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ulian meishu
[外文]：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art of
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的苏联美术。苏联美术的发展，大致可分3个时期：
（1）1917～1941年，即苏维埃初创时期至卫国战争以前；
（2）1941～1959年，即卫国战争以后；
（3）1960年以来，即当代美术。
1917～1941年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投身于新文化的建设事业。根据“艺术属于人民”的方针，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将博物馆、贵族行宫、别墅及其中收藏的美术珍品收归国有。撤销了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改组了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专科学校和斯特罗加诺夫学校，建立了彼得堡自由美术家工作室和莫斯科国立高等美术工业学校，有计划地收购画家的作品，并给予他们必要的物质帮助。
1918年4月，列宁签署了《纪念碑宣传法令》。根据这一法令，沙皇俄国在各大城市遗留下来的反动人物的塑像，均被拆除，随后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建起38座宣传新思想、新人物的纪念碑。《纪念碑宣传法令》对推动苏维埃美术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苏联美术是在俄国美术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初创阶段，就得到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关怀，同时也受到形式主义艺术流派的冲击。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些极左艺术主张直接影响到美术的发展。他们认为只有产业工人才是无产阶级文化的真正创始人，只有未来主义的艺术才是现代无产阶级的艺术。列宁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观点，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的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宝藏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在第3届俄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无产阶级的文化艺术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苏联美术开始在斗争中形成并得以发展。
宣传画在苏维埃政权初创阶段起到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宣传画与沙俄时代的招贴画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时代特色。主要表现为正面人物在宣传画中占有重要地位。Д.С.莫尔的宣传画《你参加志愿军了吗？》（1920）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产生广泛影响。罗斯塔之窗是一种战斗性很强的宣传画。著名画家М.М.切列姆内赫、莫尔、Β.Н.杰尼和诗人兼画家的Β.Β.马雅可夫斯基是其代表人物。他们采用套色镂版复制画幅，每幅画附有诗文，形象感人。前所未有的宣传列车和宣传船，以其独特的流动形式，发挥了宣传鼓动作用。
国内战争结束后，漫画逐渐发展起来。1922年《鳄鱼》杂志创刊。它成了漫画家们向帝国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内的落后现象进行斗争的阵地。莫尔和切列姆内赫的漫画有力地抨击了愚昧的宗教迷信。漫画家库克雷尼克塞在画坛上初露头角，经常在《共青团》、《接班人》和《探照灯》等杂志上发表作品。
书籍插图也发展很快，木刻得到广泛应用。著名画家有:Β.А.法沃尔斯基、А.И.克拉夫琴科、И.Н.巴甫洛夫等人。这期间，М.高尔基对书籍插图深为关切，常常直接对画家的创作提出建议。俄罗斯古典文学和世界经典名作引起插图画家们的重视。
