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年8月出生于山东清平（今临清），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1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当选过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高龄曰“寿”，体健曰“康”，劳作曰“为”。国学大师季羡林正是因“为”而健，因“健”而康，因“康”而寿。人有生理的生命，也有学术的生命，若两个生命都充满生机，则可谓不老。
记者采访他，他说：“你们采访我，就是一个考试。我是考生，准备答辩。你们考吧。” 每每客人造访，他总是亲自迎送到家门口，无论是党政要人，还是庶民百姓，他都这样对待，从不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其德学双馨的风范令人肃然起敬。
走近季羡林，宛若是走近一座学术文化高峰——近之，愈觉其高。也有人说，季羡林是一部书，读之，愈觉其深……
健康之品质说一个人的品格，可以决定很多事。有许多说法，认为品质决定命运、品质决定成败，这确实很对。但是，我们在这里还要告诉你：品质决定健康。季羡林的品质修养，我们想来，无以言表，但这又的确是他健康长寿的决定性因素。
二、三十年前，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到北京大学报到，看见一位穿旧式中山装，守门人模样的老头，便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老头没说什么，答应了，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9月的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 ：“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可老人说 ：“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 待忙过注册、分宿舍、买饭票、领钥匙……已时过正午，这位新生才想起扔在路边托人照看的行李。一路急找回去，只见烈日下那位老者仍呆立路旁，手捧书本，照看地上的行李。次日开学典礼，这位新生惊诧，昨天帮他看管行李的那位慈祥老者正端坐主席台上，竟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教授。
多年后，季羡林对“教授给新生看行李”这段故事记忆犹新，他说：“一位由穷乡僻壤乍到京城的穷学生，全部财产只有一个铺盖，能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托付给素昧平生的我，是对我的信任，对信任得认真对待。”这就是季羡林，对学问认真，对事认真，对人认真。
据说，季羡林有200多个“职务”、“头衔”。他说：“我说不出来。什么专家、委员、主任，可能有这些吧？有一些，我自己根本不知道。”虽说这些职务有“实”的，也有“虚”的，但是光北大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这两个“实打实”的职务集于他一人之身，就已经是超工作量了。人大常委也不是个闲差，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十天至两周。其他各种学会会长、副会长、理事，虽说是个“挂名”，但开会总是免不了的。每天除了凌晨三四点到七点半这几个小时有保证外，上午和下午，老人的时间多半被名目繁多的会议、各路人等的拜访分割得支离破碎。然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一篇接一篇文章见诸报刊、一本又一本著作问世。他说 ：“北宋欧阳修写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我写文章，则多在会上、飞机上、路上（散步），也可以叫‘三上’吧。”时间于他只能按分钟计算，他只得这样利用时间的“边角余料”。尽管他不乐意参加各种会议，但一旦表示参加，就并不觉得烦，总是高高兴兴地如约而至。
他是个学者，他的主要兴趣是研究学术，但是碍于形势，有的职务很难推辞，便答应下来了。没想到一开了先例，各种职务便接踵而来，最后，用他自己的话说 ：“也只好‘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由它去吧。”
据悉，在作家协会酝酿新领导人人选时，曾有人想提名季羡林作为候选人。季羡林听了连忙谢绝，说：“我是个教书匠，叫我教授，我理直气壮接受，脸不会红；若叫我作家，我会脸红，因为作家是个神圣的称号，假若一定要把我拉进去，我也只是个滥竽充数的‘作家票友’。”先生一生著作等身，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的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称其为作家都不为过，而他却自谦“我会脸红”。
仅就散文这个领域的成就，季羡林就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作家，即使如他自谦是“作家票友”，那也可谓是德艺双馨的一流“票友”了。 他非常反感“学术泰斗”、“一代宗师”、“学贯中西”等这类对他的赞美之词。在《悼沈从文先生》一文中，他说“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人敢于这样解剖自己，面对赞誉能保持清醒，确是难能可贵。
