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ing qing(yapian zhanzheng qian)tiyu
明清(1368～1911)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两个封建朝代，也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并走向衰败的时期。明初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镇的繁荣。清代初期封建经济又有恢复和发展。从明初到清中叶，体育活动如武术、摔跤、冰嬉、围棋、导引等较活跃，有的还有发展。清代中期之后，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日趋衰退，传统的体育活动也逐渐没落。
武术的空前发展与提高
明清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特别是明代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彻底冲破了不许民间练习枪棒的禁令，出现了武艺大发展大提高的盛况。随着民间武艺的广泛开展，其健身、娱乐的作用日益明显，主要用于军事作战技术的武艺，分化出一个专门的运动形式──武术。从武艺演进到作为运动项目的武术，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岁月，到明代才基本完成。武术运动在技术上的重要标志，是从“着着必须临阵实用”的局限性超脱出来，即保留攻防、技击的内涵不变；编成有利于全面身体锻炼、连贯而紧密的套路；兼顾引人入胜的优美形态。三者兼备，缺一不可。
嵩山少林寺僧普遍练武并以武功见长，是明清武术高度发展的典型事例之一。明正德年间(1506～1521)，少林寺已“以搏名天下”（ 曹秉仁《宁波府志》）。 嘉靖三十二年(1553)，少林僧众参加了江南御倭之战，“骁勇雄杰”，数年间屡立战功（张鼐《吴淞甲乙倭变志》卷下）。可见少林武术具有实战之效。另一方面，少林寺僧常以精彩的武术表演接待香客和游人，明王士祯《嵩游记》说：寺僧四百余，“各习武，武艺俱绝”，表演时“拳棍搏击如飞”，有“为猴击者，盘旋踔跃，宛然一猴也”。表明少林武术还具有形象生动富于观赏价值的套路。少林寺至今尚存明天启年间(1621～1627)所树“少林观武”碑一座，刻有“暂息招提试武僧，金戈铁棒技层层”的诗句，为该寺亦以武术表演见长的物证。清统治者虽禁民间习武，但少林僧仍暗地习练不辍，如道光八年(1828)清廷大员麟庆至少林，经其再三要求，寺僧方作“校拳”表演(图1)，他看后认为“熊经鸟伸，果然矫捷”(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由于少林武术影响较大，逐渐形成著名的“少林派”。
武术发展至明代，其体系已渐形成：
（1）建立了有特定内容的武术系统。对形形色色的拳械之术，综合归并，并统称为十八般武艺。于十八般大类中，又按其不同特点划分种属，如对当时流传的各种枪法归纳为“十七家枪”。 明代武术从拳法的不同内容与风格形成“ 内家”和“外家”（即武当和少林）两大流派。清初学者黄宗羲在他写的《王征南墓志铭》中说：“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至今广泛流传之太极拳即为内家拳有代表性之优秀拳种。