油画在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传统基础上形成，并且在与各种形式主义流派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1922年巡回展览画派举行第47届画展时，曾引起激烈争论，它直接涉及苏联油画的发展道路问题。形式主义、抽象艺术的捍卫者和自称为“生产者”的人，否定美术的形象和艺术的认识功能，否定现实主义艺术道路。在同他们的斗争中，拥有30多个地方分会的俄罗斯革命美术家协会，把老、中、青三代现实主义美术家团结到了一起。协会坚持自己的宣言:“在人类面前，我们的公民义务──艺术纪实地表达革命高潮的伟大历史时刻。我们描绘今天：红军、工农、革命活动家和劳动英雄的生活。我们提供的是事件的真实画面，而不是以抽象的杜撰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损害我们的革命。”另一个美术社团──油画家协会也坚持革命的现实生活和题材选择的鲜明性是美术的基本方向。这些对发展苏联油画、大壁画、书籍插图等产生过重要作用。
同一时期，还存在过各式各样的小社团，诸如新油画家社团、生活社、十月社等。他们极为活跃，有的追求抽象风格，有的单纯倾向色彩关系的处理，各种风格同时并存。1931年，俄罗斯无产阶级美术家协会成立，它以粗暴的行政手段代替了对艺术家进行思想教育的方针，阻碍和破坏了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的发展。于是1932年4月23日，苏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明令解散各种文艺社团，组成统一的创作协会。决议号召所有“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并乐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艺术家们联合起来。”苏共中央的决议统一了全苏文艺界的思想，促进了美术事业的发展，最突出的是油画得到迅速发展，涌现出一批出色的画家：И.И.布罗茨基、С.Β.马柳京、М.Б.格列科夫、Е.М.切普佐夫、Н.А.卡萨特金、А.Е.阿尔希波夫、Б.Β.约甘松、Γ.Γ.里亚日斯基、С.Β.格拉西莫夫、А.М.格拉西莫夫、П.Д.科林、А.А.普拉斯托夫、К.Ф.尤翁和А.А.雷洛夫等。他们的作品着重表现革命斗争历史和同时代人的生活，塑造列宁的艺术形象。其中布罗茨基的《列宁在斯莫尔尼宫》(1930)，约甘松的《苏维埃法庭》(1928)、《工农速成大学生》(1928)、《审讯共产党员》(1933)和《在老乌拉尔工厂里》(1937)等，已经成为苏联美术的经典作品。格列科夫反映国内战争的军事题材作品《到布琼尼部队去》(1923)、《机关枪马车》(1925)、《第一骑兵队的号手》(1934)等也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深刻的思想内容，歌颂了红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肖像画的成就，表现在具有了新的内容，画家们将他们的创作对象，转向了主要描写劳动人民及其代表人物。马柳京的《作家富尔曼诺夫肖像》(1922)、里亚日斯基的《女代表》(1927)和《女主席》(1928)、А.М.格拉西莫夫的《列宁在讲台上》(1930)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作品。
风俗画家们在描写农村劳动生活和工业题材方面，也作出了成绩。其中尤以普拉斯托夫的《集体农庄的节日》（1937）、С.Β.格拉西莫夫的《集体农庄的节日》(1937)、Ю.И.皮缅诺夫的《新莫斯科》(1937)、П.И.科托夫的《红色的索尔莫沃》（1937）等最为显著。此外，风景画家雷洛夫、尤翁、Б.Н.雅科夫列夫、Γ.Γ.尼斯基等人的作品也更好地反映了苏维埃国家面貌的改变和大自然的美好。
雕塑在《纪念碑宣传法令》颁布之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大型雕塑占据了重要地位。1923年雕塑家们为全苏农业展览馆作的装饰雕塑就是例证。除此之外，Н.А.安德烈耶夫花费12年时间塑造了列宁组雕，从多方面反映出列宁坚韧的毅力、高度的工作热情和与群众的亲密关系。И.Д.沙德尔的《圆石块──无产者的武器》(1927)、М.Γ.马尼泽尔的《夏伯阳纪念碑》（1932）、С.Д.梅尔库罗夫为莫斯科运河作的《列宁》和《斯大林》像(1937)、Β.И.穆希娜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女庄员》(1937)等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工人和集体农庄女庄员》用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法，体现出苏维埃时代工人、农民成为社会主人的时代特征。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艺创作的主要方法的确立，激发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热情。它保证了艺术家在创作中发挥主动精神，选择各种形式、风格，表现多种题材，促进了美术事业的发展。
