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救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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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主张以教育拯救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潮。盛行于20世纪20~30年代。代表人物有黄炎培陶行知等。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曾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是没有文化,缺少教育,科学落后,主张从教育入手,以教育来改造人,拯救国家。戊戌变法时期,严复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救我中华。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刊物大声呼吁“教育救国”,“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五四运动前后,“教育先行”、“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观点成为时尚,“科学救国”的主张既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又重视发展教育事业。20~30年代,教育救国论职业教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股社会政治思潮。

黄炎培于1917年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倡职业教育(见职业教育论),认为职业教育是“救国要图”。还认为中国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是生计,解决生计问题唯有教育。他主张以职业教育来解决生计问题,最后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创办刊物,设立学校,进行试验,在全国宣传和推广职业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陶行知于1920年建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倡导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企图通过教育的力量去“沟通”阶级关系,改良社会。他决心筹募100万元基金,召集100万位同志,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认为建立 100万所乡村学校就可以挽救国家的厄运,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给后代。他还提出“生活教育”的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他身体力行,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实践“生活教育”的原则,希望通过教育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教育救国论者重视教育,重视提高民族文化和人的素质,并为此而奋斗,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他们没有认清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没有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而把中国落后的一切原因都归咎为教育不良,企图通过发展教育的办法来拯救苦难的中国,这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救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