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ianqin yuyan
先秦时代诸子散文、史传著作中的寓言故事，原为著述中的论证手段，并不独立，但它们的高度文学性，使之逐渐独立流传，脍炙人口，而对后世文学产生深广影响。寓言是借助于带有劝谕或讽刺性质的简短故事来阐明一定道理的文学体裁。中国“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言》篇：“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一般也称寓言故事。
寓言具有比喻的性质，是比喻发展的高级形式。战国以前，比喻就已盛行，特别是在民间口语之中。“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汤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左传·僖公五年》），“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国语·周语》)，都是当时带比喻性质的谣谚。《诗经》中用比喻就更多了。春秋时代的行人辞令，士大夫之间的应对，又常“称诗以喻其志”（《汉书·艺文志》），可见朝野上下，比喻风行。《论语·子罕》记载：“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全用比喻对答，较之用谚语与引诗作比，又有所发展。《韩非子·喻老》篇先引老子语：“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接着用比喻加以解释：“千丈之隄，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至此作者还进一步以有形象、有对话、有情节的故事加以说明，运用的就是“扁鹊治病”的寓言，说的都是防微杜渐的道理。老子用格言，韩非则先用比喻，进而用寓言。《庄子》中用寓言来阐发老子之旨的就更多了。由此可见由比喻发展为寓言的迹象。
比喻演化为寓言，不见于春秋时期，而层出迭见于战国，是有其社会根由的。当时，诸侯竞逐，七雄争霸，各国内部新旧贵族相互倾轧，当权者急需一大批为他们出谋划策、东西游说之士。诸侯、公子、权贵们招贤养士，多至以千计。而取士的重要标准，则在于高谈雄辩。语言技巧，成为士阶层研究的对象。诸子之间，百家争鸣，相互诋訾，亦相互促进。不仅纵横家要以口舌擅场，即儒、墨、名、法各家，也无不兼纵横游说色彩，以言辞成事。此即《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说：“观其（指战国）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当时“艳说”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寓言隐语。寓言本身具有形象生动、含蓄幽默、耐人寻味等特点，可以增加语言的趣味性和感染力。一些统治者，往往对大道理听不进，而喜爱娱心悦耳的故事。
另外，说者不仅要投统治者之所好，还得避统治者之所恶，如有触犯，就有惨遭杀害的可能。韩非在《难言》篇说到愚者之难说，君子之难言。并作《说难》，生动地陈述了游说之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撄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撄人主之逆鳞则几矣！”《战国策》载孟尝君要离齐入秦，上千门客都止他不住，苏秦以“土偶与桃梗”的寓言使他打消了主意。孟尝君的父亲靖郭君要在封地薛邑筑城，门客谏而不听，并下令不许为谏者通报。齐客却以“海大鱼”的故事说服了他。邹忌自编故事讽齐王纳谏，江一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问，苏代以“鹬蚌相持”止赵惠王伐燕，都足以说明寓言具有免于触犯骄君权贵而又达到劝谏目的的妙用。
文学的内在因素以及外在社会条件，使寓言在战国中、后期得到蓬勃发展。《庄子》一书，“大抵率寓言”(《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共有200多个。《韩非子》中仅《说林》、内外《储说》几篇，已收集寓言故事300多个。其余如《孟子》、《墨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战国策》等书中也不少。《列子》成书较晚，《淮南子》、《说苑》、《新序》、《列女传》、《韩诗外传》等书编成于汉人，而其中传自先秦的寓言也不少。
战国诸子及史传作者所运用的寓言，来源约略可分为三：一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如所谓“齐东野人之语”，《孟子》中就多有采用，具有通俗浅显，诙谐有趣的特点。二是历史传说，《韩非子》中用得最多。这些传说，虽未必句句可信，但有一定的历史依傍，作为论证的证据，较有说服力。三是作者创造、虚构的故事，这特别为《庄子》作者所擅长。它瑰丽奇异，最富有文学色彩。
