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上将，1913年2月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解放后，出任过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当选过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洪学智身材伟岸，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既不失武将的威严，又颇具儒将的风采。 当你有机会静静地坐在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将军身边时，你会感受到晚年洪学智魅力依然。的确，那坎坎坷坷的人生，那轰轰烈烈的事业，那浓浓淡淡的苦乐，那甜甜美美的情思，如梦，如烟，如云，浸润着无声的爱，从将军的记忆深处中飘逸出来。
吃大户“混个嘴”的孤儿“举起了右手”位于大别山北麓的安徽金寨县（原河南商城），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从这里走出了共和国将军59名，“百战将星”洪学智便出生在这里的一个贫民家庭。旧中国，军阀割据，连年混战，遇上旱灾、水灾或瘟疫流行，灾民到处逃荒要饭。“那时候，谁管老百姓的死活呢？”洪学智愤愤地说。 他三岁那年，母亲去世，是父亲和姐姐把他带大。洪学智回忆说：“我家里很贫穷，租人家大小四间草房居住，只有两亩贫瘠的山坡地。但是父亲心灵手巧，靠裱糊字画，烧制木炭，编织手工艺品，以及开一个小杂货铺，勉强养家糊口。”但省吃俭用的父亲，想了多种办法送洪学智读书上学。
10岁那年，洪学智上学时，《三字经》、《百家姓》、四书和国文是当时的必修课。自然，不明其所以的洪学智照样在老师的指导下死记硬背，居然也学会了不少字，有些段落还能倒背如流。小学快毕业那年，父亲因为长年劳累过度而病倒，不多久便撒手西去。失去了生活依靠，于是洪学智失学了。不久，余海若、刘伯力这两位当地的共产党员为掩护共产党活动，在刘氏祠堂办了一所小学。校长余海若见洪学智父母双亡，孤苦伶仃，便让他到学校半工半读。 余、刘经常在校秘密召集农运积极分子开会，每逢开会，就叫洪学智在校大门口放哨。有时候，他们还派洪学智秘密送信。一天晚上，他们送给洪学智一本油印的《共产党宣言》，洪学智说：“这是我最早接受到的进步思想，知道马克思的思想是为我们穷人的。这期间，他们向我传授知识，讲授革命道理，要求严格，生活、读书都非常照顾我。”
当年暑假后，由于经费短缺，学校办不下去，失学的洪学智被介绍到一个远房亲戚家做短工，也只是混了个嘴。 这时，地方农民武装尤为活跃。一个冬夜，突然有人找到洪学智住的草棚里，问：“你愿不愿参加我们的联庄队，也就是‘穷人会’？”经过一番解释，洪学智了解到这个组织公开的性质是防匪防盗，实际上“专门吃大户，帮穷人找出路”。 1929年5月6日晚，洪学智等联庄队成员揭竿而起，举行暴动，连续攻破几家地主大院，开仓放粮。同时，秘密打入民团的地下党人鸣枪起义，这就是继鄂豫皖地区黄麻起义之后的又一重大行动——商南起义。 起义成功后，洪学智报名参加了商城游击队。
1929年农历五月的一天晚上，洪学智等三四个人围在一盏小油灯前，坐在一张破旧的桌子周围，举起右手宣誓：“坚决革命，服从领导，行军不掉队，打仗不怕死，遵守纪律，不泄露秘密，永不叛党。”今天，洪学智还记忆犹新当时的情景：“宣誓结束后，党代表握住我的手郑重地说：‘从今天开始，你是共产党员，不再是普通群众了；过去是别人领导你，现在你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领导别人了。’”
活着，就是为了战斗不久，洪学智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当班长、当小队长，管打仗，作宣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的想法很简单：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了，只要没被打死，就继续与敌人拼命！” 苏家埠战役，第一仗重机枪连连长冲锋时牺牲，第二仗第二任连长冲锋时又牺牲。于是，洪学智在火线中被任命为机枪连连长。战役结束的前一天，他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在一个小坟头前，洪学智还没来得及卧倒，只听“叭”地一声，敌人一枪打在了他的肺叶上，他应声倒下，鲜血从左胸部位汩汩地冒，他从山坡上滚了下来…… 于是，洪学智被抬下来住进红军医院。在出院后躺在担架上找部队时，正好路过家乡。
