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yuanshi Jidujiao
[外文]：primitive Christianity
产生初期处于原始状态的基督教。约出现于 1世纪20～30年代。与后期基督教相比，具有4个特征：
（1）成员和骨干大都出自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弱小民族犹太（聚居今巴勒斯坦）以及散居地中海沿岸各地的犹太人下层群众；
（2）虽已开始萌发世界化倾向，但仍保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3）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神学、定型化的礼仪和体制化的组织，宗教形式大体上还与当时犹太教内一些非正统的下层派别相近；
（4）具有强烈的反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倾向。
历史背景
古代西亚小国犹大，多次遭受邻近大国的征服与蹂躏。在公元前后的二三百年间，先后被叙利亚塞琉古王朝和罗马帝国并吞。犹太人民曾不断发动起义，进行反抗；虽曾建立马加比王朝而取得约100年（公元前167～前63）的短暂独立，但终未获得完全的解放。
在这期间，犹太教内陆续出现一些派别，分别提出不同的政治纲领。上层派别主要有：
（1）罗马帝国扶植的附庸王朝希律家族一派组成的希律党，主张靠依附罗马来求得“复兴”；
（2）犹太教祭师集团和部分贵族、富商组成的撒都该派，满足于同罗马征服者合作而求得犹太教的相对自主权；
（3）以上层反对派姿态出现，并以坚守犹太教传统相号召的法利赛派，在一定程度上赞成改良，有些成员还参加过反对征服者的群众斗争，但就整个派别来说，则动摇性和两面性都很大。下层派别有：
（1）坚决主张对征服者进行武装抵抗的奋锐党(一译吉拉德派)；
（2）奋锐党中的激进派──西卡里派(意译短刀党)，是多次起义的中坚力量；
（3）由城市自由民中的手工业者、零星短工、农村和山区的小农所组成的半秘密社团艾赛尼派。他们常聚居一起，并将各人日常劳动所得交集体所有而过共同生活。他们认为世人皆为弟兄姐妹，严厉谴责以他人为奴；注重虔诚、勤俭、和善、信实；对罗马征服者和被他们视作“教权窃据者”的祭司集团深怀不满。公元前 1世纪60年代曾遭当局迫害。不少成员曾参加公元66年奋锐党发动的反罗马起义。这些派别的主张和表现，分别从各方面影响了原始基督教的生成和发展。
这期间民间还普遍流行弥赛亚思潮，即热切企盼率领人们复兴犹太民族的弥赛亚（希伯来文m╣shiah，希腊文作christos，即基督，原意为受膏者，指由上帝差遣并敷以圣膏油而立为先知、祭司或君王者）的来临。与此相应出现了一些启示文学著作，内容为假托古代先知所讲述的“预言”，以传达“上帝的启示”。启示文学著作多论及世界的终极，描绘末日临近时善恶两种势力的激烈斗争，影射当道的恶势力终将被公义的上帝所摧毁，弥赛亚即将来临以实现上帝在人间的直接统治；一切冤屈得伸，从此永享太平。这一美好景象被称为“千禧年”（一译千年王国）。同时，在知识阶层中还流传一种智慧文学著作，体裁多为格言、劝勉词、哲理寓言、讽喻诗等，有的斥责凭借财富、权势欺压弱小；有的劝人安分守己、忍耐容让；有的则着眼论述恶人饱享富贵荣华，善人多受苦难的矛盾现象；然后指称最终必有上帝的公义审判。当时的这些思潮和思想方式，对原始基督教具有明显的影响。
斗争与迫害
罗马史籍的记述在罗马正史中最早有关基督教的记载见于曾任皇帝哈德良私人秘书的苏东尼乌所著《罗马十二帝传略》。书中记述说：克劳迪乌一世曾驱逐犹太人出罗马城，因为他们在基督的鼓动下经常制造动乱。稍后，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在其《编年史》中记述了克劳迪乌一世的继位皇帝尼禄借罗马城大火为由，残酷迫害基督徒的情况，称当时被大批处决的基督徒并未定以纵火罪，却是“憎恶和仇恨人类之罪”，并说基督是在提庇留在朝期间（公元14～37），由总督本丢·彼拉多处以极刑。与上述两人同时代的小普林尼于112 年任罗马驻小亚细亚庇推尼总督时曾给皇帝图拉真写信，请示如何处置基督徒。信中反映出面对残酷迫害，基督教仍在不断发展的情况。