运用寓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作者的观点。在文章中，寓言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作者议论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或者作为譬喻，使所讲的道理浅显易懂，悦耳动听；或者作为寄托，把要说的道理，通过寓言中的形象表达出来；或者作为论证，用寓言中所说的事情证明文章的观点。这些都如《庄子·天下》篇所说的：“以寓言为广”。“广”就是对自己主张的阐发。
诸子散文大都是哲学著作，哲理比较抽象，乃至深奥玄妙。而寓言以其具体性和形象性，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其论点。如孟子以“揠苗助长”阐明他的养气说，韩非以“黑牛而白题”（《解老》）来解说老子“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庄子的人生哲学，主张无用之用，一般很难领会。但他用了许多饶有趣味的故事，反复地加以说明。如以“浑沌凿窍”（《应帝王》）阐明必须顺应自然，以“望洋兴叹”（《秋水》）阐明他的道是无与伦比的，以惠子之樗树（《道谣游》）说明无用之用，以庄周梦为蝴蝶（《齐物论》）说明人生如梦，等等，使哲理的文章诗意化，免于让读者感到枯燥、深奥、抽象。
探求救世的政治方案，是百家争鸣的中心问题。如何才能使人们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诸子百家特别关注的事。利用寓言来帮助阐述政治主张，以《韩非子》最为突出。《韩非子》中内外《储说》诸篇，先列出政论的题目，接着是说明论题的观点，后面是一连串的故事。这基本上是一种写作提纲。所收集的故事，是借用来论证自己的主张的。如以“入涧必死”（《内储说上》），说明信赏必罚，行法无赦；以“郑人买履”（《外储说左上》）、“守株待兔”（《五蠹》），说明“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愚蠢；以“狗猛酒酸”（《外储说右上》），说明奸臣亲幸、贤者无以进身的危害，等等。其次是《吕氏春秋》，如用“网开三面”(《异用》)批判暴政而歌颂仁德，“掣肘难书”（《具备》）说明为君者必须放手信任下属，使之有职有权，等等。
用于阐明道德修养的，多见于《孟子》。如“齐人乞墦”（《离娄下》），讥讽追求富贵利达而不顾廉耻者；如“二子学弈”（《告子上》），阐明学习须专心致志；如“月攘一鸡”(《滕文公下》)，说明知道了道义就应当坚决实行。用于阐明纵横策略的，主要在《战国策》，如季梁以“南辕北辙”（《魏策》）劝止魏王伐赵，陈轸以“画蛇添足”（《齐策》）劝止昭阳攻齐等等。
阐明论说的主旨，是寓言的主要作用，而寓言本身，又具有其形象的客观意义。这两者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不完全一致。因为同一观点，可以用几个寓言去说明;同一个寓言，又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如讽刺墨守成规，《韩非子》有“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吕氏春秋》有“刻舟求剑”和“荆人涉澭”。类同“庖丁解牛”的故事，在《管子》中用来说明攻敌用兵可乘虚而入；在《庄子》中则用以说明处世要顺应自然，避开矛盾；在《吕氏春秋》中又用来说明精神专注可通于异物；今天则用它来说明按客观规律办事可迎刃而解，事半功倍。
寓言的引用者有他自身的需要，但寓言的价值不止于此。纵观先秦寓言，可以形象地看到当时社会面貌。《列子·周穆王》写尹氏与趣役者梦觉的对比，可看到阶级的对立，劳役者受着沉重的压迫剥削;《吕氏春秋·精通》写钟子期闻击磬，记述丈夫成了罪人、妻儿沦为奴隶的一家悲惨遭遇;《庄子·则阳》写触蛮之战，反映统治者为了争城夺地而造成“伏尸百万”的严重后果；《庄子·山木》写庄周游雕陵之樊的所见所遇，用象征的手法描绘了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恐怖关系；《庄子·至乐》有髑髅见梦于庄周的故事，说明生不如死快乐;《列子·周穆王》记华子病忘，说明为人最好如槁木死灰。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社会的黑暗与冷酷。“月攘一鸡”，见贪婪的本性不改；“涸辙之鲋”（《庄子·外物》），说明统治者见死不救；“见金不见人”(《列子·说符》)、“澄子亡衣”（《吕氏春秋·淫辞》），讽刺利令智昏者；“邻人之女不嫁”（《战国策·齐策》）、“儒以诗礼发冢”（《庄子·外物》），揭露面目虚伪、行为龌龊者；“汉阴丈人”（《庄子·天地》），突出愚者顽固；“井底之蛙”（《庄子·秋水》），讥讽浅见之人的盲目自满；郑袖（《韩非子·内储说下》）、楚余(《韩非子·奸劫弑臣》)，则概括了嫉妒者的形象。当时社会的本质、人情的善恶、世态的冷暖，通过寓言这一面镜子，逼真地反映出来，在认识社会方面给读者以不少启发和教育。
寓言作者往往能驰骋丰富的想象，虚构情节，塑造出生动的形象。这方面尤以《庄子》为巨擘。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言其书“皆空语无事实”，《庄子》作者自己也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来表达思想。斥讥笑大鹏（《逍遥游》）、栎社梦告庄子（《人间世》）、盗跖怒斥孔丘（《盗跖》）、藐姑射之神人（《逍遥游》）、形残德充的支离疏（《人间世》），等等，千奇百怪，极尽寓庄于谐之能事。《韩非子》中多用历史故事，较近乎真实，但也有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外储说左上》记申子告韩昭侯行法度必须拒绝“听左右之请”，而他自己又向昭侯“请仕其从兄官”的故事，就是深刻的艺术概括。事实未必真有，意义却很典型。