1941～1959年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一场全民的卫国战争开始了。在这重要的历史时期，大批美术家和艺术院校学生作为普通士兵奔赴前线，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受到战火的洗礼。雕塑家Е.Β.武切季奇、版画家Б.И.普罗罗科夫等，在战争中受过炮弹震伤;油画家Е.Е.莫伊谢延科、М.А.萨维茨基都在战俘营里受尽折磨；格列科夫军事画室的艺术家们全部随军行动，П.А.克里沃诺戈夫、Β.Н.杰尼等人一直随苏联红军打到柏林。
由于形势的需要，政治宣传画首先以“艺术尖兵”的姿态出现在前线和后方。卫国战争爆发的第2天，库克雷尼克塞就画出《无情地打击和消灭敌人！》。И.М.托伊泽的《祖国──母亲在召唤！》(1941)，激励着千百万人的心，在整个卫国战争年代影响极大。伊万诺夫共创作了100多幅宣传画《前进，向西！》。此外，Β.Б.科列茨基的《红军战士，救救我们!》、Н.Н.茹科夫的《狠狠地打！》、Д.А.什马里诺夫的《我们决不忘记，我们决不饶恕!》和А.Ф.帕霍莫夫的《到涅瓦河提水》等，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鲜明地表现出时代的特色。同一时期出现的塔斯之窗，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富有号召力。在画家П.П.索科洛夫-斯卡利亚领导之下，由作家、诗人相互配合，作品陈列在塔斯社的橱窗和商店广告栏里，积极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起到了类似罗斯塔之窗在国内战争时期发挥的战斗作用。卫国战争结束后，从前线回到城市的宣传画家普罗罗科夫等人，继续以争取和平、反对侵略战争为题创作宣传画，他的《争取和平》(1950)、《呵，这就是美国》(1949)和组画《这是不应重复的!》(1959)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油画创作在卫国战争年代，虽遇到物质方面的困难，但艺术家们并未因此而停止创作。他们在风俗画、历史画、肖像画、军事画、风景题材画中，仍充分地反映了人民的革命乐观精神和对敌人的仇恨。А.А.普拉斯托夫的《德国飞机刚刚过去！》(1942)、格拉西莫夫的《游击队员的母亲》(1943)等历史题材绘画，都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爱国热情。肖像画家И.А.谢列布里亚内的《游击队员像》(1942)、П.Д.科林的《加马列伊院士》(1941)和П.И.科托夫的《布尔亭科院士像》（1943）等作品，反映出战斗在各条战线的游击队员和知识分子形象。风景画家们也以自己歌颂祖国壮丽山河的画幅，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如Β.Β.梅什科夫的《1941年莫斯科近郊》（1941）、Ю.И.皮缅诺夫的《前线之路》（1944）、Γ.Γ.尼斯基的《列宁格勒公路》(1942)、尤翁的《1941年11月7日红场阅兵》(1942)以及Н.М.罗马金的风景组画《伏尔加－俄罗斯之河》(1944)等，都是这方面较为出色的作品。
战后，美术家们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到了美术院校，回到了创作集体。美术创作逐渐趋向繁荣。但在这个时候，又一度出现过粉饰现实之风。50年代后期这种倾向受到了批判。此后，油画又逐渐以多样化的形式，反映苏联人民的精神状态。最突出的是军事题材画内容更加广泛了，既有表现欢庆胜利的（П.А.克里沃诺戈夫的《胜利》，1947），又有表现战时生活的（Ю.М.涅普林采夫的《战斗后的休息》，1951;А.И.拉克季奥诺夫的《前线来信》，1947），而库克雷尼克塞的《末日》(1947～1948)，则形象地描绘出希特勒临终前慌乱、恐惧的狼狈相，深刻揭示了法西斯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大多是卫国战争的直接参加者，他们从近距离观察战争，艺术手法也已经以纪实和叙事为主。