以上文献表明，原始基督教是在1世纪20～30年代提庇留当政时期开始出现于巴勒斯坦犹太人中的，其领袖被信徒们尊为基督，并被彼拉多处死，但运动并未因此而被扑灭。到克劳迪乌和尼禄先后当政的 1世纪40年代初到60年代末，运动在帝国首都罗马城的发展，已经引起统治者的严重不安。从这时起，帝国便开始对基督徒进行迫害。但是，直到图拉真当政的1世纪末至2世纪初，统治者因这个新兴教派的发展而引起的惊恐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日益加剧。
基督教古代经籍的记述原始基督教产生于下层群众，故当时无成文资料留存。直到1世纪末至2世纪上半叶，才陆续出现一些书面的记述。这类记述经过多次传抄、增删和编选，到4世纪前后，尤其在基督教国教化后，正统教会所承认的《新约》各卷才最后定型。根据大量史料，多数意见都认为《新约》各卷在成书之前，大都流传有一些口传资料或片断笔录、杂记之类的早期素材。故在各卷成书后，即使全文的主题思想已有变化，但仍有一些早期素材的内容在文中被留存下来。另一方面，在正典之外，还有不少后来被正统教会承认为教父著作的早期资料，从1～2世纪以来就开始出现，也经历代的辗转传抄而流传下来。此外，当时还曾有各种后来被正统教会斥为异端的各派所传经籍，虽多被禁止流传而销毁，但在一些早期教父的著作中，为对它们进行批驳而引证了其中一些片断；另外，从中世纪后期起，尤其是近世以来，从一些古老隐修院和图书馆以及考古发掘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这类著作的抄卷。上述各种历史文献，为对原始基督教运动的考证，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各方资料都肯定：这一运动的倡导人名叫耶稣。新约说他出身于木匠家庭。早期教父、殉教者查斯丁还说耶稣本人也曾做木匠。福音书对耶稣所招的十二使徒，明确提及社会身份的就有四人为渔夫，还有一人是奋锐党成员。《哥林多前书》中亦称在蒙召的人中，“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却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后半句原文的直译含意是“以及那什么也不是的，以摧毁那自以为是点什么的”）。关于耶稣的家庭出身和生死时间，所招门徒的情况（包括姓名）等，在许多次经和伪经以及早期教父著作中，说法都与新约正典大体一致。
福音书中还留存了一些有关运动初期的目标和愿望的资料，即为了实现“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还留存一些反对消极等待，要求积极奋斗的言词。《马太福音》记述耶稣对门徒们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努力”在原文中为“凭暴力”。还记述说，耶稣在差派使徒出去宣传天国的道理时嘱咐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前面。”结尾时更进而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类充满革命激情的言词，同基督教成为官方宗教后所强调的内容绝然不同，很可能是出于原始基督教中的某些口传材料或零星成文的片断。
对于犹太教内各派别，福音书中大量反映了耶稣严厉抨击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尤其着重揭露前者言行不一的两面派面目；指出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却“假意作很长的祷告”，假意为那些死于他们先辈刀下的先知们修造坟墓，却对当前的志士仁人进行迫害。至于受罗马帝国扶植的附庸王侯希律及其爪牙希律党人，则视为卑鄙无耻之徒。《路加福音》说到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时，有法利赛人要他离开，并说希律要杀他，耶稣回答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 《路加福音》还把希律党人称作“奸细装作好人”。