找他写文章、写序、采访、题字的人，每天有好几拨，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他的时间和健康，总是尽可能挡着。季羡林却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有用，我做研究写论文对人有用，跟别人谈话、为别人做事也是对人有用，都是一样的。一日，一位退休老师来找季羡林为他的书写序。工作人员挡驾说季老不在，这位老师只好悻悻离去。不料外边的“交涉”被屋里的季羡林听到了，不由分说，他从阳台来到屋外，向正在离去的老师招呼道：“张老师，我在家，你请来吧。”这位老师十分惊喜，工作人员却陷入尴尬。季老把这位老师请进屋内，爽快答应挤时间为他的书写序。
他的助手和秘书说，跟着季老就像读一部大书，不止是一部关于知识的书，更是一部人格的书。“有一次给他查资料时发现，对于‘佛’这个词的语源，胡适、梁启超、陈垣先生都研究过而没搞清楚，是季老解决的。可是从没听季老说，他也不让张扬。季老说，学术问题，解决了就完了，我能解决只是因为我学过吐火罗文，并不是什么高下问题。”
健康之爱情忠诚说长寿健康的人大多离不开美满幸福的婚姻，可是获得这一切却非轻而易举，有时甚至要割舍很多，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割舍、不会割舍，就不一定会得到，也不一定会珍惜。季羡林的婚姻是幸与不幸，结果能说明一切。
清华大学毕业后，季羡林到哥廷根留学，在那段艰难岁月里，有一件事情曾给他带来过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快乐。
在季羡林住的那条街上，住着一个叫迈耶的德国人，迈耶有个女儿叫伊姆加德，活泼可爱，尚未嫁人。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上下，年轻英俊，待人谦和有礼，正在读博士学位，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季羡林便常去他家做客。
当时，季羡林正在写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样。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伊姆加德表示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几乎天天晚上要到她家去。季羡林的论文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乱，对伊姆加德来说，简直像天书一样，但她非常耐心，两人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渐渐地，两人产生了感情。后来，他们常常一起散步，看电影，买东西，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伊姆加德常常跑到学校去看季羡林，并开始关心他的起居生活，这使季羡林这个很少与女性接触的青年感觉到了生活丰富多彩、充满诗情画意的另一面。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是一个有妻子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他也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他敞开自己的胸怀，让爱情的激流涌泻出来，和伊姆加德由相爱而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则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颗苦果。
1991年，80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10年》时，首次披露了50年前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季羡林写道：“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信。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杳如黄鹤。”
近年来，有人专程到哥廷根寻找伊姆加德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今天的伊姆加德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她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妻子彭德华比季羡林大四岁，包办婚姻，没有所谓的爱情可言，又由于文化差异悬殊，缺少共同语言。不过在季羡林眼中，彭德华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
妻子虽然文化不高，只念过小学，对季羡林搞的这一套学术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也从来没想知道，但是，她对季羡林关怀备至，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使季羡林没有一点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治学中去。季羡林曾经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来说明他家的幸福生活。他写道：“有时候家人朋友团聚，食前杯盘满桌，烹饪都由老祖（婶母）和德华主厨。饭菜上桌，众人狼吞虎咽，她们俩却往往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脸上流露出极为怡悦的表情。”对这样的家庭，一切誉美之词都成了多余。