革命历史画和风俗画，在这一时期继续得到画家们的重视，其中Β.А.谢罗夫的《农民代表访问列宁》 (1950)、《冬宫占领了》(1954)，B.M.奥列什尼科夫的《列宁在彼得堡大学应考》(1947)以及Т.Н.亚布隆斯卡娅的《粮食》（1949）、А.А.梅利尼科夫的《在和平的田野上》(1950)、А.А.普拉斯托夫的《拖拉机手的晚餐》(1951)和 Ф.П.列舍特尼科夫的《又是一个两分》(1952)等都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雕塑在卫国战争年代也得到一定的发展。由Н.Β.托姆斯基领导的列宁格勒雕塑家突击队，在战斗进行中曾制做了大型雕塑宣传品，展出于涅瓦大街的炮兵阵地。在其他前线和游击区，雕塑家们也为战斗英雄塑了许多肖像。战争结束后雕塑创作进入了新阶段。战争中死难的2000万同胞受到全民的怀念。公墓──综合体的雏形，最早出现在曾为战争付出巨大物力、人力牺牲的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等地。最有名的是雕塑家武切季奇为柏林苏军烈士公墓设计的综合体主雕《苏军战士》（1949），开创了纪念碑综合体艺术的先河。
1960年以后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回溯以往，出现了大批回忆录式的文艺作品；思考今天和未来，出现了探索革新之作。在人民希望了解历史真相的需要面前，绘画中出现了严格现实主义流派。对生活和历史的思考，是严肃风格出现的背景。
50年代从美术院校毕业的一批青年美术家，在60年代涌向画坛。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亲身经历过战火的考验，战后又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这一时期著名画家有莫伊谢延科、И.Н.克雷切夫、梅利尼科夫、М.А.萨维茨基等。雕塑家有托姆斯基、М.К.阿尼库申、Л.Е.克贝尔等人；版画家有Н.А.波诺马廖夫等。在军事题材作品中，画家们开始远距离考察卫国战争，舍弃了许多具体情节，用寓意、象征手法，更概括地反映历史，注重开掘更深层次的哲理性，艺术表现形式逐渐多样化。
画坛上最为活跃的是被称作“60年代一代人”的画家，他们以莫斯科的一批青年人为代表。其中一部分人属于严格现实主义画派，另一部分则追求严肃风格。严格现实主义画派，强调以日常生活为其主旋律，主张表现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习俗以及道德面貌，同时摒除任何形式的甜腻感和美化。Γ.М.科尔热夫、С.П.特卡乔夫和А.П.特卡乔夫兄弟、П.П.奥索夫斯基等为该画派的代表人物。科尔热夫1957～1960年创作的三联画《共产党人》曾引起画坛重视。稍后又以特写式的手法画出组画《被战火烧伤的人们》(1962～1967)，在这一组画中，他把人物推到画面的前景，似乎要直接与观众对话，给人以纪念碑的感觉。特卡乔夫兄弟合作30多年，以农村生活及革命历史为主要题材，是多产的艺术家；风俗画《割草季节》(1975)、《六月·和平的天空下》(1977)以及革命历史画《战斗的间隙》(1960)、《共和国的面包》(1970)都深受群众欢迎。奥索夫斯基的主要作品是组画《祖国的生活历程》(1969)，他的另一组画《金色的克里姆林丘》、《太阳照在红场上空》等获得1985年度苏联国家奖金。
严肃风格绘画，出现于60年代初，它同曾经风行一时的谄媚、华丽、空洞、浮夸的作品针锋相对。代表画家有Э.К.伊尔特涅尔、Β.Е.波普科夫等人。他们反对追求艺术的表面效果，反对矫饰风，注重创作的多样化。波普科夫的《勃拉茨基水电站的建设者》(1960～1961)、伊尔特涅尔的《大地的主人》(1960)等为其代表作。探索、求新是这批画家创作的共同点。进入70年代，严肃风格开始演化，为富有表现力的现实主义风格所代替，美术家们对生活的挖掘更加深入。如战争题材绘画，画家们已不像战后年代那样真实地记录事件，而是思考回味“记忆的远方”中的战争场景，他们注重生者对战争的历史的感受，探讨战争对今天和未来意味着什么。画家们注意描写的是过去、今天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因而作品更加凝练、概括。如莫伊谢延科的组画《战争岁月》(1967～1972)、梅利尼科夫的三联画《马德里的一场斗牛》等。
7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是新古典主义，或称回归派，他们打开了向传统艺术回归的大门，在现代的创作中采用既往的造型方法。他们从早期文艺复兴（意大利或北欧尼德兰和德国）的艺术和俄罗斯民间艺术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使理想的形象与现实的形象结合起来。当代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形象，是肖像画家70年代以来表现的主要对象。画家们更重视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群像有增多的倾向。