关于下层各派，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在提到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奋锐党人西门”时对之毫无贬意，并从未对此派有过任何批评之论。新约中没有提及艾赛尼派。但考证表明，原始基督教的各项特征正是同艾赛尼人最为相近，如原始基督教也同样强调人与人的平等，也实行“凡物公用”。不少学者认为，原始基督教可能正是艾赛尼派的一支，至少同艾赛尼派具有一定关系。基督教经籍之所以对这个在当时如此重要的派别全然不提，可能正是由于他们同这个被追查的半秘密组织关系特殊的缘故。
神学观念
基督教教义的一些基本范畴都是从原始基督教萌发而来。但这些范畴的原始涵义，多与后来的神学观念很不相同。这是由于原始基督教的社会处境和社会抱负，同后世基督教极其不同。举其要者计有：
弥赛亚观念公元前6世纪开始，犹太教中即流行关于复国领袖弥赛亚(基督)来临的企盼。在公元前 2世纪中期马加比起义期间，盼望弥赛亚的激情一度重新高涨。当罗马帝国形成威胁并将巴勒斯坦并吞后，这一激情又再次兴起。民族和社会危机加深了犹太教内各阶层各派的分化，下层派别对弥赛亚的盼望更加迫切。但当时的弥赛亚观念，尚未神化；还只是囿于传统犹太教的范畴，指受上帝差派，并被赋予伟大能力和忠诚、坚贞者。死海古卷中，提到两个暴虐的大祭司，一个杀害了艾赛尼派的领袖──“上帝所拣选的正义师傅”，另一个在著文之时“仍在大祭司任内”。该文还预言：来自西方的异族人将入侵耶路撒冷，届时“正义师傅”将重来率领忠信者起而复仇。有专家认为，文中的两大祭司是指在公元前1世纪 60年代对艾赛尼人发动大迫害的阿里斯多布鲁二世和许尔坎努二世。西方异族人则明显影射罗马人。文中的弥赛亚式人物“正义师傅”，虽然在上帝帮助下复活而“二次来临人世”，但只是“师傅”而非“救主”，是带领信众一齐奋战的伟大人物，而非凭超人异能来救人的神君。关于弥赛亚的复活和再临人世（以及一切圣徒复活）的观念，原非传统犹太教所有；但在公元前一二百年间，已开始在法利赛派和一些次经中流传。原始基督教的基督观与此基本相同，而不同于后世基督教。
（1）尚未出现基督的神性观念。《启示录》在《新约》中保存原始基督教本来面貌的资料最多，出现甚早，亦较早被一些地区的基督徒承认为正典经卷，但却拖延很久才被正统派教会承认。其所用希腊文甚为粗陋，且多有语法错误，常以犹太语言结构来写希腊文句，显然作者出自文化水平较低的犹太下层群众。全文充满强烈的反罗马情绪，以统治世界之“怪兽”隐喻罗马皇帝。书中的基督观念，显然尚未发展到神性的高度。书中无一处将基督与上帝视如一体，而是说他以己身被杀、牺牲流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引领千千万万众人来归依上帝，并最后同他一起“在地上执掌王权”，因而“配得权柄”和“荣耀”、“颂赞”。至于“敬拜”，全书都只指对上帝而言。在写圣徒们战胜敌人而最后聚集欢庆时，还说他们唱“摩西的歌和羔羊（指耶稣）的歌”来敬拜上帝。这里仍同传统犹太教一样，把犹太民族和犹太教历代的所有英雄和领袖都尊作弥赛亚，而把耶稣排列在以上帝派去的第一位民族英雄摩西为总代表的行列之中。
（2）尚未出现基督的“救主”观念。同传统犹太教一样，《启示录》中的弥赛亚还只是带领信众一同奋斗的一位统帅，而非后世基督教所称的“救主”。基督救世是《新约》中的最基本的观念，与“救”字有关的语词诸如救、救赎、救拔、拯救等等共出现 119次之多，但在《启示录》中这类用语绝少见到，仅有三次提到“救恩”，也全是说“上帝的救恩”，只有一句为：“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与羔羊。”书中不是要信徒们伏首就戮以静候弥赛亚来拯救，而是继续同敌人战斗，只因时机尚未成熟而“任凭他（指敌人）与圣徒争战”，并鼓励众人耐心坚持。因为最终局面必是“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耐心和信心就是在此”。描写最后胜利时称:“他们(指敌人)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可见无论何时，都不是由基督独自去打击敌人，而是信众们随同基督一齐作战，一同取得胜利。
