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作家曾说过：“书，天下第一情人。”从识字开始我就喜欢读书，家里有的书诸如《樊川文集》、《尚书引义》、《韩非子集》、《风月宝鉴》、《饮冰室文集》、《燕山外史》、《池北偶谈》及《四书五经》等都是石印线装古书，有的还是珍贵的明版书和清朝的刻本，一是自己看不懂，二是大人怕弄坏了书不让看。从那时起，我就憧憬将来有属于自己的书房和藏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辍学从戎当了铁道兵战士，部队虽然经常移防流动，我还是从有限的津贴费里挤出部分用于买书，后来在宣传队从事创作，读书条件优越，买书的机会更多，十年后从部队复员时，已存了两大木箱的书。脱掉军装上工装，幸运工厂给我分得一间半住房，所幸妻也嗜书，我们便留出半间做了书房。在那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被封门的情况下，我们称得上是书的富有者，家徒四壁，却有数百本图书充实了我们的生活。业余写点反映工作生活的小稿，报刊发表后，便被宣传文化部门作为工人业余作者，经常召去参加各种类型的文艺创作学习班，结识了不少文友，馈赠的书也日见增多，再加自己见到喜欢的书就买，“文革”期间出版的各类文艺作品及连环画几乎全都有了。粉碎“四人帮”后，图书出版虽逐渐复苏，但图书在当时还是最紧俏的商品，新华书店计划发行部给每个购书单位设有存放书的专柜，我经常去买书，和发行部的人熟悉了，视我也为一个“单位”列入预留书的对象，我家的一部分“计划发行”的书，就是那时以“单位”名义买回家的。一套《汉语大词典》，跨时十多年，花去近千元才买齐。这期间买书的甘苦不言而喻。再往后，图书市场繁荣，买书再不受限制了，但随之而来的书价却越涨越高，囊中羞涩不敢常进新华书店的大门，就常到专卖古旧书和降价书的书摊去淘书，《范帝良臣处世兴邦策言录》、《长江集新校》、《中华思想宝库》、《西方思想宝库》、《周易全书》、《追忆似水年华》等不少书都是从书摊上买回的。当然，也免不了还是要去新华书店买几本。
这样如饥似渴地买书，家里的书越来越多，渐渐多得无处可放，我更渴望有一个专门用于藏书的房间。几年前，迁入新居，如愿以偿终于有了20平方米专门用来藏书、读书和写作的书房，藏有中外名著和各种门类的书籍数千册。有了书房，就应该有一个雅致的名号，我便查阅资料考证古人名人书房的名号，以作借鉴。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刘禹锡称书房为“陋室”，所作《陋室铭》通过陋室的描绘和赞赏，表现了作者不慕富贵、不同流合污的情操。南宋诗人陆游为激励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取“师旷老学如秉烛之夜”，将书房命名为“老学庵”。明代学者杨仪的读书处，院内有七棵桧树，书斋取名为“七桧山房”。清朝蒲松龄为了排遣自己的寂寞之苦，以读书作文自娱，称书房为“聊斋”，即闲谈的地方。他写鬼写妖的志怪小说的题材，就是在人们的闲谈中获得的。晚清小说四大家之一的刘鹗，一生沉浮坎坷，遭世人讽刺讥诮，但他并不气馁，给自己书斋取名为“抱残守缺斋”，写出了被胡适称之为描写的技术“可算是前无古人了”的长篇小说《老残游记》。南宋诗人、藏书家尤袤在论书时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近代藏书家章钰取其义，给自己书房取名“四当斋”。近代梁启超为表明自己的内心焦灼、忧虑祖国的前途，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饮冰室”。现代历史学家陈垣勉励自己要像耕稼农夫那样，勤耕著述，故给书房取名“励耘书房”。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以“梅花香自苦寒来”明志，给自己书房取名“梅花书房”。鲁迅先生誓与黑暗社会抗争，嬉笑怒骂皆投枪，并以“匪”自居，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为“绿林书屋”……我自觉汗颜，原来书房取名是很有些讲究的，我只不过半拉书生，哪有资格给书房取名呢？从此，我打消了为书房取名的念头。
退休离开工作岗位，猛一下觉着心里空荡荡的，有种失落感，我便泡一杯清茶，在书房读书或伏案笔耕，每读完一篇好的文章或一篇稿子的草稿写出来，心情便会格外舒畅。“钱藏百万方称富，文有三章不道穷。”不必去羡慕、追求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围困我们的常常是浮躁与喧嚣，书房却是一片宁静美妙的港湾。故此，我有所悟，便称自己的书房为“精神乐园”。沉静在这个独享的乐园里，我算是快乐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