这一时期风景画的成绩，集中表现在1976年12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办的全苏风景画展中。其中描写原生自然景色的纯风景占据了主要地位。风景画受到重视，与紧张的建设生活节奏密切相关。劳动之余，人们希望得到平静休息，抒情风景可以给人一种亲切、愉快之感。其次是描写第二自然的风景画，如里海的石油钻井架，乌拉尔区的化学联合企业的钢架等，也出现在画面上，它们不是现代化的象征，而是构成了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建设的节奏被融于纯净的自然之中。宇航风景是近年的新题材，作者有宇航员А.А.列昂诺夫、Β.А.贾尼别克夫等，他们的作品带有纪实的特征。
雕塑数量在这一时期大幅度增加，室外大型雕塑成绩最著。同时，小型的园林雕塑和装饰雕塑也得到发展。雕塑从城市走向农村，甚至河畔、桥头、海滨、烈士殉难地都树起了雕塑。大型雕塑规模可观，有的高达100米，如斯大林格勒战役英雄纪念碑综合体、莫斯科的《苏联人征服宇宙纪念碑》、《布列斯特要塞纪念碑》。这类作品多为歌颂卫国战争年代人民建树的功勋和纪念人类征服宇宙的胜利。纪念碑综合体中引进了音响（播放录音）、火杯（又称“永不熄灭的火焰”，象征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等新因素。综合体的布局各式各样，如沿中轴线配置主雕，左右对称结构的列宁格勒彼斯卡廖夫公墓；分散布局的哈廷纪念碑；单一中心的彼尔丘比斯的《母亲》；多层次、立体结构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英雄纪念碑综合体等。后者类似古典戏剧，有序幕、高潮、结局和尾声，其社会效用，可与电视、电影媲美。此外，大型综合体还包括壁画、镶嵌画和玻璃画等。
创造具有个性特征的建筑物，是建筑事业迅速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新城新区的兴建，为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场所。因而壁画创作发展很快，并已普及到工厂的车间、农庄的俱乐部以及中小学校。描写重大事件是壁画的一大特征，取材于国内战争、卫国战争和描写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等方面的一些作品都被认为是成功之作。
镶嵌画是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光荣丘岗纪念碑》（1969，明斯克郊区）之上光荣环的内外壁，卡卢加科学院正门的《科学和宇宙》(1971)，均用彩色浮雕──镶嵌画装饰，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玻璃画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最早兴起。40年代，那里的艺术家们对传统技法进行了加工整理，60年代影响波及全苏。1978年举办过全苏范围的玻璃画讲习班，画家们交流经验，切磋技艺。立陶宛玻璃画的奠基人是С.Ю.乌申斯卡斯，作出重大贡献的是А.Β.斯托什库斯。斯托什库斯从事玻璃画研究30多年，代表作有《大地──母亲》（1961）、《向太阳》(1970)，其作品有的与建筑物密切配合，有的悬挂空中，也有独立展出和三联式的，如《祖国》(1967)。玻璃画正以其绚丽多变的光、色和革新成果，引起建筑界的重视。
版画虽不似50年代那样成绩卓著，但也涌现出一大批人才，如现任全苏美协主席的Н.А.波诺马廖夫以及И.Т.博格杰斯科等。版画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画派，如波罗的海画派，以富有深沉的哲理性著称；高加索地方画派，以昂扬热情的画风见长；基辅地区和摩尔达维亚地区版画创作也很活跃。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民族传统给予极大注意。70年代麻胶版画以其丰富的表现力受到重视，进入80年代以来，铜版画、锌版画和石版画比较发达，木刻强调其传统胜于革新，因而发展较慢。书籍插图成绩明显，丰富的文学内容仍在激发美术家的创作灵感。
美术理论队伍集中在苏联美术研究院美术理论和美术史研究所、苏联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和高等美术院校美术理论和美术史系。他们对世界各国的美术、俄国、苏联美术作过系统研究，均有专著。苏联美术史方面的著作有：П.列别杰夫著《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苏联美术》(1949)、А.列昂诺夫著《俄苏美术》(1954)、Б.魏马恩和 О.索波钦斯基主编《苏联美术史》（3卷，1977）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