千禧年关于弥赛亚于世界末日摧毁罪恶世界重建幸福的“新天新地”之说，在《以赛亚书》中早已有之。公元前后100～200年间，这一思想在不少启示书如《以诺书》、《摩西升天记》、《西卜林神谕集》中重被大加发挥。1世纪初的《以诺秘闻录》，提出罪恶世界之末日最后来到前，将有由上帝直接治理的千年太平盛世。这类书卷大都以隐喻形式反对罗马，如《摩西升天记》中称，届时被奴役的犹太人将能“脚踩鹰隼的颈项”(鹰隼是罗马的象征)。《启示录》中对末日景象的描绘，常取材于这类启示书，也有取自《旧约》先知书。然而，《启示录》也反映出原始基督教自己的独特观点：
（1）对魔鬼作最后挣扎的预计。过去的启示书一般皆称旧掌权者被摧毁、弥赛亚带领大家夺得权力而创建新天新地便永远太平。《启示录》则称，建立了上帝直接治理的千禧年国度满期后，已被囚禁于“无底坑”的魔鬼还将再度出来危害人群于一时，直到“最后审判”完成后，才出现永久性的新天新地。
（2）新天新地在地上实现。许多启示书都说，新天新地是在天上，上帝的忠诚信徒最后将由基督接到天上去。《启示录》则称，在最后审判后，新天新地便“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
（3）新天新地的世界性。在启示文学出现前，最早提出新天新地概念的《以赛亚书》，只是体现了弱小民族对摆脱奴役的憧憬，充满着浓厚的民族色彩。书中称犹太人在取得胜利后，将奴役过去的奴役者作为报复:“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作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当新天新地实现时，仍只限于犹大一国。《启示录》所描绘的新天新地则不只是指犹大一国的新生，而是整个世界最终实现大同。所称进入此境的除犹太民族的十二个部族外，还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这种世界化倾向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出现了世界化的敌人。原始基督教所处的历史环境同先知时代大不相同。当时犹太虽已屡遭异族欺凌，但间或还有过短暂中兴，至少在人们的设想中，复国的可能性还有存在的余地。但在公元前3～前2世纪间，尤其在马加比王朝被灭后，数次人民起义又屡遭惨败，而随着世界性大帝国罗马的兴起，个别弱小民族独自偏安的局面已经极难再现。产生于这种历史背景中的原始基督教，所憧憬的乃是一个全面解除整个物质世界之忧患的新天新地；不但恶势力受到抑制，而且最终除灭一切罪恶的根源，即魔鬼，甚至连“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故这一理想的根本实质，不是社会性的，而是宗教性的。
（4）对摆脱劳动的渴望。《启示录》同《以赛亚书》关于自食劳力所得的理想不同，而是希望不必再从事生产劳动。书中非但全然未提生产劳动，还描述基督的启示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在一些较晚出的伪经中也有类似说法，可见当时在犹太教下层群众中已有类似思潮流传。这一思潮的出现除历史因素外，社会因素也起着显著作用。当时的罗马帝国，奴隶主们穷奢极欲，而生产劳动却已成为极度沉重和痛苦的负荷，并受到自由民社会的普遍鄙视。一个自由民如果沧落到必须靠支付劳力为生的地步，便是重大的耻辱。因此，来自社会下层，濒临沦为奴隶的原始基督教徒们，所向往的美好天地，必然首先须能摆脱劳动的重负和羞辱。
善恶观念
原始基督教没有系统化的伦理理论，但对种种社会现象，却有强烈的爱憎感情，并通过宗教形式表现出来。其重点不是一般的品行细节，而是集中在对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不同态度上。