（2）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技术结构。拳械之术由各种招势形成完整的套路并定名，多完成于明代，如精通武术的军事家俞大猷所著《剑经》中的招势。在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中，记载了拳法32势，同一书《剑经》中有棍法14势，均为常用之招势。在王介祺《十三刀法》中，记载了“劈、打、磕、扎、搧、撩、提、托、老、嫩、迟、急、等”诸法，均为刀术的基本动作。由各种基本动作组成不同“招势”，再由若干招势间以腾跃、旋转、进退，编排出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套路，此种完整的技术结构，形成了武术运动的重要特征。
（3）总结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历史上长期的实践经验，为明清的武术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一时期已总结出练习武术应由拳法入门的原理，并强调套路演习的重要性。如晚明武术家程冲斗在《单刀法选》中说：“以前刀法，着着皆是临敌实用，苟不以成路刀势演习精熟，则持刀运用，进退跳跃环转之法不尽，虽云着着实用，犹恐临敌掣肘， 故列成套路刀法一图……以便演习者观览。”程氏所著《少林棍法阐宗》中也绘有棍法线路图(图2)，实为武术套路图之首创(见程宗猷)。这一时期武术理论上的另一特色，是开始将拳械技术要领编成歌诀，既有利于把握技术关键，又便于记诵。如《纪效新书·剑经》俞公棍法歌诀谓：“阴阳要转，两手要直；前脚（腿）要曲，后脚（腿）要直；一打一揭，遍身着力；步步前进，天下无敌。”④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明末武术家石敬岩训练枪法时，先教“一戳一革 ”的基本技术；“ 戳革既熟，然后教以连环，……既熟既精，然后教以破法”（吴殳《手臂录》附卷上）。戚继光亦总结了武艺训练的若干法则，《纪效新书·赏罚》中记载了全面身体训练和从难从严的要求，还注意到根据士兵的不同体型和年龄等条件，分配使用不同的兵器。
骑射的延续和狩猎的复兴
骑射之术，在明清的军营和学校中，仍然受到重视。洪武六年(1373)的《教练军士律》规定：“骑卒必善驰射、枪、刀；步兵必善弓弩、枪”（《明史·兵志》）。科举考试中，骑射亦列为主要科目， 就连文科也包括骑射在内， 如洪武三年(1370)的乡试，初试四书经义和策论，合格者于10天后“复以五事试之：曰骑、射、书、算、律。骑观其驰驱便捷，射观其中之多寡，……”（《明实录》）。因此，不仅军中将士娴习骑射，儒生文臣中善于骑射的也屡见不鲜。明代民间骑射也有广泛的开展，正德年间农民起义的刘六、刘七“胆力弓矢绝伦”；而明末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尤“善骑射”。他们领导的农民军士兵大都精通骑马射箭。
清初除军中强调骑射外，并令八旗子弟以骑射为本务，不得荒疏。“士子应试，必先试其骑射，合式方准入闱”（《清文献通考·选举考》）。以射箭为交游娱乐的现象，清代有突出表现。“士大夫家居，亦以习射为娱，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约期为会”。这种娱乐的射法很多，如“射鹄子”，其中又分“射羊眼”、“射花篮”以及“射绸”、“射香火”等（ 徐珂《 清稗类抄·技勇类》）。由于纨袴子弟以射箭为赌博，赌箭场也应运而生。
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在关外时，效法古制，通过“狩猎”，演习行军作战。经清圣祖玄烨提倡，并定“秋狝”之制，选择蒙古翁牛特旗作为围场基地。清高宗弘历对狩猎也很重视，乾隆六年(1741)谕诸王大臣曰:“夫行围出猎，既以操演技艺，练习劳苦，尤足以奋发人之志气”（《清文献通考·王礼考》）。明确提出了狩猎具有军事演习和体育锻炼的双重意义。
