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luoji shizhengzhuyi
[外文]：logical positivism
20世纪30～5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哲学流派。又名逻辑经验主义。核心是维也纳学派。
形成和发展1922年，德国哲学家、科学家M.石里克在维也纳大学担任为E.马赫特设的归纳科学哲学讲座教授后，A.汉恩、K.赖德迈斯特、P.弗朗克和O.纽拉特等人组织了以石里克为中心的“石里克小组”，讨论现代物理学、数学和逻辑的新发展及有关的认识论问题。当时参加这个小组活动的还有R.卡尔纳普、 K.门格尔、R.von 米塞斯、F.韦斯曼、V.克拉夫特、H.费格尔以及K.哥德尔等人。20年代末期，汉恩、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等人在“石里克小组”的基础之上建立维也纳学派，成立了马赫学会，并出版了一本宣言式的小册子《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阐明了这个学派的基本纲领。
维也纳学派除了继承D.休谟、A.孔德、J.S.密尔和E.马赫等人的实证主义基本观点外，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对论的创立和量子物理学的新发展为它提供了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G.弗雷格的巨著 《算学基础》(1884)开始被重视，B.A.W.罗素与A.N.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1910～1913)的出版以及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1918）和 L.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922)等著作，对它都有重要的影响；以H.赖兴巴赫为首的“柏林学派”、波兰的“华沙学派”、A.J.艾耶尔、韦斯曼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在英国的哲学活动，促进了维也纳学派及整个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运动在欧洲的传播。30年代中期以后，石里克被枪杀，法西斯加紧了迫害行动，维也纳学派实际上已经解体，许多主要代表逃到美国。由于卡尔纳普、弗朗克和费格尔等人在美国继续宣扬和发展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使它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操作主义和自然主义开始合流，逻辑实证主义在国际哲学界引起了更为广泛的注意，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国际哲学潮流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逻辑实证主义经历了几十年的变化和发展，已经失去了它在维也纳时期的面貌，但在当前西方分析哲学中仍有相当的影响。
反对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西方哲学中的经验论传统，但与休谟或密尔的经验论有所不同，它并不认为科学知识的基础依赖于个人的经验感觉，认为它只依赖于公认的实验证实。逻辑实证主义反对形而上学，但不象孔德和马赫那样，认为形而上学是错误的，只认为它是“无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否认存在实体、上帝、自由和必然等所谓“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认为不是存在这类问题而不能解决，而是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或者只有一些所谓“似是而非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在方法论上，无论是休谟还是马赫都忽视逻辑的作用，仅以心理分析为其方法论的根据，而逻辑实证主义则把数理逻辑作为哲学分析和论证的主要工具，因此它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虽然老实证主义者提出“反形而上学”，但他们并不真正知道形而上学之所由生、问题所在及其解决的方法。在他们看来，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乱用语言”所致，是一个关于意义的问题，因此解决它们的方法不应采用一般的科学方法，而应用语言的逻辑分析方法。他们断言，要把哲学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必须以“一种哲学结束所有的哲学”。这样的“一种哲学”主张，真正的哲学论题不涉及自然或社会，只谈语言或语言应用。他们指出，哲学是以研究语言的有无意义为基础的，它的任务并不在于提出命题或建立命题体系──理论学说，而在于逻辑地分析和阐明科学中的概念、假设和命题的意义，从而使形而上学的思想混乱得到澄清。
逻辑实证主义者宣称，相对论中的同时性定义是澄清关于时间、空间的形而上学概念的一个典型实例。他们指出，A.爱因斯坦主张借助于光信号说明 “被空间所分开的事件的同时性”的意义，因为这是经实验证实了的。但是如果我们主张，在这种借助光信号所确定的“相对同时性”之外，还有一种哲学的“绝对同时性”，它和任何可观察的信号完全无关，而是自在自为的，那么这个“绝对同时性”由于排斥了任何证实的条件，即排斥了它之为真或为假的逻辑条件，便变得毫无意义可言了。逻辑实证主义者试图以此证明：一切形而上学的问题和形而上学的体系都是以类似的思想为根据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主张把形而上学问题归结为语言的问题，并用逻辑分析方法阐明它，认为这就不仅能了解它所以产生的原因，同时还能把它作为“无意义的”从科学中清除出去。
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并不认为形而上学完全无意义，只是认为它没有传递实际知识的意义，仅仅具有激动情感的意义，多少有点象诗歌、艺术和音乐那样。因此，他们对形而上学的结论是：它可以充实我们的生活，但不能丰富我们的知识；它只能作为艺术作品，但不能作为真理来评价。在他们看来，所谓形而上学所包含的，有时是科学，有时是诗文，事实上却没有什么形而上学。
逻辑和数学的性质老实证主义的哲学难题之一，是如何科学地说明数学、逻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老实证主义者把认识局限于经验范围之内，因而只把数学和逻辑看作一种具有“最普遍性”的经验学科，只对它作心理的或经验的解释。从而把归纳认识的不可靠性加之于逻辑和数学。对此，逻辑实证主义者持否定态度。他们断言，逻辑和数学对于实在无所陈述，它们只能在思想领域之内活动，仅仅与语言形式或符号使用打交道。他们认为，逻辑规律不是实在的“最高规律”，只是表达思想的普遍法则；逻辑是普遍的思维形式，数、元素、项、类和子类、命题等等，是形成这种思维形式的基础；逻辑是纯粹形式的，毫不涉及特殊内容，在逻辑中，任何特殊内容总是以变项来代替，而演绎推理是命题中间的相互变形，是依照类的元素或子类的可替换性规定的。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逻辑既然仅仅以纯粹形式关系为其唯一的对象，谈不上有任何实际的认识，所以它的真理才具有普遍的、先天的和分析的特点。他们认为，对逻辑所说的也完全适用于数学，数学事实上是一种精确的思想结构或严密的符号体系，几何学除了作为空间科学的物理几何学之外，也不涉及实际的空间概念。数学是在逻辑和公理设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从这类设定中能把数学命题演绎地推导出来，正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数学、几何学和逻辑学的新发展所说明的那样。