《启示录》中的记述书的开篇三章即记述了写给小亚细亚七城市教会的信。这些信件集中体现了原始基督教爱憎标准的特点。各封信虽因各地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基本点却几乎全都集中在三项共同原则上:一是肯定对自己人的“爱心”而谴责分裂。二是坚决反对教内的异端分子。信中共列举了“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尼哥拉一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的、“服从了巴兰的教训”的、随从“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的和述说“撒但深奥之理的”各种人。几种异端的突出罪过是“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按犹太教的习惯用语，二者都是指背叛犹太教而随从外邦异教。祭偶像之物乃泛指猪肉，并非专指实际上已给异教神灵作过祭品的食物。“行奸淫的事”除指男女淫乱外，亦常指对上帝不忠而参与敬拜异教神灵。因当时某些宗教在拜神时夹有“神秘交媾”的仪节，犹太教往往据此而把参与任何异教活动，皆斥为“行奸淫”。至于“撒但深奥之理”，不少学者认为，系指当时开始出现的基督教诺斯替派的主张，这种主张把现实的斗争化成了抽象的神秘哲理。假使徒、假犹太人等，则可能指某些抱折衷态度者。他们虽然也反对参加异教活动，但认为同异族人作非宗教交往时，不必死守犹太教的某些习俗，如可以同异族人共餐而食猪肉等。有人推测，可能这是指当时已经出现的，后被称作保罗派的主张而言。在最后一封给老底嘉教会的信中所批评的：“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可能也是针对这种抱折衷态度者而发；同时还指责这类人因此“富足”、“发了财”。与此相反，受到称赞的士每拿教会却因坚持原则而受残酷迫害，遭受了苦难和贫穷。三是对敌人必须坚定不屈，即使因此而遭残酷迫害，也绝不可动摇。当时罗马帝国和屈从帝国的犹太教当局，对坚定的基督徒一直采取歧视态度，从1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即从尼禄到号称“第二尼禄”的多米提安在位期间(《启示录》正写成于这期间)，还在发动迫害并步步升级，对坚决不肯叛教者可以处以火刑、钉十字架或投喂猛兽，愿意公开表示不再信基督教并向罗马神灵敬香（后发展到向皇帝塑像跪拜），便可立刻获赦。这一做法使不少信徒发生动摇，对当时的教会形成重大威胁。上述七封信对叛教者进行了严厉谴责，对动摇者尽情勉励，力劝他们宁可暂时受苦以至牺牲，也要坚信最后必得胜利，对殉教者则极为称道。
《雅各书》中的记述《新约》中的《雅各书》同《启示录》一样，很早便在一些地方教会中诵读，很久以后才被正统派教会普遍承认为正典。传说作者是耶稣的弟兄，耶路撒冷教会的领导人；虽无从证实，但不少专家认为它可能是《新约》中成书最早的一卷。开篇对收件人的称呼，既非某处教会，也不是某处的基督教圣徒，而是犹太“十二个支派之人”，对信徒们聚会的场所也以犹太教的“会堂”称之。这表明，当时的基督教还处于尚未同犹太教明确分离的阶段。文章以优美的希腊文写成，体裁属智慧文学，但其是非善恶观念却比犹太教传统的智慧书鲜明得多，且同《启示录》一样，也是将重点集中于对压迫和被压迫者的不同态度上。对于异族的迫害，书中说得很含蓄，仅称其为“试炼”和“试验”。而在谈到为富不仁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时，作者显得义愤填膺:“嗐！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在原始基督教尚无自己的教堂而在犹太教会堂中举行聚会时，也会有些富有者进入会堂，这使一些人产生嫌贫爱富的倾向。对此，《雅各书》作者劝告他们说:“上帝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么？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么？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么？”《雅各书》十分反对当时开始出现的，化实际行动为抽象哲理的倾向。作者认为，单靠“信心”却无积极的行动是不能救人的。他写道:“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么？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作者并非否定信心的必要，但认为信心是与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行为才得成全。