传统球戏由盛而衰的变化
古代各项传统球戏，至明代仍有所发展。明代流行的球戏，主要有“踢鞠”，“蹴球”、“打球”。打球又分为“击球”、“捶丸”两种。
踢鞠有各种“单个解数”与“成套解数”。游戏时一般为 1～10人，以2～3人的轮踢最为常见。此种球戏不设球门， 1人杂踢名“厮弄”(或滚弄)， 2人对踢名“白打”，3人轮踢名“ 小官场 ”，4人同踢名“下火”，5人同踢名“小出尖”，6人同踢名“大出尖”，7人同踢名“落花流水”，8人同踢名“凉伞儿”，9人同踢名“踢花心”，10人同踢名“全场”（见汪云程《蹴鞠图谱》）。明代宫廷中常行踢鞠之戏。《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绘有朱瞻基观看踢鞠的场面(图3、4)。宫中嫔妃们当时也爱好踢球，并有“齐云社”的组织。女子踢鞠，在民间也已流行。洪武间，民间女子彭秀云善踢鞠，她“挟是技游江海”，被誉为“女流清芬”（陈继儒《太平清话》）。明人咏妇女踢鞠的诗词不少，如袁华《和铁崖先生踢鞠篇》、李渔《美人千态词》等，均有女子踢鞠的描述。文人也常以踢鞠为乐，如王圻《三才图会》、汪云程《蹴鞠图谱》中均有儒生踢鞠的形象(图5)。明清时期的一些瓷器上，也留下儿童们踢鞠的情景。
蹴球
与“踢鞠”近似，所不同者是设有球门并分队比赛，规则方法备载于汪云程《蹴鞠图谱》中：“初起，球头用脚踢起与骁色，骁色挟住至球头右手，顿在球头膝上，用膝筑起，一筑过。不过，撞在网上攧下来，守网人踢住与骁色，骁色复挟住，仍前去顿在球头膝上，筑过。左右军同。或赛二筹，或赛三筹，……。”
捶丸到明代依然流行。明人周履靖《丸经》跋谓：“予壮游都邑间，好事者多尚捶丸”，反映了城市中爱好捶丸的风尚。宫廷中亦有此戏。
击球明代仍有击球、射柳之举。成祖朱棣常至东苑阅视击球、射柳，参加者为宗室子弟和文武官员，四夷朝使、在京耆老也到场陪观，每于端阳节和重九举行，成为制度（《续文献通考·乐考》）。民间的盛大节目中也有击球、射柳活动，如吴宽《匏翁家藏集》中有诗云：“京师胜日称燕九，少年尽向城西走，白云观前作大会，射箭击球人马蹂。”可见当时青少年对观看击球的浓厚兴趣。至于“拍球”、“踢石球”等非正式球戏，遍及城乡各地，在妇孺中尤为流行。
到了清代，由于满族习俗尚骑射，善溜冰，喜摔跤，从而取代了各种球戏。除拍球、踢石球尚在民间流行外，一些大型球戏逐渐衰落。
摔跤、冰嬉空前活跃
摔跤和冰嬉至清代列为军事训练科目，并有专掌其事的相应机构和人员，使这两项传统体育项目获得空前发展。
摔跤宋、元时期的相扑之风对明代有一定影响。明万历间刊行的《万法全书》中已绘有“柔术”图形。浙江人陈元赟通少林拳法，于1638年东渡，曾助日人创柔道，为日本“柔道发达史上亦不可忽视之人”（胡锡年译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这时期，相扑仍在南方各地流行，并常于节日中演出。明人张岱《陶庵梦忆》“扬州清明”条谓该地清明节时，杂戏纷呈，其中有“浪子相扑”。
清代摔跤活动得到空前发展。军中设有“善扑营”，人员是从“八旗精练”勇士中选出，其任务为“凡大燕享皆呈其伎”；“ 与藩部之角抵者较优劣 ”（《清稗类抄·技勇类》）。蒙古王公贝勒朝见清帝时，常举行满、蒙摔跤力士的竞技，并有赏赐(图6)。清代的摔跤， 有“官跤”、“私跤”之分，“善扑营”和“八旗”的摔跤活动属于官跤；民间的摔跤活动属于私跤。私跤又有用以健身娱乐和藉以谋生者两类，后者除2人对抗形式外，还有一种“跤人子”，即1人负两偶人作互抱之势，模拟2人摔跤的表演，即宋代之“ 乔相扑”一类。这个项目至今仍出现于杂技表演中。
冰嬉
冰嬉原为北方各地传统的冬季活动。据刘若愚《明宫史》记载，德阳门外的河流“至冬冰冻时，可拉拖床，……一人在前引绳，可拉三四人，行冰上如飞”。又《燕京岁时记》转引《倚晴阁杂抄》记载：“闻明时积水潭尝有好事者联十余床”，作冰上娱乐活动，可见明代的冰嬉中，以冰床活动较为流行。
