短文,其中如“是以楚堑既填,游鱼无托;吴宫已火,归燕何巢”;“是以吴起之去西河,潸然流涕;荆轲之别燕市,悲不自胜”,都是借典故以自叹身世。他哀悼由梁入周的萧永,作《思旧铭》,有“所谓天乎,乃曰苍苍之气;所谓地乎,其实搏搏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等语,简直是呼天抢地,十分沉痛。

历来论者,往往推崇庾信为六朝首屈一指的骈文家,这是由于他善于运用典故,纯熟地驾驭“骈四俪六”的语言格式,毫无生硬之感。但由于用典过多,又刻意求对,也不免出现一些欠通顺之句,曾为金王若虚等人指责。然而他有时用典却属于暗喻,如《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中写道宣帝宇文赟杀宇文宪时说:“季友之亡,鲁可知矣;齐丧子雅,姜其危哉”,借《左传》中两个典故,指出北周王室骨肉相残,屠戮贤臣,还预见到北周灭亡的征兆。象这样用典,则无可非议。

庾信的文集据宇文逌所作的序言说原有20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为21卷,其中可能有一卷是目录,今存《庾子山集》已非宇文逌作序和《隋志》所著录的本子,而是后人搜辑遗文重编。今本《庾子山集》以《四部丛刊》影印明代屠隆本为最早。《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讲到明有汪刊本,共12卷;还有朱曰藩刊本,仅6卷,有诗无文。此外还有明代张溥所刻《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称《庾开府集》。庾信集较早的注释本是清代吴兆宜所注10卷本。稍后有倪璠注本1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