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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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一种论持主张。为明代前七子后七子和清代沈德潜所提倡。它强调格调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

格调,即体格声调,最早的解释包括思想内容和声律形式两方面,如《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说“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辩则律清”,就是从这两方面着眼的。在唐代以后的诗歌理论中,常常谈及诗的“格”、“调”。如唐代皎然《诗式》提到“格高”、“体贞”、“调逸”、“声谐”;宋代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提到“意格欲高”,“句调欲清、欲古、欲和”;严羽《沧浪诗话》认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明代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认为“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等等。这些诗论家都很重视诗的格调,但还没有把它作为论诗的决定性环节。到明代前后七子,才把格调作为一个决定性环节来构成他们的诗歌理论。

前后七子的诗歌理论并不完全一致,但格调在他们的诗歌理论中都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强调“格古,调逸”(《潜虬山人记》),称“高古者格,宛亮者调”(《驳何氏论文书》)。后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贞认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他们都把格调作为论诗的重要环节。李梦阳还说:“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缶音序》)王世贞也说:“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宋诗选序》)他们认为,汉魏及盛唐以后,诗的格调下降了。所以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从格调入手去模拟汉魏盛唐的诗歌。

前后七子的格调说是为反对明初台阁体的萎弱诗风而提出的,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由于它的实质是提倡拟古主义,所以很快就受到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批评。到了清代前期,王夫之叶燮又从诗歌美学的理论高度,继续对前后七子的格调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沈德潜曾是叶燮的学生,但是他在诗歌理论上背离了叶燮,重新提倡格调说。沈德潜对前后七子十分推崇。他称赞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力挽颓澜”,使“诗道复归于正”。他对钱谦益贬低王世贞、李攀龙表示不满,说:“披沙大有良金在,正格终难黜两家。”(《论明诗十二断句》)他写了《说诗晬语》,并且编了《唐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几部诗选,加上评语,更加系统地宣扬格调说。他强调作诗者必须“学古”和“论法”,并根据“去淫滥,以归雅正”的原则,在诗歌的体、格、声、调等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规则。

同前后七子一样,沈德潜虽然强调格调,又认为“忠孝”和“温柔敦厚”是格调的最终依据,很强调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对于格调的重要性。他强调“学古”和“论法”,对诗歌的体格声调作出严格的规定,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诗歌内容体现“温柔敦厚”的宗旨,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这才是他所倡导的格调说的实质。只要诗歌的内容符合“忠孝”和“温柔敦厚”的原则,那么它的格调就一定是雅正的。

沈德潜的格调说提出后,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提倡性灵说袁枚。袁枚的诗论虽也有很多弱点,但他对格调说的批评却相当雄辩,他同沈德潜论战的几篇文章,也写得痛快淋漓,很有说服力,沈德潜的格调说于是逐渐趋于衰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