满族聚居关外时，早有冰嬉习俗，并有擅长溜冰的军队。天命年间(1616～1626)，努尔哈赤的将官费古烈，“所部兵皆着乌喇滑子，善冰行……一日夜行七百里”（《清语择抄》）。清人入主中原后，每年“于太液池冬月表演冰嬉， 以简武事而修国俗”(《日下旧闻考》)。故宫博物院藏有乾隆时期的《冰嬉图》(图7)，绘有各种冰嬉的形象，如花样滑冰、射天球、冰上舞幡……等等。
冰球清代已有冰球竞赛，“每队数十人，各有统领、分伍而立，以皮作球，掷于空中，俟其将堕，群起而争之，以得者为胜；或此队之人将得，则彼队之人蹴之令远，喧笑驰逐，以便捷勇敢为能”（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又有一种从高3、4丈的“冰山”上下滑的活动。名为“打滑挞”，“乃使勇健兵士，着带毛猪皮履，其滑更甚，自其巅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为胜”（《清稗类抄·技勇类》）。滑速竞赛也是一个主要项目，“冰上滑擦者，所著之履皆有铁齿，滑行冰上，如星驰电掣， 争先夺标取胜”(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以上多为当时军中的冰上项目。
冰上杂戏清代民间的冰嬉活动亦颇为普遍，与军中项目大致相同。另有一种“冰上杂戏”，即将杂戏移在冰上进行，如舞狮、龙灯、彩船、飞叉、弹弓等，表演者均着冰鞋，滑行中作各种杂戏表演，颇受群众欢迎。
导引的继承和发展
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导引，传至明清，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和发展。有关导引的著述增多，并广泛采用绘图说明，以利传播。此一时期，还对前代的导引著述进行了整理、校订工作。如梁代陶弘景《养性延命录》中所记东汉华佗创编的五禽戏，只有关于肢体动作的叙述，缺少行气方法的记载，在明人有关“五禽戏”的著述中，就增补了行气的内容。周履靖《赤凤髓》所载“五禽戏”， 其中提到“闭气”、“放气”、“吞气”等，突出了行气的要求。宋代的八段锦，仅有“武八段”的记载，明高濂《遵生八笺》与王圻《三才图会》中始有“文八段”的图文记述(图8)。宋人陈希夷创编的“ 十二月坐功”，具体方法也是到明代才有记载的， 《三才图会·人事卷》载有图文，与《遵生八笺》中“十二月坐功”相同，但称之为“二十四气修真图”。晚明以前，有关导引著述的插图，练功人均为道装，所谓“灵剑子导引”、“逍遥子导引”等所冠人名亦为道家；《三才图会》中的导引图又有“修真”二字。充分说明导引与道家的密切关系。
明天启四年(1624)易筋经的出现，标志着导引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据目前所见史料，《易筋经》创始于明代。“达摩创传”之说实为清人之附会。清道光间(1821～1850)来章氏《易筋经》中的“十二势”(图9)和据称于咸丰甲寅(1854)得自少林寺藏书的《内功图》中“易筋经十二势”图，均为僧人形象。特别是王祖源《内功图说》中“十二段锦”（“八段锦”的变式）图，只是将练功者的道装改为僧服，表明释门导引与道家导引有着渊源关系。
导引术为释门研习后，有明显的发展变化，如《易筋经》中提出了“内壮神勇”和“外壮神勇”之说，并谓：“内壮既熟，骨力坚凝”才可以习练“外功”。外功有八法：“ 曰举、 曰提、曰推、曰拉、曰揪、曰按、曰抓、曰坠，依此八法，日行三次，久久成功，则力充周身矣。”在以前的导引主要练“内功”的基础上，增加了“外功”；亦即在“行气”的基础上，增加了“力”的练习。原来多为文人实行的导引，从此也为武术家所研习了。当时江南有名的武技家甘凤池善导引术，并曾用气功为人治病（《清史稿·甘凤池传》），即为一例。