快到家门口时，他怕亲人为他担心，就从担架上下来勉强步行。他的大爷、大娘正在场上打豌豆，一见到洪学智两眼直发愣，好半天才问：“你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莫非是你的……”乡亲们挤满一院子。洪学智出院时领了两块钱，用一块钱买了盐，趁这时分给了大家，另一块钱给了已经出嫁的姐姐。 家人劝他不要再走了，但洪学智归心似箭。他借口去山上姐姐家，就顺着山崖上的羊肠小道找部队去了。 到部队后，洪学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作为红军，反对派一天不消灭干净，我就一天不能回家。” 长征途中，洪学智又参加了枣阳、两河口、子午镇等血战。然后，在秦岭山脉中攀岩涉水，兼程急进，历尽千难万险，进入四川通南巴，他参加了粉碎“川陕会剿”、“六路围攻”以及三家坝、空山坝、旺苍坝、丹巴、天全等等无数次战斗。在黑水芦花，洪学智作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负责迎接彭德怀三军团以及给中央纵队弄粮草、安置一方面军的伤病员，重任在肩，夜以继日地劳累让他病倒了，伤寒病，昏迷不醒。他的警卫员见首长性命可能难保，自己也不想活了，便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秘书长也因为高山缺氧骤然死亡。也许是该他大难不死，一位70多岁的老中医又救活了他。
革命烈火考验爱情忠贞1936年5月30日，红四方面军在一块草地上召开全军运动会，洪学智作为军政治部主任，和军长王宏坤、参谋长陈伯钧等坐在主席台上。 体育比赛结束后，又表演文娱节目，大会宣布由供给部和卫生部的两个女兵班给大家唱歌。这时，张文（原名张熙泽）带着供给部一班的女兵走到主席台上，唱了一支《打骑兵》和《捉活牛歌》。张文起音，女兵班嗓音清脆、甜美、悠扬，此起彼落的美妙歌声，引得台下男战士们呱呱呱地拍巴掌。齐刷刷的掌声，粗旷宏亮的叫好声，像陡然涌起的巨浪，整个现场沸腾了。
洪学智至今还记得，“唱完后，她们羞得不行，低着头跑回队伍中去”。 这天夜晚，已经33岁的洪学智失眠了，他的脑海里始终有张文的歌声在打转，始终有她的身影在闪动。他发觉，自己爱上了张文。洪学智清楚：张文出身很苦，10岁就给地主当佣人；红军解放她的家乡四川通江时，她与哥哥一起参加了红军。一想到“爱”这个字眼，洪学智想：自己是三十好几的人啦，人家还是黄花闺女，会同意吗？倒不如先托个人探探姑娘的口气，人家不同意的话，也算了结自己一份心思。 于是，洪学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供给部的谢政委。谢政委是个热心肠，在他的“撮合”下，张文与洪学智喜结良缘。
结婚刚一个月，洪学智便到“红大”（“抗大”前身）学习，一别就是三年，且杳无音信。“是在延安，还是上了前线？”张文日思夜想，明显消瘦下来。“要是他还在，怎么不来找你呢？别等他了，再找一个吧。”女友们纷纷为张文出谋献策。但是张文执拗着要等下去。
一年初夏，张文来到“抗大”学习。一天，她正在窑洞里看书，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她。张文推开窗一看，见洪学智正站在坡下向她微笑。后来她才知道，洪学智是受到“张国焘路线”牵连而“失踪”的。
此后，行军打仗，枪林弹雨，恩爱夫妻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穿过一道道山岗，渡过一道道河流，闯过一道道封锁线，洪学智夫妇在抗日烽火的枪林弹雨中不仅经受了生命和人格的考验，也锤炼了坚贞的爱情。在晚年，他们依然相伴如初。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本色依然晚年的洪学智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生涯时，心潮怎么也不能平静。“我十几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川陕到参加长征，从坚持敌后抗日斗争到从东北会师南下的解放战争，后又奉命参与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在20多年的战斗岁月里，哪一天不是在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哪一天不是面对着生与死的抉择……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战争，不正是为了要换来今天的和平吗！” 然而，和平年代，政治斗争依然尖锐复杂。对洪学智来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考验着他。正所谓“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洪学智受到“彭德怀问题”牵连被下放到吉林省。