向后世基督教转变
1世纪末至2世纪上半叶，由于当局的残酷迫害和巴尔·科赫巴起义的失败，斗争形势转入低潮。这时原始基督教的初期成员已陆续老迈或死去，他们对基督迅速再临的热切盼望，亦已幻灭。在这种形势下，一些骨干成员开始考虑如何争取长期存在。这是原始基督教性质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争取社会同情这时期的教会，开始尽多地争取社会同情。在严重迫害中，教会通过社会关系争取了部分上层人物参加教会。早期教父之一的罗马的克雷芒原为皇族弗拉维·克雷芒的释奴，后任罗马教会文书，又升为主教。后弗拉维·克雷芒全家加入基督教，被多米提安帝杀害，妻子被流放。使徒教父著作《赫马牧人书》（约成书于1世纪末至2世纪中期）的作者赫马，出身亦为释奴。书中把耶稣描述为由上帝拣选，为上帝传达新律法的使者，而没有说他是神；称耶稣“承受了大量苦劳和工作”，“表现大胆而勇敢”。拒绝接受其教导者无可救药；接受者中殉教者位居最高，次为遵守主命的一般信徒；再次为亏负于主而有罪者，但认为其中只要悔改即可挽救；甚至传讲“异端教训”者，作者仅称他们为“假充有才学的”，而不认为其罪不可赦。得救最少希望者是财主，只有叛徒才不可宽恕。这种较宽容的态度表明，这时原始教会的一些领导人，虽仍对背叛者坚持严峻态度；对被迫动摇者则竭力争取他们悔改自新，而不再取断然清除的做法。另一使徒教父著作《十二使徒遗训》（约写于1～2世纪间）还考虑要尽量少作不必要的牺牲。书中教导信徒切勿背叛根本信仰，最好能够做到坚决殉教；但只要没有放弃原则而去随从异族神灵，也可灵活对待。书中也提到了福音书中作为耶稣的话而记述的“有人夺你的外衣，就把里衣也给他”之语。但没有说这是耶稣的话，并且补加说：“有人取你的东西不必追还，因为事实上你是讨不回来的。”这里的提法同福音书的提法很不同。即不是把这种做法作为应该持守的美德，而是作为不得已的策略。如此文在福音书之先，则表明这一原始基督教原则，并非主张逆来顺受，如果后于福音书，更表明作者是有意告诉信徒，这样做只是为了应付恶人，以免无谓的牺牲。关于仪式，本书对行洗礼的方式，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变通做法，提到圣餐礼时，根本未提为了纪念耶稣的受死流血，而是为了表明从四面八方而来的信徒“团结成为一个”。
神学上出现分歧这时期，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年轻信徒中出现了一些新说法。有人认为耶稣不是一个现实的人，他被钉十字架时只是一个幻影，神性的真体已飞升天庭。这类观念的出现可能是由于缺乏在现实斗争中对集体力量的切身体验，而觉得所信从的弥赛亚如果只是个常人，便无法鼓舞人们的必胜信念。坚持原始教义的老一代人则认为，这一说法对斗争十分有害，它可能使人们自认无法效法基督而气馁。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信徒不承认复活的教义。前者可能是幻影派的议论，后者可能出自甚督教诺斯替派。针对这些说法，使徒教父安提阿的依纳爵在被判处投喂猛兽而解往罗马的途中所写《致特拉利亚教会书》中，重申耶稣是一个现实之人及其复活的教义，并且说，坚决效法基督榜样的信徒也将复活。他特别指责幻影派和否定复活者说：“若耶稣是形式的，我又何必被囚，何必与猛兽搏斗呢？如果他们讲得对，我岂不是徒然送死吗？”原始基督教起初甚不赞成多作神学争论而重视现实斗争，但为确保现实的殉教精神，这时不得不开始议论神学问题，以致开启了后世对基督论问题的长期论辩（如论证基督的“神人二性”等）。
