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Fangshan shijing
房山石经，藏在北京市房山县云居寺的一批从隋代至明末刻造的石经。全称为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房山石经是中国数量最大的文字铭刻，在东方文化史上有很高价值，早已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并进行研究。1956～1958年中国佛教协会等单位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掘和整理拓印。该石经与遗存在云居寺的唐、辽古塔、碑碣等均受到国家保护，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房山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75公里太行山余脉白带山中，建于唐初。辽金时云居寺专以刻造石经出名，又称之为石经寺。明代因山东麓建东峪寺，云居寺在山之西，俗称西峪寺。清康熙年间名“西域云居禅林”。20世纪40年代，被日本侵略者烧毁，夷为废墟。
刻经缘起隋代幽州智泉寺僧静琬依据佛说“诸法无常”的教理，相信佛法分为 3个时期：正法时期（佛教兴起时期）、像法时期（演变时期）、末法时期（衰退时期）。鉴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年间和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年间两次废佛，静琬担心书写的经文难于久存，故与其师慧思发愿在房山刻经。静琬于贞观八年(634)刻碑题记曾简述其缘由。
各代刻经
房山石经始刻于隋代而终于明代，以唐、辽时最盛。静琬从隋大业至唐贞观的30余年中刻了法华经、涅槃经、维摩经、胜鬘经、金刚经、华严经等百余碑。静琬死后，由其弟子继承，并得到皇室和地方官吏的资助，续刻有大品般若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胜天王般若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等。武周时刻金刚经、佛说当来变经、弥勒下生成佛经、观弥勒上生兜率经等。中唐开元、天宝时期，以新译佛经 4千卷为底本，继续刊刻，住持僧惠暹、玄法等刻有心经、佛说恒水流树经、佛说摩达国王经、正法念处经、大般若经、大集经日藏分等。晚唐时刻经主要为大般若经、妙法莲花经、梵纲经、大乘流传诸有经等。总观唐代，共刻经百余部，400多万言，分藏于小西天9洞中。五代时因战乱，刻经陷于停顿。辽代圣宗时主要补刻了大般若经，兴宗时以契丹藏经为底本，刻了大宝积经、放光般若经、陀罗尼集经等87帙，161部，656卷，共1000余石。辽大安九年(1093)后通理大师主持刻了首楞严经、菩萨地持经、大智度论、显扬圣教论等69部，443卷，小碑4000余石。金代前期除继续前代刻经外，还刻了镌葬藏经总数题字目录等记载刻经的刻石，后期刻了宋辽两代新译经。辽金两代刻石主要藏于压经塔下。元明时期虽然仍有刻经，但已处于尾声了。
藏经洞房山石经总计 15061石，其中完好的经石14621石（洞外尚有重要碑铭82石），共刻佛经约1025种，900多部，3000多卷。这些刻石分别藏在小西天9洞和压经塔下。9洞位于白带山山腰中，南北向，除雷音洞为开放式外，其余 8洞均以石门锢户，其内叠藏经版。雷音洞面积最大，正面开门辟窗，中间以4根八角形石柱支撑洞顶岩石，石柱各面雕像，共1056躯，故称千佛柱，为隋代遗物。洞体作不规则方形，每面约10米左右。静琬最初所刻石经 146块就镶嵌在四面壁上。压经塔即南塔，位于云居寺西南，为八角十一层辽式密檐塔。现塔已被拆毁，辽道宗所刻的大碑、通理所刻全部经碑和金刻石经（除《大教王经》外） 10082片，均出土于此塔地穴中。
石经中还保存了大量题记，约6051则，其中有明确纪年者1467则，唐代有354则，辽代919则。这些材料反映了幽州范阳郡、涿州等地的经济和各行业组织情况，也涉及官爵的升迁、各州郡文武官员的升降、郡邑省并等方面的状况，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房山石经在研究中国佛教兴衰、典籍等方面有很高价值，也为研究北方幽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书法艺术等，提供了丰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