在下放期间，有一次，一个同志告诉洪学智，说毛泽东问韩先楚：“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毛泽东托韩先楚转告洪学智：“庐山会议，他是个认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后来，韩先楚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了洪学智，这使洪学智激动不已。他对韩先楚等同志说：“请你们转告毛主席，我现在在吉林工作很好，学了很多东西。” “文革”后他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三反分子”等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的头上。他被下放到一个名叫金宝屯的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我被安排在加工连，喂猪、喂鸡、磨豆腐、磨面粉等等，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得干。那时，我已接近60了，可我身体好，个头大，一二百斤的粮食袋子我还能扛得动。”
天长日久，洪学智在农场广大职工心目中树立起很高的威望。有几次下工后，洪学智总会发现家门口放着一堆新鲜蘑菇，很是纳闷。终于有一天，他在家休息，才看到送蘑菇的人是农场里的一个哑巴。原来，那个哑巴经常一边放马一边采摘野生蘑菇，然后悄悄地给洪学智送去。这种人间真情，令洪学智十分感动。 当时曾有人问他：“从总后勤部部长降到一个省的厅长，你不觉得亏吗？”洪学智回答：“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官，有利于革命的工作我就干。被降职使用我也不懊恼，能为党和人民继续做事情，也就别无所求了。”
豪迈、幽默、淡泊的耄耋将军新华社记者郭殿成曾说，洪学智将军无嗜好，不打牌，不下棋，不跳舞，亦不喝酒，不喜看戏，惟以工作为爱好。因不胜酒，洪学智每逢酒宴便为好酒者“进攻”对象。每遇难应酬之宴席，他自备手巾一条，饮酒时假以毛巾擦嘴，将“进口之物”快捷吐出，因而“酒量”大增。 他性和蔼，胸宽广，有海纳百川之气度，谈吐也不失风趣幽默。
1987年12月，军委办公厅举行团拜会，新上任的军委领导同志与大家见面，同贺新年。曾经多次起落而复出的洪学智，迈步登台，不由自言自语：“这上台就要想到下台哟！”声音洪亮，台下笑声满堂。 这位历尽沧桑的将军豪迈而幽默，看性情确实不像一位高龄老人。他每天看书看报看材料，居然不用戴眼镜，走起路来，甩手抬腿，一米八的身板直挺挺的，军人雄风不减当年。 2003年2月，洪学智90大寿。当时，为了避开大家祝寿和探望，洪学智夫妇去了南方。不料，正赶上“非典”疫情爆发。他在深圳时，尽管听外边盛传疫情之肆虐，但处事不惊的洪学智还是坚持行程，住了下来，并相信党和政府能领导人民战胜这场灾难。生日之际，他没有惊动他人，只是自己的后辈们自费到深圳团聚。
尽管已退下领导岗位，他还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学习，每天收看电视新闻，关注国家的建设和军队的发展。到了晚年，像当年关爱战士一样，洪学智不忘把炽热的情感投入到对祖国年轻一代的培养和教育上。
一次，他看到《光明日报》刊载首批高校收费生情况一文中，特别提到北京大学一位来自革命老区的贫困学生学习刻苦，但生活的困难给学习带来不便。事情牵动了将军的心，他找来夫人张文，商量全家如何捐助贫困学生。洪学智夫妇感慨道，革命军队的发展始终没离开过群众的支持，当年我们都在老区打过仗，对老区的人民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如今老区的孩子能考上北京大学不容易，我们就是节省点，也要为他们做些事情。 于是，洪学智夫妇和子女中的六人通过北京大学有关部门，一帮一地捐助八名来自湖北红安、山东沂蒙、四川、广西等老区品学兼优的学生。每逢节日来临，洪学智全家还给孩子们送粽子、送月饼；二女儿为学生买手表、收音机，还让孩子到家中学电脑，到家里吃饭；小女儿照顾着八名学生中惟一的女孩，经常给她买衣服；儿媳为所捐助的学生又是买毛巾被，又是送饭，关心程度不亚于自己的孩子……老将军这样吐露内心的朴实情愫：“我们力所能及做点实事，尽一份责任，关键的是通过对这些孩子的关心，激励他们成才，多做贡献。”
多年来，洪学智的生活一直很简朴，一身衣服、一双素面布鞋一穿就是几年，一日三餐也是简单普通，从不浪费。夫人张文还自己纳鞋底，做布鞋。他们身体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