逻辑实证主义者还把命题区分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维特根斯坦最先指出，分析命题是一种同义反复，分析命题的真（也包括矛盾命题的假）以其句法形式或符号组合即能判定，没有必要考虑它的特殊内容，原因在于它的有效性与那种特殊内容无关，这也是分析命题区别于综合命题的根本所在。维特根斯坦由此得出，分析命题不对事实有所陈述，它作为一种“同义反复和矛盾是无意义的”。
可证实性的意义标准可证实性的意义标准问题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问题之一。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逻辑实证主义者把经验命题分为基本命题与复合命题，并严格加以区别。认为前者是有关简单事实的命题；后者是由两个或更多的基本命题构成的命题，它同时还具有合取、析取、蕴含和否定等形式。他们指出，一个基本命题如果它的内容和事实相符合，就是真的，否则是假的；复合命题的真假性则依赖于基本命题的真值，复合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但是，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确定这两种命题之为真为假和有无意义呢？逻辑实证主义者说：“命题的意义是它的证实方法”。根据这个可证实原则，了解一个命题的意义，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才能使它为真，即能说明它是通过什么被证实为真的。只有对于一个命题的证实条件有了了解，才能确定它之为真为假，因而也才能了解它的意义。逻辑实证主义者对于可证实性所要求的，并不是实际的可证实性，而是原则的可证实性。他们强调，一个无原则上可证实性的命题，是无任何证实条件的命题。这类命题从语法上说，形似一个命题，但没有任何方法能证实其为真为假，因而无法了解它的意义。这类命题被逻辑实证主义者称之为“似是而非的形而上学命题”。
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可证实性的意义标准后，引起当时国际分析哲学界的严厉批评。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1）这个标准是否可以应用于它自身，如果不能，依照逻辑实证论者的看法，它就不是综合命题，当然也不是他们所说的分析命题。它到底是什么？卡尔纳普回答说，这个标准自身不是企图对于实际有所说，只是对于更明确地使用语言的一种建议。
（2）事实表明，科学的普遍假说和理论只能有部分的证实依据，不可能完全证实，但科学家们总是以这样的假说和理论作为他们科学研究的前提。针对这两点批评，逻辑实证主义者，特别是卡尔纳普从30年代末期开始用“可确认性”或“可检验性”代替这个标准中的可证实性。
记录命题、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纽拉特和卡尔纳普对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基本命题有不同看法，于是提出了记录命题。所谓记录命题，指一种对直接经验的陈述。不过，纽拉特首先认识到这类命题如果不在主体间的基础之上加以“合理的改造”，就会导致主观唯心主义。因此，他在其记录命题的公式中，排除了一切主观的因素，如“我”、“现在”、“这里”和“这个”等等，代之以“记录者NN”、“地点O”、“时间T”以及“被观察的对象X”。纽拉特认为，一个真正的科学观察记录不应该是“现在我感觉到的是如此这般”，而应该是“NN先生在地点O和时间T之内观察到的是如此这般”。纽拉特和卡尔纳普把记录命题看作科学认识的基础问题，认为记录命题不带任何理论偏见，如实地描述实验观察的结果，所以在新的科学理论创立之前，它的可靠性无可怀疑。因此他们提出，认识的证实检验标准不是命题与“实在”或“直接经验”的比较，而是命题和同一体系内有关命题的比较。它们之间的比较结果一致，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纽拉特以此为根据，反对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的真理符合论，而代之以真理贯通论。他指出，维特根斯坦关于“指明”、石里克关于“确证”的论断都包含了主体的因素，都会导致主观唯心主义，即被其他分析哲学家所称的“语言的唯我主义”。但是，纽拉特自己也无法否认贯通论在命题与同一体系内有关命题的选择和规定中，包含了同样的主观性和任意性，也会因而导致J.H.彭加勒式的约定论的主观唯心主义。
纽拉特和卡尔纳普还以他们的记录学说为根据，提出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的观点。所谓物理主义，就是以物理学为基础，应用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方法，从物理事物的语言方面，将心理现象还原为物理现象，并将心理学命题译为物理学命题，从而把“心理的”与“物理的”、“身体的”与 “心灵的”东西统一起来， 进而把一切经验科学“还原”为物理科学。他们说：“心理学是物理学的分支”，“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纽拉特和卡尔纳普还以此排除哲学上有关“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似是而非的问题”，排除“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对立观点，从而建立一种“科学的世界观”──逻辑实证主义。这就是他们所谓统一科学运动的任务和目的。
但是，纽拉特和卡尔纳普提出的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统一科学运动，与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矛盾的。主要矛盾之点存在于把生物学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把心理学还原为神经生理学，并把两者最后还原为物理学方面。虽然科学家们对于它们之间未来的还原可能性并不完全否定，但认为这种还原可能性的程度非常有限。对这个统一科学运动威胁重大的是倏忽进化论。按照这种理论，生命或心灵都有其新的特殊的实在形式，而且这种形式不能从任何自然规律和科学理论中推演出来或预测到。这就使多数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得不把这个统一科学运动看作是一种历史的现象。
- 参考书目
-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下卷），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1984。
- Alfred Jules Ayer， Logical Positivism，Glencoe， The Free Press，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