内部的变化自2世纪下半叶起，一方面基督教派别分化加剧，另一方面较激进的派别日益丧失存在的条件而濒于消失；竭力争取合法而有所发展的各派则日益神学化，其进行社会斗争的热情日益减弱。3世纪以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基督教诺斯替派这时比过去更加哲理化。1945年以来，发现于埃及纳格·哈马迪的该派古卷表明，该派保存了某些原始基督教的信仰，并更为极端化。例如认为整个现存世界非但充满了罪恶，且根本不是上帝，而是一位低于上帝的造物大匠所造。古卷中的《论辩者多马》甚至认为耶稣基督只能“指教”人们而不是“拯救”人们。但是，该派并非主张人们跟随基督进行现实斗争，而是各自寻求神秘的“真知”（希腊文gnosis，原意非指理性的“懂得”，乃指感性的“认得”）。
3世纪的护教士们虽竭力为基督教辩护，但不象初期护教士们那样采取据理申辩的态度，而多寄希望于统治者更改政策，变歧视为扶植。拉丁教父的开创人德尔图良在为呈交帝国驻北非总督而作的《护教篇》中写道：“对你来说，我们的上帝比你们的神灵更为有效。……我们基督徒赤足举手为所有皇帝祈求长寿，使帝国安定，军队勇猛，元老院忠诚，百姓讲道德，全世界得安宁。”德尔图良和希腊教父奥利金都运用希腊哲学，将基督教各项基本教义神学化，虽然他们无意完全丢弃原始基督教的传统。例如德尔图良后期曾因对当时教会的腐败倾向不满，愤而加入被正统派教会贬为异端的孟他努派并随从他们持守千禧年教义。奥利金对于充满原始基督教气息的《雅各书》，早在3世纪初年便加以肯定并多次征引，比正统派教会的正式承认几乎早两个世纪。这两位3世纪的教父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复杂表现，典型地体现了原始基督教在向后世基督教转换过程中的历史特色。后世基督教正统派对他们的态度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点：既尊他们为重要教父，承认其对后世基督神学体系起了重大的奠基作用；又指斥他们的某些神学思想和行动为异端。
消亡及其影响
原始基督教存在时期的下限大体可定于 2世纪初叶。但其消亡是逐渐过渡的。2 世纪中叶，教会骨干中社会上层人士的比重已明显增加。2～3世纪间，虽然局部、短暂的迫害还时有发生，教会的存在已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实际上不再受到干预，甚至可以置产。加利努宣布停止迫害并发还被没收的教产后，情况更是如此。原始基督教的反抗精神因而日益消失，但在下层群众中并未根绝。到284年戴克里先登位时，其军团士卒中便有不少基督徒，致使他决定进行清洗。他命令每个士兵都向罗马神灵献祭，不从者驱逐，公然表示信仰基督教者处斩。结果不少基督徒宁死不屈，还引起尼科米底亚皇宫两次爆发起义;当局认为这是基督徒所为，戴克里先发出摧毁全部教堂的敕令。此次迫害规模最大，手段残酷，但却以失败告终。为了巩固军队而作的清洗，反而加剧了军心的动荡。戴克里先于 305年宣布退位。继任的君士坦丁一世，放弃对基督教的迫害转而予以扶植，赢得士兵和百姓中的下层基督徒的拥护而攻入罗马，重新统一帝国。教会上层人士后来一部分成为帝国官阶体制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帝国以异端罪名迫害下层激进分子的重要助手。
在这种形势下，有组织的原始基督教几乎已完全不存在。然而，原始基督教的一些根本理想和实践，虽然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无法实现，却在不少下层群众中长久地保持着影响。当社会矛盾激化时，常会出现要求恢复基督教原始教义的新教派。早在基督教正式成为国教前就出现的，鼓吹千禧年主义的孟他努派，虽自3世纪起已受到正统派教会和帝国当局的双重迫害，但直至7～8世纪，仍广泛流传于西亚、北非、南欧农民中。4世纪起流传于北非农民间的阿哥尼斯特派，坚决主张实行原始基督教的社会平等和财产公有原则，强烈反对教会同帝国政权的结合，流传至7世纪后才逐渐消失。这类下层派别在中世纪仍不断出现，如罗拉德派、塔波尔派、再洗礼派和17世纪流传于英格兰的第五王国派等，全都热情要求实现原始基督教的理想，并为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