夸张，把人物、事件的特征加以扩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是先秦寓言常用的手法。《列子·汤问》中塑造了音乐家韩娥的形象，说她的歌唱“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曼声长歌，一里长幼喜跃抃舞，弗能自禁”；《庄子·徐无鬼》写匠石挥斧成风，能把郢人鼻子上一层薄粉削去，而郢人镇定自若，都刻画得奇妙动人。
拟人化，赋予自然界里的生物与无生物以人的性格特征，从而反映社会生活，这也是先秦寓言里常见的。鹓雏的清高，鸱的丑陋，虎的凶猛，狐的狡猾，都是人们所认定的特性。把这种生物的特性，与某些人的思想性格特征巧妙地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狐假虎威”（《战国策·楚策》）、“鸱得腐鼠”（《庄子·秋水》）等故事。《庄子·大宗师》记有一个很短的寓言：“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莫邪。”冶金时确会发生“踊跃”的现象，莫邪确是冶炼铸造出来的金属利剑，这些都体现了金属的特性，同时又把以英雄豪杰自命的人物性格灌注其中，讽刺的意味不难体会。这种拟人手法，大量见于《庄子》，其次是《战国策》以及《韩非子》等。
先秦寓言一般都写得比较简炼，但亦不乏生动的描写。盗钟者闻钟声而“遽揜其耳”(《吕氏春秋·自知》)，揠苗者“茫茫然归”而告家人以病(《孟子·公孙丑上》)，《庄子》中螳螂“怒其臂以当车辙”(《人间世》)，丑妇“捧心而颦其里”（《天运》），寿陵余子“匍匐而归”（《秋水》），等等，都是其例。至于神人的仙姿（《逍遥游》）、庖丁的绝技（《养生主》）、大鱼的奋鬐（《外物》），种种描绘，更是体察入微。还有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写齐景公游海，听到相国晏婴病危时，“遽起”，促驾良马，令善御者驺子韩枢驾车，“行数百步，以驺为不疾，夺辔代之御。可数百步，以马为不进，尽释车而走”，刻画了一个急不可耐者的形象。
寓言的运用者不同，寓言的语言风格也各异。但由于它们多来源于民间，所以有着共同的洗炼生动、口语化、个性化等特点，并常用独白、对话等形式。运用者为了把喻意点明，又常以粘连的手法，使语意双关。例如《庄子》引“龙颔得珠”后说：“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粉夫！”（《列御寇》）。《韩非子》引“郢书燕说”后说：“故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外储说左上》），《战国策》引“画蛇添足”后，陈轸告昭阳：“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后归，犹为蛇足也！”这种粘连，双关手法，使文章显得幽默含蓄，能将所要阐明的事理鲜明地揭示出来，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先秦寓言产生的时代与伊索寓言相近，其价值也很可贵。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它直接影响了唐代柳宗元、明代刘基等人的寓言创作，使寓言脱离了论说、史传而独立成体，甚至日后还出现了带寓言性质的诗歌、歌曲。而更为重要的是，先秦寓言起着上继神话，下启小说的作用。《庄子》中关于浑沌、黄帝、尧、舜、羿等的刻画，都采用了神话的题材；“师旷鼓琴”（《韩非子·十过》）中用夸张手法塑造的形象，与神话里征服自然的英雄是类似的；寓言中的狐、虎、猿、狙、鹬、蚌、罔两、影、蛙、鳖、栎树、髑髅与神话中日、月、山、川、风、云的拟人化，寓言中鲲化为鹏与神话中禹化为熊的人物变形观念，也都是一脉相承的。
先秦寓言有人物形象，有简单的故事情节，有个性化的对话，启发了后代小说的产生。《韩非子》中的《说林》、内外《储说》，记述了许多民间故事，实为汉魏杂事小说的萌芽；《庄子》中许多寓言记述了鬼怪异事，是魏晋以后志怪小说的鼻祖。《搜神记》中荀伯遇鬼误杀两孙的故事，即从《吕氏春秋·疑似》中黎丘丈人遇鬼杀子的故事化出。《聊斋志异》陆判为朱尔旦换心的故事，也从《列子·汤问》中扁鹊为鲁公扈赵齐婴易心的故事蜕变而来。《孟子》的“齐人乞墦”，明代孙仁孺加工成《东郭记》，清代又编了《东郭箫鼓词》。《庄子》中庄周梦蝶、妻死鼓盆、髑髅见梦等，后人演为《三勘蝴蝶梦》、《大劈棺》等戏剧。鲁迅《故事新编》中的《起死》也本于此。至于后代诗、词曲中熔铸先秦寓言为故实的，更是俯拾皆是。
- 参考书目
- 王焕镳：《先秦寓言研究》，中华书局，北京，1959。
- 朱靖华：《先秦寓言选择》，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 1959。
- 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湖南教育出版社，长沙，1983。