围棋活动的又一高峰
继魏晋南北朝、隋唐之后，明清时期出现了中国围棋史上第 3个高峰。明初的相子先，“知诗工画，尤精于弈，洪武中，（应）召至京，燕王与对弈，所赐有龙凤弈具”（《青浦县志》）。永乐初，相子先和楼得达同被驿召至京， 成祖朱棣“ 命二人对弈……得达弈屡胜……遂命吏部给冠带” (《宁波府志》)。弘治间，“九成以棋游京师，一时棋士对局皆屈焉”，孝宗朱佑樘召九成试之，“果压流辈”，乃誉为“国手”，“命官鸿胪，序班供御”《宁波府志》。
这一时期，妇女中也不乏弈棋能手，如永乐中，唐理“家有竹素园，楸枰满座，诸妾臧获无不能之”（《无锡县志》）。
由于弈棋的广泛开展和棋艺的不断提高，还形成了弈棋流派，如“永嘉派”、“新安派”、“京师派”等。明代除称弈棋名手为“国手”、“国工”外，并已使用过“冠军”的称号（冯元仲《弈旦评》）。
清代的围棋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清初的周懒予最有名，幼时，常观伯父周慕松弈棋，已解攻守应变之法。少年即达国手水平，常与明末第1名手过柏龄对弈，多能取胜（徐星友《兼山堂弈谱》）。康熙间，名手辈出，棋风更盛。当时有“棋圣”之称的仪征人黄龙士，自幼成名，与前辈盛大有对弈，战而胜之。龙士棋艺高超，能自出新意，穷极变化，著有《弈话》。当时对弈常以10局评定高下，并录成棋谱，广为传阅。
象棋在民间更为普遍，清人所写的《象棋歌》中谓：“市夫牧童靡不能”，反映出连一般市民和牧童都会下象棋。流传至今的象棋谱如《桔中秘》、《象棋百局》，《适情雅趣》等，皆为近几百年间有关象棋的重要作品。
杂伎、舞蹈的发展
明清的杂伎、舞蹈，流行甚为广泛。明初在大的宴会、庆典中常有“百戏”演出，其中有“觔斗、队舞”及“呈艺于马上”的“走獬”。清代宫廷宴会时，“散乐百戏”的演出，包括“寻橦、高絙、承盌、转碟、跳丸、胡旋”等项。 并谓“诸蕃乐伎并陈”，即将各族流行的“散乐”，列于殿廷，隶于乐府，…………亦所以示覆畴之广也”（《清文献通考·乐考》）。表明了使体育为政治服务的意图。
民间杂伎活动，在明代亦很活跃。如有些地方每年有演“目莲戏”的习俗，结合戏中情节，有“度索舞絙、翻桌翻梯、觔斗、蜻蜓、蹬坛蹬臼、跳索跳圈、窜火窜剑”等杂伎表演（张岱《陶庵梦忆》“目莲戏”条），反映了杂伎、舞蹈与戏曲结合表演的情况。北方除经常性的杂伎演出外，上元“灯市”和清明节，均有杂戏表演，有筒子、倒喇、扒竿、蹬梯、马弹解数、队舞、细舞等项（刘侗《帝京景物略》“灯市”、“高梁桥”条）。明代图画中常见杂伎表演的形象，如《三才图会·人事卷》中即有杂伎图多幅(图10、11)。
到了清代，民间杂伎活动有进一步的开展。除城乡各地经常有借以谋生的“杂耍把戏”演出外，集市、庙会和节日中常有杂伎演出，有的表演者是业余的。有的表演不设舞台，边走、边演，故名“走会”。因武伎节目居多，又名“武会”。 常见的项目有钢叉、 五虎棍、少林棍、 白蜡杆、扛子、 蹬石担载人、舞狮、弄幡等（《北平风俗类征》下册）。此外尚有杂戏与舞蹈相结合的节目，如旱船、高跷、莲箫、腰鼓、秧歌等（《北京走会图》）。这类项目，也是民间体育活动。
明清时期全面继承了古代传统体育活动，除个别项目如球戏自清代起明显衰落外，多数项目如武术、摔跤、冰嬉、围棋、导引等均有发展与提高；杂伎、舞蹈至近代虽愈益成为独立的文艺项目，但与体育仍然存在内容上的交叉与密切联系。清嘉庆以后，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败，中国的体育也逐渐衰落。纵观历史，明清两代仍不失为中国古代民间体育的最盛时期。 (见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