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纳尔·缪尔达尔与埃里克·林达尔的“预期”与“追溯”价值理论体系，已作为一种制订国民预算的方法，赢得了世界公认。
但是，事前与事后方法的流行要归功于俄林（Ohlin）关于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几篇论文（1937年）；这些论文使此方法“被整个世界所普遍接受，其速度之快，在经济学中是少见的。”（帕兰德（Palander）,1941年）。
将事前与事后加以区别，是“理论经济学迄今最具变革意义的见解之一，（沙克尔（Shackle）,1972年）。其意义并非常如文献所强调的那样来自一简单的事实，即与流动有关的经济量如收入、生产等，总存在两个可替代的定义，取决于从“事前”还是“事后”来考察。事前与事后必须加以伙别的核心思想，事实上来自对“预见到的”与“预见不到的”变化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别的承认。这一思想址初由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表述（1921年），后经缪尔达尔明确形成（1939年）。他认为，只有预见不到的变化才会产生“得益与损失”，而如林达尔所说（1939年），这些得益与损失必定是“意外之财”。为此，分析不确定条件下的预期，必须充分包括时间。
这里有两种可替代的经济变量计算方法：
（1）以一时期的开始为参照时点的事前计算或商情计算；
（2）以该时期结束时的时间发展为参照的事后计算或簿记。
作为其结果，经济分析可以分为：
（1）解释预期如何决定一经济量的事前分析；
（2）解释该经济变量预期值与实现值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的事前与事后分析。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阐发凯恩斯（Keynes）思想体系“需要借助于事前与事后的语言”（沙克尔，1972年），强调令人失望的事前预期与事后结果间因不确定性而可能出现的差异。是决定就业水平的一个相关因素。但在凯恩斯死后发表的1937年讲稿表明，凯恩斯曾着重指出，即使假定“事后与事前完全一致”。也就是预期总是会实现的，但可以不必如缪尔达尔与林达尔那样假定不存在“不确定性”，“有效需求理论仍然基本不变”。此外，由于凯恩斯认为，事前与事后概念间的“时间关系”是“不可能确切的，他不赞成将这个方法看作是处理不确定性与时间问题的适宜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