1994年春，彭德华去世，季羡林陷于悲痛之中。如今，他时常会望着先己而去的妻子的遗照老泪纵横。在《寸草心·我的妻子》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且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
健康之无术为术说有些长寿的人反而对长寿之道不感兴趣，正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从这一特性里，你可以看到他们内心的洒脱，胸怀的宽广和超然物外的态度。其实，“不知而知”、“无术为术”，正是最为可贵的养生之道。
因为德高望重，加之年事已高，每年都有好几拨人向他祝寿，季羡林笑言自己成了“祝寿专业户”。季羡林在晚年时，慢性病虽有一点，然而他自称身躯顽健，十里八里抬腿就到，过去是早晨4点起床，后来是3点起床，每天工作又增加了一个小时。别人问他：你难道就不困乏，不愿意睡觉吗？季羡林笑笑说：“怎么不愿意睡觉，但是一到时候，就好像有根鞭子抽着我，让我非起来不可，起来好干活。”他对自己干活的速度和效率颇有点“沾沾自喜”。
多年来他每日闻鸡而起，日成千言，于书斋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笔底下涌出的是他内在的激情、内在的精神、内在的学养，通过载体又转化为润物的春雨，惠泽人们的心田。年高没有暮气，而洋溢着朝气，这就是生命机能的外观。
在生活中，季羡林倡导“三不主义”，就是不误时、不挑食、不嘀咕。所谓“不误时”，就是惜时如金。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工作，而工作则必须有健康的体魄，健康的体魄则需要体育锻炼。所以进行一定时间的锻炼是必要的，但倘若将大量时间用于锻炼而耽误了工作，便失去了意义。在他看来，只要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故此，季羡林写作之余总要抽空到未名湖畔散步，日常生活也一直坚持自我料理。所谓“不挑食”，就是不偏食。饮食上他从不挑拣，有什么吃什么，绿豆小米粥，是他几十年“一贯制”的佳肴。“不嘀咕”是从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永远保持着平和向上的心态。他说，待人要真诚，不虚假，且能容忍，做到这些就要乐观、达观，凡事想开一些。人的一切要合乎科学规律、顺其自然，不大喜大悲，不多忧虑，最重要的是多做点有益的事。“我一生也有坎坷，甚至遭遇过非人的待遇，若不是思想达观，很难想像我能活到今天。”
季羡林的高寿，在养生之道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授之以人的“秘诀”。他每日粗茶淡饭，谈不上什么营养价值；他从不吃补药，别人送的各式各样的补品，都束之高阁；他更不愿去医院看病、查体，除非不得已，才去医院拿点药。
他说，养生无术就是术。季羡林不想做长生梦，对年老，他采取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他曾这样说：“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20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人过了八十，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写文章决不剽窃抄袭、欺世盗名。等到非走不行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坦然离去，无愧于个人良心，则吾愿足矣。”
季羡林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看书。凌晨三四时，天空还布满繁星，他已伏案读书了。在这个房间看书累了，他就到另一个房间写散文，他把这称为“散步”，交替而行。每天，他头脑中的智慧如泉喷瀑下，从他的笔下泻到纸上。晚上，他也会看一会儿电视新闻，看到假新闻，他会骂；看到哪个地方刮大风或者下大雨受灾了，他会感叹无道无常。再接下来他会看书，对最新出版的书都很关注。晚上9点左右他就要上床睡觉，早睡早起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季羡林也有闲情逸致，诸如养花弄草、与宠物嬉戏，以调适心境。他种养了许多花，仙人球、文竹、君子兰、玫瑰、玉簪等，最喜欢的是君子兰，因为它四季常青，花形美丽，色泽鲜丽，而且也非常高雅，有独立而不改的特行之姿。在他的《季荷》里表达了对荷高洁、清雅的赞美，而《老猫》里则描述了他与挚友虎子和咪咪（自己养的猫）的一往深情。大约在1978年，季羡林开始养猫，1981年，他又要了一只雪白长毛的波斯猫，名为咪咪。季羡林同两只猫都有深厚的感情，每天晚上，两只猫抢着到他床上去睡觉。到了冬天，他在棉被上面特别铺上一块布，供它们躺卧。
咪咪八九岁时，得了重病，常常到处小便，最让人心烦的是，它偏偏看上了季羡林桌子上的稿纸。跳上去，屁股往下一蹲，一泡猫尿流在上面，季羡林心里真急，但是他谨遵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后来，咪咪随意拉屎撒尿的范围扩大了，季羡林便以耄耋之躯，“匍匐”在床下桌下清扫，钻出来之后，往往得喘上半天粗气。
终于有一天，病重的咪咪永远地离去了。如今他家中仍养着一对猫，老伴、女儿去世之后，在他精神最苦闷的时候，这对小动物给了他极大的安慰。猫或上下跳跃，或跟前随后，或左右逢迎，或舔舌踯足，更有着心灵的对话，皆予先生无穷乐趣。每当有摄影师为季羡林拍照时，他总会将这对特殊的“小伙伴”放在自己的手臂间，每次猫儿都会与老人有几张很上镜的合影。
说到长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的看法也许能道出个中秘密 ：“仁者寿。季老为人平易自然，淡泊、豁达、有爱心。他的长寿是内修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