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1838~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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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散文家、外交家。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自幼即受时代影响,广览博学,致力经世实学,不做诗赋,不习小楷,对八股尤为轻视。同治六年(1867)中江南乡试副榜。但前此两年,已参曾国藩幕,与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桐城派文人为伍,广泛接触洋务,关心国家大事,锻炼了自己的文章学识,被人合称“曾门四弟子”。1872年曾国藩死后,薛福成一度入苏州书局,又于光绪元年(1875)上《应诏陈言疏》,一举成名,随即入洋务派李鸿章幕,成为李的主要文案,首尾10年。曾于1879年写出著名的《筹洋刍议》,主张变法。认为“人人欲济其私”,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后任浙江宁绍台道,曾在镇海领导击退法舰之战。最后担任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大臣,致力介绍西方科技政俗,保护华侨利益,曾盛赞欧洲君主立宪制“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主张变法维新。但回国后尚未到家,即病死于上海。

薛福成虽然长期依附洋务派,但却倾向经世,后来终于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成为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早期改良派。在文学方面,他虽然长期与桐城派文人为伍,曾推崇桐城派,但亦曾指责吴汝纶标榜桐城,并自言出使之后文风有所变化。为文多着眼于经世致用,不受桐城派约束。其政论文洋洋洒洒,曲尽事理,既谨严有序,又雄辩有力,黎庶昌誉为“首屈一指”。其中许多重要议论切中时弊,有些重大建议得到采纳。如《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对于维护中国海军兵权,解除英国人赫德的总海防司职务,起了决定性作用。此外,他还写过许多史论,如《海瑞论》、《叶向高论》等,借古喻今,针砭时事。

薛福成文善于记述。他记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时期许多重要的遗闻轶事,往往兼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如《蒲城王文恪公尸谏》,追述汉军机大臣王鼎在河工上营救林则徐未成,回朝后怒斥穆彰阿,廷诤至苦,愤而自杀。记载详实,有史料价值;并生动地表现了王鼎的刚直、穆彰阿的奸滑和道光帝的偏心,又有较高文学性。薛福成还有些记叙文,写他亲身经历过或亲自调查过的新闻时事,如《书太监安德海伏法事》和《张汶祥之狱》等,真实又具典型意义,近乎报告文学。晚年在国外所作的《出使日记》,报告性也较强,无论写资本主义事物还是阿尔卑斯山风景,都颇可观。其中的《观巴黎油画记》,长期选作中学教材,传诵尤广。但是薛福成的封建意识仍旧很浓,即使身在资本主义世界也不动摇,这就难免要给他的作品带来许多局限。

薛福成的著作基本上均已编入《庸庵全集》。其《出使日记》及续刻,近年又被编入《走向世界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