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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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

方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巫术。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和科学知识所限,人们相信天主宰着一切人事,人间的统治者受命于天,把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云雨雪、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等的变异,视为灾异和祥瑞的征兆。相传有“明堂羲和卜史”等官吏专门观天文、察时变、纪吉凶,用卜筮来传达天的意旨,并用祭祀来消灾祈福。在龙山文化遗存中有大量烧灼过用作占卜的兽骨,说明这时已有了预卜命运的占卜。商代的甲骨卜辞中,有许多日食、月食和风云雨雪及祭祀天时诸神的记录。周代认为天道与人事互相感应,人的行为能感应上帝,“天命靡常”,人君“敬德保民”,就能“祈天永命”。春秋时,人们把天上的十二星辰和二十八宿跟地上的州、国位置相对应,称为“分野”,以星宿的变异来比附州、国的吉凶,使得天人之间发生更密切的关系。

殷、周之际出现的阴阳五行思想,到战国时广泛流行。讲阴阳的《周易》和讲五行的《洪范》都在这时成书。一切医卜星相都以阴阳五行为原则而推演。齐人邹衍把五行说附会到社会历史变动上去,提出“五德终始”说,用水、火、木、金、土的相生相克和终而复始的循环变化来说明王朝的兴替。燕人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等则修方仙道,自诩能把灵魂从躯体中解脱出去,能接近鬼神。于是燕、齐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讲神仙术的方士。他们宣称,渤海中有三神山:蓬莱、方丈和瀛洲。山上的宫阙都是用黄金和白银筑成的,住着长生的神仙,藏着不死的奇药。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听信这些无稽之谈,多次派人入海去寻找,但回来的人总是说:三神山遥望如云,船到即沉入海底;靠近它,风就把它吹去。

东汉末年逢凶化吉的符咒木片──符箓牌(摹本) 江苏高邮邵家沟出土

秦始皇巡狩海上,信方士之说,派韩终等去求不死之药,去而无返。又派徐巃(即徐福)造大船,带五百名童男童女去寻求,也无结果。

汉武帝好神仙方术,向往黄帝的成仙登天,齐人因此上疏言神怪奇方的竟达万余人,著名的有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他们或入海寻求蓬莱,或候祠神仙,以博取利禄富贵,但均无效验,骗局时被揭穿。汉武帝听从田千秋的劝谏,于征和四年(前89),悉罢诸方士求神仙之事。但他希望能遇到真正的神仙,对方士仍加以笼络。到汉成帝时,才在匡衡奏请下,罢去。后来由于汉哀帝常常生病,为了求福,又一度恢复,但一年之中祭祀三万七千次,一无效果。此后就衰歇了。

汉武帝以后,一部分方士和儒生合流,制作图谶(见谶纬),用阴阳五行来解释儒家的经传。王莽和汉光武帝都加以利用而称帝。光武帝更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成为法定的经典,称图谶为“内学”,原来的经书则称为“外学”。另一部分方士则吸取黄、老和浮屠之说,宣扬符命灾异、吉凶占应、祈福禳灾、轮迴报应等,成为道教的先行者。汉顺帝时,宫崇奏上他的老师于吉在曲阳所得的“神书”──《太平清领书》。今存的《太平经》即由此书演变而来,书中推崇图谶,并摭取了一些佛教的义理,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

用自然的变异来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是唯心主义的,除去它附会的迷信观念外,其观察、记录和用阴阳五行来说明自然的变异,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现象及其变化规律;有的方士从事炼丹和神仙之术,也积累了不少化学和医药的知识。因此,方术可以说是“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幻想的一种联系”。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数、医药、化学是和方术交织在一起,并且是从方术内部发展起来的。因此,对古代流传下来的方术,需具体分析其内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阐明其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

东汉玉兔、羽人、瑞兽画像石 陕西绥德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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